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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研究几乎是与郭沫若登上文坛同步进行的。从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特色》算起，在这七十余年里，郭沫若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已经离开了初期的感受式印象式批评，也离开了因为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随意解释的时期，而趋向一个无论从微观还是从宏观角度看都更加深入、更加丰富、更具有综合整体和科学性特征的新阶段。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研究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在历经了那个“解冻”时期后，正朝着一个繁荣、深化的方向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课题的不断丰富，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正是这种发展的主要标志。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背后，却也潜存着某种危机。一是不少人认为郭沫若研究没什么大嚼头了，许多细微的东西都被挖掘殆尽，甚至出现了一种烦琐考证的倾向；一是研究者在重复自己、重复别人，很难有什么新见解新观点，研究领域也难再突进开掘，即郭沫若研究出现了一个徘徊不前、无重大突破的状况。研究者在郭沫若研究问题上的困惑和要求突进的急切心理，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这种倾向：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将郭沫若研究向更深层推进一步？据我们看，制约郭沫若研究方向更深层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一个观念更新和拓展研究方法的问题。下面从三个方面稍作阐述。
一、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待“郭沫若现象”
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郭沫若及其创作，可以从整体上全面地深入地把握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及文学创作的演变，更准确地揭示出“郭沫若现象”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从而更恰当地确立郭沫若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是一代文化巨人，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点、而其倾向和道路十分繁复曲折的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随着岁月的迁移愈益显得重要和突出，即其影响愈加深远。郭沫若繁复多变的创作，他的复杂丰厚的思想心理倾向，他对于历史和诸多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浓厚兴趣，使得他能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个显赫的位置。——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郭沫若现象”的文化意义，换言之，如何借用文化学的方法深刻地考察这一现象斑驳的倾向及其复杂的、极具动态性特征的心理内涵。我们想，在这里，将郭沫若置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并以此为出发点作为观照的视角十分有力。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内质正发生着巨大的嬗变，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其自身特有的巨大惯力仍然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已经暴露出某些十分醒目的缺陷，但是它仍然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正在逐步被介绍进来，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西方在近代的巨大飞跃和发展，与这种文化思想的推动和影响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西方在近代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思想上主要赖于这种精神的变革，因此这种文化思想被当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视为一种先进的文化价值系统，对它的介绍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指导思想：激进派以之冲击僵化的、不适应中国现代化生产力大发展的传统中国文化，温和派如梁启超等也力图以西方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原则重新解释儒家文化传统，以求中国文化的更大发展，从而达到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肯定，并使之适应日益增长的现代化要求。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是一个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混杂在一起的时期，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这种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其思想上心理上不得不承受着来自这两股力量的巨大牵制。这种情况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心态上的二重性。延至五四时期，这一近代文化固有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恰恰相反，由于更大量地介绍西方文化，人们在观念上更尊崇西方文化的价值原则，心理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倾斜：封建帝制已经天崩地解，皇权的控制不存在了，随着传统文化被更猛烈的冲击、摒弃，旧的道德观念、旧的价值准则其影响力制约力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而同时，新的文化体制并未随之而产生，新的道德原则也未确立。这样，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根”断了，他们无所依傍，无所归依，在心理上出现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的危机意识迫使现代知识分子苦苦追寻，因此，不仅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命运问题，而且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也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对诸多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发展的主要文化环境。这是我们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态度、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方法论原则。离开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及其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曲折复杂的面貌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现代文化的内质及其基本特征。——这同时也是我们考察“郭沫若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视角。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在郭沫若身上深刻地烙印着这种文化特征的痕迹，而且由于其文化素养的差异和个性气质上的不同，郭沫若身上的这种文化印记比任何人都更鲜明、更丰富、更复杂，他同样处于这种文化价值选择的两难境地中，思想上一直摇摆不定，而且时常自我矛盾，甚至互相抵触、冲突。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郭沫若现象”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十分必要而有力。
郭沫若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扮演了一个带有某些喜剧性的角色。当我们考察郭沫若由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叛逆者，经由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转变，至抗战时期已经是一个温和的传统主义者这一事实时，你会发现郭沫若确乎有些鲁迅所说的“一觉醒来”思想即大转变的倾向。关于这一事实的理解，研究者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抓住这种差别大作文章，似乎出现了两个郭沫若，《女神》时代的郭沫若和《屈原》时代的郭沫若，他们极力证明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强调两个时期的区别。一般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女神》时代的郭沫若更感兴趣，评价也高，可以发现，这其中隐隐透露出这样一种苗头：用前一个郭沫若否定后一个。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演变、发展是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不然不能说明郭沫若创作的基本面貌，也不能全面地解释时代精神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因此充分注意郭沫若创作两个阶段的差异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时，差别不应掩盖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前期的郭沫若与后期的郭沫若是一致的，基本倾向上并无发展，本质上他是一个统一体，联系是第一位的，区别仅仅是不同时期的外在特点而已。他们举例说，《屈原》时代的郭沫若是一个传统主义者，殊不知，即使在五四时代郭沫若也并未“虚无主义”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他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泛神论其精髓即得益于庄子的哲学精神，庄子的自然观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接受和改纂西方泛神论思想（代表者是歌德、斯宾诺莎、泰戈尔）为己所用的主要依据或内在思想动因。他们说，倘若说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毋宁说他用传统文化或以传统文化为本解释西方文化，从而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使之适应其现代化进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从表面看，这两种意见都抓住了郭沫若及其创作的某些事实，十分有说服力。然而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他们都力图塑造出一个没有矛盾、没有痛苦，顺顺当当地、甚至附庸地随着时代的浪潮而随波逐流的完美形象。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郭沫若生存于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文化氛围中，在其意识深处存在着多重价值选择或多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抵牾。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其姿态是十分激烈的、决绝的，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传统主义者，他是用西方的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原则来冲击封建道德观念的，他的《女神》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决着封建思想的堤坝，他所高举的武器即是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在个性主义旗帜下郭沫若对那个具有着强大意志力量、气吞宇宙的“我”——一个封建思想的反叛者给予了极大的称颂和尊崇。这使得郭沫若成为五四时期一个光彩夺目的“黎明前的歌声”，《女神》不仅弹奏了一曲反封建的最强音，而且诗中主人公那种罕有的叛逆精神拨动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心，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五四时代是一个重自我，尊情感的个性解放时代，郭沫若感应时代潮流而跃居文坛，并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力的表现者和传达者。但是，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绪，而非理性上的自觉选择。因此，新思想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充分，新文化的建设仍处在一个理论上介绍和解释的时期，概言之，新的价值原则并未随着人们的呼号一蹴而就，相反它还相当幼稚、脆弱，一切都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因此在当时郭沫若感到十分软弱，他自称是一个“失了中心点的人”，精神无所依托。而且郭沫若的思想在此时不仅相当芜杂，而且还相当肤浅。这种状况决定了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必然对他所熟悉的传统文化时常返顾。——这倒不是一种回归或复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心理补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郭沫若凭着敏锐的感觉，以一个挑战者的雄姿上下求索、奔走呼号，向传统的、僵死的封建思想发起了强攻；同时，他对古典文化在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并非要复活旧文化，而是要求在其中注入新鲜的血液，即用西方文化改造和更新它。《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对于古典叛逆女性的重新解释和向现代观念的附和，即隐隐透露出此种倾向；他的泛神论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来看待其精神上的西方先哲的。这是一种二元论思想，他想取二者之长，重铸一种新文化。然而我们发现，他的新思想却相当芜杂，矛盾百出，极难统一。因而造成了郭沫若痛苦、矛盾的心理特征，在现代与传统、中与西之间他表现得举棋不定，无法抉择。结论是：即使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始终处于两种文化冲突夹缝中，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文化选择。
经过二、三十年代的大转变，至写作《屈原》时，郭沫若已变成一个所谓的传统主义者。《屈原》等一系列历史剧除了反分裂、求团结、共同御侮的主题外，其内在主旨是重新解释中国民族精神，具体地说，重新解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思想。——处在抗战这一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刻，郭沫若感到必须重振民族精神，因此他高扬民族旗帜、发掘人民当中的潜在力量，以此作为民族危亡时刻的精神支撑，并达到激励人民愈益强烈的抗战信念。在这时，郭沫若俨然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者。但是，郭沫若头脑中的儒家文化是一个改篡了的儒家文化，一个变形了的“仁”、“义”思想。经过“五四”的洗新和对西方文化的沾染使郭沫若已不能原本地、简单地回归传统，所以在“仁义”中他又纳入了“人”的观念，把群体的“仁义”思想与现代“人”的观念杂揉在一起，其历史剧反复出现的一句名言是：“把人当成人”。这是一个民主平等思想，其前提是以个体的个性和人的合理而健全的发展为出发点，与传统文化中以群体为基础、个性适应群体、个人为族类牺牲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但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明明高扬的是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思想，这颇耐人寻味。它表明，文化价值选择的困惑、矛盾一直是郭沫若的基本心理特征，虽然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但是在现代与传统、西与中之间摇摆不决的心理状态却是一贯的。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郭沫若形象，才能充分说明郭沫若身处现代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其思想的发展和创作的演变，不然极易导致关于郭沫若性格的割裂，甚至出现因己所好过分夸大其某一时期创作的倾向，或以此损彼的机械做法，最重要的，不可能从整体上完整地认识“郭沫若现象”及其文化内涵。
从上述简要分析中可以发现，“郭沫若现象”的文化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特殊的“转向”过程中。从这一现象中可以抽绎出现代知识分子其心理发展历程的普遍性，应该说郭沫若是这一类知识者最典型最充分的体现者。它使我们看到，在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几乎现代知识分子都历经了一个反传统与认同西方文化、回归传统与抛弃西方文化、同时兼容并蓄两种文化思想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地衡量、评估与不断地选择、消化、融合的过程，经过这样一个多次反复、比较的过程，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如“科学”“民主”观念逐渐被中国人接受，并缓慢地生长，同时传统文化也在逐步向现代化过渡，弃腐扬真，被发扬光大。这两种力量共同构成一股合力，其结果是新文化逐步得以确立、得以发展。——构成今天新文化主要方面的东西应该说是这样演变而来的，虽然在其中新与旧、中与西、先进的文化观念与陈腐的封建意识仍有交叠、仍有反复、仍有斗争，但现代化思想却实在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展了。
以上即是我们认为的关于“郭沫若现象”研究所应提到的文化高度，只有从文化史的视角全面地检视这一现象，并把这一现象置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才能得以较充分较科学地阐释。
二、加强郭沫若个性、心态研究
对于作家创作个性（包括人格、气质）和创作心态的研究，可谓新时期文学研究之新话题新趋势。然而综观研究现状，除少数较扎实的探讨（如关于鲁迅个性的研究）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如呼号的那么起劲，免不了雷声大雨点小之嫌。关于郭沫若个性、心态的研究亦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关于郭沫若这方面的研究已有文章探讨，但普遍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尚不够。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深化郭沫若研究将不啻一个有力的促进。
关于郭沫若研究，当然首先应置于其生存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把他放在一定的现实和文化条件下予以通盘考虑和审视，这是确立郭沫若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和文学史上的具体地位的一个必要的理论前提，只有将其置于一个具体的、可把握的历史框架中，“郭沫若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才能得以充分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法论基础。同时，郭沫若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以个人风格行进于历史长河中的一代天骄，其个性十分突出，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历史与文化创造的。因此，在另一方面，借助于对郭沫若本身个性和心态的挖掘不仅能够准确地阐明其创作和思想的丰富性，而且由其个性入手，从个别出发，将更充分更有力地揭示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运演的一般面貌，由特殊而一般，而科学地确定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本质与内涵。这是关于郭沫若研究所应遵循的第二个原则。
那么，具体到郭沫若研究，我们在这方面应作哪些工作呢？我们认为，它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探讨郭沫若的文化来源和文化素质。它展开在两个方面：一是郭沫若的身世和家庭环境对其个性塑造的影响，主要的是郭沫若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沾染及所受熏陶对其人生观、审美趣味、个人性格方面的制约和定型；一是在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情感方式、审美理想的基础上、如何选择西方文化思想（包括文学思想），即由其古典文化定型后的思想情感基础上择取西方文化的思想的过程，和这种文化熏陶对其审美方式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如何规定着郭沫若个性的趋向和发展，对其审美心态的形成和定型产生着怎样的影响，等等。（二）郭沫若独特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感知方式。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个浪漫型的作家，他的审美感受方式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浓厚的情感色彩，这在其文学创造和文学观念中显露得十分醒目。研究其特有的情感方式对于深化郭沫若研究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视角。由此出发，可进一步探讨他对生活、现实的态度，及其在现实与审美关系上他独有的认识和理解。应该说，郭沫若对于现实的审美态度是迥异于他人的，这种倾向决定了他在题材的选取、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等方面的个人风格。比方说，同处于五四时期，鲁迅从现实的角度深刻地批判了旧文化旧礼教的罪恶，以一种现实剖析的创作原则体现了他特有的反封建思想；郭沫若则从个性和情感的角度冲击着整个封建思想的堤坝，他是以塑造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新人”达到对封建传统批判的目的，他的冲击力更大更猛。但他和鲁迅一样，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精神，都同处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因此，藉以对郭沫若审美方式的分析，可进一步探讨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内部结构及其层次性。探讨郭沫若独特的审美方式还可以发现，在其心态上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郭沫若在理想与现实、个人的崇高天性与污浊庸俗的社会秩序之间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在整个现代时期，这种矛盾一直未得到解决，因此造成了郭沫若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和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体现于创作中我们发现，在五四时期，他那个具有巨大意志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拜伦式英雄”常常陷入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中，时常逃避现实，遁于自然中，时常被自我内心深处所感到的“忧郁”和内心创伤所困缚，因此，即使在《女神》中他也有哀叹、悲怨，至《瓶》和他的诸多小说中，他变成了一个“受伤的僵卧沙场的勇士”，只能弹奏出一些孤寂悲哀的小夜曲。在《屈原》时代，一些具有强大人格力量和坚强意志的人物形象如屈原、夏完淳、高渐离等使其历史剧创作恢宏悲壮，催人奋起，但是，一是这些人物往往与现实处于一种尖锐冲突中，现实势力以其无所不在的巨爪揉搓着他们心中的美好愿望和理想；二是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女性，往往以悲剧结局而告终，她们圣洁、纯美，却不见容于现实，或被黑暗势力的魔掌所粉碎所撕毁，从中不难体会到郭沫若的悲哀及其心灵上的痛苦，他萌发了一种巨大的悲剧意识，——一种自我生存和人生理想的悲剧观念和关于未来社会、人类前途的渺茫感。郭沫若呈现于世人面前的生活道路具有某些喜剧性，其意识深处和心理底层却潜藏着巨大的悲剧意识。——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三）郭沫若的个人气质和心态上的个性特点与其创作的关系问题。郭沫若说郁达夫“卑己自牧”，是一个赢弱的变态的人物，他自己有时也陷入这种自我的戕害中，呈现某些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他的过分注重情感，而忽略或轻视理性，心底上的坦荡率真也使他在中国文化特有的环境中，生存得十分艰难，这即影响其心理的健全，他必须时时顾及世人的评头论足，在自我欲望与社会舆论间寻求平衡。这迫使他压抑某些情感欲望，心态上出现了两重性。当然，归根结底心理上的二重性源自于他文化选择上的两难境地，但必须承认与他性格上的有时傲世有时媚俗的人生态度相关。鲁迅说自己正苦于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有时竣急，有时随变，十分痛苦，郭沫若能逃开这种尴尬吗？！具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审美情感上他认为应大力渲染的东西，在理念上却予以抑制、捂塞，由此形成了其创作的缺乏连续性，有些个别作品缺乏“整体”观念，出现了一些败笔和粗制乱造现象。有时你很难想象，这同出于一个大文豪之手，事实却如此。
三、强化郭沫若创作形式方面的研究
关于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研究，着力点仍然在内容和意蕴方面，即专注于主题、形象、思想方面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往往离开郭沫若创作的本文，用一些先验的、现成的概念套用其创作，如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规范《女神》，用“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归纳《恢复》、《前茅》，用“爱国主义”硬套其历史剧等。这种研究的片面性和比附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单从内容的角度，很难辨析郭沫若创作多义交叠的主题意向，有时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如《女神》中关于“劳农”的赞美，不过体现了浪漫主义者郭沫若在现实碰壁后的一种理想，然而有些论者却将此比附为体现了《女神》的社会主义思想，等等，简直是无稽之谈。如果从《女神》中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角度去解释，把它看成是抒情主人公心理、情绪的外延，即不会出现这种主观臆断的情况。所以加强郭沫若创作形式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郭沫若在许多领域都占据着制高点，都有所尝试。他对于现代中国新诗的创造，他对于历史剧创作的大胆探索，他在现代中国抒情小说方面的尝试，都带有得风气之先的趋向。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开启了一代新诗风，影响甚远。郭沫若出，新诗在中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因此，研究郭沫若在新诗形式方面的探索和贡献，对于了解新诗的演变过程及在今天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郭沫若的诗歌注重寻求情感方式与诗歌形式的内在联系，以情感方式联系一定的诗歌节奏、格式和体式，寻求二者的高度契合与统一，郭沫若基本上遵循着以情感的内在要求构设一定的诗歌形式类型的创作原则，这使得其诗作感情真挚、浓烈，极富感染力。同时，即使郭沫若诗作中某些不尽人意的败笔，也可在其艺术探索方面的失误找到说明。郭诗给人一种过分浅露、不蕴藉的印象，这固然与其情感的毫无节制相关，而与他在诗歌形式方面处理不当、在情感方式与形式选择的关系方面契合程度不高也有联系。它暴露出郭沫若有时在诗歌形式方面还不够敏感，或者还不够自如、通达。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也属于一种新的类型，带有某些探索的倾向。郭沫若在史剧创作中提出的“失事求是”的著名论断，对于处理史实与文学真实性的关系问题、对于界定文学虚构性问题很有说服力。我们认为，衡量历史剧创作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或以此判定史剧的价值，意义甚微；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其主要指历史剧创作不能违背历史精神和历史运演的普遍法则。对于史剧创作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即在主体观照下对于历史的整体观念。这种理解不仅局限于再现具体的历史面貌和情状，而且在于以主体的积极参与发掘历史精神，发展历史精神，衡定这种发掘的真实性问题，在于检查它是否符合现实的时代精神，即是否体现了现代人关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是否体现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念。因为下述一点十分明确：任何所谓本来的历史精神都是当代人的理解，它与一定的历史事实是有差别的，历史不可能回归和重演，我们当代人也不可能穷尽所谓的历史事实。唯一可行的解释是：历史剧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它是否在关于人的理解方面、对人的关注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提供了不仅是历史上的人们而且同样是当代人困惑不解的人类问题和人生价值，究到底，历史剧在于从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的内在的联系中寻求始终一贯的为人类普遍关注的人本身的问题。既然是历史剧，是文学创作，它要解决的首先是“人学”，关于人和人本身的话语。我们理解，郭沫若“失事求是”的创作原则主要指这一层意思，“求是”即是寻求联结历史与现实的人类精神、人类本质。这一创作方法在史剧创作中，可谓郭沫若的独创，是他对现代史剧艺术的一大贡献。同时，他关于史剧创作中艺术结构、艺术冲突、场面布景设置、舞台构造、诗情和语言方面的探索也很引人注目，它们共同构成了郭沫若史剧创作的重要内容。
以上三个问题是笔谈式的，不全面，也不可能说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所有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打破郭沫若研究难有发展的现状，上述三个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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