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迁——第8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研讨会论文,工作者论文,历史进程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7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世界历史》编辑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联合承办的第8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研讨会在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兰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世界历史》、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学术期刊及出版机构的六十余人与会，共提交论文五十余篇。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发言致辞。他殷切寄语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史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框架内进行；对待西方史学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本次会议采用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包括主题发言、评论、提问和讨论等环节。与会学者们围绕“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和交流。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一
秉承中国史学界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吴恩远、俞金尧、裔昭印和向荣教授作主题报告。他们的报告内容各具特色，既有宏观地对世界史学科定位的探讨，也有具体问题的思考和学术观点的流变。既有西方古典史学的最新研究动态，也有现当代学术前沿领域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大国档案的解密公开，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新潮。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吴恩远研究员则是我国学术界该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在题为《俄罗斯评价俄罗斯（苏联）历史进入新阶段》的报告中，他认为，俄罗斯人评价自己历史新阶段的到来是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现，表明了俄罗斯国家干预历史问题的态度。关于这种重新评价的实质是什么？是否要求回到苏联时代？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其实质是反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从而对自己的历史持辩证、客观的态度，肯定历史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什么是世界历史、如何给世界历史进行学科定位等问题是世界史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正确理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迁问题的一把钥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俞金尧研究员在《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的定位》的报告中，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新见解。他指出，国内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以前存在着或过分强调纵向发展或片面理解为从分散到整体的横向发展两种极端化倾向，并将其归因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论断的误读。他进而强调了马恩所用的“世界历史”范畴的哲学意义而非专业历史学意义特征。他由此提出，世界历史或者说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构建应该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作为主要方向来把握，但同时也要注意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
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史学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则在题为《当代西方史学变革影响下的古典史学研究》的报告中，着重介绍了西方史学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两次重大转向，即50年代的新史学（社会史）、70年代的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她认为，当代西方史学的变革对古典史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古典史研究领域空前扩大、利用相关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重心下移以及对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史的关注等方面。最后她的结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的变革是对兰克史学的一种革新。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程中，资本主义的兴起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向荣教授在题为《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的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国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并把资本主义的概念概括为交换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心态和精神三种含义。他进而以英国为例分析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市场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最后，他强调指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需要更全面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技术、劳动生产率、市场等方面都需要研究。而传统研究集中在生产关系方面，不能全面反映资本主义的起源。
这些主题发言人的演讲关注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社会变迁问题，认为它们促使物质形态、人们的观念意识以及学术研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让与会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们了解到了当今的学术动态和世界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受益匪浅。
二
本次会议的分组讨论气氛活跃。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从时间上看，涵盖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整个世界历史时期，地理范围则包括欧美、亚非拉地区。青年学者们从社会经济史、文化思想史、自然环境史、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等领域多视角地考察了世界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里的一幅幅社会变迁图景。
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变迁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
随着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发展和变革，史学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大，性别史、家庭史、妇女史等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这次会议就有数篇妇女史方面的文章，主要探讨妇女在家庭、婚姻中的地位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姜守明教授通过对比《新约》和《旧约》发现，因为基督教中的博爱因素，前者倡导“因信仰而得救”，女性因之而得救，对女性的地位更加肯定。加之提倡一夫一妻制，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妇女的地位。由《旧约》中的妇女使学者们自然联想到古犹太妇女的地位问题，鲁东大学张淑清副教授根据犹太教的经典作品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古代犹太妇女尽管没有婚姻自主权，在离婚和财产问题上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与古代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犹太教高度赞美婚姻家庭制度，赋予了妇女在婚姻权益和地位中应有的人性化待遇。对于罗马女性的地位问题，江西师范大学邹芝博士认为，罗马共和向帝国的转型期，妇女嫁妆从惯例和习俗转变为法律范畴规定的内容，罗马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因之有所提高。常熟理工学院程新贤讲师提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在男性家长的控制之下，处于屈从和被动地位的观点。妇女本是社会弱势群体，但在近代法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她们却扮演了食物骚乱的主力军的角色。中山大学周立红讲师借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从文化、社区等角度入手分析了妇女扮演食物骚乱的主力军角色的原因。
还有学者将社会问题的研究同对社会变迁的考察有机结合起来，因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变迁的“附产品”。西华师范大学杨洪贵博士在考察殖民时期澳大利亚白种男人与土著妇女的婚姻（性）关系的缘由、状况及影响的基础上，批评了其所导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混血土著造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严重的种族和社会问题。
社会变迁与社会改革是孪生物，有学者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和地方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态度。南京大学陈日华博士以《地方与中央：19世纪的城镇卫生改革》为题，揭示了隐藏于该改革背后的地方与中央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其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参考意义。
有学者还透过对一国之中的地区或域外“地区”的审视来观察社会变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讲师的《文明入侵与夏威夷宗教生活的变迁：1778—1840》追溯了基督教文明对近代夏威夷群岛入侵并导致其宗教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使其从古代社会向近代化群岛国家过渡的历史轨迹，引起了我们对近代文明入侵现象及其后果的思考。厦门大学韩宇博士的《硅谷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梁志讲师的《异域知识与国家安全——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也分别关注了美国国内有代表性的地区及美国人跟中的非西方世界的“地区研究”。
特殊族群的命运起伏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苏州科技学院王本立副教授的文章《论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兼析19世纪英国民权的宗教平等化》从英国民权的宗教平等化的独特视角出发，将英国犹太人的解放这一历史进程提升到英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内容与标志的维度来看待。还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历史上的黑人民权运动。武汉大学谢国荣副教授关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强调其对于美国实现从白人种族主义社会转型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冷战不仅影响到二战后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干涉到由特殊族群构成的社会之面貌。湖南师范大学刘雄副教授剖析了二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变迁中的冷战因素，考察了导致身处冷战阴霾的东南亚国家华侨生存环境恶化的内外因素，认为当时华侨的国籍转变和华侨社会速变为华人社会的进程完成了华侨史上最为深刻和激烈的变革。
现代化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主题之一，也是亚非拉国家地区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南开大学董国辉副教授通过研究1870年至1914年阿根廷经济增长问题，分析了出现这一被称为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美好时代”的诸经济及非经济要素，认为当时的阿根廷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期。20世纪是社会大变迁的世纪，社会变革频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就20世纪埃及巨变问题作了发言，他将20世纪的埃及历史概括为独立建国和开放发展两个时期，展现了一幅百年来埃及社会变迁的画面，并提出了20世纪埃及的发展道路如何评价等耐人寻味的问题。兰州大学敏敬博士则介绍了自己关于中东世俗主义与去世俗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中东世俗主义源于近代以来穆斯林世界内部的改革需要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外部影响。而去世俗化不等于伊斯兰化，其实质是中东政教关系趋于更加稳定与缓和，有着促进中东民主发展等积极意义。
民主化是20世纪亚非拉国家地区社会变迁的一大趋向。山西师范大学车效梅教授以土耳其1984年颁布的“3030法案”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促进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作用及其自身缺陷，揭示土耳其城市化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上海政法学院谈谭讲师专门考察了1974年至1985年期间巴西威权政体的民主化转型问题。
社会经济领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舞台之一。有学者借助翔实的社会经济史资料考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革问题，尝试从经济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迁问题。一些会议论文利用考古铭文、法律文献、档案资料等原始材料，以及使用计量史学、微观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考察历史中的经济问题。西南大学李海峰副教授考察了古巴比伦的房屋租赁问题，证明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私有制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赵文君讲师通过考察中古西欧的私人财产权观念，认为其是古希腊罗马遗产、日耳曼人传统和基督教三者的混合产物，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理念的源泉。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其转型期的经济研究是学界历久弥新的课题之一。兰州大学柴彬博士对英国近代早期经济转型阶段的商业垄断和国家治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分析了物价飞涨等因素与商业垄断间的关系，并得出了英国国家治理所获得的是一种有限的成功的结论。河北大学张殿清副教授则考察了英国都铎王室领地的问题，认为王室收入下降以及抛售领地的做法改变了土地财产在各个阶层的分布，为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时期是近代社会大变迁的时代。工业革命在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为当时乃至后世遗留了诸多弊端。天津师范大学徐滨副教授关注英国19世纪著名史家阿诺德·汤因比关于工业革命的经济思想，为我们描绘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图卷，反映了近代人文学者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忧思。劳资关系是现代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副教授在《“中央工作组”模式与一战后的德国劳资关系，1918—1924》一文中，通过对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劳资合作机构——中央工作组的个案研究，指出其产生及失败历程反映出魏玛时期劳资关系的变化，为我们反思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湖北大学郝祥满副教授则关注了工业化时代婚龄和婚率的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变迁问题，引发了我们对工业化的后果和代价的忧虑。
社会思想文化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关于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副教授主要探讨了基督教的救助体系，认为其优于异教罗马的社会福利和济贫措施，并成为基督教战胜异教的决定性因素。兰州大学姬庆红博士则另辟蹊径来研究基督教的兴起问题。她认为罗马帝国时期频繁爆发的瘟疫严重动摇了异教罗马的医学、哲学以及神学的权威地位，为基督教提供了传播和发展的良好契机。这两篇文章无疑为研究基督教的发展史提供了新的思路。重庆师范大学黄虹讲师从人文主义教育的新视角解读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变革。西欧中世纪历史上的猎巫运动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姚朋助理研究员从社会思想史的维度来解读猎巫运动的衰亡。他提出，现代化既是带来猎巫运动的原动力，也是消解猎巫运动的终极因，这体现了现代性的悖论和诡异。
书籍是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亦是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副教授的文章《从计量到解读：法国18世纪书籍与社会研究》为我们勾勒了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的演变历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18世纪这一书籍征服世界时代的特征。重庆师范大学刘耀辉副教授通过解剖英国19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及社会批判家柯勒律治的社会思想体系，揭示出柯氏隐藏在其对政治经济学、过度的商业精神等批评背后的人道关怀，值得今天同样面对着物质主义时代道德感和精神价值失落的我们进行反思。而上海社会科学院盛文沁助理研究员在考察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品格观的基础上，将其与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相联系，进而认为自由主义是对19世纪英国社会转型的回应。浙江大学乐启良讲师在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指出了当代法国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法国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趋势，从而表明史学趋向的流变与社会变迁间的密切关系。
自然环境是社会的载体和构成要素，环境的演变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气候是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复旦大学陆启宏讲师研究了16世纪中欧的气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气候的变化造成了中欧的经济收成、政治运动等社会问题。而在向大会提交的10篇美国史研究的文章中，环境史研究占据了近乎“半壁江山”。如《世界历史》编辑部高国荣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土地沙化：内蒙古和美国大平原的农业和环境》很有现实意义。他通过比照历史时期中美特定地区的荒漠化的表现和成因，将视野扩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环境问题，指出了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等因素对环境问题的影响，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环境史研究的内涵和意义。南开大学付成双副研究员则关注于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城市环境改造运动，并将环境史研究与城市史研究相结合，认为该运动与当时美国的市政改革运动相得益彰，推动美国城市完成了从传统型城市环境向现代型城市环境的转变。此外，聊城大学副教授吕桂霞的《除草剂与“越战后遗症”》、江西师范大学王栎讲师的《美国城市化初期的城市污染及其成因简析》诸文章也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美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了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在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战争史研究方面，《世界历史》编辑部国洪更副研究员探究了亚述帝国军队的蛮族化问题，他依据亚述王室铭文和书信等文献资料，考察了亚述军队蛮族化的背景、途径及其对军队的影响，丰富了亚述学的研究。辽宁大学郭霞讲师也根据埃及纸草文献《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了细致探察，推进了对这场经典之战的研究。武汉大学熊芳芳讲师在相关的研究中认为，近代法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和中央权力向地方的扩张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推动了基层社会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实际运行方式以及性质的转变。战争与外交常常是社会变迁的“催化剂”。兰州大学李玉君教授的《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思想和政策》、王延庆讲师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演变》、首都师范大学程文进副教授的《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纳粹德国的“和平倡议”》及姚百慧讲师的《美国对中法建交的评估与应对》数篇文章使得我们对纵横捭阖的二战前夕苏联外交决策过程、“推陈出新”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战略、错综复杂的二战初期美德外交关系以及波谲云诡的冷战时期中、美、法关系有所了解，也让我们对当时关涉其中的各国的社会风向和朝野舆情有了清晰直观的认识。此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晓靓副教授还以北一辉为“标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加以解读，黑龙江大学马德义讲师对朴正熙时期韩国选择核武的缘由进行了探析。
通过本次会议，我们认为：在学风上，青年史学工作者能够克服当今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切实扎深史学基础，有着热爱史学的科学精神。在治史方法上，他们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注重保持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注意处理好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以及历史叙述与分析的关系。他们提交的论文研究领域广阔，观点视角新颖、材料来源广泛，跨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使用，显示出扎实的科研功底和良好的发展潜力。但青年史学工作者尚需继续加强史料建设与基础研究，并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并且既要放眼世界，与国际接轨，又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声音。
本次会议是对近年来我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成果的一次检阅。正如《世界历史》2009年首期“新年献词”所说，青年世界史工作者队伍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前途和希望。八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近三十载历程，见证了我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队伍的成长经历。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会议与我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队伍走过了一条共同发展、携手成长的道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通过此次会议，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将迎来一个继往开来的新局面和一片更加广阔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