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与前期京派——文化生态学视野中的《骆驼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生态学论文,骆驼论文,沙漠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3(2004)06-0120-02
《骆驼草》周刊于1930年5月13日在北平创刊，同年11月3日停刊，共出26期。该刊由 周作人主持，实际上负责编辑和发稿校对的是废名和冯至。《骆驼草》的定名出自废名 ，其涵义是“骆驼在沙漠上行走，任重道远，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骆驼那样辛苦，我们力 量薄弱，不能当骆驼，只能充作沙漠地区生长的骆驼草，给过路的骆驼提供一点饲料” [1]。
从理论上讲，期刊能够将时代背景、地域文化、作家、作品、读者以及围绕它产生的 社团流派等看似分散的环节以文化传播的运作方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时代、地域、刊 物、社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文化生态。事实证明，这种文化生态的产生对中国 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30年代的上海之于左联的《拓荒者》、《萌 芽》、《十字街头》一样，京派的第一份文学期刊《骆驼草》也与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 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孟子曾说过：居移气，养移体。北京城似乎天然拥有一种磁场作用，能够在有形无形 之间影响着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其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了北京特有的地域文 化。北京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其独特的“精神品质”与文人内心世 界的契合。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民族和传统始终是魂牵梦绕、无法摆脱的情结，无论 身处何方，心灵的脐带总与之相系。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幼受传统文化 的熏陶，士大夫气质已经成为性格的底色，虽然后来或留洋深造，或读新式学堂，接受 西式教育，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和文学选择。而北京，这 座弥漫着传统文化的迷人气息、平易的贵族化生活方式的城市与他们心中蕴藏已久的名 士气质一拍即合，对他们的文化吸引无法抗拒。
《骆驼草》的编者，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诺等都既有深厚 的国学功底，又深谙西学的要义，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民族记忆”与北京特殊文化磁 场的吸引使他们先后于五四前后汇集到北京，大学城里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优越的生活条 件使他们的名士才情得以尽情的挥洒；由他们合力打造的这份严肃、高雅的纯文学刊物 虽然在革命文学如火如荼的“红色30年代”形同另类，但是放在北京的文化背景下它又 是那么的自然、和谐。
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环境的剧变加速了新文学干将们的阵营分裂和精神危机。1928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京的文化界终于分为两部：以胡适为代表的偏右的自由知识分 子去了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上海；以周作人为首的保守的自由知识分子依然留守在已经 失去了首都地位的北平。
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大批知识精英的出走，使北京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灰暗的时期。 而此时的上海，正逐步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文化界更是空前 繁盛，文化巨人鲁迅坐镇上海，左翼文学、现代派……各种思潮流派风云际会，呈现出 一派熙熙攘攘、光怪陆离的繁荣气象。文化的天平已经彻底南倾，北京由万众瞩目的中 心瞬间被抛向了政治文化的边缘，呈现出一片万物萧瑟的“废都”景象。昔日北京深以 为豪、群贤毕至的大学城中仅有周作人等几位留守的知识分子勉力支撑，北京文化几百 年来首次出现了生态危机。
这一点我们从一些期刊数据的统计中也可窥见一斑。从周作人在《骆驼草》之前主持 的最后一份文学期刊——《语丝》创刊的1924年11月17日至《骆驼草》终刊的1930年11 月3日止，期间全国共创刊了64份文学期刊，除去在北京创刊的12份期刊，在广州创刊 的《民间文艺》、《戏剧》和在南京创刊的《开展》、《文艺月刊》外，其余48份文学 期刊均在上海创刊。1925年全国共创刊了7份文学期刊，在北京创刊的有5份，上海2份 ；1926年全国共创刊5份文学期刊，北京1份，上海4份；1927年全国共创刊3份文学期刊 ，其中两份创刊于上海，一份创刊于广州，北京在1927年没有新的期刊面世；1928年全 国共创刊文学期刊20份，北京只有一份《未名》面世，其余的都创刊于上海；1929年全 国共创刊13份文学期刊，北京只有两份：《华严》和《戏剧与文艺》，上海占到了11份 ；1930年在北京创刊的也只有《骆驼草》一份文学期刊，而在上海却又有25份文学期刊 面世。[2]北京文化几百年来首次出现了生态危机：1930年在上海发行的文学期刊有《 语丝》、《北新》、《真善美》、《现代小说》、《新月》、《开明》、《大众文艺》 等25种，而同时期在北京只有《未名》、《戏剧与文艺》和《骆驼草》在出版发行。其 中《未名》已于《骆驼草》创刊前的4月30日终刊，《戏剧与文艺》也只是一份提倡戏 剧的刊物，以发表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为主，因此，有资格称得上综合性文学期刊的只 有《骆驼草》一份，而废名所言的“沙漠”和《骆驼草》的得名也就不难理解了。
周作人等人以“骆驼”自居，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雍容”、“坚忍”的文化精神。 他们试图重新审视因五四狂飚对传统的割裂而造成的文化断层和文人心态的浮躁、迷惘 和混乱，并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利性痼疾，在“左”与右之间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 路。《骆驼草》共出版了26期，刊载的作品主要以周作人、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等 人的散文和废名的小说为主，还间杂着冯至等人的诗歌和文学论文；以创作为主，也涉 及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一份典型的学院派精英刊物。遍览《骆驼草》刊载的文章，很少 会从中体味出世俗的浸染，满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民俗掌故的诉说，字斟句酌的翻译， 严谨缜密的考辨。周作人的散文《水里的东西》、《西班牙的古城》……将民俗、丰富 的见闻、学识以他所特有的文白间杂、不疾不徐的行文风格娓娓道来，融知识性、趣味 性于一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已经是典型的周作人后期散文的气象。这固 然是他反思后的成果，也有传统文化传承的因素，他从晚明的小品文那里汲取了营养， 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虽然文章的取材与林语堂的幽默文章相似，都从小处着眼，但 是其中丝毫不见林语堂幽默小品常有的恶俗之气、哗众取宠之意，典雅精致、雍容平和 ，倘若不是久居北京，这种分寸恐是很难拿捏得准的。
《骆驼草》作为1930年北京文坛上第一本纯文学杂志，给沙漠般凝重、灰黄的北京文 化底色上抹了一笔浓重的绿彩，但是如果没有这沙漠，又哪里会有《骆驼草》的绿色?
1930年11月13日，《骆驼草》在创刊的当年便自动停刊，失去了“沙漠”，《骆驼草 》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环境。所以《骆驼草》之后，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等人再也没有 过自己的同人杂志，他们已经融入了随之而来的更大的京派团体中去了。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 发了一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论争——京派、海派之争，这场论争使京派和北京成为文 坛的焦点，北京在经历了短暂的落寞之后又一次成为文学青年心中的圣地，继五四之后 迎来了第二次新文化的繁荣，与五四运动鲜明的阶级色彩不同，这更像是一次纯文学的 繁荣。在这繁荣的背后，又有谁会想到1930年在北京最为失意的时期出现的一份薄薄的 刊物《骆驼草》?正是它，维系了当时北京濒危的文化生态环境，并为之后北京文化的 再度崛起和“京派”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京派”后来的几本期刊如《水星》、《 学文》、《文学杂志》，都不同程度地继承着《骆驼草》的风貌，保持纯文艺的倾向， 对社会现实采取旁观的态度，始终坚守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和文化追求，延续着学院 派刊物固有的矜持和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