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门类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4-0096-06
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是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的分化，并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本文主要从西学“移植”和中学“转化”的角度，揭示晚清时期中国学术门类初建的历史内涵。
一
西方近代学术，大致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自然科学主要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地质、生理、生物学等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文、史、哲、政、法、经、逻辑、社会学等学科。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主要有经学、小学、史学、算学、天文历法、舆地学及所谓“儒家四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中西学术之间既有相似的学科，也有不同的学科。中国的算学、天文、舆地、史学，与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相似，有着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的学术基础。
但在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中，却有许多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中没有的学科，如近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等。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仅仅靠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演变，显然无法创化出近代意义上的这些学术门类。这些学术门类，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来自西方，是以翻译西书、开设课程、设置学科科目等方式“移植”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产物。
正因如此，考察近代意义上中国学术门类的建立，便不能不从考察西学东渐着眼；而要考察晚清西学东渐，更必须从考察西书在中国的翻译入手：一方面考察晚清时期翻译了哪些学科的西书，这些西书为中国学术界增添了哪些新的学术门类；另一方面考察这些西书对中国现代学科门类的建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利玛窦将当时欧洲“推算之术”传入中国。1849年，英国人合信出版了《天文略论》，内容论及行星、潮汐、彗星、地球等方面知识。同年，美国人哈巴安德在宁波出版了《天文问答》，介绍了宇宙结构学说、万有引力理论等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1858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了《西国天学源流》。1859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了侯失勒的《谈天》。1877年，华衡芳与金楷理合译了侯失勒的《测候丛谈》。此外，京师同文馆先后译刊了《星学发韧》、《中西合历》、《坤象究原》等西方天文学著作。据1902年徐维则所辑《增版东西学书录》所载，当时翻译的天文学方面的西书有13种。
明清之际，西方舆地测绘之学开始传入中国。1848年，玮理哲编译《地理图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位置、人口、物产、风俗作了扼要介绍。1854年和1856年，英国人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大英国志》先后由墨海书馆刊印。此后，介绍西方地理学的著作相继问世。据徐维则辑《增版东西学书录》中所列“地学”类西书，共52种（包括“地理学”10种，“地志学”42种）。其中重要的有林乐知翻译的《地理启蒙》，艾约翰翻译的《地学启蒙》，傅兰雅著《地学须知》、《地志须知》等。
西方数学，在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将西方几何学介绍到中国。从1852年7月开始，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续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和《代微积拾级》。1873年，傅兰雅、华衡芳合译《代数学》；次年，傅氏与华衡芳合译《微积溯源》，对西方数学中最为深奥难懂的微积分作了介绍。据统计，到1902年，介绍到中国的算学译著达42种，其中包括形学、代数、三角、八线、曲线、微积分等分支学科。[1]
早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物理学时，开始用《大学》上“格物致如”（简称“格致”），对应西方“物理学”（“物理学”一词是20世纪初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晚清“格致学”包括的范围较广（声学、光学、电学、汽学、力学、火学等），因此通常也被称为“格致诸学”。据统计，19世纪后半期翻译到中国的近代物理学书籍达50种，涉及力学、重学、光学、电学、气学、火学等分支科目。其中力学类的西书有9种，包括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傅兰雅著《重学须知》、伟烈亚力译《重学浅说》、丁韪良著《力学入门》等；电学类有9种，包括丁韪良著《电学入门》，傅兰雅译《电学》等；声学类有丁韪良著《声音学测算》，傅兰雅译《声学》等5种；光学则有傅兰雅著译《光学须知》、丁韪良著译《光学测算》、金楷理译《光学》等10种；气学则包括傅兰雅《气学须知》、丁韪良的《气学测算》等6种。水学包括有傅兰雅的《水学须知》、丁韪良的《水学入门》、《水学测算》等6种；火学则包括傅兰雅的《热学须知》、丁韪良的《火学入门》等5种。[1]
鸦片战争后，近代化学作为“格致诸学”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据统计，到1902年，翻译到中国的西方化学书籍有23种。其中重要的有毕利干翻译的《化学指南》、《化学阐原》，林乐知翻译的《化学启蒙》，艾约瑟翻译的《化学启蒙》，傅兰雅编著的《化学须知》、《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丁韪良编辑的《化学入门》，傅兰雅翻译的《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
1859年，韦廉臣、艾约翰与李善兰合译的林德利所著《植物学》，是晚清时期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据《东西学书录》载，到1902年，介绍到中国的动植物学书籍达19种。其中重要的有厚美安著《活物学》，傅兰雅著《植物须知》、《动物须知》、《禽鸟简要编》，艾约瑟与韦廉臣合著《植物学》，艾约瑟译《动物学启蒙》等。
西方近代生理学，最初是以“全体学”的名称传入中国的。1851年，英国人合信出版了晚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全体新论》。据统计，到1902年，翻译到中国的“全体学”西书有14种，其中重要的有艾约瑟译《身体启蒙》，傅兰雅的《全体须知》，柯为良的《全体阐微》等。
通过对翻译到中国的西书所作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19世纪下半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学科门类，主要是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如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理学、生理学等。中国近代意义的学术门类，正是从“移植”这些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门类开始的。
西方近代学术门类能否在中国建立，还要看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国学者理解、接受的程度，是否认同这些学术门类，并仿效建立中国近代意义的学术门类；二是中国学者认同西方学术门类以后，是否开始设置这些新的学术科目和学术门类。前者表明中国人在接受西学后是否有所创新和心得，后者则表现为是否在学堂中设置新学科和新课程。
中国学者通过变革科举、改革书院课程、兴办新式学堂，尝试将西方近代分科性质自然科学学科门类“移植”到中国。关于这一点，只要考察时人的一些论述，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王韬曾说：“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辨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2](p139)他所列各科，可以归结为“文学”和“艺学”两类学术，“文学”类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和词章之学等四科，属于中国传统的学术门类；“艺学”类包括舆图之学、格致之学、天算之学和律例之学等四科，基本属于近代西方学术门类。1884年，郑观应提出在科举考试之外，设科以考“西学”的主张。他所谓的西学，主要是“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等。[3](P295)
19世纪下半期，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各门类不仅已经为中国先进的学者接受，而且在兴办新式学堂中也努力“移植”这些学科门类。1876年，京师创办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制定了新的课程表。从课程表上看，同文馆所传授的知识，除了中学的“经学”外，主要是西学科目，包括外国语言文字、算学、天文测算、格致学、化学、地理学、金石矿物学等。其中，格致学分为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等分支科目，数学则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等分支科目。由此可见，传入中国的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已被确定为中国新的学术门类。
在这些新的学术门类中，中国学者通过对西方诸类学术的介绍和研习，逐渐有了研究心得。据1902年徐维则所辑《增版东西学书录》载，中国学者撰著的西学书籍，涉及“格致总”（即自然科学概论）、算学、格致诸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理学等方面，而有所心得者，主要集中于算学、天文学和舆地学等在中国传统学术方面有“根基”的学科上。据统计，到1902年，中国学者撰著的算学著作达299种，内容涉及笔算、口算、代数、几何、三角、圆周、微积分等分支科目。在天文学方面，徐维则辑的《增版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43部中国学者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其中重要的有王韬著《西学图说》、冯征著《读谈天》，李善兰著《天算或问》等，内容涉及地球、恒星、日食、历法等方面。
中国学者在格致诸学、医学、地质学等方面的研究心得，远远不如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突出。除了直接翻译西方“格致诸学”的中国学者外，一般人对近代理化诸学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即使是像张福禧、郑伯奇等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张氏的《光论》、郑氏的《格术补》等），也以介绍为主，还没有多少新见解。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人所接受的这些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移植”色彩。无论是这些学科的内容，还是这些学科的形式，无一例外都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不仅西方各科书籍是外国传教士主持翻译的，而且新式学堂的学科设置和课程安排是外国学者制定的，新式学堂的教习，多来自西洋，教科书也多由洋教习编撰（或直接用外文教科书，或翻译来的西书）。所以，中国学者对传入的这些学科还缺乏必要的整合，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处于被动的“移植”状态。
如果说戊戌以前中国主要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近代各种学科门类的话，那么，20世纪初，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渠道，将传入日本的近代各学术门类间接地“移植”到中国。
杜亚泉通过日本渠道介绍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先后翻译出版了《化学定性分析》、《化学周期律》等。教育世界社翻译出版了松井任三等著《中等植物教科书》，大幸勇吉的《近世化学教科书》，五岛清太郎的《普通动物学》，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等教科书，对中国近代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体系的建立起了较大作用。1903年，范迪吉从日本教科书中编译了一套《普通百科全书》，内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地质学、星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各学科：数学方面有《数理问答》、《初等代数学新书》、《初等几何学新书》等，物理学和化学方面有《物理学问答》、《化学问答》、井上正贺著《日用化学》、内藤游等著《分析化学》等，动植物学方面有《动物学问答》、《植物学问答》、《植物学新书》等，地质学、矿物学方面有《地质学》、《矿物学问答》、《矿物学新书》等。
日本书籍的大规模翻译，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自然科学各学科（如数学、化学等）知识得到了更新和深化；二是增加了一些过去注意不够的学科门类（如心理学、地质学等）；三是各学科开始进行整合（如“格致学”逐渐为“物理学”取代，并将声学、电学、光学、汽学等归并到“物理学”的名称之下）。大致说来，到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已经在中国确立下来了。其最重要标志，便是清政府颁布的新学制明文确定了这些学科系统。
在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张之洞提出了“八科分学”方案，其中“格致科”分为六门：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算学包括微分积、几何学、代数学、函数学、整数论等分支科目；星学包括球面星学、实地星学、星学实验、天体力学、光学等分支科目；物理学则包括理论物理学、数理结晶学、应用力学、气体论、音论、电磁学、电气学等分支科目；化学则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应用化学、物理化学等分支科目；动植物学则包括普通动物学、骨骼学、普通植物学、植物分类学、霉菌学、生理学等分支科目；地质学则包括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矿床学等分支科目。[4]
至此，晚清时期“移植”到中国的自然科学主要学术门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动植物学）及其所属的学术科目，便初步确立下来。
二
相较于近代自然科学各门类来说，西方社会科学各门类在中国的“移植”却比较晚。但这并不意味着甲午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类的西书没有传入中国，只是与自然科学学科门类相比，其所占比重很小，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应有的重视而已。
甲午之前，也有一些有关西方各国政治、法律的书籍介绍到中国，如林乐知等译《列国岁计政要》、李提摩泰译《列国变通兴盛记》等。1885年，江南制造局刊印的傅兰雅译、应祖锡述的《佐治刍言》，是甲午以前刊印的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西方政治学著作，梁启超曾评价说：“《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言。”[5]同文馆翻译的西书多以法律交涉为主，其中著名的有丁韪良译《万国公法》，毕利干译《法国律例》，汪凤藻等译《公法便览》、《新加坡律例》，联芳、庆常译《公法会通》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刊印了许多有关西方法律学的著作，其中重要的有傅兰雅译《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和《各国交涉便法论》。这些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学著作，以介绍西方近代“国际公法”为主。
西方逻辑学，早在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中国。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曾提到“落日加（logica，即逻辑）”，[6]艾约瑟翻译的《辨学启蒙》，是晚清时期最早传入的西方近代逻辑学的著作，“是书所列条理，仅举大略，足以窥见辨学之门径”。[1]傅兰雅著《理学须知》，也是一部介绍西方逻辑的著作，时人曾将它与《辨学启蒙》比较后评价说：“其书专揭分析事物之法，于理学为论辨，于辨学为理辨，与艾约瑟所译《辨学启蒙》相出入，而文词之明白过之。”[1]
此外，米怜译编的《生意公平聚益法》、郭实腊的《贸易通志》、汪文藻译、丁韪良鉴定的《富国策》等，是甲午以前翻译的有关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著作。梁启超曾对《富国策》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文馆所译《富国策》……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教奥也。”[5]
甲午以前所传入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更没有像“移植”格致诸学那样形成比较明确的学术门类。这与时人对西学了解的程度有很大关系。甲午以前人们所理解的西学，主要是以工艺制造为主的“洋务之学”和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格致诸学”。甲午以后时人所理解的西学，主要是西方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所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着力介绍的西学是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
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生物进化论，将达尔文“天演之学”概括为“物竞”“天择”，并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学（他将社会学称为“群学”）。在严复看来，西方学术从数学、名学入门，继而治力学、质学（化学），再广以“天地二学”，再推而治“生学”、“心学”，最后归于西学的精深处——群学。“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智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7]他对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解，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步。
正是因为对西方近代学术体系有着准确的把握，所以严复将介绍西方学术的重心，集中于近代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有选择地翻译一批西方重要学术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开晚清时期全面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先河。
戊戌以后，中国人开始以日本为主渠道，通过转译日本人所著的关于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这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译介日本书的热潮。此时从日本译介的“西书”，主要不是“格致诸学”，而是近代“政法诸学”，即以文史政法等社会科学各学科书籍为主，以数理化生地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各学科书籍为辅。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译日书958种，社会科学书籍为366种，史地书籍为175种，语言文字书籍133种，应用科学书籍89种，自然科学书籍仅占83种。[8]
20世纪初，译书汇编社、上海广智书局、励学译编社等众多的译书机构，竞相从日文翻译出版大批政法类书籍，出现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的情景。法学、政治学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有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岩畸昌、中村孝合著的《国法学》，户水宽人的《法律学纲要》，葛冈信虎的《法律新编》，熊谷直太的《法律泛论》、小林魁郎的《行政裁判法论》、中村太郎著《国际私法》、永井惟直著《政治泛论》，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等。这些译著，主要介绍了近代政治学和法学的许多门类（如国家学、国法学、法律学、警察学、国际公法等）。
在哲学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有井上圆了著《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姊崎正治著《宗教哲学》、藤井健次郎著《哲学泛论》等；伦理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中江笃介著《理学钩玄》，中岛力造著《中等教育伦理学》，元良勇次郎著《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乙竹岩造著《新世界伦理学》；社会学方面主要有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有贺长雄著《人群进化论》等；教育学主要有熊谷五郎著《教育学》、富山房出版的《教育学新书》、《教育学问答》等；逻辑学方面主要有富山房出版的《论理学问答》，经济学主要有池代秀太郎著《经济泛论》、川洁著《财政学》等。这些从日本转译的书籍，将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近代学术门类，详细地介绍到了中国。
到20世纪初，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已经被引入中国，并很快为中国学界认同、接受。中国在仿效日本学制兴办新式学堂时，将这些“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予以确立，使之转化成中国现代的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1903年，张之洞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政法科”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这两门学科又包括了政治总义、政治史、统计学、行政机关学、警察监狱学、法律原理学等十多种分支科目。这些科目，基本上将当时“移植”到中国的法学、政治学各科目明确规定下来。在“文学科”中，历史学科及其所属的分支科目（如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年代学等），地理学科及其所属的分支科目（如外国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地文学、地图学等），文学学科及其分支科目（如各国近世文学史、声音学等），都被明确确定了下来。同时，西方的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种及人类学、金石文字学等学科及科目，也被作为大学所要开设的“随意科目”确定了下来。
三
西方学术的传入，不仅使中国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得到了“移植”，而且也引起了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革，使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个新的学术系统之中。
援“西学”入“中学”，重新整合“中学”，以创造“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近代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在晚清进行整合、转化的基本路向。这种整合与会通的路向，便是西学“移植”后，中国学术所面临的中西学术重新配置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所要“采”的西学，是西人所擅长的“历算之学”（包括天文、历算等）与“格物之理”（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等，而中西学术配置的原则，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9](p28)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门类之外，增加一些新的西方学术门类，便是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晚清中国学者“会通中西学术”的基本思路。
1891年，康有为在南海长兴万木草堂讲学，将所讲学术分为四类：一是“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宋明学、泰西哲学；二是“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三是“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四是“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康有为这个新学术系统，基本上以中国儒家四学为主、辅以自己知道的“西学”：“义理之学”中除了传统的孔学、佛学和宋明学外，增加了“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除了经学、史学外，增加了“万国史学”、“数学”和“格致学”；“经世之学”中除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外，增加了“政治学原理”、“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及“群学”等学术门类；“文字之学”中除了“中国词章学”外，增加了“外国语言文字学”。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的大规模引入，中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以致于连梁启超这样的新学家也发出“吾不忍言西学”的感慨：“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十年二十年以后，其所存者希矣。”[5]正因如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如何配置中西学术、新旧学术置于重要地位。在他看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包括经学、史学、政治学和舆地学，而新学则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中西学术配置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经史之学立于主体地位，西方的政艺之学处于附属地位；经学置于各学之首，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为体，为根本之学；西学为用，西方的政学、艺学为辅。[10]
近代以来，大学既是培养高深专业人才的基地，也是汇集专家学者研究高深学问的处所。所以，它所设置的课程和所设立的学科，体现着近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科目，影响并主导着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方向，更直接地反映着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设立和确立情况。
1897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开设了“文学门”和“艺术门”两大学术门类的课程。“艺术门”诸学，主要是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算学、几何、代数、化学、格物学、天学、地学、制造学等），“文学门”诸学，则主要是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包括西方名学（即辨学）、计学（即理财学）、公法学、理学（即哲学）、政学（即西名波立特）、教化学（西名伊特斯）、人种论等科目。[11](p363)这些近代新式学科，在过去还鲜为人知。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负责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政治科包括是政治学、法律学两门学科；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门学科；格致科包括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门学科。近代西方的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等学术门类，以及中国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等学术门类、都被正式确立下来了。
1903年，张之洞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并具体规定了各科所包括的学科门类。张之洞不仅将中国所固有的学术门类（经学、史学、诸子学和词章学）明确地确定下来，而且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原则，将经学、史学、文学等学科加以分类，使传统的经学、史学等学科包涵了更多的分支科目。中国传统的经学，不仅单独设为一科，包括了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周礼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等11门学科，而且各门学科又包括了很多种具体科目。如“周易学”包括周易学研究法、尔雅学、说文学等科目；“论语学”包括理学研究法、程朱学派、陆王学派、周秦诸子学派等科目；中国史学则包括中国史学研究法、通鉴学、年代学、金石文字学等分支科目；中国文学则包括中国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等分支科目。[4]
这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及西方近代学术门类被安排在新的学术体系之中：传统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逐渐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经学、史学、诸子学和中国文学、置于“经学科”和“文学科”中；“移植”而来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被置于“格致科”中；西方“移植”来的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则被置于“政法科”、“文学科”中。
综上所述，在晚清西学东渐大潮影响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及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相继创建。中国学者主要着力于西学的“移植”，而对西学的民族化和中学的现代化则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在晚清时期仅仅是初步形成，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确立。中国现代学术形态的最后确立，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
【收稿日期】200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