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乐利[1]2002年在《民国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学是指明代大儒王守仁建立的心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内涵包括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它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王学式微。民国时期，王学的兴起和发展，成为学术文化史的重要现象，然而，学界至今对民国王学的研究仍相当薄弱。多数资料未加整理，有关论文往往语焉不详，研究民国王学的专着迄今尚付阙如。 因此，纵向勾勒民国王学的发展脉胳，横向剖释有代表性的人物及思想流派与王学的关系，深入分析民国王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进而总结民国王学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儒学史、思想文化史及中华民国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民国王学对当前我国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也有着积极的现实借鉴作用。 文章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民国王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第一，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第二，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平衡；第叁，“安心立命”的社会问题；第四，反权威时代对固有学术资源的挖掘；第五，日本推崇阳明学的影响；第六，晚清学术发展的趋势。 继而，文章纵向考察了民国王学发展的脉络，根据其阶段性特征，把民国王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12-1921年，起始阶段，这一时期王学研究相对萧条，但在学术史上仍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1921-1931年，多元发展阶段，东方文化派和一些实证主义者在王学研究领域竞长争雄，西学观点和方法大量应用；1931-1945年，民国王学的全盛期，王学研究升温，同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令人瞩目的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在王学研究领域的应用。1945-1949年，牟宗叁、唐君毅等人的王学研究既是整个民国王学研究的尾声，又是第二代新儒家在港台崛起的先声。 在纵向考察之后，文章横向剖释了民国王学学术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与王学的关系。首先剖析了蒋介石“力行哲学”对明代王学的继承和歪曲及其对民国王学研究的影响；然后分别梳理了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与王学的关系；最后考察了嵇文甫、吕振羽、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王学研究上的创获与局限。 在纵向考察及横向剖析的基础上，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民国王学作了初步总结。首 先估价了王学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然后从民国学者对王学理论体系的探讨、 王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及现代新儒家对科学与皙学的分疏叁方面总结了民国王学 的理论价值，第叁步，从民国王学研究者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及中西学术文化会通融合 的必然性两方面说明民国王学研究的社会作用。 最后分析了民国王学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 本文的学术创新点主要有：①第一次深入探讨了民国王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 渊源；②第一次明确划分了民国王学发展的分期，概括了其阶段特征：③对民国时期 税文甫、吕振羽、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王学研究作了初步清理；④对民国王学的 理论价值、社会作用、历史局限等问题作了初步总结；⑤最先对张寿铺、唐文治、姚 廷杰等人的壬学研究作出整理和评价；③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化保守主义 者与王学、蒋介石与王学等问题作了系统清理。
徐黎明, 张淑芹[2]2008年在《论民国王学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王学研究的重新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救亡图存"的中国近代社会主题,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成为王学研究兴起的主要时代、政治和文化背景。
高馨[3]2015年在《民国时期明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伴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明代王学再度登上历史舞台。民国时期,更掀起了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专门研究明代思想史的专着,而且在哲学史、思想史、理学史等各类着述中,明代思想占据重要位置。专就王阳明、李卓吾研究的论着更是数量众多。一方面,明清以来学术内部出现批判儒学之风,心学再度兴起,顺应了学说内部调整演变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时代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宣传民主与救亡图存两大时代主题的感召下,王学思想与时代契合的潜质,被学人充分发挥,倡导王学、研究明代思想便成为时代的一种选择。民国时期的明代思想研究,与对西学的理解交织糅合。五四以后,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中西学经历了由冲突、对立走向调和的过程。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西方,向西方寻求真理,也有不少学者反观中国的过去,从本土传统文化中汲取挽救颓势的良方。从明代思想研究这一层面,可以窥见民国学术研究的整体特色,在对传统思想研究的同时,已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明代学术思想研究着述的归纳论析,展现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及其状况,厘清研究的脉络,揭示民国学人在融汇中西学的过程中,对明代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以及形成的不同观点,客观呈现这一研究在整个学术史研究中的地位,为明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及启示。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分析研究开展的时代背景。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传统思想嬗变如何体现在明代思想史的研究中,明代思想史研究是如何开展的,以及体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其次,选取四部有代表性的研究专着,阐述主要观点,分析其在学术传承中的作用。再次,重点对王阳明、李卓吾进行个案研究。最后,对民国时期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着述中涉及到明代思想的主要观点、不同的研究方法等进行归纳与总结。各章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民国时期的明代思想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本章重点分析时代背景。包括阳明思想中的自由、解放因子与民主精神契合,李卓吾反对封建名教的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符合民国时代之需,救亡图存运动为王学研究推波助澜,以及日本阳明学的反哺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展开等四个方面。又对王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直接受政治因素影响、学术价值较弱的王学着述,与学术关怀下、振奋民族精神之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王学研究。第二章,明代思想史专着研究。以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和《左派王学》、陈安仁的《明代学术思想》为重点。这四部着述基本成书都在叁四十年代,但各自的研究重点不同。其中,《明代思想史》在内容、观点等多方面超越了之前的学案体着作,为拓荒性的专着。《晚明思想史论》全面介绍了晚明思想界的状况。二者均宣传个性解放,体现出民国时代的精神。而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则强调明代对宋代学术的传承以及二者学说观点的内在一致性,并认为阳明注重个人修养,忽略了实学、实用精神。第叁章,王阳明及王学研究。主要就王阳明研究的专着与论文展开论述。包括谢无量《阳明学派》、宋佩韦《王守仁与明理学》、钱穆《王守仁》、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以及张绵周《陆王哲学》、胡哲敷《陆王哲学辨微》。此外,对王学论文进行整理,涉及到阳明重要学说“致良知”、“知行合一”、王学流变等。受西学的影响,在概念的理解、理论的构架等方面,不同学人所持的观点不同、研究方法各异。第四章,重点在李卓吾研究。李卓吾思想最具自由、解放的精神,尤能引起民国学者的共鸣。这一时期的李卓吾研究与反对封建专制,号召解放、自由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本章选取吴虞、朱维之、容肇祖、吴泽研究着述,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时期李卓吾研究的内容、观点等,呈现出时代共性与各家的特性。同时,对其他的一些明代思想家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五章,民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注重方法的运用,对明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存在不同派别与不同方法的论争。整体上讲,主要表现为叁种：偏于传统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法,现代新儒家将西学融入王学研究,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笔者尝试通过对相关明代思想史着述与论文的分析,呈现民国时期各个派别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本文通过整理民国明代思想研究的相关论着,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在内容、方法、观点上体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在这些现象背后,又会发现重要人物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用唯物史观研究明代思想。新儒家融汇中西,构建新的学术体系。这两个重要派别理论日臻成熟,研究较为深入。
王晓[4]2016年在《北朝青齐地区造像题记研究》文中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第一个繁荣时期,也是青齐地区佛教文化的繁荣时期。北朝时期,青齐地区为山东地区佛教文化的重心,当时造像风气比较兴盛,目前所发现佛像与造像题记数量比较多。本文对青齐地区出土的佛造像题记进行了全面收集和整理,并对佛造像题记的结构类别、造像者籍贯、祈愿文内容以及与河洛地区关系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本文共搜集了242则北朝青齐地区佛造像题记,其中包含目前专家学者有所忽视的地方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造像题记。首先,本文对造像题记内容结构方面进行分类研究,根据造像题记的内容结构,青齐地区造像题记可分为A、B两大类,进而再根据内容与蕴含元素的不同分为若干小类,探讨各类造像题记内容结构的兴衰变化与各地区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差异。其次,本文对包含造像者籍贯、北朝地名及寺院名称的78则造像题记进行整理和分析,其中共涉及到的郡有乐陵郡、高阳郡、齐郡、渤海郡、平昌郡、乐安郡等15郡,县有乐陵县、阳信县、高阳县、新城县、安次县等30县,通过与相关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探讨当时青齐地区的郡县设置及其废立、更名时间等问题,并对造像题记中所涉及的成罗买寺、永宁寺、皆公寺、广固南寺、南阳寺、太安寺等21所佛寺建立时间、沿革等问题作了初步考证。再次,造像题记中关于地方佛教信仰的内容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通过对各造像题材与祈愿文内容流行时间与分布区域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北朝青齐地区各造像题材与祈愿文内容的发展脉络与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后,本文通过对青齐地区与河洛地区造像题记内容结构、崇奉对像、祈愿文内容等方面地比较分析,探讨了二地区北朝佛教文化的异同,进而分析了青齐地区佛教文化的源流问题。
回达强[5]2013年在《中国古代小说戏剧与回回民俗文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进行的是古代小说戏剧与回回民俗文化的交叉研究。本文上编主要探讨古代小说戏剧中展现的某些回回民俗事项。如回回饮食历史变迁和民俗特性，回回武术繁荣的根底和表现，清真屠宰行业的兴盛原因和历史境遇，回族的服饰、姓名、节庆民俗与人生礼俗民族个性表现与受到主体民族文化影响的趋同演变，回回语言、语用在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遗存与表现，以及回回民俗在中国民间马王信仰中的投影。此外，将古代小说戏剧中描写的域外回回民俗也纳入查考范围，以增强对比联系。下编重点对具体作品进行专题研究解读。我们选取了《眼药酸》、《东堂老》、《东楼叫佛》、《误堕龙窟》、《金瓶梅》、《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儒林外史》等篇章，对其中涉及的回回民俗进行多角度的透视分析，并将之其他族群的民俗、文化、文明进行对比，力图解读作品的立意内涵、母题渊源、城市原型及独特民俗意蕴等，从而能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这些作品。
安玉军[6]2016年在《裕固族形成史研究》文中认为同新疆维吾尔族一样,裕固族来源于古代北方的回纥(回鹘)。虽然只有万余人,但却有分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两种母语,有着同源于阿尔泰游牧文化圈的文化体系。其形成历史非常复杂,长期困扰着西北民族史研究界,成为一道难以解答的历史难题。近年来,随着蒙古豳王家族历史等相关研究的深入,为裕固族形成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廓清其形成历史创造了条件。裕固族先祖回鹘原生活于蒙古高原,曾于744年以斡耳朵八里建立汗国。840年,汗国崩溃,其中一支回鹘残部投奔吐蕃统治下的祁连山区和河西走廊地区,先后建立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他们一方面秉承祖先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受当地旧有生业方式的影响,渐知农业。宗教信仰上,在浓厚的萨满信仰的基础上逐渐信仰了汉传佛教,这一支河西回鹘后裔后来就以黄头回纥和撒里畏吾之名活动在甘青新交界的地方,他们就是今天裕固人最直接的先民。13世纪初,蒙古征服河西走廊,河西回鹘聚居的沙、瓜、肃叁州归顺蒙古。忽必烈于1260年继蒙古大汗位后,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蒙古诸王发动叛乱,对抗中央,西北形势岌岌可危。1276年,因不满诸王叛乱,察哈台第四代孙出伯、哈班兄弟叛离察哈台汗国而投于忽必烈麾下,受到元庭重用,驻守河西及周边地区,形成以肃州、沙州、瓜州和哈密为中心的“豳王兀鲁思”,而这里正是撒里畏兀儿地面,因此以回鹘王室药罗葛家族为首的撒里畏兀儿集团,开始接受了蒙古黄金家族后裔豳王的统治,两个族群在西北一隅杂居混牧,开始了时至今日水乳交融的融合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今天这样操阿尔泰语系东(蒙古语族)西(突厥语族)部两种母语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裕固族的形成,首先取决于回鹘与蒙古两个民族的融合,对于裕固族的形成而言,回鹘与蒙古可谓核心因素。蒙古豳王辖区内,回鹘势力比较强大且文化发达,对河西地区蒙古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贵族在文化上逐步回鹘化,并支持回鹘文化的发展,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条件。长期的水乳交融与文化上的趋近,使二者最终融为一体,并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裕固民族;其次,青藏高原高度发展的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对裕固族形成的影响既深且巨,不仅把裕固族纳入了整个藏传佛教文化圈,而且其影响力深入到了当今裕固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叁,土族因素与裕固族的形成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安定卫残破之后,部众都游徙至祁连山南北两麓的广阔地带,分别融于裕固族或土族之中。
易东华[7]2010年在《王国维的古器物学》文中提出1948年1月纪念蔡元培先生的学术讲演会,李济先生演说了<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讲演回顾了20世纪以来重要的学术和考古成就,也间接指出宋代以来古器物研究的种种缺点。古器物学的研究不但缺失现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而且研究单一,只是专注于文字和名物的考订。李先生没有直
魏世民[8]2003年在《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嬗变》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小说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唐传奇的产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本论文主要阐述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演变规律。论文分叁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为先秦两汉叁国西晋小说，第二章为东晋十六国小说，第叁章为南北朝隋小说。 先秦两汉叁国西晋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源头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最初的小说概念、最初的小说作品，而且有了最初的官方对小说的记载。其中，两汉小说观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从小说的种类上来说，志怪、志人、史传、杂俎等皆产生于这一时期，后世(两晋南北朝)小说的种类没有超出这些范围。从艺术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大都比较粗糙，但也有少数作品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东晋十六国是魏晋南北朝小说进入繁荣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流在南方的东晋，东晋小说在种类没有什么大发展的情况下，数量开始成倍增长。除地理博物小说有所衰落之外，其它如志人、鬼怪、道教小说一时兴旺，又新出现了佛教小说。它们互相争奇斗艳，共同推动了东晋小说的繁荣。东晋小说的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东晋的小说观也有所发展。而北方的十六国小说则颇为荒芜，除王嘉的《拾遗记》成就略高外，其它皆无可称道。 南北朝隋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兼收并蓄的时期。其中，南朝小说的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南朝志人小说有《世说新语》这样的不朽之作，志怪小说也有《搜神后记》、《幽明录》、《冥祥记》这样体制宏大之作。从种类上来说，志怪小说中的鬼怪、佛教类发展最快，道教类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志人小说以杂记类成就最高。南朝小说的成就超过了此前的东晋，更超过了同期的北朝。北朝小说的数量最少、地位最轻。除《洛阳伽蓝记》外，其它北朝小说无可圈点。隋朝小说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与南朝小说相比，隋朝小说的繁荣程度并不逊色。其成就虽没有南朝高，但其特点也为南朝所未备。隋朝小说为唐传奇的产生做了准备。隋朝小说以颜之推的《冤魂志》和阳松玠的《谈薮》成就最高。 当然，魏晋南北朝小说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如从小说的资料来源上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是“集体创作型”，而非“个人独创型”；从气质上来说，其偏于“柔弱”，也就是缺乏刚健的气质和崇高的理想：从语言上来说，其多为文言，而少白话；从体裁上来说，其多为“丛残小语”似的笔记体，而不是文人独创型的长篇巨制。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不足。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但也是小说史上的一个丰收时期，没有这一时期小说的酝酿积累，后世小说的高度繁荣是不可想象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在小说的观念、内容、形式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唐代小说的繁荣作了充分的准备。
佟大群[9]2010年在《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文献辨伪学是一个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尚未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笔者有感于此选作该题,勉力为之。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五方面内容：(1)探讨了有关辨伪学、文献辨伪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对二十世纪初年迄今,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同时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理论方法等进行了简要说明。(2)回顾了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及其成就。文献辨伪学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复经隋唐、宋明数百年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分析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力和环境问题。文献辨伪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所处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清代的文献辨伪学能够继续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是清代学术和社会对其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它们所给予的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4)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叁个阶段,系统考察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笔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顾炎武以降数十名学者的文献辨伪成就进行个案分析,还专设“图书”辨伪、《古文尚书》辨伪、《周礼》辨伪、《竹书纪年》辨伪等专题,此外还对《总目提要》的辨伪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研究。(5)最后总结了清人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辨伪学成就和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现代启示等。本文对清代文献辨伪学、中国学术史及社会现实均不无意义,其主要创新点可概括如下：(1)首次明确规定文献辨伪学的学科体系,确立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现代的文献辨伪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混淆文献辨伪与考订文献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关系、混淆文献真伪考辨和史料真伪甄别的关系、仅仅视文献辨伪为文献整理的方法、往往阉割文献辨伪的思想性意义,等等。这突出反映了文献辨伪学理论研究中的阙失,因此亟需对其进行完善。笔者所为,是对既有理论框架的突破,是对文献辨伪学史的重写。(2)全面清理清以前文献辨伪发展的历史,为考量清代文献辨伪成就提供合理的参照标准。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渊源有自,因此全面把握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是正确认识清代学者文献辨伪研究状况、准确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程度、合理定位清代文献辨伪学学术成就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一点上,学界目前还作得不够。(3)系统考察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因和外部环境,这是以往学界多忽视的问题。笔者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归纳为守卫圣经圣道、处理遗留问题等七个方面。同时也综合考察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探讨了文献辨伪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原因。学界目前对文献辨伪学发展动因和环境关注的不足与对文献辨伪认识的片面之间有着因果关系。(4)整体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定位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学术地位。就阶段性特征而言,清初文献辨伪气势磅礴,清中期精益求精,清后期则能推陈出新,叁者各具特色,鼎足而立。清代辨伪学家,初步统计有213人,考辨文献涉及783种。从文献辨伪学通史的角度,其巅峰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以往学界对清代文献辨伪学特征和学术地位的认识不清,且多有妄论,笔者的结论,不无意义。(5)全面分析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在辨伪方法问题上,参照前代,笔者认为清人少有发明；一些学者动辄十几种、数十种的罗列办法,也非允当。在辨伪思想方面,笔者特别强调了清人文献辨伪的思想性因素,特别是对维护经学正统、治学以经世的问题阐发颇多。已有成果中多将文献辨伪视为文献整理的方法、或无视其思想性意义,笔者以为不妥。(6)驳正对清代学者文献辨伪学成就的不恰当定位。笔者通过重点考察和宏观描述相结合的方式,以重要学者的深入分析支撑起宏观描述,以宏观描述的广泛开展给个别学者的学术定位以合理的参照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驳正了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个别学者过高估计或贬抑太过的问题,前者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后者如毛奇龄等。(7)订正清代史料中的记载及其解读中的错误。如《阎若璩年谱》、乾隆本《古文尚书疏证》中记载的阎若璩东归过灵璧的时间；朱彝尊等关于万斯大《周官辨非》考条数量的记载等,都是清代史料记载中的错误。如林庆彰等所谓黄宗羲在“十六字心传”问题上态度有“重大转变”问题；如司马朝军的《辨伪书目》中误收67种文献,却漏掉224种文献的问题；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考辨伪书的确切数目等,都是对清代史料的错误解读。诸如此类问题,笔者多有订正。
陆胤[10]2011年在《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考论对象,是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以昔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吸收外来新知识、新经验较有效率,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着。其中的张之洞学人圈,虽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容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开创了近代学术转型在本土语境下的“缓冲模式”。同光之交活跃于京师的“清流”,是张之洞学人圈渊源所在。张氏早年参与都下学人交游,光绪初加入“翰林清流”积极言事,奠定了此后学人圈的学派、政派意识。甲申(1884)中法一役,京朝“清流”遭到摧折,适值张之洞受命督粤,其幕府遂成为“清流”人物聚集的渊薮。督鄂以后,“清流”背景促使张之洞系统在“洋务模式”之外别辟蹊径,将学术文教引入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戊戌(1898)前后,经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趋新势力的接触及冲突,武昌学人圈逐渐趋向稳健改革的政治认同。此期间幕府的诗酒交游日渐繁盛,同光诗学的“叁元说”于焉生成,却仍以追怀“清流”风气、再现“文盛之世”为主题。在传播京师新学风的同时,张之洞学人圈亦注意与晚近地方学统相整合。张之洞早年督学,深受乾嘉以来经古书院、官书局传统影响,致力于汉学地方化;但在履任粤督后,却开始尝试超越阮元等汉学名臣。经过对陈澧汉宋调和之学的再阐释,新设广雅书院更带有折衷取向。同一时期,与“东塾学派”同样主张折衷汉宋,但思路有所出入的南菁书院学风,亦为张之洞学人圈所汲取,却剔除了其中过于专门化的部分。“东塾”与“南菁”成为张之洞督鄂以后倡导文教的两大资源,加之两湖地域固有的经世学风,以及此期业已活跃于江南沿海的新学风气,形成两湖书院中各地方学统累积、竞争甚至纷争的局面。张之洞学人圈对于近代学术的持久影响,更在于学制设计。清末壬寅、癸卯学制的生成,伴随着新教育的统系之争,而其背景则为南北督抚的派系分化。其中,尤以江、鄂联合与北洋对峙的局面最为显着。庚子事变后,清廷重启新政,“江鄂”与“北洋”的教育新经验先后进入清廷文教中枢的视野。二者在搬用日本学制的大前提上并无异议,但关于如何在新学制下保存旧学统,却依其固有的学统区分,呈现出“尊经”与“重文”的分歧。此期间海外革新势力活动频繁,京、外各地学潮亦开始涌动。于此背景下,张之洞奉旨参与学制改章,在引进明治日本学术经验的同时,亲自主导了经学及“中国文学”课程的制定。张之洞学人圈之所以能在文教变革中得风气之先,主动吸收日本经验实为关键。清末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主张日文翻译的兴盛,文章写作上出现了有关“日本文体”及新名词的讨论。受日本军部及兴亚团体鼓动,戊戌前后张之洞方面曾是提倡“东学”、“东文”的先驱；但在戊戌政变后,为了与康梁势力切割,同时更受近代国族意识的影响,张之洞系统在维持对日联络的同时,却对来自日本的学术、出版、政治新经验不无保留。曾经一度感动中日双方朝野人士的“同文”意识,遂日渐淹没于体现国族特性的“国语”、“国文”言说,并最终凝固为清末学制规划中同时带有近代国族意识与传统政教理念的“国文”学科。本论文将从学风、学制、文体叁方面考论张之洞学人圈引进近代新知识、新经验的“缓冲模式”,以试探近代学术、文教在体制内转型的别样路径。
参考文献：
[1]. 民国王学研究[D]. 申乐利.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2]. 论民国王学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J]. 徐黎明, 张淑芹. 科技信息. 2008
[3]. 民国时期明代学术思想史研究[D]. 高馨.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4]. 北朝青齐地区造像题记研究[D]. 王晓.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5].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与回回民俗文化[D]. 回达强.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6]. 裕固族形成史研究[D]. 安玉军. 兰州大学. 2016
[7]. 王国维的古器物学[J]. 易东华. 新美术. 2010
[8].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嬗变[D]. 魏世民.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9].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D]. 佟大群. 南开大学. 2010
[10]. 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D]. 陆胤. 北京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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