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性论文,后现代论文,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24(2006)02-0001-05
迄今为止的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新的富有创见的哲学理论的产生，总是且首先是从哲学观的变革开始的。因此真正的哲学家，往往都把哲学观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首要问题，并以自己哲学观为出发点去创建自己哲学理论。然而对哲学家而言，哲学观问题却是最困难的“斯芬克斯”之谜。日本关西大学哲学家朱伟智郎曾说过，对于哲学家来说，最伤脑筋的问题，也是刁难哲学家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问他什么是哲学了。① 这话确有一定道理，因它不仅揭示了哲学观的困难度，且昭示了哲学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的特点。哲学这种难以把握的特点，导致哲学史上一个非常奇特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似乎哲学总在原地踏步。甚至有人借此指责哲学未能展现任何进步。但凭心而论，这种指责或质疑是不公正的。因为哲学的进步不象自然科学，往往表现为新的理论不断取代或兼容以前的理论，哲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它能以前所未有的视角，以一种新方式去回答哲学观问题，并对恒久弥新的哲学问题加以重新审视、反思或提出新问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哲学不断地推进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变革着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的这种进步方式告诉我们：要正确理解和解读各种不同哲学理论的内在价值，就必须从哲学观出发。
基于这一原因，更因以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当今西方哲学界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以利我们更好把握和研究这一重要哲学思潮。
一、重塑形而上学的威望和形象——思辨的后现代主义
自19世纪30年代以孔德为代表的第一代实证主义产生以来，思辨哲学的地位就开始日趋下降，后来经过当代逻辑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尤其经过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工作，最后至19世纪否定性后现代哲学时，思辨哲学的声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对此，怀特海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以为然。他们不但从理论上论证了思辨哲学的重要性，而且自己在建构哲学理论时身体力行。
格里芬认为，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以罗蒂、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他们之所以从根本上否定哲学合法性，否认哲学固有的独特的文化使命，是因为他们把哲学本身与现代哲学相等同缘故。而现代哲学在他们看来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不完善、不充分的假设之上。从现代哲学“反理性”出发，罗蒂、德里达等才能否认哲学有任何发现真理的能力，甚至哲学不能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在与现实相一致的意义上，去断言科学成果是真实的。正是在这样意义上，格里芬认为那种“断定我们将不需要专业的哲学家的观点是既不可想象，又不令人满意的”。② 即说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看来，只要我们克服了现代哲学的反理性，那么我们就能以一种更充分的方式来完成哲学的文化使命。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格里芬等人孜孜不倦地去努力建构一种新哲学的行动了。
那么，思辨的形而上学根据在哪里？它如何可能呢？
怀特海认为，形而上学面对真实所持的理论，是以最普遍的观念来说明最具体的事实和经验。因而，真实不仅可以说明，而且可用普遍的观念来说明。因为具体事物及经验含有普遍性，正如普遍性含有具体一样。具体和普遍之统一，是形而上学最重要的条件。但要发现具体事物的普遍性，(形而上学)哲学家不仅要贯注于具体经验，而且要深思冥想，用自由生活的想象去创造普遍深入的观念，用以解释说明并显示一切丰富的经验，以及一切宇宙内的事物。从这样观点出发，思辨哲学完全是理性的创造物。但形而上学既不是诗，也不是独断的理性建筑。形而上学的有效及真理来自：经验的约束；逻辑的约束。换言之，形而上学观念一方面是以证明经验具体物为目的，另一方面其本身必须具备一致性。因而，形而上学的建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所以怀特海称形而上学为思辨哲学，而格里芬则称为“思辨的后现代主义”③。
关于形而上学的实际重要性，大卫·格里芬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奠基者》中较详尽地归纳了四条：第一，形而上学“使我们能够在面临生命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时候，保留对生命中基本的善的信任”④。第二，形而上学“将鼓励我们去模仿上帝——不仅模仿上帝对所有感情和欲望的分享，而且也模仿上帝的创造力，在这种创造力中，新价值的创造与对旧价值的尊重相互结合，并引导我们去把爱、知识和只为上帝所包含的力量统一起来”⑤。第三，形而上学使我们相信“最高的善不是快乐，不是知识，不是力量而是爱”⑥。这便是格里芬所谓的全球伦理最高原则。第四，形而上学为人类生活的最终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永远地珍惜所有善的事物，这种信仰为生活提供一个无限的目标——为神圣的生活作贡献。
以上便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关于思辨哲学合法性、重要性的基本观点，这种哲学观有一定合理性。这种哲学观的一个最重大贡献，就是克服了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尤其是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局限，重新树立了思辨哲学形象。他们建设性地证明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有时代性的、有局限的。显然形而上学的建立并非不可能，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关系也并非一定相抵触。相反，形而上学具有融合科学知识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创造力量。它代表了人类不可限量的一种创造力。建设性后现代哲学非常重视从科学角度来阐发形而上学，且极力主张把科学和哲学统一起来，其根源就在于上述这种思辨哲学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对纯思辨哲学的。
科学和哲学的紧张关系，或说科学拒斥哲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科学总是以实证方法去要求哲学，而哲学又恰恰不能经受科学之洗礼。因此，如果哲学能经受科学之洗礼，则科学和哲学的统一就指日可待了。所以，问题的关键看来不是形而上学是否可能、是否必要，关键在于如何去建构一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尝试，无疑是有其积极的肯定的意义。
二、超越门户之见——综合的方法论
方法论问题无疑是哲学观中最重要问题之一。一部西方哲学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关于方法的历史，是方法不断变换的历史。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取向，古希腊哲学家对知识的执著追求必然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一方面方法产生新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知识系统又反过来限制方法的运用，当知识限制了方法时，人们就会对方法进行反思，千方百计去创造新的方法。因此，西方哲学中的方法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每个哲学家都是以方法的鉴定开始其哲学思考的，以至于整个西方哲学变成了一座充满各种方法论的宝库。例如，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笛卡尔的怀疑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方法、奎因的逻辑建构方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种种现代西方哲学方法，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看来，虽各有其合理性，但都排斥其他方法，所以都不足以充分、全面地体现和反映世界本质，因而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性之局限，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真正为人们所急切企盼的实用后现代世界观。他们力求找到一种能兼容上述方法优点的综合性方法，并认为其奠基者——20世纪最大的整体主义者怀特海关于方法论的洞见能满足这种方法论需要。于是他们完全继承怀特海关于方法论的见解并进一步具体化，最终形成富有特色、超越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的整体主义、泛生物化的方法论体系。由于这原因，阐述怀特海关于哲学方法论的思想，就是阐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二者从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下面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这种方法论。
1、哲学始于假设
上面已论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关于思辨哲学的重要性、必要性。那么从哪里开始构建这种思辨哲学呢？在怀特海看来，所谓“思辨哲学就是去努力建构一种连贯一致的、逻辑的必然的思想系统。依赖这一系统，我们经验的每一要素都能得到解释”⑦。但要建构这样一种系统。就需要一个出发点即“第一原则”，我们不能漫无目的地进行思辨。但从历史眼光看，人类知识并没有一个超然于历史的凝固不变的理性基础或经验基础。那种认为人类具有固定不变的理性观念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它之所以产生，是“人类的情感希望发现他们自己从一个清楚的明确的理性基础开始”⑧ 的缘故。怀特海提出：“科学从经验中清楚而确定的元素开始的教条，以及科学是通过一个清楚而有区别的详尽阐述过程而发展的教条非常顽固”⑨，它继续把哲学变成不毛之地。传统哲学的所谓“本体论承诺”就犯了这种错误。所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哲学只能从假设开始，舍此无办法。怀特海这种哲学观强烈影响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格里芬在谈到建设性后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时曾说：“相反，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并没有声称他们知道所有实在确实是有经验的，但是，他们建议把万有经验论作为一个假设……”⑩ 而这正是格里芬所谓的“正在工作着的假设方法”(11)。
2、“综合和分析是相互需要的”
既然哲学始于假设，那么如何找到作为出发点的假设呢？对此，怀特海作了以下描述：“发现的真正方法恰如飞机的航行。它从某一个别的特殊的观察基地起飞，在想象力概括的稀薄的空气中航行，为了更新观察起点而降落在一个新基地上，这一新的观察由于理性解释的结果而变得更为敏锐了。”(12) 有想象力的合理化的方法之所以成功，其理由在于，当差别法失败时，经常存在的因素仍然有可能在有想象力的思想影响下被观察到，这种思想提供了直接观察所缺乏的差异点。
很明显这不是一种线性思维方法，而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从几条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有序的演绎推理从而构筑庞大的逻辑体系，而是不断地变换观察角度，多角度、多层次地去考察分析已被接受的先定假设前提，从而得出一个比一个更为全面深入的概括。怀特海自称该方法为“飞机鸟瞰式”方法，它确实有其深刻的一面，因为这实际上强调了变革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客观地说，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在这一点上是很自觉的。用大卫·伯姆的话来说：“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3)，因为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和计算，但如果我们能换一种思维方式，用新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只是满足于为了自己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4)。
其实，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推崇的整体论的方法，是一种融综合与分析于一体的方法，它包容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它并不停顿在分析上，而是克服分析法的缺陷，在更高基础上达到综合。分析和综合都不能片面使用。打个比喻，只见树木，固然不见森林，但只见森林，也就无法清楚地看见树木。所以奥德姆教授说：“任何一个层面上的发现，都有助于另一个层面上的研究，但决不能完全解释那一层面的现象”。(15)
3、“哲学是意识地自我校正”
在《过程与实在》著作中，怀特海通过对“流行思维方式”的否定，表达了上述他的哲学主张。这是因为“哲学是面对迷信的理论的一种心灵态度——它不屈不挠地去尝试扩大对每一概念的适用范围的理解，它并不满足于每个聪明人都知其答案的通常前提。因为一旦你停留在满足原初的观点和命题上，那么，你就已经不是一个哲学家了。……(哲学家)总是突破这些有限的界限”(16)。
就是说，在怀特海那里，彻底的怀疑精神、对主体的批判、反思的态度、不把任何前提视作想当然的事情，这是哲学的基本特点。所以，哲学这项事业在现象上就显现出这样的特点：往往随着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出现，哲学本身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跑点”，甚至比“起跑点”更后退几步，哲学史就是不断地对哲学的任务，对象、方法重新反思的历史。即不断地挖掘以往哲学的基本假定、根本前提并论证其不合理，不合法的历史。这就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之一。自然科学并不审查基本假设和概念，审查其合理性，分析考察它们的意义。
那么，是否哲学只有这种否定性功能？怀特海的答案是否定的。哲学还具有建设性的创造和理解的肯定性功能：“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各种存在方式的渗透”(17)。它除了铲除杂草，还要栽种花木。它应是一种观念的探险，积极去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肯定性的概括理论，以启迪思维。怀特海以钦慕的心情援引苏格拉底，以强调他对哲学的这种理解：“苏格拉底倾其一生的精力去分析雅典世界的一些流行的假定。他正确地承认他的哲学是面对无知的心灵的态度，他是批判性的同时又是建设性的”(18)。
当然，怀特海关于哲学是建设性的论点并不表示他认为这种建设性可以是终极的、一次性的，他认为，哲学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虽然增加了一些对事物无限性的掌握和一些通过理解而获得的精神上的净化，但哲学那种面对未知的好奇心都永远存在，而这正是哲学的肯定性、建设性功能所获得的效果。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哲学永久的合法性。
不难看出，怀特海关于哲学的见解确实十分深刻，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坚信自己能超越现代性而建构出一种新型的后现代世界观，就是因为他们既不象否定性后现代主义那样一味去否定，也不象那些保守的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一味地去肯定，而是把肯定和否定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缘故。这种思维方式应该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而且也是现代哲学方法的一种发展趋势。
4、连贯论和一致论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关于方法的另一重要特征，便是强调哲学理论的连贯论和符合论的统一。“全部哲学都是为了对被观察到的事物获得某种自洽一致的理解所进行的努力”(19)。因而其发展就指向两条道路，一方面要求始终一贯的自洽性，另一方面要求能说明被观察到的事物。
但纵览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哲学家对这两者各执一端，争论不已。一般说，唯理主义更强调连贯论，而经验主义则要更强调符合论。从当前西方哲学的发展看，符合论日趋式微。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符合”这一概念难以定义，所以众说纷纭；二是由于所谓“被观察到的事物”，经现代心理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观察者先前的经验和当时的生理、心理状况。其中的道理，经科学哲学家汉森“观察负载理论”的详细论证已十分清楚了。而连贯论所要求的“逻辑自给、条理一致”、“前后一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公认的标准和一致的看法，所以连贯论日益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人们进一步认为，一般发生的情况总是满足了连贯论，往往也就满足了符合论，二者经常是一致的。怀特海则认为，对连贯论和符合论二者之一的过分倾斜都会把哲学引入歧途，它们是真正推进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之一，哲学之车就会倾翻在地，无法前进。
那么如何贯彻连贯论和符合论呢？怀特海的做法是先把自己提出的理论进行逻辑上的“解剖分析”，看其是否有前后不协调和悖理之处，若有，则违反了“连贯论”，理论肯定是错的，所以没有同事物进行比较的需要了；若没有，则需把理论的推论和所观察到的事物作比较，倘若这一过程没有发生重大问题，即不违反“符合论”，理论就算站住脚了。但正如前述的那样，这只是暂时的，“哲学的好奇心永远不会使哲学在原地踏步”(20)。
怀特海上述哲学观几乎原封不动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所赞同和接受，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万有经验论和有神论，在逻辑上是自洽一致的，内容上是和我们经验(包括科学事实)相符合的。格里芬甚至把这一原则作为后现代世界观第一准则：“关于后现代精神的一个正式的要旨：它必须是自我支持的即它关于真理的主张不能以某些有疑问的启示为基础，它们必须随时接受通常的自我一致的检验。这种要旨把后现代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区分开来。一种可接受的后现代精神必须自我一致，必须对所有科学事实来说是充分的。同时，对我们经验的道德上的、美学上的、宗教上的范围来说也是充分的”(21)。
如果我们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联系起来分析，就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的方法论原则是相反相成、不走极端、圆通融洽。既有综合又有分析，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连贯又一致，既有常识又兼顾思辨……从积极方面看表现为不绝对、不偏狭、博大深邃、充满多样化洞见，让人感到思想的无比威力。从消极方面看则有折衷主义之嫌。让人勉为其难，难以取舍。但从总体来说，表现为他们努力兼容各种方法之优点的综合倾向，为各种方法的整合、统一指出了某种方向，从这个观点去看，他们关于方法论的见解是值得肯定的。
三、“实用主义”的价值指向
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进行概括，从而提出哲学思想。它注重逻辑推理，以哲学概念或范畴的推演为特征，最终建立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哲学体系，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把握世界。沿着该路径发展的哲学可称为思辨哲学、理论哲学。另一条则以哲学原理在实践中应用为特征，它不是去苦心建构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体系，而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把某哲学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使哲学和实践紧密结合，从而引导人们现实地实际地改造世界。沿着这条路径发展的哲学则可称之为行动哲学、实践哲学。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那么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其奠基人怀特海那里还是一种思辨哲学的话，那么，以格里芬、科布等为代表的后继者则致力于把这种思辨哲学在实践中进一步具体化并使之“实用主义”化，因而我们可把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称之为行动哲学、实践哲学。把理论付之实践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和优点。
综观建设性后现代的哲学体系，处处可以发现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价值指向。即便是对怀特海等奠基人的哲学理论，他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加以继承，而是针对人类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大实践问题，加以有选择地改造和发挥。其例子不胜枚举，如对整体有机论的推崇是为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顽疾；对内在关系理论的强调是为了反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霸权主义；对创造性的强调是为了反对现代性对人的异化和意义的消解；对过程、流变的强调是为了反对机械主义自然观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对多元论风格的尊重，则是为了反对文化领域中的科学沙文主义等等。
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简单地停留在只注重理论的现实针对性，而是在实践中孜孜不倦地探索一种实用的“后现代拯救”行动。他们把这种行动称之为带有“狂热情绪”的“贡献主义”(哈茨霍恩语)。这种情绪使得柯布先生为了过程研究中心发展可出售自己的大房子，使得格里芬自己设计生态型住宅，实行素食主义等等。毫无疑问，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知行合一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为了更好地说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特点，我想引用格里芬的话再加以佐证。
格里芬在批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那种不事建设的生活态度时说：“理查德·罗蒂的‘冷嘲热讽’也许是说明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待生活态度的一个最好术语。与之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信上帝和真理的客观性(包括道德价值)。这种信仰导致詹姆士的“狂热情绪”，而相信上帝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导致了哈茨霍恩的“贡献主义”。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否定性后现代主义通常认为我们只能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指涉真理，按此观点，所谓“真实的”可定义为能帮助我们达到某种目的的东西。假如世界有一个正在变大的臭氧空洞，有一种紧迫的全球性温室效应，或令人惊诧的核武器储藏量，这其中任一个问题都可导致人类及地球上大部分生物的毁灭，从实用主义观点看，难道我们不应说，以“贡献主义”为结果的哲学比那种促进“冷嘲热讽”的哲学来得更真实？”(22)
总而言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一方面通过构建令人满意的哲学系，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努力，鼓励我们不要漫无边际地不断把休谟所说的“哲学问题”和“人类问题”区分开来。而且实践问题应包括所有有感觉能力的生物问题，包括至今为止由人类活动而造成的问题。这决不是以任何方式来贬低专业哲学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这些问题长久而艰苦的思考和实践已表明了这一点。但这只是说这种思考不应和关于战争、生态危机、经济以及人类其他问题的思考相分离。
不难看出，格里芬所说的实用主义和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前者把哲学思考与人类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实用主义”不是以个人目的为标准的主观实用，而是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根本的价值指向。因此，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的论述来评价建设后现代主义这种哲学观的合理性再合适不过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3)。
注释：
①章韶华.走出哲学王国后的沉思[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218.附录二.
②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37.
③科布.怀特海[A].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奠基者[C].165.
④⑤⑥⑩(11)(21)(22)格里芬.哈茨霍[A].建设性后现代奠基者[C].1993.221.10.23.30.32.30.32.
⑦(12)怀特海.过程和实在[M].修订版.大卫·格里芬等修订，纽约：纽约自由出版社，1978.3.5.
⑧格里芬.后现代世界中的宗教与上帝[M].英文版序言.8.
⑨(17)(18)(19)(20)怀特海.思维方式[M].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8.235.97.237.208.210.
(13)(14)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A].后现代科学[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85.86
(15)典德姆.生态学[M].纽约：1963.4.
(16)诺瑟普.怀特海选集[M].1953.921.922.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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