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社保之惑——郑功成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教论文,社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年。这期间，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请你就这些方面做一个概括的描述和评价。
郑功成：事实上，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应该从1986年开始算起。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6年到1993年。当时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层次很低，把它当作为国企改革服务的配套措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度安排。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7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社会保障被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五大支柱之一。但是这种认识仍然没有到位，社会保障只是被当成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改革中越来越显现出经济政策而不是社会政策的色彩，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取向也日益模糊化，新制度的建制理念未能找到准确定位。
第三阶段是1998年以来，社会保障被当作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开始摆脱依附于国有企业或市场经济的地位，从服从于经济发展向服务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公平与正义的因素取代效率因素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本身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保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认识。这是对上一届政府认识的延续、深化和升华。社会保障领域最近取得的一些进展，如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写入宪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进，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以及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步增长，均表明“加快”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得到体现。
在上述阶段，尤其是前两个阶段，社会保障改革无论是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直接影响着改革的决策。这些不足，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时期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可以避免或者至少应当尽快得到纠正的。
总体来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经历了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从自发到自觉、从单项到全面综合改革的历程。改革初期对社会公平的矫枉过正正在得到正本清源。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接近和符合社会保障的本质。社会保障观念已经转变，旧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向新制度转型。虽然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但此消彼长的迹象已十分明显。
记者：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学者，你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和实践上有哪些重大发展？
郑功成：任何一个事业，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要走入歧途。因此，社会保障要加强理论研究。中国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的主要体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社会保障多因素决定论”形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以前，我们的社会保障是“经济决定”、“计划决定”。这些认识是偏颇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并决定的。在此，中国特色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或者政治术语。事实上，中国的任何一项社会制度建设，都要解决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尤其社会保障。我曾经讲过，社会保障建设不宜提国际惯例，中国的社会保障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
在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上，还取得了一些其他的进步，比如在对待国外社会保障理论问题上，研究者能更客观、更全面，更理性地理解国外的社会保障理论，由单纯的介绍转到与中国社会保障建设的结合及比较研究上来；在研究方法上，也由单纯的定性分析到重视定量分析，从单一的经济视角到更多元的视角研究，等等。这些均表明了社会保障理论在持续发展。
这些理论研究对社会保障改革的影响是明显的。中国没有简单照搬其他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而是在实践中注重国情，选择的是渐进式、混合型发展道路。20年来的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国民的保障观念已经从以前依靠国家和单位向分担社会保障责任转化，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缺乏效力的社会保障旧体制已经被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替代；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已经有1.5亿人进入到基本养老保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均超过1个亿，城镇居民实现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也达到了2200万。
记者：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在理论研究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在认识上还存在哪些主要误区？
郑功成：主要问题是理论研究的不足，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两个不足并存。尽管社会保障技术研究和具体政策研究十分重要，但社会保障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仍然是主要的。因为基础理论关系到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和建制理念，如果对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认识不清、不深，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目标、方向也必然出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建设虽然有进步，但尚未真正定型，我们缺乏经得起检验的大理论、大思路。社会保障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尚未定型，还比较稚嫩。
在讨论社会保障改革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时，我觉得特别需要摆脱一些认识误区。我们很多人把现在社会保障中的主要问题，都归因于历史的原因，把社会保障改革进程缓慢的原因看成是历史包袱影响。实际上社会保障改革中的问题，历史因素的影响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在改革中形成和强化的。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更加注意改革本身，要重视改革政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有效性。
此外，当前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专业研究队伍不够，力量不足。中国研究社会保障的人不少，但很多是半路出家，很多是“兼职”专家。而社会保障事业需要一支长期专心研究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二是真正符合社会保障本质的声音不大，关于社会保障的各种说法很多，有很多的“理论”，但真正体现社会保障本质的声音却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并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三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尚有待进一步改进。
记者：对社会保障的一些理论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有很大分歧，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理念和理论支持。你提出要赋予社会保障“公平的价值取向”这一理念的背景是什么？
郑功成：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取向，首先是由它的本质要求决定的。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以创造和维护公平为目标的。如果失去了公平的价值取向，社会保障制度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近年来，我对社会保障又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就是我们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在于创造和维护公平，而且要在维护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强调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取向，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改革之初，我们对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式的公平矫枉过正，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被逐渐湮没。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好坏甚至与地方的投资环境构成了反相关关系。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如基本养老保险）因费率差异极大甚至成了破坏公平竞争的因素。因此，强调公平与制度统一，正是对现阶段的不公平与制度不统一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整治的迫切需要。
目前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混乱，诸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效率优先”等市场经济术语和“警惕福利病”、“降低社会保障成本，维护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工优势”等等一些论调盛行，纯粹市场经济的东西被套到社会保障制度上并受到追捧。这些认识直接损害了社会保障的价值目标与制度建设。事实上，社会保障是可以且应当提供免费午餐的，古往今来从来负有这种责任。历史上的封建时代的救灾济贫就是免费午餐，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面向贫困人口提供的救济，就都是要为生活困难者提供的“免费午餐”。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总是有人付不起费的，但付不起费的人也有生存的权利，人与动物世界毕竟是有区别的。所以说，社会保障不能提供免费午餐，我觉得至少是不完全的、不准确的。
至于说通过降低社会保障水平来维护所谓国际竞争力的说法更是荒谬。世界上真正有竞争力的都是劳工成本很高的国家。在劳工成本高的背后，是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劳动者的素质高，进而创造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而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我国低劳工成本的竞争优势只能是短期内的事情，通过牺牲劳工利益和降低社会保障水平来提高所谓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实际上是真正损害中国长远的国际竞争力的短视做法。我们认识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否定它的目标。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短视，恰恰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良性发展，应当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投资来获得短时的增长和表面繁荣。1997年，在中国出现连续五次下调利率失效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百姓缺乏消费信心。之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就直接得益于“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政策的实施，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保障，信心也就慢慢恢复，消费也拉动起来了。新一届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举措，是吸取了这样一个经验的。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的目标。虽然可以探讨迈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及具体政策，但不应当怀疑这一目标。所以，我提出要赋予社会保障以公平的价值取向，目的就是要恢复社会保障的本来面目。
对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我不赞成在社会保障领域将二者相提并论。因为社会保障一定是创造和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是在公平里面出效率，效率是用来维护公平的。
记者：这些认识上的分歧，会对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实践产生哪些影响？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的研究时间不长，研究人员的背景也十分复杂，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研究社会保障，出现一些不同认识很正常。同时，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强调效率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呼唤社会公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强。现在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就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跨国公司已经不只是要求生产“绿色产品”，而是开始要求追求“文明产品”。追求社会福利，维护社会成员生存的体面和尊严，确保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世界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会越来越重视。
认识上的分歧，肯定会对实践产生影响。它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价值取向上的混乱，必然造成社会保障建制理念的混乱：另一方面，是政策无所适从，摇摆不定。我国一些社会保障制度长期试而难定，就是缺乏统一认识造成的。
记者：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在实践中的问题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具体。你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哪些问题？
郑功成：我要强调的是现阶段社会保障面临着四大问题，即保障不足、责任不清、法制滞后和新制度的有效性不高。
我不赞成说中国的社会福利是高福利，更谈不上福利病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过敏性的反应。这就好像是一个有钱人提醒乞丐警惕肥胖症一样。我们国家社会保障的问题主要是保障不足，而保障不足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比如说基本养老保险，只有1.5亿人参加了这一保险，但中国的老人就有1.3亿，劳动力有7.5亿，加起来有9亿，还有多少人没有养老保险？我国的老年人福利在哪里？又如全国有13亿人口，只有1亿城镇人口进入医疗保险，有12亿左右的人口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村实际上还有9000万人需要帮助，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救助制度。全国6000万残疾人有多少人能享受到残疾人福利？如果对这些客观的事实视而不见，反而将中国与无所不保障的高福利国家相提并论，其偏颇性就显而易见了。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在总体上是明显的不足。当前的根本任务应当是加快建设这一制度，水平可以低一些，却不应当有漏洞，至少应当杜绝城乡居民因生活困境而绝望的现象。
记者：在今年的人代会上，你提出了几个有关社会保障立法的议案。你如何看待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问题呢？
郑功成：社会保障的制度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关系到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划分。几乎在所有的国家，社会保障都是立法先行，就是先制定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然后再加以实施，是以法律确立制度。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策型”。这种作法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社会保障责任“政府化”。这与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目标存在着距离。社会保障是一种全面的、重大的利益调节机制。它需要从一个比“政策”更高的层次上来平衡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责任和利益。这就是法律的层次。现在，我们缺乏社会保障方面的必要法律，企业可以不参加社会保险或者拖欠社会保险费，经办机构还不能告状或者强制执行。因为法院会因没有相关法律而不予受理与支持。这就是我们的尴尬。因此，我一直在呼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步伐。今年将社会保障制度写入了宪法。本届人大常委会也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立法纳入了规划。新一届政府把依法行政和建设法制政府定为自己的目标。这样的宏观背景将决定中国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会加快。但也不要太乐观，因为立法确实不像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那么容易。
记者：你曾提出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资金不足是表象，深层原因是责任边界不清”，你认为应该如何划分中国社会保障各种关系中的责任边界？
郑功成：资金不足是一个表象，我们要更深入考虑的是为什么资金不足、什么样的资金不足。这个问题的症结，我认为是责任不清。责任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我们需要哪些资金、要多少，也才能知道到哪里去获得这些资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保障虽然确立了责任分担的机制，但是有关各方的责任起码在三个方面没有划分清楚：一是历史的责任和现实的责任不清；二是政府的责任没有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单位的责任不太清楚；三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没有划分清楚。哪些是应该由中央承担的，哪些是由地方承担的，目前来讲并不清楚。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厘定各种责任关系的边界，明确和规定各自应该获得的权益和必须履行的义务。首先是明晰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比如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历史负债，应在精算的基础上用稳妥的办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化解，而新制度下的负担才是现在应该重点考虑的对象。其次是明确划分政府和民间的责任。主要是明确界定政府的有限责任，同时引导市场（如商业保险）、民间慈善组织、社会公益团体等提供相应的社会化保障服务。再次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改变企业依赖政府、地方依赖中央的不合理局面，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分工和职责。这对于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真正实现社会保障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责任分清楚了，资金也就不是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搞社会保障或福利是资金充足的，何况中国现阶段因制度转型需要一代人承担两代人的负担与压力。因此，我始终认为资金不足并不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遭遇困境的本质，责任不清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但就目前来看，资金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保障中不可忽视的。不讨论资金总量上是否能满足需要，单就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与管理而言，就存在诸多问题。你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你如何看待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
郑功成：解决资金问题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对存量进行调节，通过调整财政结构、减持国有股、变现国有资产等手段来加以调节。二是对增量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我们的政府是公共政府，它掌握着公共权力，控制着公共资源（公共财政），承担的也是公共责任，执政为民的核心是为城乡居民谋取福利。因此，在经历近20多年做大财富蛋糕的背景下，现阶段应当关注如何更好地分配蛋糕，加大再分配的力度，实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关于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我谈三点。第一，社会保障基金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只要选择基金制模式，就必然要与资本市场结合，社保基金应当参与财富的创造和新创财富的分配，才能实现增值。第二，我对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比较保守。第三，人们不能对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寄予太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短期内并不现实。
记者：社会保障实践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恐怕是如何扩大覆盖面。当前一些特定群体，如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受到大家的关注。你在这方面的建议又是什么？
郑功成：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是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手段，但现阶段有必要解决制度的统一性和多元化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首先是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建立覆盖全国的统一制度并将全体国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对象范围。其次，在具体制度建设上要具有灵活性，现行制度无法包容的社会成员，应当有新的制度来满足其需要，比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再次，是需要改进现行制度的经办方式，为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服务。这几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在确立制度统一的目标下分类分层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记者：农村社会保障是完善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也存在诸多争议。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有何考虑？
郑功成：解决“三农”问题不全是经济政策可以解决的，也需要社会保障政策。毫无疑问，社会保障应该是城乡统一的，因为社会保障动用的是国家的公共资源，这个公共资源不应由城市人独享。社会保障最高的目标是全体国民社会保障权益统一。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还不能统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国家财力有限都影响了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这些只能算是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由，而不能当成拒绝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理由。
要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农村的“三化”，也就是农村的城市化，农业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化和农民群体的职业分化。比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里有城镇，不可能把住在城镇里的人跟住在乡里的人同等对待；从事传统农业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事产品加工及在城市务工的可能就变成产业工人了，他们的风险不一样。这种差异性也决定了对保障制度的需求会有较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农民群体在大规模分化。农民工里又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多年在城市里务工并事实上已经市民化；第二部分农民工只是农闲时间出来的季节工；还有一大块是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在外打工者。所以，一定要考虑“三农”的分化，要考虑到分类别、分层次、分地区的问题。现在对农村居民来讲，首先应当缓解贫困问题，要建立基本的医疗保障，然后才是养老和福利问题。发达一点的地区，它的经济能力、生活水平到了一定程度，可以且应当率先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记者：现在有这样两种主张：一种是“就业优先”，一种是“以土地换保障”。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两种主张？
郑功成：我不主张简单的说就业优先还是社会保障优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与就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社会保障通常以就业为条件，而劳动者的就业则需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现实，决定了充分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客观上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两个重要支柱，是政府必须同时给予重点考虑并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不促进就业的增长便难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便很难缓解就业压力持续扩张的局面，也很难顺应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难以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贫困、失业等诸多社会问题，也不利于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因此，确保积极就业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协同发展，是中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时期内的必由之路。在此，我明确不赞成提就业是最好的社会保障。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就业不可能替代社会保障，因为就业不能自动地解决劳动者的社会风险问题。我们不能因重视就业就忽略社会保障，也不能因重视社会保障就轻视就业。两者都是现阶段中国急切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关于土地换保障的问题，它可能涉及到中国一些基本的重大制度问题。作为一种新的思路可以探索。但我认为应该把它放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居民的非农化过程中去统筹考虑。
记者：最近，劳动保障部提出从五个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的主要任务你又是如何认识的？
郑功成：“加快”应当是建设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基调。具体来说，主要加快以下几方面的建设：
一是完善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要以更快的速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如果我们坚持走一条由县级统筹到地区统筹，再到省级统筹，最后才是全国统筹的路，我们就可能付出超额的甚至几倍的代价。因为每一次统筹层次的升级，都将是规模巨大的地区利益结构调整。如果坚持这样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可能遥遥无期，制度本身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而且在损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破坏。
二是要提高新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我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整个制度还未定型，几乎每项制度安排都还存在着不足甚至严重的缺陷。因此，提高新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已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是要加快配套制度和配套机制的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与相关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创造条件。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等，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配套条件，只有同步推进才能相互配套，最终促使各项改革相得益彰。
记者：和十年前相比，你认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环境有哪些变化？有利和不利因素有哪些？
郑功成：这些年，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走过了改革普惠的阶段，进入了利益分割的时代。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以及地区与城乡发展失衡的现实格局，均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具体来讲，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具有了必要性与紧迫性，而且也具有了相应的经济基础与环境条件。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无疑构成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总基调。这一基调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将进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其次，追求社会公平的氛围开始形成。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一些变化，贫富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等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开始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政策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必然选择。再次，公共政府和法制政府的构建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此外，舆论的环境也变得更为理性，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至于不利的因素，主要还是对社会保障目标的认识没有完全到位，这将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记者：新修改的宪法提出“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你是如何认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中的“相适应”问题？
郑功成：概括的讲，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社会保障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才叫做相适应。社会保障的发展不能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现实是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要“加快”建设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句话：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建设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经济社会条件。
记者：中国社会保障的未来走向如何？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的未来，就是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之路。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一是明确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取向和保障民生、增进国民福利的建制理念。二是要切实解决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市场乃至企业、个人等各方面的功能作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与社会慈善公益团体的替代功能，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保障体系。要统筹考虑城乡居民、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有计划、分阶段地逐步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三是要实现社会保障的法制化和决策的科学化，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朝着体系完整、制度健全、水平适当、统放有度的方向推进。
记者：你对学界、政府和媒体在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中的作用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做何评价？
郑功成：应当说三个方面都在共同关注着社会保障事业。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视理论界和媒体的作用。媒体，也扮演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三者之间基本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科学决策和舆论的作用，三者不能分离。几个方面的“合力”，有利于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进行。
借此机会，我对《中国社会保障》杂志创刊10周年表示祝贺。我亲自见证了《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它不仅表现在内容范围的持续扩展和信息量不断加大等方面，更表现在多视角反映中国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成果与见解等方面。它代表的基本上是来自社会保障专业视角的主流意见，较之其他报刊更具理性，更有责任感。我希望杂志能够保持自己已经形成的特色，继续用激情与理性来打造社会保障专业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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