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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经进入新世纪的第六个年头。陕西作为一个文化底蕴十分厚重的省份，其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在新世纪的这几年里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我们的作家和他们所奉献给读者的作品，在文学的天空里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与上个世纪曾经轰动全国的“陕军东征”时期，以及与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相比较，我省的长篇小说创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盘点几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不算艰难但却引人深思的过程。
创作繁荣，在文学的园地里留下了陕西长篇小说的回音
据不完全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长篇小说创作以每年1000多部的数量在增长。而据我省作家协会创联部的统计，我省长篇小说创作也已经相当丰盛，平均每年有50-60部的长篇小说问世。
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文艺评论家)：可以自豪地说，没有人像我接触这么多的陕西长篇小说。陕西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从作家队伍的分布来看，男女老少、专业或业余、基层的农民、教师、工人或者省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有，非常广泛。二从作品的写作题材来看，亦是非常广泛。涉及到农村、城市、历史、时尚以及婚姻爱情等种种世态。如历史题材的以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叶广芩的《采桑子》、贺绪林的《关中匪事》系列等；描写现实的如贾平凹的《怀念狼》、《秦腔》、冯积奇《沉默的季节》等。三是小说的艺术手法越来越多样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散文化等等多样多彩的写作手法丰富了我省的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多的作家在长篇叙事上追求更大的艺术概括力。如《秦腔》是当前农村希望和矛盾交织的缩影；文兰的《命运峡谷》反映“极左”时人性扭曲的状态；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是对中国农村发展史的一种概括。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反映了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的气象越来越大，个性化增强。
周燕芬(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篇小说向来是陕西作家的创作优势，从柳青、杜鹏程到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当代两代作家在长篇创作领域取得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辉煌成就，这种文学传统也使得陕西文坛多少有些长篇创作的“优胜情结”，作家誓以一部长卷定天下，评论家也惯以长篇创作论英雄。所以在陕西，人们关注长篇小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世纪以来，陕西作家在长篇领域积极地辛勤地耕耘，创作呈平稳发展态势。从出版作品看，确实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以我有限的阅读所涉猎到的作品就不少，贾平凹继《怀念狼》、《病相报告》之后，新近又推出了45万字的厚重之作《秦腔》，人们对他的新作依然热情关注并存有争议，贾平凹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对当下社会人心的敏锐感应和深切关怀，保持着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提供着新鲜而富有意味的文学话题。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叶广芩的《采桑子》和《全家福》，文兰的《命运峡谷》，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均是文坛普遍叫好的作品，他们或本色蕴藉、或者诗意浪漫，都表现了作家出众的艺术才华。新近崛起的作家中，方英文的《落红》、冯积歧的《沉默的季节》和《大树地下》、鹤坪的《大窑门》和《老城坊》、安黎的《小人物》等，感受独到、笔法犀利，各自的艺术特质也非常突出，很见功力和潜力。还有最新见到的一系列长篇如雷电的《容颜在昨夜老去》、孙见喜的《山匪》、阎冬的《金盆华开》、吴言的《背叛》等等，一批又一批钟爱长篇的作家，正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姿态渐次出场。所以，对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前景，应该还是持乐观的态度。
李国平(《小说评论》主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对陕西文学的评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陕西文学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力。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叶广芩、红柯、高建群等，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较，陕西算强省。在新时期每个阶段，始终都有陕西文学的影响和回音。近年陕西作家的作品在全国获大奖的也是不少，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很有影响。
在繁荣的气象中，新世纪陕西长篇小说仍然缺少扛鼎之作
文学界人士仍然清晰地记得去年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我们陕西的三部作品最终非常遗憾地全部落选。由此引出我们的思考，与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状态相比，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有何特色与不足？
周燕芬：如果依然认可“茅盾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那么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就能说明一些问题。评委对贾平凹的《怀念狼》、叶广芩的《采桑子》、红柯的《西去的骑手》评价都非常高，三部小说均入围最终备选的十三部作品，评委们认为“陕军”的三部重头之作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但最终的全部落选也说明我们的小说在质量上的缺憾，至少不像当年的《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那样，几乎是无可争议地入选。说陕西小说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应该是不过分的。
评委的另一点看法对我也颇有触动。他们认为：“获奖的几部作品都是特别‘厚重’的文学力作，在这一点上陕西前两部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也都具有这样的风格，而这也是此次陕西参加评选的三部作品都稍有缺憾的地方。”一直以来，陕西文学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我们曾经格外自信“厚重”是陕西长篇小说的特色。但现如今，这种“厚重”也被打了折扣，我们还以什么自名于天下？所以，在呼唤文学“新人”，促动文学“新变”的同时，如何扬弃我们的文学传统，恐怕还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李星：去年陕西文坛冲击茅盾文学奖我们有三部作品同时入围，当时在全国是少有的省份。许多人都为之高兴和看好陕西作家，然而事实却并非尽如人愿。此事应让我们清醒头脑，正确对待创作。综观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有的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陕西的两部获奖作品十余年来一直被当代读者谈论，被史学家、作家、评论家谈论，这很难得。说明了这两部作品的存在意义。近年来，我省作家不断有中长篇杰作完成，有的作品甚至精到、完美，陕西作家在走现实主义史诗创作之路时，有拓展、有创新、有时代气息，不拘泥于传统。茅盾文学奖特别讲广阔和结构的宏大，我省作家作品尽管有特点，但在此标准下、此观念下，就显得有了一定差距。我认为，茅盾文学奖的理念有些保守，应有所突破。通过这次评奖，我觉得陕西作家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应在长篇艺术的结构上再下功夫，缩短差距。
适度的宣传是必须的，但过分的市场化是文学的大忌
李国平：现在很多出版机构、媒体和创作实行三位一体，是一个完整的环节，必须借助媒体适度的炒作。外省的很多作品影响大得益于作家都与媒体联姻，和出版社联手，使得作品能够更好地走向市场。实际上陕西作家也应该借助媒体和出版机构，把自己的作品宣传出去，更积极地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
李星：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认为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市场化的过分影响。本来文化也是产业，可以把文学创作纳入文化产业。但实际上对作家来说，常常希望用作品来改变自我的命运和个人的境遇。市场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但是过分市场化就是文学的大忌。陈忠实曾经说过，创作是一种艺术体验和生命体验。作家如果过分迁就书商和一些低层次读者要求，必然违背了创作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原则，市场化也就必然带来媚俗的、没有生命力作品。自从《废都》和《白鹿原》出版发行以后，好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过分地没来由地描写“性”，以此作为市场的卖点，完全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造成作品的肤浅，难以深入下去，因此也就难以有成就。此外，过分市场化使作品陷入重复性的创作中，缺乏创新。
陕西作家介入当前社会现实的力度不够
李星：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介入当前社会现实生活的力度不够，批判不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体看来写现实矛盾的作品少。陕西作家缺乏像周梅生、陆天明、张平这三个作家介入现实的创作激情和热情。对现实矛盾的关注，介入现实生活能够使作家创作与当前的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是作品具有久远生命力必不可少的因素。但陕西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很少，写历史、写过去生活题材的多。从陕西文学整体面貌来看，同步反映现实的作品太少，只有一些业余作者的作品，涉及到这方面的题材。二是陕西的长篇小说对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心灵的扭曲、社会风气的混乱状态，对当前社会道德伦理、人的精神退化现象缺乏批判的力度。很多作家写一些人性的作品，把人性孤立起来，就人性写人性，还有的热衷于搞人性实验，这样难免偏颇。人性的写作必须搁到一个社会体系中，必须与时代、现实和各种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离开了历史现实社会的单纯的人性，是不真实的人性。三是陕西作家的综合素养不够。王蒙曾经提出“作家学者化”，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作家自己首先必须是文化素养很高的人，人格力量很高尚的人，具有比较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作家不是文字匠，不是码字工。但陕西作家有的没有来得及提高自己的精神素养，有的没有认识到文学的竞争最终是文学综合素养的竞争，是精神境界的竞争。部分作家心态浮躁，急功近利，过分追求商业化和经济效益。四是陕西文学创作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1993年的陕军东征，曾经在全国都很有气势。但后来各自为阵，到目前形不成陕西文学整体对全国文坛的冲击力。
李国平：现在陕西作家有些敏锐的东西失去了，有些好的传承缺失了，对社会的关注淡化了。如陕西的宝马案，经过媒体的广泛关注，揭开了中国体育彩票的黑幕。但从此事中看不到陕西作家的声音。陕西作家对于如此重大的社会题材表现出话语权的缺失。还有比如铜川的矿难，这是一个很好的挖掘社会弊端，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题材，但看不到陕西作家对此的关注和反映。在此，陕西作家表现出的是一种畏缩的、回避的态度，缺少一种敢于承担的勇气。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作家介入社会公共事物是作家良知的体现。部分作家陷身于一些功利性的事务中，对于社会必需的精神性的关怀和深层次的思考少了。古今中外，作家都应该能够承担起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如果摒弃监督，顺应社会思潮，必然创作出媚俗的缺少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期待新世纪的“陕军”再一次“东征”
周燕芬：上个世纪发生“陕军东征”的90年代初期，无论对于全国还是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来说，都是一个收获的年代。我们不好简单地将当下文学与“陕军东征”时的辉煌相比，因为文学毕竟不像其他产业可以刻板地以时间或者数量论成败，加之文学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态，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品质，同时也影响着读者的接受热情和趣味。相比较而言，陕西依然是生长长篇小说的一片沃土，总是有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们活跃在当今的文坛上，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虽然和前辈作家相比，新一代陕西作家还不能真正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文学天空，但是我们还是感受到他们正在全方位地突破传统格局，走向新的超越。不期然中，或许会“黑马”横空杀出；或许这种经年的艺术劳作正积累着一个我们期待已久的新的收获季节。
反省和创新都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如果一定要提一点建议，我以为当下的文坛，还是高产之下，精品甚少，对于名家来讲，不是缺某一本小说，而是缺一本好小说或者更好的小说，能否少写一点，写精一点？对于晚生代作家来讲，前辈作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值得学习的。我还是坚持曾经的观点：草率命笔、仓促写就的长篇小说，难能经受住时间和阅读的考验，长篇的酝酿和创作周期很短，内含作家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很有限，如何要求它成为精品？陈忠实就是在完成了九个中篇小说之后，迎来长篇创作的机缘。时代人心浮躁，作家却一定要沉潜下来，放弃那些匆忙的、零星的、不成气候的写作，不断地积累和磨炼，在苦心经营当中寻求创作的突破和飞跃。
我对陕西长篇小说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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