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分析到当代社会分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奠基人。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阶级分析理论，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阶级分析理论或阶级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者是指不同于韦伯所开启的社会分层研究以及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研究的，以经济为主要立足点并强调阶级间冲突的社会分层研究范式；狭义者专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本文中的阶级分析理论是指狭义上的阶级理论。）阶级分析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对于社会分层研究具有开启性的意义，而且直接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由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的阶级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更是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以致于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50多年的时间里，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甚至成为一种为中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情境、一种具有时代色彩的情结。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到现在的100多年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的许多重大变化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料想到的。具体到中国社会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幅度之大，在这之前是难以想像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原有的阶级分析理论，已经不可能有效地解释当今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显然，阶级分析的理论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基于现实社会的变化、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进行发展和深化，以保持自身的科学解释力。进一步看，就阶级分析理论发展和深化而言，存在着一个由以往的阶级分析向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发展和转型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分析理论自身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由于阶级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影响十分深远，所以，无论是从理论发展的承袭的角度还是从人们接受和认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都无法回避阶级分析理论，需要对其基本价值和某些不足进行梳理。惟有如此，方能使社会分层研究得以顺利推进。否则，社会分层研究便有可能出现一种“断层”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便有可能出现某种“唐突”的现象。
一、阶级分析的基本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而深入地研究了当时的社会分层（阶级阶层）问题，从而形成了系统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就是现在看来，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消除、消灭阶级之间的不公正现象作为基本的目标取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既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为了人，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他们是这样来具体描述这个目标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应当“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当时及后来的社会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便是在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价值取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就连“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集大成者吉登斯也承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现实世界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第二，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科学、深刻地阐述社会分层（阶级阶层）产生、存在和演化的基本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了阶级阶层的根源，认为只有从历史的过程和经济的角度方能说明阶级阶层产生和存在的最终根源。“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2页。）“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335页。）“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马克思在总结自己对于阶级理论的贡献时指出，“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具体之，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分工和所有制两个方面对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根源进行了阐述。（注：需要说明的是，后来许多阶级分析的解释者往往只是强调私有制对于阶级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分工的重要影响，从而强化了阶级理论的“革命”和“斗争”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2页。）社会分工的具体状况决定着所有制的具体状况。“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正是基于这种思路，以后列宁对阶级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并为人们所广泛使用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沿着前面的思路，前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指出，不论社会关系“怎样千差万别，它们在指挥性劳动与执行性劳动之间的差别、在私有制关系中体现的差别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注：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阶级产生、存在和演化基本根源的这种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其科学程度远远超过了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阶级的解释。
第三，将阶级问题同整个社会的变迁及其规律结合起来予以考察。经典作家们认为，在阶级社会当中，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极大杠杆。“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担心人们滥用这一观点，将阶级斗争的理论泛化使用，因而提醒人们在理解社会变迁总的动力时，必须注意历史发展的“合力”。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遗憾的是，这种“合力”的观点没有被以后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多数人所重视，以至于将阶级斗争的观点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四，对阶级之间互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阶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使得其阶级分析理论更加丰富和生动。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该书对于阶级之间的互动问题进行了如是的概括和分析：其一，阶级阶层均是基于现实利益进行行为的选择。“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2页。）比如，“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方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产和地产之间的竞争。”（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其二，大多数阶级阶层均是出于眼前利益进行行动。利益有长远和眼前之分，但大多数阶级的行为选择均是基于眼前利益。例如，“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3页。）其三，同一阶级内又有不同的利益群体。例如，在资产阶级内部就有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他们分别有着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其四，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妥协交互出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大量篇幅描述了当时法国各个阶级的具体表现，包括他们相互间的利益交换与让步，从而最终达到社会各种力量的一种均衡。其五，无论哪个阶级都希望自己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的正常秩序能够得到保证。正因为如此，所以哪一种政治力量能顺应这一要求，哪怕只是一种承诺，就可以击败对手而占据执政的位置。比如，“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5页。）但是，即便是这么一个人，由于他强调“物质的秩序”，由于他许诺给民众带来好处，因而最终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简而言之，其一，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的科学工具。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其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于现实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直接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展开，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一切，促进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影响并改善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状况。其三，开创了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研究。“正是马克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将这种科学观点运用到对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如果谁要把社会阶级研究之父这一桂冠授予某一个人的话，那么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牢固地确立起阶级理论，以致于他为后来的社会学思想家们规定了争论的范围。”（注：西摩·马丁·利普赛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页。）
二、阶级分析的不足
阶级分析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阶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就应当停滞不前、不能变化。应当看到的是，阶级分析中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具体的时代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所始料不及的。因此，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当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基于新的历史条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本着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对于阶级分析的一些具体的、甚至曾经是比较重要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反思。在这方面，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作法和看法是十分有益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249页。）列宁也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1、具体时代条件的变化。
第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有效干预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有力推动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919-1938年的20年间为2.3%；而在1953-1973年的20年间竟高达5.54%。美国在1992-1997年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2.5%，1997-1999年超过了4%。（注：本书编写组：《当代世界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6页。）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远远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20世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比如，股份制的大规模发展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趋于分散化；合作制企业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趋于多样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于市场的干预使得市场经济原本的无序状态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市场经济的运行也越来越趋于有序和规范化。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增大了社会总财富，为社会进行大面积的调剂提供了可能性，进而对于社会生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社会文明的显著进步。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在人权运动及民主化进程等种种社会进步事业的推动下，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公共成分迅速增加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文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方面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虽然早在19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制定社会政策。但是，当时社会政策处在零星化的状态，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从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极为重视社会政策问题的制定和实施。现在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不但已经体系化、社会化，而且力度很大。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分为狭义上社会政策和广义上社会政策。狭义上的社会政策主要是立足于解决或是缓解已出现的社会问题，针对处在经济和社会劣势的社会成员的生活与工作问题而制定的社会政策，如工会法、工厂法、就业法、社会救济法、失业保险法、灾害救济法、种族平等法、最低小时工资和最高工时保障法、残疾人福利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公共卫生保护法、退伍军人保障法、食品券福利保障法等等。广义上的社会政策则主要是立足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着眼于预防社会问题的大量出现而制定的法律、条例及措施等等，如亲属法、教育法、婚姻法、优生保健法、公益事业法、资源和环境保护法、职业训练法、国民住宅条例等等。简而言之，前者侧重于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存线”和“尊严权”，后者侧重于保护社会成员的“发展线”。时至今日，社会政策对于西方社会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在已经不能想象西方发达国家在缺少社会政策的条件下，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
2、几个观点的重新认识
显然，时代条件的一些重要变化，使得阶级分析原本正确的一些具体观点需要进行重新的审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强力度的社会调剂的作用之下，私有制同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之间并不一定必然地呈现出一种负相关性；相反，两者间常常会呈现出一种正相关性。
在没有任何约束、限制、规范的情况下，如果让私有制按其本性自由发展的话，那么，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私有制与社会进步之间必然地会呈负相关的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人将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不是没有道理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页。）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当时私有制具体状况和效应的分析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在现阶段的许多发达国家，私有制的具体状况及效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股份制、合作社等新经济形式的出现以及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私有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度有所降低，其重要性相对减弱。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私有制受到了来自社会层面力量的约束、限制和规范，以至于在社会调剂的强力作用下，私有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正面的社会效应，致使个人的财富积累与社会的财富增进之间具有了十分明显的正相关性。比如，社会调剂的一项重要方式是税收，而税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公益性的资金，用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如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其二，通过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种的征收，可以适当地减少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和财产，以有效地调整或是缓解社会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必要的整合性和稳定性。因此，只要是有效地实施税收政策，那么，对于现时十分富裕的个人或是家族来说，往往是富不过几代人，私人间财产的“完整传递”已经不可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需要交纳累进税；去世时，其后人又必须交纳遗产税；而且，遗产税的数量不是个小数目。以美国征收遗产税的数目为例：美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统一税率在18%-55%之间，具体税率根据应纳税遗产价值的大小来确定，最高税率为55%，适用于超过300万美元的应纳税转让额。（注：陈志楣：《税收制度国际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这样看来，不论一个人在世拥有多少财产，经过交纳累进税和遗产税，在经过几代人之后，最终这些财产的大部分终究是归社会所拥有。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较大数量的财产已经不可能实现代际之间的完整传递。从一定意义上讲，如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个人在社会财富方面的获益与公共利益的增进两者之间的同步化，实现了富裕群体的财富增进同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改善两者之间的同步化。
必须强调的是，私有制同社会进步之间的“正相关性”是有必要前提的，即：基于公正理念的社会调剂的有效实施，对于私有制进行积极、合理、有效的限制和规范。若无此前提，则这一结论便不能够成立。
发达国家现阶段私有制的具体状况及其效应说明，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要是对私有制能够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约束，因势利导，那么，即使不消灭私有制，社会仍然能够避免严重的社会冲突，减少社会代价，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由于私有制在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中所占据的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必然又会直接引发对于其他许多相关观点的重新审视。
第二，阶级阶层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
在早期大工业时期，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呈现出一种简单化、二元化的发展趋势，即：在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增大的同时，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阶层在逐渐消失。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和把握。（注：马克思在不少场所提到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阶级，如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到“三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等。但是，作为一种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还是认为在现代社会当中只有两大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的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资本家或更大的资本家，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所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注：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述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4页。）“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的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以队伍中得到补充的。”“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因此，“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282、273页。）
但是，上述状况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明显的改观。20世纪，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以制造业为例，1995-1999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为每人81353美元，德国为79616美元，法国为61019美元。（注：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发达的第二产业一方面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第三产业为之提供有力的行业支撑，因而有效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再者，还应看到的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对服务性的行业、部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需求，从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第三产业涉及的行业门类十分复杂和广泛，所以，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就意味着行业门类的迅速增多和职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与之相适应，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其一，专业和管理人员（不包括低级“白领人员”）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一部分人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一般不到5%，而到1979年则增至25%左右。见表1。其二，居民的就业结构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传统产业（第二产业）中就业的人数越来越少，相反在第三产业部门中就业的人员越来越多，其比例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中的就业人员。例如，2000年，美国在制造业、采矿和采石业中的就业人员为2046.1万人，而在批发、零售业、旅馆和饭店业中的就业人员为2783.2万人，在运输、仓储和通讯部门中的就业人员为829.4万人，在金融保险、不动产和产业服务部门中的就业人员为1651.5万人，在社会和个人服务部门中的就业人员为4777万人。（注：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其三，非体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比例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因素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里的广泛传播和渗透、随着管理部门地位的日渐重要以及管理成分的加重，西方发达国家就业人员中的非体力人员（白领人员）与体力人员（蓝领人员）的比例发生了重大的逆转。英国体力人员人数比例从30年代起开始缓慢下降，进入70年代后下降速度加快。英国的体力人员在主要职业团体中的百分比从1911年的74.6%下降到1981年的47.7%，而非体力人员的比例则由1911年的18.7%上升至1981年的52.3%。（注：陈晓律等：《当代英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见表2。美国白领人员所占的百分比自60年代以来赶上并超过了蓝领人员，其比例由40年代出的31%上升到1979年的50.9%。（注：何建章主编：《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表1 美国的职业分布 (%)
191119211931195119611971
1.专业人员 4.054.534.606.639.011.07
2.雇主和经理
10.14
10.46
10.36
10.50
10.10
12.43
3.办事员4.846.726.97
10.68
12.70
13.90
4-7.工头和体力工人 80.97
78.29
78.07
72.19
68.10
62.60
资料来源：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表2 英国1979年全日制雇员各类职业的百分比 (%)
男雇员女雇员
总比例
1.专业人员 15.7 20.2 17.1
2.管理人员、行政人员 16.4
4.5 12.7
销售人员（未分类的） 0.6 0.2
3.办事员
5.9 38.7 16.0
4.工头6.9
3.8 5.9
5.熟练体力工人
19.2
4.2 14.7
6.半熟练体力工人
19.1 16.3 18.2
7.非熟练体力工人
4.7
1.8 3.8
体力工人（未分类的） 12.1
9.9 11.4
资料来源：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第三，工人阶级的具体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19世纪，工人的处境极为悲惨。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它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媒、给机器上油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4-295页。）
19世纪以后，在种种社会政策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收入状况、生活状态以及社会保护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收买”所造成的。“收买”之说不切实际地、过高地估计的资产阶级的能力。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一个社会集团具备这样的收买能力。应当承认，这种现象是历史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确实是今非昔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已建成了项目十分齐全的、对于社会成员的整个生涯即“从摇篮到坟墓”予以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制度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合法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活与发展所需的保障网络。生活费用、房屋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等等都包括在这一制度内。应当承认，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对于这些国家广大民众基本生活条件保障和基本发展条件的保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人更是起了难以替代的保障作用。以失业救济为例，英国现行制度规定，如果失业者是单身，每周可以领取45.45英镑的失业救济金；如果他的妻子或伴侣没有经济来源，则升至每周73.5英镑。（注：M·爱纳汉德等：《欧洲七国失业救济与社会援助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第四，两极分化现象就总体而言已经消失。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贫富方面必然会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局面，也就是说，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无产阶级的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
在私有制受到必要限制、制约的情况下，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贫富差距明显缩小。可以这样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现象就总体而言已经消失。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转移支付的力度是很大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西德，社会转移支付率占平均税收率的55%，瑞典和英国则高达到78%以上。统计数据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的基尼系数普遍偏低，一般都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有的甚至要低于合理的区间而呈现出一种比较平均的状态，如英国为0.36，法国为0.33，丹麦为0.25，瑞士为0.33，奥地利为0.23，瑞典为0.25，意大利为0.27，德国为0.3，瑞典为0.25，日本为0.25，加拿大为0.32，澳大利亚为0.35，只有美国稍微高一些，为0.41。（注：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287页。）
第五，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程度明显降低。
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与冲突是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上述情形发生了重大的改观。随着私有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度的降低、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诸项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权力系统中公共成分的增大，工人的基本生存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因而西方发达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程度大幅度降低，规模化的暴力行动几乎消失。这突出反映在这些国家的工人罢工活动由强趋弱：罢工次数日趋减少，罢工规模日趋减小，罢工时间日趋缩短。例如，1970年，美国和英国的罢工次数分别为5716次、3906次，1993年则分别为35次、211次，2000年分别为39次、212次；1970年，罢工人数分别为3305千人、180千人，1993年则分别为364千人、38.5千人，2000年分别为393.7千人、183.2千人；1970年，罢工工日分别为66414千天、1098干天，1993年则分别为3981千天、649千天，2000年分别为20419.4千天、498.8千天。（注：张塞主编：《国际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313页；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显然，就总体而言，现今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已改变了以往那种严重对峙、激烈冲突的状态。
三、中国特定语境下的阶级分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基于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分析理论。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于阶级分析理论又进行了新的发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一阶级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数代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理论在比较长的时期内造成了中国社会一种特定的“语境”，形成中国社会特定时代当中一种特有的“情境”，成为特定时代当中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
这一阶级分析理论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强调农民阶级的重要位置和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主要是看重工人阶级的位置和作用，而对于农民阶级，相对而言是不够重视的。与之不同的是，毛泽东极为重视农民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在客观分析了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得出了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论断。毛泽东认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注：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1页。）“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离开了农民阶级，中国革命将不可能成功。毛泽东指出，“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第二，主张采取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
近代的中国，其民生状况及社会政治环境是极端恶劣的：民众的生存条件非常悲惨，呈现出一种赤贫化的状态，例如，1934-1935年，中国农村各类农户中负债户的百分率平均为71%；（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年版，第342页。）当时的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民主一说，而且，统治阶级对于民众的镇压是极为残暴的，北洋军阀对于民众的军事镇压、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人的血腥杀戮就是典型的例证。
对于上述情形，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有着明确的判断，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式。其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是泾渭分明，没有回旋的余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注：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其二，暴力行动是中国革命的必需。毛泽东有一段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其三，暴力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注：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第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而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是如此。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同有关民众的利益政策相配套。这一理论同对民众的利益承诺和兑现直接挂钩。毛泽东指出，在经济上，要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在194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就开始实施了土地改革，但政策不够统一。1947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逐渐予以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其他一切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封建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注：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二，这一理论还包括了斗争策略方面的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
第四，这一理论贯穿于建国后30年的“建设”时期。
本来，这一理论就性质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革命”的、“斗争”的、“夺权”的理论，而不是“建设”和“执政”的理论，其适用范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理论通贯建国以后的30年。
1956年，鉴于中国社会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地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但时隔不久，这一局面便告结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注：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页。）1957年，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1958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正式确认。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认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1966年以后，毛泽东更是将阶级分析的作用及适用范围极度夸大，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在这种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之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流行于整个社会。显然，这种理论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使阶级分析脱离了民众的切身利益，脱离了生产力的基础，背离了现代化的发展潮流。
勿庸置疑，阶级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造就了中国社会的新面貌。对此，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评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赖以取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理论依据便是阶级分析理论。就当时而言，阶级分析理论不但是科学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离开阶级分析的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据阶级分析的理论，制定了合乎中国国情的重大方针和政策。比如，基于阶级分析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政策，从而赢得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基于阶级分析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基于阶级分析的理论，中国的进步力量采取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基于阶级分析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这一切，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为广泛的、最为有效的社会动员，从而最终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可能之事。
然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3页。）具体之，在建国30年间，阶级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严重阻碍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主要任务理应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但是，由于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便成为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与之相适应，现代化建设只能占据次要的位置，从属于政治运动。频度过高、面积过大的政治运动，不仅耽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许多时机，无端消耗掉了本应用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资源，而且直接破坏了经济秩序，毁掉了整个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经济意识，最终严重地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二，直接妨碍了正常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直接阻碍了中国正常的社会分化。从横向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必然形成对非公有制的敏感和防范，必然要排斥市场经济，进而必然要杜绝多种经济成分现象的发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时必定会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而不可能是市场经济体制；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必然会以占据主导位置的“阶级”的价值标准来一统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和观念，用以防止可能的“异端”的行为和观念的出现，以求得“整齐划一”的实际效果。从纵向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特别防范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出现差距，哪怕是合理的差距。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敌视社会财富、轻视并压抑社会成员自身能力开发的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十分简单，社会分化程度十分低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同质性过强的状态。
其三，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的现象。基于当时阶级分析理论，不但形成了如前所提及的平均主义这种不公的社会现象，而且还形成了以个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为依据的先赋性的阶级身份系列。这种阶级身份在农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在城市分为革命干部、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城市贫民、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主、摊贩等。（注：郑杭生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后来还陆续增加了右派、右倾分子、走资派等阶级身份。这种阶级身份系列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升级加码，几乎没有中断过，因而新名称的阶级成份类别不断增加，涉及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为数众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阶级成分不好的社会成员及其亲属在社会生活中倍受歧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政治歧视的社会。显然，这种阶级身份系列严重地违反了现代社会所应当具有的人人平等以及机会平等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这就必然不断地而且是人为地加剧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从而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
其四，严重轻视甚至忽略了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存在的合理性。社会是由无数个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平等的个体人（公民、自然人）所组成的。社会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应当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但是，从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出发，显然是阶级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不过是阶级的附属物，所以，在涉及到国家、集体同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毫无疑问的是前者对于后者的绝对优先位置，为了前者的利益哪怕是很小的利益，也可以牺牲后者的利益。像“集体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情；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情”、“斗私批修”一类的话语流行于全社会。这种思路在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至少导致了两个十分有害的直接后果。一个有害后果是，整个社会不重视民生问题，严重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利益问题的重要观点。社会所倡导的几乎是一种类似于禁欲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在1979年之前的30年，中国民众的收入的增长幅度极小，中国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速度极为缓慢。实际上，国家已经背离了要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承诺。另一个有害后果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由于对社会成员的平等公民权（自然人基本权利）的漠视，由于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而在高扬阶级意识的年代，阶级与阶级之间又不可能是平等的，所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形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公平性的法律体系。建国30年间中国一直没能够制定出同每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完整的《民法典》（民法体系），便是明证。既然如此，那么，社会成员作为公民来说的许多基本权利和基本权益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从阶级分析到当代阶层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并结合当今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社会分层研究的具体状况，我们不难对阶级分析理论作出如下的基本判断：
第一，阶级分析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基本价值仍然有效。不应否认的是，同其他社会分层理论相比，就宏观解释力而言，阶级分析理论要明显胜出一筹。从本源的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分层结构的基本状况，规定着各种阶级阶层基本力量以及社会位置的消长状况。比如，由于现代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在减小，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增大，社会的知识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与之相适应，农民阶层的人数比重在减小，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专业阶层的人数比重在上升。这一点，已经被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进程所证实。而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分析理论所大力主张的有关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使得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有了基本的依据，使得现代社会的资源分配有了基本的规则，进而使得现代社会的分层结构有可能不断地趋于合理。由此也可看到，有人将阶级分析完全视为“经济的”因而是“机械的”、“冰冷的”理论，实属一种误解。再比如，即便是在现代社会，经济依然是区分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尺度，尽管不能将之视为惟一的尺度。又比如，阶级分析关于利益的观点，为人们分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冲突的根源，寻求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有效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除了宏观层面上的价值外，阶级分析在中观层面上也有许多重要的价值。比如，阶级分析所涉及的社会阶层之间互动的研究，对于分析当今社会的阶层互动，仍然不无启发意义。
第二，在阶级分析理论中一些具体结论甚至包括某些比较重要的结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因而应当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作出与时俱进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泽东在分析阶级的现实状况时，针对性很强，往往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形成了一些具体的结论。应当承认，这些具体的结论就当时来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如，对于阶级斗争激烈性的看法，有关暴力革命的观点，对于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状况的描述，对于私有制乃万恶之源的看法，对社会阶级状况日益简单化的观点，等等。但是，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显著进步，许多具体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有关阶级分析当中的那些具体的看法，并用以解释当今社会阶级阶层的现状，必定会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错误判断，进而人为地妨碍社会的正常发展。建国30年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明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有许多以后出现的情况，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而这些情况对于当今社会的阶级阶层却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比如，在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高度复杂化、经济总量的空前积累，再加上绝对贫困群体总人数的日趋减少，这一切，使整个社会对于社会合作的客观需求日益增高。在发达国家，经济基数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积累，经济体系也越来越复杂，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同每个社会成员均有密切相关性的金融信用体系越来越复杂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经济体系特别是将金融体系崩溃，那么对任何一个阶层都是没有益处的。为了避免“双败”，故而社会群体客观上均希望实现合作。况且，发达国家中绝对贫困的人数越来越少，社会的基尼系数比较低，中间阶层人数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三大差别”现象在逐渐消失。而社会成员一旦有了“恒产”，就容易形成“恒心”。在这样的情况下，阶级阶层之间你死我活激烈冲突的局面便很难再现，相应地，社会成员对于合作的需求必然会上升。再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都没有料想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分层的基本状况影响巨大，使阶级阶层结构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况。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地产生一种利益驱动力，使社会成员的利益结构出现多样化的状态，同时，也为社会成员的自主选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这些，必然会对社会阶层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说明，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的中介组织和自由职业者，这就导致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阶层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这也就必然会进一步促成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第四，阶级分析在研究视野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现在看来，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原有的阶级分析遗漏了某些当属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问题。就此而言，最为明显的遗漏之处是社会流动研究。社会流动同社会分层密不可分，它从动态的角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特有的分层结构，同时它又从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对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社会流动程度过低就必然会导致社会隔离现象的产生。“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隔断增加了它受剥削的机会以及积极反抗剥削的机会。群体们的地理隔离，种族差别或信仰差异使它们与社区的其余部分分离。这样的群体更容易地受到统治权力的剥削，因为缺乏多数人与这些群体的认同会造成下述后果：它们被剥削不会遭到普遍社会责难的阻止。”（注：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人运动开展得远不如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比较高，阶级之间的边界具有某种程度地开放性，因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缓解阶级冲突的作用。“在美国，一个多世纪来由于因贫困移民的大量涌入，从而提高了哪些处境稍好一点的穷人的相对地位，因此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点与其他许多工业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有关阶级阶层的研究中，很少关注社会流动问题。这样，阶级分析理论有时就很难对社会分层结构作出具体化的准确解释，尤其是进行不同国家社会分层的比较研究时，有时恐怕就很难作出全面的解释。另外，原有的阶级分析理论对于社会分层中的声望、权力等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阶级分析理论在宏观解释力方面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但是阶级分析理论同时又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所以，如果将原有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原封不动地直接用来观察、解释当今社会的分层状况，则显然是不够的。
在现今时代，阶级分析理论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使自身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与时俱进。就此而言，至少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由斗争意识转为合作意识，由革命意识转为建设意识，由“夺权意识”转为“执政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何种“意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阶级分析的基本取向和可能的具体结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究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研究“意识”，则应当根据基本的时代条件而定。否则，便有可能使阶级分析产生重大的偏差并产生严重的、负面的现实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经典作家们曾经有意识地强调“斗争”和“夺权”。但是，究其历史原因，并不是他们不重视“建设”、“执政”一类的事情。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要解放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压抑的现代生产力，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一个必要的前提，使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推进。在近代中国，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为正常的现代化建设确立必要的前提条件亦即如何才能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便成为毛泽东等人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毛泽东等人特别地强调阶级斗争。总之，在确立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时，经典作家们过多地强调“斗争”、“夺权”是很有必要的，是合乎当时的时代中心的。
问题在于，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理应是现代化建设，而阶级分析的任务理应相应地转向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新状况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但是，中国仍然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停留在“革命”与“夺权”的意识当中，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于“阶级假象敌”进行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极大地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时代中心，相应地，在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如何减少社会冲突，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小不必要的社会代价，如何最大限度地增进阶级阶层之间的合作，便成为社会分层研究最为重要的目的。
可见，在中国现阶段，要想深入地推进社会分层研究，首先必须完成由斗争意识向合作意识、由革命意识向建设意识、由“夺权意识”向“执政意识”的转变，消除阶级斗争的情结。
第二，充分吸取与借鉴当今社会分层研究中有价值的成果，使阶级分析同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形成有机的结合。在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需要对社会分层的基本趋势能有一个宏观的把握，而且需要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分层现象做出具体、细致的和量化的描述和解释。显然，仅仅依靠原有的阶级分析难以胜任。所以，有必要将阶级分析同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结合起来，使两者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如是，才能够对社会分层问题进行科学而全面的描述和研究。
应当承认，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尽管在宏观解释力方面同阶级分析相比稍逊一筹，但是也有自己的强项，这就是它的具体化以及多元化的研究角度。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不仅注意研究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而且注意职业状况、个人或群体的影响力状况以及教育程度状况等多元因素对社会分层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这就使人们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整个社会结构的综合布局，可以使人们对于个体及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能有一定的解释力。再者，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的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开阔，比如，它十分注重社会流动的研究，试图从动态的角度使人们对于社会分层问题的解释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另外，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社会分层研究现在已经具有一系列十分具体的研究技术、研究路径和研究模型，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全面、具体地把握社会分层的实际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以量化的形式说明社会结构的具体状况。例如，由P.布劳和O.D.邓肯提出的地位取得模型分析法，通过综合考察人们的社会出身、教育、职业生涯起点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些因素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个方法属于多变量回归分析，因此可以建立一种多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模式，从量上说明世袭性因素和个人成就性因素对职业地位影响的程度。
正是由于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有着多方面的难以替代的价值，所以，将阶级分析同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在许多场所可以将“阶级”称谓和“阶层”称谓交替使用。从英文和中文相关称谓的对照来看，中文里的“阶级”一词一般对应为class，阶层一般对应为stratum；而英文中的class一词既指阶级，也有阶层的含义，stratum则是阶层的意思。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做法来看，是把阶级当作大于阶层的“基本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把阶层当作小于并“附属于”阶级的社会利益群体来看待的；但有时则将阶级和阶层这两个称谓交替使用。例如，马克思在《德国革命》一文中就提到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七个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大农）、中农、佃农、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注：马克思：《德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4页。）再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游民，而资产阶级又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又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分，等等。（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646页。）从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来看，虽然阶层的含义较之阶级更为广泛，但由于社会分层的基本状况是阶级结构，因而人们有时也将阶级与阶层交替使用，用以指称社会分层中的基本类别。比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社会阶级”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对“社会阶层”主体的解释。（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再如，作为社会分层研究创始人之一的韦伯将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当作一回事情，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一书就是将阶级和阶层当作同一个概念来使用。（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3-342页。）当代社会学家布劳虽然多使用阶层一词，但在其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许多场所仍然将阶级和阶层按照同一个概念来使用。（注：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15页。）由此可见，有时将“阶级”称谓和“阶层”称谓交替使用是能够成立的。
就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具体情况而言，在许多场所宜将“阶级”和“阶层”交替使用。如是做法，有助于积极推动国内社会分层研究的深入发展。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这样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有助于使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适应更加复杂化的社会现实。在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的分化程度以及复杂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主体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职业群体也越来越多，社会分层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情状。比如，知识分子阶层的“生产性”功能在迅速增强，其相对独立性相应地也在明显增加，它同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皮”和“毛”的关系来定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现今时代条件下，以相对简单的阶级状况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阶级分析理论便有些力不胜任，需要同当代的社会分层研究进行融合，而在融合的过程中必须拓宽对“阶级”理解的视野。第二个理由是，有助于同国际学术界接轨。诚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相对来说，国际上的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已经发展得比较全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路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社会分层研究已经没有必要另起炉灶，重新确立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路径。否则，一来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二来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学科理解和沟通方面的混乱，最终更加难以同国际学术界接轨，而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最后一个理由是，有助于最终消除阶级斗争的情结。这一方面的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往我们所使用的“阶级”一词往往隐含着“激烈对抗”、“暴力冲突”的含义，还包含着应当“有所差别对待”的含义。随着中国社会时代中心的转换，以强调阶级之间冲突以及阶级之间应当有所差别对待为重要内容的阶级分析理论中的相关部分已经结束了特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当看到的是，由于阶级分析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时间过长、影响过于广泛，以致于在许多社会成员当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和情结，这种情结即便是在现在也很难说就已经完全消失。而阶级斗争的意识和情结，同多种所有制并存、多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结构亟需协调、阶层之间亟待实现平等合作、个体人（公民）的基本权利亟待确立、中间阶层亟需培育的中国现实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阶级斗争的意识和情结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终归是个不小的隐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将“阶级”称谓和“阶层”称谓交替使用，有助于消除阶级斗争的情结，有助于人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解释，进而使人们对于社会理解和社会合作的问题更加关注，使人们更加维护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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