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主导贸易增长的负效应分析_加工贸易论文

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的负面效应分析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面论文,加工贸易论文,主导论文,效应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8)07-0052-12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投资贸易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为主导的贸易增长模式(在对外贸易出口中,外资企业比重达到了60%以上,加工贸易比重一直维持在50%以上,个别年份达到了60%以上,在加工贸易中外资的比重达到了80%。)。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面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目标,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的效应需要重新审视,如何扬长避短、促进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调整贸易增长转型到贸易发展的中心环节。作为政府层面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2006年以来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对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模式发出了强烈的调整信号。②

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国新《劳动合同法》和所得税两税合并的政策,对完全依赖于境内外的工资价差、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维持利润收益的外资企业不啻是一个产品和技术升级的直接推力。从2007年下半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做出了明显反应,山东省青岛的某些韩资企业出现了集体欠薪逃离的事件,珠三角地区一些低技术含量、一般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也开始转移或者歇业。这说明,在中国,对加工贸易为主导型贸易增长的改革已经悄然开始,而且势在必行。

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分工形式已经成为国际分工主流。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和技术的企业优势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将产品的生产环节分片段地配置到成本最低、生产效率最高的区域。对外开放初期的中国只具有劳动力资源、环境资源的优势,因此大量的外资企业将其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片段转移到中国内地,利用其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相对优势整合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并加工装配成最终产品,然后出口的“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之一,又是转型经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外资推动的加工贸易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稀缺资源:外汇、税收、就业机会以及外资企业进入所产生的技术和制度外溢效应。③毋庸违言,近30年,外资推动的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也为这种增长方式付出了可观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互利性逐步发生了变化,以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净利益逐步减少,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目标的差距不断拉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激励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目的,是为了获得和有效配置在加工贸易增长过程中的稀缺资源,例如先进技术和管理,有效的就业机会等等,一旦这个目标出现了不确定性或者模糊,或者说这种模式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时,改革的政策和思路出台是必然的趋势。

一、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的负面效应

1.加工贸易带来的贸易结构升级和东道国的经济效应分离。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高,制成品的比重比较低,因此提高国际贸易中制成品的比重是贸易结构改善的目标之一。按照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1985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50.6%,工业制成品占49.4%,到2007年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到为5.05%,工业制成品上升到94.95%,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假设下,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中产品结构提升,经济效应也会提升,会给本土带来福利的增加。

但是在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中,一国的贸易结构改善却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效应的增加。其一,在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模式中,东道国只是以要素参与加工贸易的利润分配,如果被外资整合的要素属于一般要素,例如普通劳动力,即使贸易结构升级了,加工贸易增值率上升了,东道国的所得不过是凤毛麟角;其二,加工贸易的“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在东道国的贸易数据统计上会迅速地增加制成品的比重,如果以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只是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环节安排在东道国,可能产生的技术和管理的正外溢效应就不是很强,也不会带来东道国福利的同步增长。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在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模式中,东道国的贸易结构升级与其福利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密切了。在中国,外贸总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是外资和以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在2007年出口总额中外资的比重为57.1%;在出口类型中加工贸易比重为50.73%,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成为其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例如2002和2003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分别为677.07亿美元和1103.2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89.5%和89.7%。其中,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556.58亿美元和942.7亿美元,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分别为82.2%和85.5%。

一般来说,加工贸易增值率比较高,表示技术含量比较高。如果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增长不快或者停滞的话,出口产品贸易结构的改善就不会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外部效应收益。笔者对中国1981-2006年的加工贸易增值率进行了粗略的估算,④(见图1):

图1:1981-2006年的加工贸易增值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计算

图1显示,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除了1988-1990年期间增长较快之外,其余年份的增值率变化不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发趋于平缓。因此可以说,虽然我国贸易产品结构中制成品的比重比较高,但是并没有带来加工贸易增值率的迅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加工贸易中的增值率处于相对平稳的水平,表明加工贸易中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没有明显的增加。致使贸易结构中制成品比率上升的加工贸易不过是相同技术水平的生产环节重复增加,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升级,因此以加工贸易为主导贸易结构的改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外溢效应可能没有增长,用统计意义上的贸易结构改善来表示东道国经济收益增加只是一个幻觉。

2.加工贸易提供的就业机会不等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外资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转移到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我国农村劳动力纷纷从东中西部的农村走向城市,从农田走向加工流水线。据统计,1999年在外资企业从业人数为791万人,到2006年底,增加到2118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这显然是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但是由于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的生产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生产流水线上简单化的操作和低工资的双重因素都不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因此,在加工贸易企业中的劳动者有可能跌入人力资本低素质循环的陷阱。

图2:加工贸易企业的低素质劳动恶性循环

图2说明技术水平越低的加工贸易环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低,低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很难顾及自身以及下一代的教育与培训。而且外资违反劳动法,长时间加班的用工制度,劳动者也没有闲暇时间去学习培训。这样的低技术企业生产越持久,东道国的劳动者素质低下的问题累积得越沉重。可以用外资企业人均资产来衡量外资企业生产中的技术变化。人均资产比率越高对劳动技能的促进作用越大。

图3:外资企业人均资产(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计算

图3显示,本世纪以来,中国外资企业的人均资产数额基本维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这表明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没有实质的提升。因此,加工贸易虽然给中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在加工贸易流水线上工作的劳动力不能够得到实际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这样的模式会从人力资源质量演进上将中国劳动力固化在低层次、低技能上,从而将在中国的加工贸易环节固化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另一方面,低技能加工贸易提供的就业机会可能导致城市贫民的迅速增加。紧张而高劳动强度的加工生产流水线上使用的大多数是20-35岁左右的农民工。⑤在缺少劳动合同法严格监督的外部环境中,加工贸易企业可以轻易地解雇年龄偏大,动作变得不太敏捷的农民工。这些被解雇的“大龄农民工”掌握的简单操作技能脱离了加工贸易的生产流水线将变得一钱不值,因而不能够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计。加工贸易企业的低工资、简单操作技能、超长工作时间的用工模式像一个巨型“脱粒机”把农民工的年轻精华“脱粒”后就将其抛向社会,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回流到农村,另一部分人可能滞留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城市贫民的新来源。

3.加工贸易中独资比率上升的投资方式限制了外溢效应。外商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方式有三种:合资、合作和独资。合资和合作方式对东道国来说技术和管理的外溢效应比较大,对外资来说投资风险比较小。东道国允许外资采用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本土的意图之一,是用国内市场份额和资源置换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因此,东道国往往偏好和鼓励外资采用合作和合资方式投资。外资在进入初期,因为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生疏,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也愿意采取这两种方式。但是当东道国的投资环境逐步成熟,外资企业也熟悉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外资为了降低合资、合作方式可能发生的企业内部的利益和文化冲突引致的管理成本上升,限制技术和管理的外溢以保持外资的竞争优势,往往偏好独资的形式。

图4:中国独资、合资和合作企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

图4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外资企业独资的比重稳步上升。这种趋势在加工贸易中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在长三角一些地区,形成了以某一国家或者境外地区企业为主体的封闭型加工环链或者生产飞地。国内将这种外资加工环节在东道国的延展称为“以商引商”。⑥以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其主要设备以及关键零部件主要来自于境外的母公司,其技术也是主要依赖于母公司,这类封闭加工环链和生产飞地和东道国企业、技术市场和研究机构的联系相当微弱。⑦这种趋势会产生三种效应,其一是边缘化效应。东道国的本土企业很难参与其加工链中,能够参与进去的本土企业从事的大多数是外资企业加工环链的边缘性产品生产,得到的技术和管理的外溢效应极其有限。其二是压制效应。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也获得了东道国的优势资源:廉价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相比之下本土企业具有的优势寥寥无几,成长历程非常艰难,尤其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产生具有世界著名名牌的,本土大型跨国公司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⑧第三是挤出效应,加工贸易大量进口我国已经具备生产能力的原材料,更使得原本开工不足的国内原材料企业境况恶化,国产原材料无人问津,企业濒临倒闭。据估算,我国食糖业、食用植物油业、纸及纸板业由于受加工贸易进口冲击而就业受威胁的职工人数在100万以上。

4.加工贸易带来高污染的环境成本不堪重负。环境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会将高污染产业和产业链转移到低环境规制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变成跨国公司的“污染避难所”,因而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⑨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忽视了引进外资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的短期目标,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往往不顾环境成本的支出。因此出现了引进外资越多的地区,环境保护状况越恶化的趋势。2001年,东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的FDI为1652亿元,2003年增加为2080亿元,占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FDI的86.6%。其中,高污染产业和中等污染产业和分别占我国的86.5%和87.4%。2005年,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FDI增长为3276亿元。⑩这种集中性环境污染必然会带来自然生态环境的失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问题,2007年在江苏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就是大自然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惩罚。中国工程院院士、湖泊环境研究主席、科学家刘鸿亮教授对全国55000千米河段进行了研究调查,报告显示,23.3%的河段水质污染严重而不能用于灌溉,45%的河段鱼虾绝迹,85%的河段不符合人类饮用水标准,而且河流自洁等生态功能也严重衰退,形势异常严峻。境外企业把一些有毒有害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这不但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污染,也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劳动者的健康产生了损害。地方政府短期内经济增长和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冲突在加工贸易项目选择上表现尤为突出,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以至于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多批次共1729个商品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1853个商品的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将加工层次低、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消耗大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遏制由加工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这些公告的连续出台,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国家层面对加工贸易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不能容忍。

5.加工贸易移花接木转移贸易巨额顺差,致使贸易摩擦不断。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加速增加。1991年贸易顺差额只有81.2亿美元,到了2006年已经增加到期1774.6亿美元。近几年来,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甚至在近两三年来远远超过50%。2005年总的贸易顺差是1019亿美元,而加工贸易的顺差却达到1425亿美元;2006年贸易顺差总共1775亿美元,加工贸易却有1889亿美元,其他贸易逆差945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共计1125.3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项下累计顺差达到1105亿美元。由于中国的相对成本低,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来,进口大量零配件,经过组装和加工以制成品出口到欧美和其他国家。加工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顺差被动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图5)。

图5:中国加工贸易差额和一般贸易差额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年鉴整理

加工贸易带来顺差增长的实质是跨国公司通过对大陆的直接投资把周边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国、欧洲等国家贸易顺差移花接木地转移到大陆来,表现为大陆对美国、欧盟等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周边国家贸易逆差(图6)。这种贸易差额的地区间转移,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贸易顺差被动性增长以及由此相关的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而且也增加了中国贸易摩擦。

图6:大陆和周边地区以及美国的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贸易年鉴整理

(1)反倾销案件增加。按照原产地的原则,在中国进行加工贸易而出口产品,大多数都被进口国看成是中国出口的产品,巨额出口引起贸易摩擦和纠纷也由此而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5月19日发表的2004年新发动的反倾销关税案件统计,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的反倾销案件达到了42件,是199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WTO的统计,中国已经10年来连续成为反倾销关税最大对象国。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集中在化工、钢铁、其它金属和纺织产品。2005年国外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91起,其中反倾销立案调查51起、保障措施立案调查5起、纺织品特保35起。从涉案产品来看,位于前三位的是纺织品、轻工业品和化学工业品,总计占涉案产品的83%。这些产品中不乏加工贸易的出口。

(2)替人受过,贬低了“中国制造”无形资产。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生产模式中进口原材料瑕疵和设计方面缺陷被当作是“中国制造”的缺点,使“中国制造”的无形资产受损。比如2007年8月发生的美国美泰玩具召回事件,美泰三次召回所谓的中国制造的玩具,总数达2100万件。其中95%以上是属于美泰公司自己的设计缺陷所致。(11)虽然美泰公司最后不得不向中国道歉,即便如此,也使“中国制造”蒙羞。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最近的所谓中国包子农药残毒超标事件上。2008年年初,国家质检总局接到日本有关方面的通报,日方分别在中国一批输日韭菜包子和韭菜虾仁煎包中检出甲胺磷残留含量0.45-0.66ppm和O.04-0.88ppm;在一批输日炸猪肉卷(芦笋)中检出甲拌磷残留含量1.2ppm。中方对上述事件高度重视,立即开展相关调查。根据质检总局目前掌握的信息,上述韭菜包和韭菜虾仁煎包是山东仁木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炸猪肉卷(芦笋)是清清仁木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这两个企业均是日本在华设立的独资企业,生产过程完全按照日方的标准工艺进行管理和生产,并由日方公司人员负责驻厂监管,但是客观上产生的效应依旧是“中国制造”的声誉下降。

6.加工贸易模式引起的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不仅带来了微观层面上的诸多负面效应,也引起了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1)加工贸易降低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发展经济学认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孙楚仁(2006)、林毅夫(2001)、朱启荣(2007)等)撰文比较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得到的结论是一般贸易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一般贸易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次之,加工贸易出口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小,而加工贸易进口对GDP增长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中经济学道理非常明显:在国际贸易模式中,出口是外部资金注入,进口是内部资金漏出。出口通过对外贸易乘数效应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在加工贸易“大进大出”模式下,外部资金注入和内部资金漏出大体相抵,对经济增长净拉动力无疑低于一般贸易模式,具体显现为对外贸易乘数的下降。笔者对中国对外贸易乘数计算也显示了这一点(图7)。(12)

图7:中国边际出口倾向m和对外贸易乘数K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图7显示,根据1993-2005的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对外贸易乘数有下滑的趋势。尤其在1998年到2004年期间对外贸易乘数和边际出口倾向呈相向运动,表示了上升的边际进口倾向降低了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其中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加工贸易的巨大顺差降低了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在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以后,“双缺口”现象逐渐被“双溢出”取代,出现了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外贸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及国内银行巨额存差并存的现象。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所形成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形成了被动性的外汇储备增长。外汇储备1999年才达到1546.75亿美元,2006年突飞猛进,突破万亿,达到10663.44亿美元。2007年继续增加至15336.11亿美元,而且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后,上升的幅度更大,表现在图8中外汇储备增长的斜率越来越陡峭。

图8:1978-2007年国家外汇储备(单位:亿美元)

超过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需要的巨额外汇储备对本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因为超额的外汇储备相当于我国将即期资源和财富过度地借给外部使用。超额外汇储备利息收益低于将其投资于本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将来收益,而且本国还要承担构成外汇贮备的一揽子货币贬值的赖账风险。因此超额的外汇储备对于本国即期和将来的福利增长都是不利的。

而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从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两个方面推动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其一是为了整合和利用我国优势资源的境外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其二是由这些境外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带来的净顺差。

这种趋势在近期用汇率政策是难以扭转的。因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特点对汇率变动形成了“天然套期保值”,汇率变化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影响不大。可以用加工贸易利润公式(1)来解释这种经济现象:

对1式两边同除以汇率e可以得到2式

由2式可见,汇率变化对加工贸易利润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其所使用的东道国要素价格。因此人民币升值只能引起加工贸易中使用大陆要素价格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润变化会改变加工贸易投资者的决策。但是众所周知,在加工贸易中,大陆生产要素在其总成本中的比率很低,因此在大陆生产要素费用没有显著变化下,人民币升值不会影响外资为主体加工贸易投资决策和增长规模(图9)。

图9:人民币汇率和加工贸易差额变化

图9显示加工贸易的顺差在人民币升值中不是下降而是上升,说明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会显著地影响加工贸易厂商的决策。相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可能还会引起对人民币套汇动机的加工贸易扩张,致使被动性外汇储备进一步上升。

二、对策和建议

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是转型经济体加入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之一,可能对我国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在现阶段,这种模式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文章开篇所述的一系列政策颁布说明国家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迫切。本文也试图从扬长避短,转变贸易增长为贸易发展的角度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1.调整对外贸统计指标,准确地反映本土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在有国际要素流动和国际分工新形势下,现有的某些统计指标已经不能够准确的反映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福利变化,例如出口产品结构。建议相关部门从本土要素投入和收益的角度设计和调整统计指标,重视从企业层面而不仅仅是海关部门采集对外贸易的统计指标,这样可以比较客观地评价一国和一个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和收益。

2.重视在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夯实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决定一国或者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原因之一是具有特殊或者高级要素禀赋。因此,在中国的开放过程中,引导产业结构和参与国际分工层面的升级基础之一,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和高级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和数量的累积。例如如何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地将中国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需要建立起保障人力资源积累的基本机制。加工贸易是可以解决一定的就业机会,但是不能让其滥用劳动力资源。需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劳动时间等指标有严格的,强制性的外部监督,让员工有一定的收入和闲暇时间投资于人力资源。建议政府推出有效政策,鼓励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

3.加强对本土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贸易增长中的主体转换。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要重视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世界著名品牌的建设。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是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在转型初期,由于本土企业缺少诸多经验,所以通过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在新的发展时期,当我们已经拥有一定规模的本土企业和一批企业家时,当外资企业越来越采取独资形式进行投资时,当以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形成相对封闭的加工环链时,当我国开放了30年还没有著名品牌的大型跨国公司诞生时,政府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和扶持本土企业的发展,培育、鼓励、扶持本土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鼓励本土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加工贸易主体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

4.重视环境保护,从贸易增长转变为贸易发展。环境保护关系到现在和将来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关系到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可持续性。要转换观念,不能为了即期的贸易增长而牺牲环境,要从贸易增长向贸易持续发展转变。把环境保护放在审核外资进入指标的重要位置,提高对环境资源使用的收费标准,让“环境庇护所”中企业关闭或者迁出。在目前加工贸易企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中,国家必须监督地方政府加强环境保护意识,防止在转移过程中“环境庇护所”搬家,把中上游地区变成污染区域,这样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的。

5.用对内政策来调整加工贸易带来的被动性贸易顺差增长。虽然开放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最好用对外政策调整外部平衡,用对内政策调整对内平衡。但是,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以外资为主体加工贸易主导型贸易增长带来的贸易顺差应当如何调整。加工贸易利润方程表明,汇率的变化对其利润的影响是有限的。影响其利润之一的不是汇率而是东道国要素的价格。因此,要遏制加工贸易带来的被动性贸易顺差增加,只有采取对内的政策进行调整。比如工资、税收,环境保护以及对加工贸易流程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抑制加工贸易顺差的增长,也有利于我国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平竞争市场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

注释:

①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者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销售的经营活动。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

②2006年9月14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2006年11月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2006年第82号公告,将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以及部分加工层次低、污染高、资源能源消耗大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2006年12月21日,为了规范加工贸易管理、加强海关单耗管理的制度建设,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管理办法》,并自2007年3月1日起实施。

③“现代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汲取稀缺或受到限制的资源的条件下做出理性选择或决策的科学。”《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美)罗伯特·吉尔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④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易出口-加工贸易进口)/加工贸易进出口×100%(这种计算实际上是高估的一种计算,如果考虑到利用东道国资源成本等因素,加工贸易实际增值率应当更低)。

⑤章铮(2005)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农民工供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总量上的民工荒,主要是25岁以下的女工供不应求。《民工供给量的统计分析—兼论“民工荒”》

⑥外资进入以后,逐步熟悉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要求其上下游的外资企业也将生产转移东道国的行为。

⑦据江小涓在2000~2001年主持的一系列调研项目显示,被调查对象中72%的企业使用母公司原有的销售渠道;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中,出口商品中有较大比例返销回母国的企业约占52%;在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中,出口产品为其所属跨国公司内部的其他企业配套的约占61%;在以进口零部件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有47%的企业是向其所属跨国公司内部的企业进行采购。

⑧2007年据财富杂志统计,5千万人口的韩国有三星电子、LG、现代汽车,SK公司进入世界100强行列,有13亿人口的中国内地进入世界100强的企业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⑨污染避难所假说(Hypothesis of pollution haven)是由Walter和Ugelow提出,可以从H-O理论角度将环境要素看成为一国的资源,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环境资源稀缺,环境规制松懈的国家环境资源丰裕。这种环境规制的差异会导致跨国公司将污染性产业和生产环节集中到发展中国家。

⑩“外商直接投资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分析”邓红亮

(11)美泰全球业务行政副总裁迪汤姆21日在北京承认,美泰所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他还表示,对由此引起的中国制造业形象受损,美泰充分理解。美泰公司在会见后散发的新闻通稿中写道:“美泰公司因磁铁原因而在全球被召回的玩具有1740万件,因涂料含铅量超标原因全球召回的玩具有220万件。与磁铁相关的召回源于设计方面出现的问题而与该玩具是否在中国制造没有任何关系。美泰公司没有要求中国厂商对因为设计原因而被召回的磁铁玩具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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