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21世纪——《卡尔#183;马克思》第二版序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卡尔论文,序言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及东欧国家垮台了。在资本主义世界，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大大地被削弱，有的甚至完全丧失了政治力量。后现代主义看来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的时髦姿态。即使那些早年可能被认为是熟悉和尊敬马克思的思想的人，现在也只是简单地重复着那些陈旧的、令人无法理解的、拒绝的口号。如果说甚至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学院式的研究也广受鄙视，那可能并不夸张。
我对马克思的立场所抱的同情是毫不掩饰的，这正像我对资本主义的厌恶一样——不仅厌恶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且也厌恶我所处的时代的资本主义。但是本书并没有明确地打算将马克思的哲学同后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或者同20世纪晚期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或者去谈论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最近的而不是马克思所知的资本主义的问题。相反，本书的目的是从哲学立场上来解释马克思的观点，并主要驳斥那些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所抱的通行的误解。正如我在结语里所说的，我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无论是同情马克思还是不同情马克思——不再针对马克思的观点提错误的问题，不再认为那些错误地说出来的赞成或者反对马克思的众多话语同他们对马克思的评价有关（其实无关）。
阅读和误读马克思
本书的读者首先应当明白，马克思并不是一位特别令人难懂或者文字晦涩的著作家。如果读者还不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体验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暂时放下这本书，而去读一些马克思的作品。如果马克思的著作既抽象又充满哲学味道，像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或者甚至休谟的著作那样，那么它们就不会吸引那些政治狂热分子和只讲求实际的人了。马克思的著作立场鲜明，激情四溢，有的地方还极其——甚至无礼地、令人生厌地——具有论战性。马克思的某些早期著作可能读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们很简练，是个轮廓，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资本论》开头论述价值问题的几章很抽象，相对比较难读。但这几章并不是这部著作的典型风格。像马克思关于历史或者经济学的大多数著作一样，其典型风格是生机勃勃、机敏、睿智，既喜欢批判思考，又喜欢经验求证。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即经常出现讽刺，或者就在字面上，或者掩藏在字里行间。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毫无斯密那种考验耐心的、18世纪式的冗长啰嗦。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这种细微差别很有可能被忽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表现得不明显（在斯密那里就是这样），而是因为它们被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或者马克思那爆炸性的义愤掩盖了。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叙述闪现出颇具锋芒的智慧。总之，这部著作的思想力量、勇气和诚实很吸引人，这是马克思力图理解和接受那些显然向他的全部世界观发出挑战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时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是这样一位著作家，他总是不断地同各种事实和理论作斗争。用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来阅读马克思，把他的著作当作某种圣经，那就会错过他最好的方面，即令人吃惊的坦率，这种坦率由他的思想方式和他迫使读者（特别是那些尚未皈依他的学说的读者）所处的思想状态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应当受到每一个拥有哲学心灵的人爱戴的原因。那些还没有以能够让他们快乐地享受到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这些美德的方式阅读马克思的人，是很应当以这种方式去阅读的。
马克思倡导联合并增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他认为，该运动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代之以更高阶段的、更为人道的社会形式。他希望他的著作能够赋予该运动以理论洞察力并使它变得更加强大。但是马克思也常常强调，这一运动尚处于形成时期，它还需要大大加强对它自身、对资本主义和对它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它必须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和发展。他一贯敦促该运动推行最不留情面的自我批评；他声明，从它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是工人阶级完成其解放全人类这一历史使命的唯一希望。马克思本人从未将工人阶级运动同冠以他的名字的某种“主义”等同起来。对于使用这一名词的某些人，马克思评论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1页。）
当工人阶级政党的分裂使得到哪里可以找到工人阶级运动这一问题变得不确定时，甚至使得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一运动的存在本身也出现疑问时，那些狂热的信徒把教条地遵循马克思的文本（或者这个那个对文本的“正统”解读）的每一个字当作真正坚持该运动。心灵麻木地全身心投入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团结的试金石，质疑马克思所写的真理被等同于对运动的背叛。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和随着变化的环境而改变的能力，而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不能缺少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对宗教思维方式的拙劣模仿，而马克思总是认为对宗教思维方式的批判是一切社会批判的前提。即使在自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政权之外，也有人在阅读马克思时习惯于抱定这种假设：马克思著作中所说的一切都必定会被证明完全正确、毫无谬误。正如在圣经考据中一样，这种对应当如何解读文本所作的限制，将某些最卑鄙的虚伪思想的形式提升为基本的注经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长期以来就强调指出了上述问题，但是现存秩序的辩护士则以一种更加虚伪的方式来阅读马克思。因为，如果在阅读一个文本时首先假定它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同在阅读时假定文本所说的是正确的这一方式相比，前一种方式更加容易出现不诚实的解释。在政治思想史上有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它的主要目标是判别所考察的文本或者思想家是否同所有的好人所遵循的原则或态度相一致。马克思只是以这种方式被系统误读的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但是同其他人比起来，也许这种误读方式在马克思的身上表现得更为丑陋。
马克思鼓励人们把哲学信条看作阶级利益的表现。这有时使得他、并且经常使得他的追随者，在解释哲学家的理论主张时更多地是从那些被认为信仰这些理论主张的人的实际的（如果说通常是偶然的）行为出发，而不是从这些主张说了什么或者能够从这些主张中推论出什么出发。无论这种解释哲学信条的方式有可能提供什么样的深刻见解，它显然很容易导致各种不负责任的滥用。那些敌视马克思的人毫不犹豫地用这种滥用来对付马克思，尽管他们也许不会用它来对付其他思想家。
马克思还将他的学说看作一场历史运动的实践的一部分。并且既然实践是检验这些学说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在马克思看来，他愿意（甚至是渴望）将自己的学说提交给历史去审判，因为他显然坚信他所支持的运动必将胜利，因此也必将得到历史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从席勒那里引用来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也许我们只能指望敌视马克思的学说、敌视宣称以这些学说为基础的运动的那些人至少在下面这一点上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他们以此来庆祝他们对马克思和对那些声称以马克思的名义行动的人的胜利。马克思关于他所支持的运动必然胜利的信念常常使得那些敌视他的、（至少在他们头脑清醒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相信历史具有必然性的读者还是兴高采烈地把冠以马克思的名字的运动的失败归结为必然性。马克思的学说有可能赞同这种说法（特别是当这些学说遭到恶意误读时），但这种情形显然并不能对这种说法构成学理上的辩护。
总之，读哲学史上的任何文本都是一个学习该文本所谈论的问题的机会——无论这些问题是它们当时就含有的，还是现在可能含有的。我们向一个文本学习时，既通过思想上的同情领会作者的深刻见解，也通过批判的评论揭露作者的错误。以正直的思想来阅读文本意味着在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行为上都坚持正确的态度。一旦过分的同情、憎恶或者外部的压力使得你去做相反的事情——也许都带有误导的目标，或者尊崇一位作者，或者惩罚一位作者——那么结果只能是你自己惩罚自己，因为你根本就不能从文本里看到你本来可以看到的东西。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最深层的态度，同卢梭、康德和费希特对文明状况所持的态度如出一辙——一种深刻的矛盾态度。无论卢梭对文明的未来的看法多么阴暗，他总是把文明状况看作我们能在其中发展我们的能力、运用理性管理我们的生活、实现美德、实现符合道德的自由这一尊严的唯一状况。那些阅读卢梭的人如果仅仅认为卢梭在否定他身边的文明，那么这样的读者就不仅错过了卢梭学说的本质内容，而且错过了那些将他和启蒙运动的传统联系起来的极其重要的内容，这种传统是会接受卢梭的学说的。
如果我们忽视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时所取得的令人敬畏的成就的赞扬，那么我们也同样错过了马克思的学说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首先是一部称颂这些成就的赞歌，马克思认为，没有这些成就，任何高一级阶段的社会的可能性都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推翻了以前的一切社会关系，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革命，它创造的生产力同以前存在过的全部文明相比，不仅在数量上大得多，而且在本质上是全新的，具有更高级的特征。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贸易网络，从而创造了世界文化，赋予所有的社会关系以普遍的、世界性的特征。资产阶级对一切以前的社会形式进行革命，它消除了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融化了一切固定的事物，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使得人们有可能而且必须冷静地看待他们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与同类的真实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277页。）
对卢梭来说，文明为我们所做的首先是赋予我们看清文明的邪恶的能力。同样，对马克思来说，也许资本主义的最伟大功绩就是它将我们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得我们能够清楚地理解阶级社会实际上有多么荒谬可怕，多么难以忍受。因为只有这种认识才使得我们能够紧紧把握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条件。“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对马克思来说，只要资本主义能够继续发展生产力，它就将继续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如果说出同一个真理的黑暗的一面，那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能力继续存在，人类就将注定要遭受同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压迫和异化。马克思乐观地坚信，资本主义没有这种能力，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和内部的不合理性意味着它的统治时期就要结束了，我们已经能够预见到它的终结。然而，假如马克思在最后一点上错了，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也只能是说，同马克思的设想相比，人类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掌心里经历更长时间的奴役和不幸。（注：关于这种可能性，关于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资本主义， 关于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应当如何看待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参见Meghnad Desai,Marx's Revenge:The Resurgence of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Statist Socialism(London:Verso,2002)。） 企图过早地终结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至少从短期来说是这样。黑格尔认为人类的解放近在眼前，他在这一点上也许是错了；同卢梭的早期追随者例如康德和费希特设想的时间相比，我们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的存在时间确凿无疑延长了。然而，假如认为这种偶然性驳倒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假如以为这种情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某种辩护，使得它能够驳斥如下控诉——同世人所知的一切社会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更加赤裸裸的、程度更大的不人道、不自由的制度，异化、压迫和剥削的制度——，那当然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与苏联解体
从20世纪晚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苏联及其东欧国家——这些东欧国家名义上是按照马克思及其某些追随者（特别是列宁以及列宁的继任者）的信条建立的——的崩溃出发，我们该怎样重新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呢？在我们的文化里，我的意思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特别是在美国文化里，这个问题既可以从它的字面意义来问，也可以从它的隐喻意义来问。从隐喻的意义来问，就是说人们可以问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无关，甚至与马克思的所说和所思毫无关系。对于处在我们的文化中的人们来说，隐喻意义的问题比字面意义的问题反而更加具有直接的意义。
我们还是从字面意义的问题开始吧。最直接的问题可能应当是这样的：20世纪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是否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正确？通常，这个说法——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已经直接被那些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推翻了——初听起来没有什么道理，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展开的。马克思对19世纪零星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并不是很感兴趣，而且他的历史理论也同它们无关。马克思倡导社会主义，但是很少谈社会主义，这里明显的原因是，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社会主义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没有存在于现实的世界里。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
我们可以提一个更为具体的字面意义的问题：马克思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怎样考虑的？他会断定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吗？尽管在马克思撰写有关论著的时候，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但马克思的确鼓励俄国的革命者在那里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这样一来，俄国就可以避免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经历的灾难性的动荡。但是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爆发。G.A.科亨曾指出，如果马克思看到俄国爆发革命时的实际状况，他应当不会指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注：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se,expanded e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89—96.） 马克思鼓动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并期望革命成功，但条件只能是西欧也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支持俄国的革命。科亨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意味着相对落后国家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会失败，而不是成功。在我看来，科亨的结论是：20世纪晚期俄国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证明马克思的任何判断或者他可能作出的任何判断是错误的。相反，正如科亨指出的，如果俄国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以一种吸引人的形式建成了社会主义，那么这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居民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更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它就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不大具体但仍然是字面意义的问题是：20世纪东欧发生的事件是否证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整体上不正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物质生活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为特征。从根本上来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的。这些生产力被用来说明一整套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则包括人们在生产进程中的不同角色，人们对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所拥有的不同权力。于是，生产关系就将人类划分为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历史的动力根本上在于这些阶级利益的斗争，以及这些阶级利益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一致的程度。唯物主义理论将社会的政治斗争、法律斗争，还有哲学斗争和宗教斗争，都理解为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的表现形式。
现在的问题是：苏联帝国的崩溃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历史理论，或者说证明这种历史理论不正确？在我看来，苏联的崩溃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任何一个。冷战结束的方式既不能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的正确，也不能证明它的错误。尽管对于人类历史按照经济发展的程度划分为若干阶段的思想可能存在争议，但是许多根本不想把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是接受了它。很多面对马克思主义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实际上也指出，摧垮苏联制度的，正是20世纪人类经济能力的发展。（注：例如有人正确地指出，20世纪晚期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了苏联经济的致命紊乱。参见Scott Shane,Dismantling Utopia:How Information Made the Soviet Union Unviable(Chicago:I.R.Dee,1994)。） 无论这些说法正确与否，它们对苏联的失败所作的解释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马克思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诚然，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及其将要经历的变革所作的大胆、自信（有时可能比较含糊）的判断，其中有很多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错了。他声称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运动推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上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那些认为苏联的解体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会想，正是因为这些论断落空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说明，这种观点是极为短视的。首先，如果要专门拿苏联解体来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判断是错误的，你就必须接受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大量宣传。你必须认为，共产主义的希望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东欧及苏联的成败。然而，从20世纪将近3／4个世纪的历史来看，所有有眼光的人都会看到，如果要在苏联建成一个配得上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名称的社会制度，那么它至少还要经历一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1917年革命的革命。正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样，建立真正的、合意的、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的理性希望，本来应当放在西欧国家发生民主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上，马克思本人就期望这些国家爆发这样的革命。在这些国家，一直以来，直到现在，资本主义都占主导地位。如果说马克思满怀希望地作出的推翻资本主义的判断被20世纪的事件所驳倒，那么这些事件是在苏联之外发生的，而且比1990年早得多。对马克思的判断提出挑战的，不是苏联的垮台，而是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使资本主义能够破坏20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除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判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中基础的、本质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作出阶级分析，将这一经济分析作为总体上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马克思的分析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关系，特别是一种剥削关系。一般说来，社会剥削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剥削者利用被剥削者的不利地位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是这样理解资本主义剥削中的这一不利地位的：那些握有生产资料的人同那些只能依靠向生产资料所有者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相比，掌握着决定性的谈判优势。马克思指出，理解现代市场制度，不能只对经济行为人之间为了满足各自的效用需求而进行自愿交换作形式分析，而应当从对抗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动力出发。正统的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认为，就市场的根本机制来说，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是偶然的。根据这种理论，资本主义的根本就保存在市场中，通过市场，私有财产是这样分配的，这种分配使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平等地分担了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实，没有阶级压迫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关于平等主义的市场制度的幻想很可能存在于卫道士理论家和改革家的头脑里，但这种制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解出发，马克思制定了关于资本积累、贸易周期以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其他许多重要方面的理论。他还指出了政治、宗教和其他社会现象中的阶级对抗。其中的某些分析现在看来过时了或意义不大了，但是其他的分析显然不是这样，即使对它们还存在争论。
总的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对今天的社会现实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考虑到这是产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理论，我们就不能要求更多了。围绕苏联解体而发生的各种事件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一点，这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写得更多的、写得更为集中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共产主义或者他希望解释为共产主义尝试的现象（例如1871年短命的巴黎公社）的理论。马克思从来没有描绘过或者预言过任何类似于20世纪在东欧存在过的制度。这些制度从来没有消灭过商品生产，或者消灭社会的阶级结构；它们声称的由工人阶级实行的民主统治，一直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或者说可笑的、令人不快的——明显的赝品。这些在无情的国家资本主义推行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缺乏公民权利或代议制传统的国家中所进行的实验失败了，它们未能抵挡更为强大的西方帝国的进攻，这与其说直接关涉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是对是错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在有效控制下就社会主义原则的可行性所作的社会试验。
苏联解体作为一种隐喻
当我们谈到苏联解体被视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垮台的判断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否定时，我们就已经抛开字面意义的问题，而进入隐喻意义的问题了。与我们假定已经作出回答的问题有关的是：目前存在的资本主义是否应当或者说是否能够被推翻或者予以根本的转变？宣称马克思被历史所驳倒，其实是用一种隐喻的方式，以一种历史终结论的洋洋自得的心态，拒绝全球正义运动的这一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在这个口号的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口号：“别无选择。”
用隐喻的方式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直接提出这个现实的问题，那么那些人希望的否定回答是否确切就太成问题了。资本主义会成为永恒存在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吗？（历史真的终结了吗？）要想肯定地断言“是的”，无疑需要更多的解释，比任何头脑清醒的人宣称知道的要更多。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这显然就是为什么全球正义运动选择这句话作为口号的原因：揭露那些宣称全球资本主义必然胜利的鼠目寸光的人，他们简直狂妄到荒唐的地步。从来就没有“别无选择”——当然，对那些不希望如此的人来说不是这样。问题只是历史条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为人类提供某种选择，以及最终会出现哪些选择。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最终会灭亡，应当总是这样来理解：这是马克思从他的更为基本的论题——人类事务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或不可改变的——出发作的推论。如果说人类事务中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一条：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现存的社会形式总会被历史进程超越。“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页。
但是难道苏联的失败没有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洞的梦想吗？一种永远不能以对于理智的人来说是稳定、可行和吸引人的方式来实现的某种东西？这种梦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这种梦想被认为死了，最终名誉扫地了。但是人类的梦想，只要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长期的、合理的利益，就永远不会死。这些梦想迟早会回来，像凤凰一样从历史的灰烬中再生。如果这些梦想的基本思想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如果它们代表的人类利益足够强大，那么就永远也不能认为它们被最终扼杀了、打倒了。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最终被打倒的人肯定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思想所包含的重大的人类利益，没有看到社会主义诉求中的牢固的基础。这样的短视行为只能说是固执己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试图从根本上对欧洲的民族国家进行重组，建立一个将给该地区带来稳定持久的和平的国际秩序。很明显，几年以后它们没有成功。过了不到20年，欧洲经历了另一场可怕的战争，这大概也可以用历史终结论来证明，欧洲联盟的目标是没有希望的、错误的。但是半个世纪以后，这种和平秩序在欧洲成为现实。
一种宏伟的历史目标在一个时代的失败，并不必然证明它不会在另一个时代最终取得成功。20世纪俄国和东欧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在遭到强大的国际性反对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尽管它们的尝试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能在以后、在比较有利的环境下取得胜利。
独特的美国隐喻
在美国，对于同马克思是否被历史最终驳倒这一论题相关的一切问题，存在着另一种更为靠不住的、更为过分的隐喻式的理解。20世纪早期，美国的进步运动试图通过国家调控来稳定美国的资本主义。该运动的某些措施也试图运用国家权力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并不仅仅只代表有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利益。新政和随后直到60年代推行的自由民主政策是进步党人的目标的继续。然而，20世纪下半期，美国社会试图制止进步党潮流，甚至试图收回20世纪早期所取得的非常人道的成果。
资本主义的必胜论用隐喻的方式宣称马克思被打倒了，为这场反对进步党的运动推波助澜。一切物品，无论它具有多么强的公共性——电力、甚至水——都被私有化了。任何一种国家行为，如果它的目标是限制富人对穷人的权力，哪怕仅仅是为了稳定资本主义经济而采取的最温和的国家调控措施，通常都会遭到这样的叫嚣的反对：“如果这些措施有用，那么卡尔·马克思就是对的，苏联也就不会在冷战中败北了。”这种说法当然是十足的愚蠢，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倡导20世纪的进步党及其自由主义追随者所追求的那种温和的社会改革。但是因为在指出不受约束的、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缺陷的所有人当中，马克思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于是在我们这个无知而顽固的国家里，下面这种做法就在言词上具有很大的效力：将他的名字同任何促进不属于有产阶层和管理阶层的人的利益的做法联系起来，甚至是将他的名字同为了维持马克思想要推翻的那种制度的长期稳定和合法地位而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控的做法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世界
马克思从下面的历史事件中深受启发：在现代欧洲，建立在世袭秩序或等级基础之上的贵族社会被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他认为，社会正处在类似的革命的边缘，通过这场革命，经济的阶级压迫也将同样被废除。那些拒绝马克思的观点的人总是处于下面的两极上：或者认为马克思寻求的变革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实现；或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它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或幻想，是想把某种关于天国的宗教观念搬到人间。然而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认为马克思的希望已经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了。而那些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当作某种形式的宗教幻想的人，一定是抱有下面两种想法：或者认为今天的秩序已经接近完美，任何企图进一步改善的想法无异于宗教幻想；或者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特性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压迫是人类生活的根深蒂固的、不可消除的特征，因此希望它们被废除就是可笑的、不现实的。如果我们直接地把这些想法表述出来，那么头一种想法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的盲目无知和第二种想法表现出来的应予斥责的悲观厌世都太过明显，因此有必要间接地把它们表述为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论中得出的喻义。
马克思从未想过，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终结会终结所有的人类苦难或不满。它不会把人类变成天使，也不会改变构成人类状况的基本事实。我们的状况总是这样的：荒谬，焦虑，抱有愚蠢的希望，不断进行拼争，并且终有一死。谁要是像马克思一样拒绝宗教观念，谁就不会有其他的奢望。但是对于一种社会制度来说，它没有必要扩大这种荒谬。人类的确拥有可以把残酷命运的概率降到最低点的集体力量，不应当在一种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中对这种命运顶礼膜拜并任其繁衍，从而实际上标榜了人类的最可怕的缺陷：贪婪，对他人冷漠，骄傲自满，自我欺骗。就像废除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样，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也只是消除了一种制度性的、在全社会造成人类苦难的和人们之间互相敌对的状况的根源。
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时间，与其说马克思被驳倒了，还不如说马克思得到了证实。仅就这一点便可说明：在大约50年内贫富差距逐渐缩小之后，从1970年前后开始，贫富差距又开始扩大，至今仍在扩大——甚至当今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大国都在采取强制措施加速度扩大这种差距。政治权力的分配也不如以前平等，这既是因为我们的名义上的民主政府被公司盗贼集团窃取了，也因为超民主、超政治的权力不断增长，所谓的多国公司对国家握有政治霸权，它们的行动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控制的束缚。
那些使人贪婪、自私的人性上的同一类弱点，也使人短视、轻率，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恐惧和作出不理智的冒险。因此，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常常宣称的资本主义同人性中最坏的方面和谐相容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支持他们的资本主义战无不胜或资本主义别无替代的结论。因为人性还有另外一面：人们有时候是正派的、理性的，并不总是贪婪和短视。一旦足够数量的人拥有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足够强大的理性，他们有时候最终是可以成功的。在21世纪初，资本主义以马克思描述的19世纪中叶的同样方式剥削和压迫世界上大多数人。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比过去更加有充分的理由来寻求人类一起生活和一起劳动的更好的方式。这就是另一个世界之所以可能的根本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的必胜论把我们的世界改造成这个样子，以至于它比起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来更像马克思描述的残酷世界，因为20世纪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有时还对自身作一些改良。那些鼓吹资本主义与民主浑然同一的人对资本主义内部阻碍在政治领域内实现民主的势力视而不见，他们现在甚至企图破坏乃至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得的那点儿程度极低的民主。大众交流的工具在更高程度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这些人的主要利益，除了赚取利润，就是建立一个对他们攫取利润毫无限制的政治世界。多国公司在一套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条约的支持下越来越无所顾忌，它们甚至连最徒具形式的民主机构所施加的限制也置之不理。
冷战时期双方的宣传很强调这一点：如果对方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么结果将是人类历史性的大灾难。西方赢得了冷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论点最终——以很好的理由——几乎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现在的现实似乎证明，东方在他们的论点上可能也是正确的，尽管迄今只有少得可怕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它得到无所约束的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企图在全世界将资本的霸权强加给劳动者，甚至要夺走那些从资本主义压迫中得到相关利益的极少数特权国家的人民的自由。这些特权国家为首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现在受着一个越来越专横的政权的统治，它蔑视世界舆论，蔑视绝大多数世界公民的基本利益和他们作为人类应有的权利，这个政权的官员是通过司法舞弊被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然而在美国，选举程序本身，包括公共信息的传播在内，长期以来已经被代表公司和富人利益的宣传所败坏，因此，就算是抓住这最后的希望，也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形式上的代议政府制度不再代表民主，它就像说资本主义的工资谈判代表平等双方的自由交易一样。
人们只有大致像马克思那样来思考这个世界并发起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当前人类事务中的下降趋势才有可能被逆转。至于这个运动是不是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那并没有关系（马克思本人从未想过工人阶级运动要像商号一样用他的名字）。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任何以此为取向的运动如果教条地将自己与过去的某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的”集团等同起来，那它立即就具有致命的弱点。但是如果要增加这样一种运动的机会，就需要有更多的人去重新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同情地和批判地阅读它们，以澄清那些热心者和诬蔑者附加的许多错误理解。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在21世纪初再版《卡尔·马克思》这样的书。
（本文编译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艾伦·W.伍德为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罗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第2版所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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