《醒世姻缘传》作者问题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姻缘论文,作者论文,醒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存的《醒世姻缘传》木刻本题署为“西周生辑著”。“西周生”是谁？胡适在三十年代作《〈醒世姻缘传〉考证》，认为西周生是蒲松龄的化名。有些学人则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考证，希望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所助益。
（一）
胡适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证，主要是把《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以及蒲松龄的其他通俗文学作品作对照研究，从而确定《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的关系。〔1〕他在《考证》中还援引了孙楷第等关十《醒世姻缘传》反映的自然灾害、运用的土语的研究成果，作为佐证。综合他们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点：
1.《醒世姻缘传》主要写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这和《聊斋志异》的《江城》的故事颇相符合。《醒世姻缘传》可以视作《江城》的扩大与改写。《聊斋志异》的作者十分注意妇女问题，除《江城》外，《马介甫》、《孙生》、《大男》、《张诚》、《吕无病》、《锦瑟》、《邵氏》、《珊瑚》中，也都出现悍妇形象。在《醒世姻缘传》中，关于妇女.婚姻问题的反映也是内容的一个基本方面。书中的素姐、寄姐虐待丈夫的情节与《江城》等篇的悍妇形象常常相同或相似。《聊斋志异》的一系列悍妇形象，实际上是奇悍的素姐、寄姐形象的“炭画小稿本”。
2.《醒世姻缘传》描写的自然灾害，与济南、淄川等地方志、《蒲松龄文集》记载的淄川县的灾害多所吻合。
3.《醒世姻缘传》所用的语言是蒲松龄家乡一带的土语方言，以蒲氏所写的通通俗词曲《禳妒咒》、《寒森曲》等与小说相对照，有不少奇特的土诂在通俗词曲和小说中写与法相同，这证明两者同出一人之手。
这些见解是从研究小说本文而得出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而且，《昭代丛书》癸集杨复吉的《梦阑琐笔》中有一条笔记，明确记述《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蒲松龄，为胡适等人的考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该条记述为：
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时授梓。楚本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杲所刊。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岁庚子，赵太守之子曾与留仙之孙某遇于棘闱，备述其故；且言《志异》有未刊者数百余篇，尚藏于家。
《梦阑琐笔》的作者杨复吉主要生活于乾隆时期，与鲍以文过往密切。鲍以文即鲍廷博，是代赵起杲刊刻《聊斋志异》的人。鲍以文的话定是从赵起杲处得来的。赵是山东莱阳人。由此可见，在山东一些地方，人们都知道，蒲松龄写有《醒世姻缘传》小说。
把这条记述与胡适等人的考证结合起来看，《醒世姻缘传》作者为蒲松龄的结论是有坚实的依据的。
但是，有些学者则持怀疑、反对态度。有的怀疑者的主要理由是：1.蒲松龄的墓碑碑阴刻有著作目录、连千余言的《穷汉词》都列入其中，但不见《醒世姻缘传》。墓表、行述、行略中也未提及这部煌煌大著。2.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词集、文集都有朋友作的序跋，“何以《醒世姻缘》竟没有蒲氏友人几个字的题跋”？3.《醒世姻缘传》写北京街道较详，但蒲氏并未到过北京，所以不可能是《醒世姻缘传》作者。〔2〕
为什么《醒世姻缘传》未被刻进蒲松龄墓碑碑阴的著作目录？其原因，要从这部小说的取材和形象塑造的特点中去寻求。据《梦阑琐笔》，《醒世姻缘传》“盖实有所指”。小说的人物、事件大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作品的《凡例》也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如，
本传晁源、狄宗羽、童姬、薛媪，皆非本姓，不欲以其实迹暴于人也。
本传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至于荡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捏造：昭戒而隐恶，存事而晦人。
本传凡有懿檡扬阐，不敢稍遗;惟有劣迹描绘，多为挂漏，以为赏重而罚轻。
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惟欲针线相联，天衣无缝，不能尽芟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
这四条《凡例》告诉人们：小说的人物、事件“可据”、“可征”。只是在描写时，改变了批判对象的姓名；有的地方出于情节、结构的需要，增入了“傅会”。显然，《梦阑琐笔》说《醒世姻缘传》“实有所指”，这句话是可靠的。“所指”的人物、事件，必然取自蒲松龄身边的日常生活。暴露“实迹”的人物中，有他的亲人，也有他的朋友。在蒲松龄为亡妻刘氏所写的《述刘氏行实》中，曾写到他的大嫂：
（刘氏）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与姑找朱也。姑董谓其有赤子之心，颇加怜爱，到处逢人称道之。冢妇益恚，率娣姒若为党。疑姑有偏私，频侦察之。而姑素坦白，即庶于亦抚爱如一，无瑕可蹈也。然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兢长舌无已时。
《行实》提到的这位“家妇”即蒲松龄的大嫂，常与婆婆“找朱”，欺凌蒲松龄的妻子。家巾矛盾不断尖锐化，蒲松龄的父亲忍无可忍，只好决定分居。分家时，“冢妇”等在家用器物中“争完好”，“弃朽败”；房屋也挑好的要。蒲松龄只得到“农场老屋三问，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如果认为，《醒世姻缘传》“所指”的对象包括了这位“冢妇”，不会离事实有多远。因为这位冢妇对待婆婆的态度与《醒世姻缘传》的薛素姐大相似了。
这种取材和写实性的描绘，必然会得罪原型以及和原型关系密切的人。《梦阑琐笔》说，“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当然，这段记载并非句句可信。蒲松龄屡困场屋，到七十二岁时，才补岁贡生。褫去秀才衣衿的说法当是传说中的增饰之词。但他因把家族中某些人的言行写进小说而招致攻讦，却是情理之中的事。蒲松龄既把身边的某些人、事写进小说，又突出表明“其事有据，其人可征”，岂能不招来讦难！？因此，他的后代为了避免家族矛盾，不把《醒世姻缘传 》列入蒲氏的著作目录，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
家族的攻讦，不能不影响到朋友们对小说的态度。既然家族已经为《醒世姻缘传》掀起波澜，朋友们岂有不远远避开的道理？！而且，有理由认为，在小说“实有所指”的范围中，还有朋友家的人。蒲松龄有位朋友王鹿瞻，时相唱和，同为郢中诗社成员。王鹿瞻的妻子非常悍泼，把她的公公赶出家门，以至客死旅舍。王鹿瞻不敢前往收殓。蒲松龄为此致书王鹿瞻，提出严厉的责问，要他“速 备材木之资，戴星而往，扶榇来归。”〔3〕象王鹿瞻和妻子这样一些人物，自然不会落在蒲松龄的艺术视野之外。蒲松龄的朋友肯定会看出《醒世姻缘传》的性质与特点，如果能见到稿本的话，肯定会看到许多熟人的影子，看到作家对王鹿瞻和王夫人这一类形象投去的批判的讥讽。出于一种世俗的计较，朋友们是不会为这种“实有所指”的讽世之书写序、跋的。即使写的话，也不会署真实姓名。
关于《醒世姻缘传 》对北京的描写问题，我们应当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出发来考虑：小说创作属审美创造范围。小说对一个地方的描写不同于方志记述。研究小说对某个地方的描写。有助于作者问题的考证，但不能作为主要依据。就《醒世姻缘传 》看，它对北京的描写只是在情节的进展中，时有点缀 、谈不上详细。作者的注意中心是场面、情节、人物活动，某些地名、街名，某些建筑物，常被作者顺手拈来、为人物描写服务。至它们的具体方位，则往往被忽视。对于小说而言，这种疏怨。并非恨本缺陷、小说第七十八回写素姐游皇姑寺。作家安排丁一段对偶文字。对皇姑寺作多方面铺张描绘。其实，化京城内并没有什么皇姑寺。蒲松龄编选读《帝京景物略选，北京城内的重要名胜古迹，他是不会记借位置的。小说中的皇姑寺。是艺术虚构的世界，以利于刻划人物、展开情节。再如，通州没有香岩寺，小说作者却展开想象，在运河岸边矗立起一座古刹。小说的不少重要场面都在这里展现。由此看来，小说作者对北京地区的描写，不是象方志书那样，追求准确、详实。他自由地因文生事，因事造境。既然《醒世姻缘传》对北京地区的描写多有想象、虚构之笔，人们也就难以依据它来判断作者对北京是否熟悉，以及熟悉到什么程度，并进而考证作者的现实名姓。
总之，把胡适的考证结论与反对者的见解相比较，前者较有说服力，且有《梦阑琐笔》的记载作为有力的外证，它是难以被否定的。
（二）
为了进一步探讨《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聊斋俚曲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作一些具体的对照分析：
（1）关于因果报应。
《醒世姻缘传》的中心情节是一个两世的冤冤相报的恶姻缘。除此之外，小说还穿插了十多个作恶多端、现世受惩的故事，用报应观念来解释复杂的人物关系、事件因果，并进行劝善戒恶的规箴，是《醒世姻缘传》的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聊斋志异》中，因果报应观念同样也占有很突出的位置。冠于书前的《聊斋自志》在说明自已“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的艺术趣昧后，就转向对因果之谈的肯定。蒲松龄特别强调：“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对现实黑暗面的批判，常常与因果说教掺和、共存，就是自然的事了。《席方平》借阴间写现世，强烈地暴露了金钱贿赂可以颠倒是非的丑恶现实。可是，情节的展开与完成还是冲不出果报不爽的樊篱。《聊斋志异》涉及到因果报应的作品颇多，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在反映、批判社会现实的丑恶、黑暗时，借因果之谈说明人物关系，劝善惩恶。《席方平》即属于这一类型。再如《珊瑚》，写臧姑虐待婆婆、丈夫、嫂嫂，遭受报应，两个儿子都夭折；因此惧悔，改恶向善。这一类作品以因果观念劝善惩恶，主要内容和意义是对社会现实的描绘，以及某种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宣扬。另一种类型的作品，如《三生》（“刘孝廉”）、《三生》（“湖南某”）、《汪可受》、《某公》、《阎罗》、《龙飞相公》等，全篇以因果轮回观念的宣传为主旨，包含的社会现实内容甚少，或基本未触及社会矛盾。《三生》的湖南某，能记前生三世。一世为令尹。因失职轮回托生为庶人子。生时曾“挞其父 母”，被阎罗罚为大犬。后得阎罗的宽赦，又投生于富户。《阎罗宴》中的邵生本来贫穷，偶然招待阎王一顿饭，遂得到五两真金的回报。这类作品的意义。仅仅在于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社会文化，心态。
聊斋俚曲现存十四种。其中，《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磨难曲》和《禳妒咒》分别是《聊斋志异》的《珊瑚》、《张诚》、《仇大娘》、《商三官》、《张长鸿浙》和《江城》的扩展、改写。蒲松龄特别挑选这几篇，改写为俚曲，其用心正如作家的长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祭父文》中所说的那样，“间摘其中之果报不爽者演为通俗之曲”，“使街衙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 者，女之悍者、妬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4〕各篇的因果报应所占的份量不尽相同。《禳妒咒》以《江城》故事为基础铺衍而成。冤冤相报的因果故事构成了全篇的骨架：一个士人误杀了一只长生鼠。下一世士入托生为高藩，死鼠托生为樊家的女儿江城。二人结为夫妇。高藩备受江城的种种折磨。后来经佛法点化，消解前生冤仇。《寒森曲》以《商三官》为底本，写弱女商三官不畏强暴，机智地为父报仇；《姑妇曲》是《珊瑚》的扩大，展示家庭生活的冲突。它们的情节的铺叙，现实生活的色彩很浓，反映的社会矛盾很尖锐。但作者在情节的进展中，插入了非现实的报应情节，以强化劝善惩恶的倾向。而且，蒲松龄在把小说改写成俚 曲时，充分利用俚曲描叙更为自由的特点，大大加强了原故事的报应成分。原作《商三官》中的弱女，机智地杀死仇人邑豪后自缢。但“女貌如生”。邑豪家的仆人“窃谋淫之”，忽然“脑如物击，口血暴注，顷刻已死”。蒲松龄觉得这个简单的报应描写还不足以使人惊醒，去恶向善，在改写为《寒森曲》时舍弃了它，重新构思了“商三官托梦显灵”、“森罗殿鬼神齐拿门”、“二郎神地狱遣鬼神”和“阴阳报祸福分明”四回曲文，结局为三官被玉皇封为“孝义夫人”，仇人赵恶虎被罚托生为牛，商家家业兴旺，富贵满门的结局。作者还特别在结尾题诗强调：“听人讲说阴阳报，遍体寒毛竖起来。”
《聊斋志异》的写作，大约在作家四十岁左右时就已写完了相当数量的篇章，到暮年最后完成。此后，他又陆续选出《珊瑚》、《江城》等篇，改写成俚曲。《醒世姻缘传》的写作年代可以从第九十回的描写大致地推测出来。该回写武城县久雨成灾：“到了四月二十日前后，麦有七八分将热的光景，可可的甲子日下起雨来，整日的无夜无明，倾盆如注，一连七八日不住点。刚得使，住不多一时，从新又下。”这与《蒲松龄集·纪灾前编》所述的康熙四十二年的淄川灾情完全相合：“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蒲松龄六十四岁，这时《醒世姻缘传 》的写作渐近尾声。从《聊斋志异》到《醒世姻缘传》，前后时间绵延三十余年。但作家在观察、解释、评价生活，构思情节和人物时，都流露出对因果报应的虔信和张扬。指出这一点，决不是要引导人们把《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姑妇曲》都看成宣传因果报应的书；实际上，这些作品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深入、广泛地展示、批判了世态人情。因果报应仅仅是思想内容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目的是从这种思想局限的存在，来寻求《聊斋志异》与《醒世姻缘传》的内在贯通性，从而肯定蒲松龄与《醒世姻缘传》的关系。
（2）某些词语的书写
《醒世姻缘传》用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淄川一带的方言土语写成，地方色彩十分鲜明。与聊斋俚曲的叙述语相比较，语言风格是一致的。三十年代初，胡鉴初曾经用聊斋俚曲的土语与《醒世姻缘传》的土语作比较，发现二者的写法一致。他举出的例证共有：“待中”、“中”、“魔陀”等十四个土语词。这种写法的一致，可以作为《醒世姻缘传 》出自聊斋俚曲作者之手的力证。〔5〕这里，从某些词语的书写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先看《醒世姻缘传》的一组句子：
珍哥这一夜胀得肚如鼓大，……晁大极得就如活猴一般。（第四回）
整夜的乱哄，极得晁夫人告天拜斗，许猪羊，许愿心。（第十七回）
（晁源）窝别了一日，不曾写出一个字来，极得那脸一造红、一造白的。（第十七回）
众人说道：“你这个人可也扯淡，他不见了银子发极，你管他做什么？”（第二十三回）
狄周道：“……极得俺大哥甚么誓不说？”（第八十五回）上引例句中的“极”字，实际上是“急”字。如《金瓶梅》：
（春梅）便骂道：“……急得爹在前边暴跳，叫我采了你去呢！”（第十一回）
急那大丫头赌身发咒，只是哭 。（第三十一回）
西门庆急前拉之，恍然惊党，乃是南柯一梦。（第七十一回）
说得西门庆急了，跳起来赶着拿靴脚踢他。（第七十三回）
《金瓶梅》是一部大量运用山东方言写成的小说，问世后，流传很广。如果认为，《醒世姻缘传》作者读过这部小说，当不会引起争议。可他不受《金瓶梅》的影响，习惯于把“急”写作“极”。这种特有的书写习惯同样表现在聊斋俚曲中：
大成见他娘气的着极，不敢劝他。（《姑妇曲》第二段）
姜娘子听说，冤屈得着极，就哭了。（《翻魇殃》第三回）
徐氏见姜娘子极得抓耳挠腮，就知道不该他事。（《翻魇殃》第三回）
再看《醒世姻缘传》的另一组文句：
（珍哥）又把眼挤了两挤，吊下两滴眼泪来。（第二回）
曹贼吊在井里，寻人捞他起来。（第四回）
把这整尺头都裁吊了。（第八十七回）
上引文句中的“吊”即“掉”字。在《金瓶梅》里，类似的场合，有时也写作“吊”，如：
月娘道：“那个吊炕来了？”（第三十五回）
有时则用“落”这个词：
一个金玲珑坠子，……不想落在床脚踏板上·（第七十三回）
《醒世姻缘传》都是用“吊”字。聊斋俚曲也遵从这个书写惯例。如：
忽然心酸，几乎吊下泪来。（《姑妇曲》第一段）
于氏拉着，就吊下泪来。（《姑妇曲》第二段）
一个年头八个月，从天上吊下这么一个祸。（《磨难曲》第二十二回）
一双鞋穿得底儿吊。（《墙头记》）
还有，《醒世姻缘传》在该用“和”字的地方，都写成“合”：
（计氏）道：“……叫了俺爹合俺哥来”.（第八回）
老计道：“海姑子合合郭姑子从你这里出去。”（第九回）
杨春……仍去合狄员外商议.（第三十四回）
聊斋俚曲也都不用“和”，而用“合”字：
留下五十亩养老，倒合老婆子清净自在。（《墙头记》第一回）
老婆子死去了，冷合热自己熬。（同上）
这样福，合佛一样。不知好合歹，拿着当寻常。（《姑妇曲》第一段）
我和你年残日暮。（《禳妒咒》第二回）
但《金瓶梅》一律用，“和”：
（武大）问道：“你和谁闹来？”（第一回）
西门庆说：“我和你说正话，休取笑。”（第二回）
那妇人和西门庆狂 了半夜。（第八回）
吴月娘见楼下人乱，和李娇儿各归席上吃酒去了。（第十五回）
两人计议：“……咱如今将理和他说。”（第九十八回）
上文引述的例句表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和《姑妇曲》等聊斋俚曲的作者具有相同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书写习惯。这种书写习惯的相同证明，两种作品同出一人。很难给予别的解释。这种相同，不可能是不同作者笔下的巧合。巧合只能解释个别的偶然的特例，无法说明这么普遍的一致。
（三）
除了上文所说的两方面外，还可以从蒲松龄的作品中另外找出不少例证，来证明《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的关系。现略举数例：
小说第二十一回写春莺临产，晁夫人梦见片云和尚前来投胎报恩，晁夫人梦醒，春莺果然产下一子。人人都说“与片云模样一般”。这段情节，与《聊斋自志》的一段叙述太相似了：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 ，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黏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是吾前身耶？！
蒲松龄这段关于自己出生的记述，对《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一回情节构思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又如，《蒲松龄文集》有一篇《〈怕婆经〉疏》，不啻是《醒世姻缘传》的内容概要。节录如下：
人之大伦有五，妇处其终；妻之出条有七，妬居其首。慨自阳纲不兢，遂而阴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始以情而生爱，后缘爱而生畏。或惜面目而莫敢言，或缘家室而不敢怒。因笑语之失，笞肤惟嘻；试毒厉之端，置亲亦忍。致使长舌，日益骄 横；极而唾痕、指痕遍乎身，夜鲜全面；兼之怒气、威气盈于室，昼无辍 声。顺承则婢滕奴颜，禀令则雷惊电震。视父母如奴隶，觑媵妾胜寇仇。蛇蝎心、鸱腹，斩而蒸尝；罗刹貌、刀剑唇，残彼
（chun）。……肮脏七尺，床前之跪拜无端；脂粉独阴，阃内之刑恶日逞。……风化因此大坏，圣道于此遂穷。赖有降狮世尊，拖“金刚”之力，妙音演自西方；辅以伏雌教主，发菩提之心，译传流及中国。义夫读而生勇，懦夫诵而立维。庸妇闻之惊心，悍妇闻之息焰。
这篇短文不仅思想与《醒世姻缘传》一致，而且描述的某些具体细节，也在小说中屡屡出现。再如集中还有一篇《<妙音经>续言》，主要内容同样为慨叹“阴教之旗帜日立”，“乾纲之体统无存”，并对悍妇欺凌丈夫的情景展开了具体描写，使读过小说的人不免有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最后也提出说明前生因由、消除冤业为药方。这两篇文章是考定《醒世姻缘传》作者的又—有力内证。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就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看，西周生是蒲松龄的化名这个判断，是合理的结论。杰出的文学家蒲松龄不仅以《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小说推向了最高峰，而且是一位杰出的通俗小说作家。
注释：
〔1〕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 。
〔2〕参见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刊；金性尧《〈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四辑。
〔3〕《与王鹿赡》，《蒲松龄集》，一，第132页。
〔4〕见《蒲松龄集》，四，第1221、1818页。
〔6〕参见胡适《<醒世姻缘传 >考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