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进士科考试与西昆体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考论文,进士论文,北宋论文,兴衰论文,西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4)04-0069-06
西昆体在宋初的兴起、繁荣和消歇，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西昆体和进士科考试的关系是最为直接的。
一、宋初完善的科举制度和进士科考试中对诗赋的重视是西昆体产生的历史土壤
进士科考试在宋人心中地位极高。宋太祖在称帝的当年，即建隆元年(960)，就急忙恢复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太宗、真宗继续健全和完善这一制度，使之成为宋代人进入官僚机构的唯一重要阶梯。陈鹄《耆旧续闻》载宋太祖曾说“做宰相须是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几乎所有重要的官职都被科举出身的文臣垄断。在唐代，进士科虽最为人所重，但毕竟录取的人数太少，每年只有三十人左右。即使中了进士，也不一定能授官。大文豪韩愈是“三试于吏部”才得了一个小官。宋代的情况就不同了。首先是录取人数大大增加。如太宗淳化“三年(922)，取进士三百余人。真宗景德二年(1005)，取进士四百九十二人”，比唐代进士科十年录取人数的总和还多。其次，考试中实行别头、锁院、弥封、誊录等一系列改革，保证了公平竞争。不要说势家大族，就连主考官也无力将自己赏识的人拔在高第。再次，宋代凡中进士第者一律授官。因此，宋代的科举考试能在士人中唤起极大的热情。还以淳化三年为例，是年诸道举人共达一万七千，实属盛况空前。一批出身贫寒而又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科考试脱颖而出。如真宗时的宰相吕蒙正、寇准，仁宗时的宰相李迪、张知白、杜衍、王曾等，莫不如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当时并不是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公然以“黄金屋”、“颜如玉”诱使士人窗下苦读，以取富贵。田况《儒林公议》说：“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藩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较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这种心理。
宋代进士科考试从一开始就偏重诗赋。省试分诗赋、帖经、对策三场。《文献通考》载：“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1]（p283中）因为前场不及格者不能参加后场考试，三场都及格者总成绩只决定录取的名次，则诗赋一场实已定其取舍，远较后面的帖经、对策重要得多。《全宋诗》卷九六胡则(963-1039)一首题为《及第》的诗是这样写的：“金榜名传四海知，太平时合称男儿。五言似剑裁鳞角，七字如刀斫桂枝。御院得题朝帝日，家乡佩印拜亲时。小花桥畔人人爱，一夜清风雨露时。”诗中“五言”、“七字”说明诗赋在宋初进士科考试中起决定作用。贡院考试进士干脆只看诗赋优劣，以至皇帝都要下诏干预。据《宋会要辑稿》载：咸平五年(1002)真宗下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2]（p4269上）
省试合格者，还要参加殿试，以成为天子门生。殿试只试诗赋，或在此基础上加试一篇论。如太祖开宝六年(973)殿试的题目是《未明求衣赋》和《悬爵待士诗》[2]（p4356上）；八年(975)的题目是《桥梁渡长江赋》和《龙船习水战诗》[2]（p4356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殿试的题目是《训兵练将赋》和《主圣臣贤诗》[2]（p4356下），都是一赋一诗；太平兴国三年(978)的题目是《不阵而成功赋》、《二仪合德诗》和《登讲武台观习战论》[2]（p4357上）；五年(980)题目是《春雨如膏赋》、《明州进白鹦鹉诗》和《文武何先论》[2]（p4357上）；淳化三年(992)题目是《卮言日出赋》、《射不主皮诗》和《儒行论》[2]（p4358上）。
对于新中进士者，皇帝还每有赐诗之举。“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八日，宴新及第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仍赐御制诗二首以宠之。”[2]（p4245下）“雍熙二年(985)三月二十日，赐新及第进士御制诗二首。”[2]（p4246上）“端拱二年(989)三月二十五日，赐新及第进士御制箴一首。”[2]（P4246上）“淳化三年(922)三月初九日，赐新及第进士御制诗、儒行箴各一首。”[2]（P4246上）“（咸平）三年(1000)四月二十三日，赐新及第进士御制五、七言诗二首。自此后每放榜即赐诗。”[2]（P4246下）
以上都说明，围绕进士科考试，诗赋是何等重要。要想在这样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应试者必须认真研究对仗、音节、词采等方面的技巧，并努力使内容符合皇帝和主考官的愿望。这不正是西昆体赖以产生的土壤吗？事实也是如此，包括杨亿、刘筠在内的不少西昆诗人正是通过进士科考试或皇帝专门举行的试赋考试而进入仕途的。
二、进士科考试对诗赋程式的重视决定了西昆体诗歌在对仗、音韵、词采等艺术方面的探索
北宋开国之初，由于急需人才，进士科试诗赋时在形式上不很严格，甚至不拘平仄用韵。但太宗皇帝及时改变了这一作法。《文献通考》载：“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顾谓侍臣曰：‘朕欲讲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于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姓名，上御讲武殿覆试。内出诗赋题，赋韵平仄相间，依次用”[1]（P284中），这时他即位还不到一年。太平兴国三年(978)，他又下了这样一道诏书：“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以平侧次用韵。”[2]（P4263下）对应试律赋的用韵作了明确的规定。《燕翼诒谋录》卷五说：“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虽然现在已找不到当时对诗韵的规定了，但从对赋用韵的要求上可以推知，对应试诗的用韵必然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对于韵的规定，表明了皇帝对诗赋艺术形式的重视。应试者通过了以诗赋为主的礼部考试，还要参加殿试，殿试对用韵也有严格规定。《全宋诗》卷四一田锡(940-1004)《御试二仪合德诗》下原注“七言六韵，用心字为韵”，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科举应试诗的程式很有帮助。在这种背景下，晚唐李商隐的诗歌因其长于用典且格律精严，开始受到一些人的重视。杨亿在至道年间(955-997)偶然得到李诗百余篇，非常喜欢，应跟当时的时尚风气有关。因此，在当时，西昆体虽未出现，但其产生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都基本具备，其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终于，在真宗咸平年间(988-1003)，一种具有典赡风格的新诗体（后来被称为西昆体）逐渐形成了。最能反映西昆体在形成阶段面貌的，就是杨亿《武夷新集》中的诗歌。这些诗歌内容较广泛，风格也不够统一，但讲究用韵和对仗、长于用典、语言美丽，是其共同特点。清代四库馆臣撰写的《武夷新集提要》说此书“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舂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真宗皇帝也非常重视应试诗赋的艺术形式。景德三年(1006)闰五月，陈彭年请令有司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付礼部贡院遵行。他表示赞成，下诏说：“贡举程式宜令彭年与待制戚纶、直史馆崔遵度、姜屿议定。”[2]（P4265下）在此基础上，大中祥符四年(1011)五月，翰林晁迥上言：“准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请进士就试日，不得张烛，亦不得将入茶担、火燎汤、茶官备试。诗赋日止许将入《切韵》、《押韵》、《韵略》，余书悉禁。”[2]（P4266上）准许挟带韵书入试，表明了对诗歌程式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西昆诗人，即崔遵度和晁迥参与了这一工作。天圣三年(1025)仁宗皇帝因前一年进士及第者诗赋等程式“多未尽善”，而停是年贡举，亦是太宗、真宗以来重诗赋艺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西昆体的产生，本已与进士科考试息息相关；而西昆体的高度繁荣，更是以成千上万的应试者年复一年地研究诗艺为其最深厚的基础。当这个基础在仁宋时期发生动摇时，西昆体便迅速衰落了。
三、进士科考试对学术的重视导致了西昆诗人对典故的重视，从而形成典赡的风格特色
太宗本人很重学术，宋代四部大书有三部是他下令编纂的，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他淳化三年所拟的题目《卮言日出赋》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白体诗虽在宋初盛极一时，但毕竟和宋王朝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很不合拍。太宗亲出《卮言日出赋》一题，结果大多数应试者不知题目出自哪本书，当然也不知是什么意思。这真是进士科考试史上的奇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记载此事较详：“（淳化三年）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灏、陈尧叟皆以所试先成，擢上第，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于是，召两省、三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内出《卮言日出赋》，试者骇异，不能措词，相率扣殿槛上请。会稽钱易，时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特黜之。得汝阳孙何以下凡三百二人，并赐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上论之曰：‘尔等各负志业，中我廷选，效官之外，更励精文翰，勿坠前功也。’何等旅拜称谢。”从唐代以来的情况看，应试诗赋向来少有佳作，而“一刻数诗”、“一日十赋”写出来的诗赋就更不会有多高的水平了，它只能是以浅易为特征的白体。有趣的是当时取士，尤其是取状元，竟以最先交卷为主要标准。此风不止，就不会有日后西昆体的兴盛。由“尚敏速”到“黜轻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殿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宋史·寇准传》说：“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他之所以要临轩顾问，就是要看看中第者的真才实学。年少者虽能把诗赋写得不错，但往往读书少，不及年长者学问大，自然就容易被这位看重学问的皇帝罢去。《路振传》记路振淳化年间(990-994)举进士时，正好碰到太宗利用殿试黜抑轻浅。路振从远处来，人罕知名，但因其作的赋具有典赡的特点，得到太宗的赞赏。移到诗上来说，“轻浅”，是白体的特征；“典赡”，则正是当时尚未出现的西昆体的特点。宋太宗的这些做法，对白体走向衰落，西昆体将要产生，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可以想见，太宗在位的最后几年里，虽局部战争不断，却没有动摇国家的根本，北宋的经济、文化继续向前发展，典赡已成为对诗文的时尚要求。真宗皇帝对进士科考试的态度，同他父亲一样，也非常注重学术。为了让应试者有更多的时间修习学问，皇帝有时还会罢停贡举。咸平六年(1003)五月，真宗下诏：“贡闱之设，用采时髦。言念远方，岁偕上计，未遑肄业，遽已饬装。颇（疑缺一字）聚学之勤，有异育才之旨。宜令礼部停今年贡举。”[2]（P4234上）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他又下诏说：“俊造之科，贤能所出。临轩校艺，既搜来以居多；随计于名，亦劳费之斯甚。有妨肄业，讵称求财？当务敏修，副兹虚伫。宜权罢今年贡举。”[2]（P4234下）两次罢举，都说是让应试者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景德二年(1005)，真宗御试《天道犹张弓赋》，题目出自《论语》，也是他重学思想的反映。洪迈《容斋随笔》曰：“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多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曰：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1]（P285下）所涉赋题，均能反映几位皇帝的重学思想。
太宗、真宗在进士科考式中既重视诗歌的艺术水平，又强调学问，必然导致诗赋的学问化和诗人的学者化，而这正是西昆体诗歌和西昆派诗人的重要特征。西昆体在咸平年间(998-1003)即已形成，但其作家似乎主要就一个杨亿，势单力薄，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到了景德二年(1005)预修《册府元龟》，刘筠、钱惟演等都进入秘阁，他们互相唱和，同时也互相切磋，于是诗歌水平提高了，西昆体的影响也逐渐扩大。西昆体特别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其诗歌格律严整，属对工巧，音韵铿锵。凡律诗中间二联莫不对仗，排律则起首即对，终篇不懈，且无失粘、落韵情况出现；而且语言华丽，又“佩玉冠绅，温文尔雅，自有开国文明气象”。[3](P2255)特别是对众多典故的熟练驱使，更显示出作者渊博深厚的学问根底。这既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又与皇帝对进士科诗赋的要求完全合拍。西昆诗人中，有多人曾主持或参与进士科考试，这更促进了西昆体的传播。真宗皇帝很喜欢这种诗体，《隆平集·杨亿传》载真宗曾经对王旦说：“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文章有正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正因为西昆体代表了太宗、真宗两代皇帝对进士科诗歌的追求标准，故可成为士人猎功名、取富贵的手段。当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编成《西昆酬唱集》后，天下宗之，使得风雅一变，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西昆集》共收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八位诗人的诗作二百五十首。这些作品虽在内容上有意回避现实生伙，在形式上却穷极工巧，代表了西昆体的最高艺术成就。从此，西昆体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统治诗坛达四十年之久。陈师道《后山诗话》说：“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欢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耳。”刀笔（应用文）尚且被写成进士赋体，则杨亿等人精心创作的诗歌《西昆集》，不更是应试者练习诗赋的范本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是进士科考试决定了西昆体的基本特点，并确保其在几十年间长期繁荣。
四、北宋中期科举制度的改革、诗赋在其中地位的下降，导致了西昆体的衰落并走向灭亡
对于西昆体的形成和繁荣，进士科考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当进士科考试科目发生变化，诗赋变得不重要时，人们对西昆体的热情就小了。西昆体缺少了应试者的支持，根基就发生动摇了。
仁宗皇帝即位不久，就开始改变太宗、真宗以来只向新及第进士赐诗的做法。天圣五年(1027)四月，他“赐新及第进士《中庸》一篇”。[2]（P4248下）八年四月他“赐新及第进士《大学》一篇”。[2]（P4248下）从此以后，间赐《中庸》、《大学》成为常例。这表明了仁宗对儒学的重视。这种做法不会对西昆体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西昆体诗人皆崇尚学问，通晓儒家经典。写西昆体诗是要以熟读经史为其前提的。只要进士科考试仍以诗赋为主，重视其典赡的风格，西昆体就会继续繁荣不去。仁宗向新及第进士赐《大学》和《中庸》，虽然在科场考试之外，却已隐涵了一个新的信息：他已经不像太宗、真宗那样看重诗赋了。
这种思想早在真宗晚年就已露出苗头。天禧元年(1017)九月，右正言鲁宗道上书真宗：“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唯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但是真宗没重视，只是“令进士兼取策论”而已。[2]（P4267上）从鲁宗道的上言和真宗的答复看，当时进士科取人不用策论，最多也就是“兼取策论”。这正是西昆体长期繁荣的主要原因。
仁宗年间，北宋立国已将近一个世纪，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由于重文抑武，宋代对外政策以妥协为主，此时北方的辽和西夏已成为边患；国内，庞大的官僚阶层和数量空前的军队，又使得国库经常处于亏空状态。因此，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问题已非常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开国文明气象”的西昆体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所以当范仲淹、欧阳修推行“庆历新政”时，改革科举考试内容、降低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的地位，对西昆体的打击就大了。庆历四年(1004)四月，翰林学士宋祁等人上言：“……进士并试三场。先试策二道：一问经史，二问时务；次试论一首；次试诗、赋各一首。三场皆通考去留。”[2]（P4274上）得到皇帝许可。还应范仲淹的奏请罢了帖经和墨义。这次改革意义重大，因为头场考试即决定取舍，前面的科目远比后面的重要。策、论均以古体散文写成，以此确定取舍，自然会把应试者的注意力从西昆体诗赋引向策论。这是宋代古文运动能够兴起并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也使得西昆体从此一蹶不振。
虽然“庆历新政”很快失败，进士考试科目也屡有变化，但重策论、轻诗赋方向从此不可逆转。西昆体经此打击，自然是丧师失地，损失惨重，但仍有许多存在的理由：第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虽不如以前重要，但毕竟仍是三场中的一场，若此场不通者，也不能录取，因此应试者还是要花工夫学习的。第二，一种文风的演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不会仅仅因为在人们心中变得不重要了就突然消失。西昆体自然也是如此。第三，在庆历年间，西昆体的后起之秀都在四十岁左右，如晏殊、胡宿、宋庠、宋祁、文彦博、赵汴等人，在政治上和文坛上已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有他们守着西昆体的摊子，其大旗还可以举一段时间。
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西昆体也就开始走向衰亡。从欧阳修嘉祐年间(1056-1063)主持礼部考试的情况看，当时取人几乎是只重策论了。西昆体虽然在科场外尚有不少份额，但此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所倡导的新诗已成为主流了。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1]（P293中）殿试仅试策一道，限于一千字以上。诗赋完全被赶出进士科考试了。对于这些变革所产生的后果，苏轼《拟进士对策》是这样说的：“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后来哲宗元祐年间，又逐渐恢复了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的决定地位，与此相联系的却有元祐诗歌的高度繁荣。只是当时西昆体早已灭亡，但作为艺术营养，却深深地滋润着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由此看来，科举考试变革对诗赋的影响又何限于西昆一体？
后人论及西昆体衰落，常常归之为欧阳修与之斗争的结果。明初王祐、宋濂甚至说欧阳修“痛矫西昆”。这种说法显然与基本事实不甚符合。其实欧阳何尝“痛矫”过西昆体？他甚至连批评西昆体的话都很少说。以嘉祐二年(1057)他知贡举来说，打击对象也不是西昆体。他的儿子欧阳发在《事迹》中记此事说：“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周公伻国禹操畚锸傅说负版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改革，欧阳修利用主考官的身份把古文写得好的二苏（苏轼、苏辙）、曾巩等拔在高等，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人才。但为了保证古文运动朝着平易流畅的健康方向发展，他又对“学奇于韩愈，学苦于攀宗师”的太学体古文予以毁灭性的打击。这里并没有涉及到西昆体。魏了翁在《跋类省试策卷后》说：“嘉祐间尚西昆体，而欧阳文忠公典举，首取古文。”此处的西昆体不是指诗歌。但即使如此，照魏氏的话，欧阳修也没有“打击”西昆体，只是不“首取”而已。在诗歌方面更是如此。他提倡新诗，但并不反对西昆体。他和梅尧臣早年都应该是属于西昆诗派，天时地利和个人才力使他们成为有宋一代诗风的开创者。对西昆体艺术成就，欧阳修评价还是很高的。在他晚年退居颍州时所编的《六一诗话》中，称赞杨亿、刘筠、晏殊诗句的就有好几处。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和取得胜利与西昆体的衰落和走向灭亡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有一种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但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进士科考试改革这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本身并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
对于西昆体的兴衰来说，进士科考试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
收稿日期：2003-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