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基本特征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明治维新始，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日本。以幸德秋水、片山潜、木下尚江等为 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日本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极大推动 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也为中国和远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1945年日本法西斯的战败，在新的战后宪制下，日本走上了非军事化、和平主义和政 治民主化的民主主义的道路。在思想界，由于实行学术自由政策，各派哲学重登哲坛。马克 思主义也从地下走到历史的前台，并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日本哲学的主流。从“二 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 45年战败至50年代中期；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至今 。其间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学者。梅本克己、中井正一、竹内良知、芝田进午 、古在由重、船山信一、岩崎允胤等成为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代表。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战前”、“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继续，但又表现出 明显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战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经济的 腾飞和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二是战后日本文化界 ，特别是哲学界强化了对本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反思，试图重建日本文化，这也使得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同传统文化的建构更加紧密地结合；三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侵入，特别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及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沙夫等人哲学的影响，促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大了对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批判；四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大 量 涉及世界、人类乃至科学发展前途的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如环境问题、粮食和人口问题、能 源问题、核威胁问题、人类基因问题以及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等都摆在世人面前，这些都 不能不引起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关注并尝试作出新回答。正是由于一系列条件的变化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1.从主体方面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战后思想解禁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方向性的转变，与其说理论家们是从客体 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从主体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确切。战后日本马 克 思主义哲学理论家或学者，一方面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思 想和著作的介绍和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体系的质疑而展开创造性 思索。从梅本克己的《人的自由的界限》引起的主体性争论，到芝田进午的《现代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论争》所提出的实践唯物论；乃至船山信一提出并建构的人学唯物论。日本学者在 争论与探索中取得许多有益的成果。
主体性论争，集中体现了战后日本学者从主体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研究，即突 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人的问题。把人的主体性作为普遍性问题提出来，从哲学上深化人 的伦理价值、人的自由等理论问题，从而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体系的理解。这 场争论直接针对的是战后初期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带有浓厚客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色彩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这种体系过分强调哲学本体论，较少论及哲学的认识论，特别是忽视人的 问题。梅本克己和松村一人是这场论争双方的领军人物。围绕“伦理的主体性”，梅本提出 了主体性理论的主要观点：(1)主体是克服唯心主义的西田哲学的一种方式；(2)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工人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使其主体被埋没于资产阶级思想中；彻底认识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使其主体性觉醒乃是当务之急；(3)西田哲学完 全无视阶级利益，主张个人绝对服从全体，由此产生新的个体。可是，全体与个体的利害关 系无法证明，从而只能作为伦理主义处理。这是由于西田把利害关系完全相反的统治阶级与 被统治阶级统称为全体造成的；(4)献身不是为抽象的一般人的献身，而是为通过解放自己 而 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特定阶级的献身。由此产生出马克思主义固有意义的人道主义义务感 。[1]梅本通过对“伦理的主体性”的揭示，企图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问题的“空隙” 。针对梅本克己的理论，“正统派”唯物主义哲学家松村一人展开了全面批判，其理论要点 是：(1)要求在实践中实现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已经包含了对主体条件的认识。主体性 问题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梅本不是在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 正确认识中，而是在人的普遍本性中超阶级地寻求主体的基础，把由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创 造出的社会关系视为超越阶级利益的伦理规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是在工人阶级 的利益、解放的必要以及共同斗争中形成的阶级意识，献身问题是在斗争的必然中产生的 ；(3)梅本脱离生活着的人，把历史必然性考虑为物质过程。他所说的填补马克思主义的“ 空隙”，不过是一种姿态，实际上是以另外的主体性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梅本所说的 “空隙”，实际上是他自身思想中的“空隙”。[2]
以梅本和松村的伦理主体性之争为出发点，主体性争论朝着不同方向深入发展。围绕主体 性问题，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的开拓性研究工作，对社会形态发展理论 、历史创造者理论、辩论法的基本规律、自然辩证法、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敢于破除对“苏联模式”、“东欧模式”的迷信 ，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勇于坚持真理。这标志着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研究上已 独树一帜并逐渐走向成熟化。
2.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与重大现实问题的结合
“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给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 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回答。对此，日本学者 坚持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原则，加强了对现实问题的全方位理论研究。
在对现实性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深入到日本人生活 中 去，深入到现代世界中去。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芝田进午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立思 考，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要加强五大现实性问题的探究，这五大课题是：(1)联系科学劳动、 科技革命、信息革命、进一步深入探讨自然、科技革命、信息革命，进一步探讨自然、物质 、信息、劳动和生产力等概念；(2)批判有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传统规定，恢复马克思 的经典定义，以便确定“大工业”这个概念；(3)发展马克思的异化学说以适应“大工业” 阶段的需要；(4)引进“工业革命”的概念，以便阐明与公害、破坏自然所象征的“大工业 毁灭”进行斗争的道路；(5)阐明工人阶级的结构、劳动的质的变化和脑力劳动工人增多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3]
此外，日本学者还强调对我们所处的时代问题进行探讨。他们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当 前的时代可以称作“核时代”。尤其是芝田进午，其两卷本的《核时代》（1987年）著作，深 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核时代”是能够导致灭绝一切生命与文化终结的历史 时代，因此，要提出核时代的新哲学的问题。这种新哲学是：(1)代表“人类普遍原理”的 哲学；(2)包括对自然进化史和自然结构的科学理解；(3)以生命、生存、生活、人生及其存 续与发展为最高原理和价值的哲学。这种新哲学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改革，是要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总的说来，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加注重与现实性问题的结合，包括前面所 述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也不例外。由于坚持与现实问题结合的正确研究和发展方向，产生了一 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成果，除芝田进午的《核时代》，还有《对“大众社会”理论 的疑问》（1957年）、梅本克己《唯物史观与现代》（1967年）、竹内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人间》（1969年）、岩崎允胤《人与社会的辩证法》（1984年）、船山信一《思想和人间》（198 5年）等著作。这些成果表明，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发展方 向也是健康的、正确的。
3.强化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
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们深切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武器，放弃批判也就 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此，战后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唯物论学者们以马克 思主义为武器展开活跃地批判活动，在批判中揭露论敌，教育民众，发展自身。
首先，他们强化了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批判。伴随日本现代化的实现，从70年代中期 起，日本思想界出现一股超越近代、追求感性的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倾向，中村雄二郎 的哲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新思潮遭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论者们的激烈批判。
在中村看来，近代理性主义把感性与理性截然分开而往往强调理性，把感性或共同感觉遗 忘了，这种理性主义一方面使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分离、对立，自我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 一方面又带来了世界的人工化与自然的被破坏。因此，应该创立一种与近代理性主义不同的 、包含感性和共同感觉的理性。针对中村的反理性主义倾向，村本敏、仲本章夫等人站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之进行批判。村本指出，“中村雄二郎的基本主题是批判近代合理主义” [4]。仲本章夫则指出中村理论的错误实质：(1)使理性与感情敌对；(2)把理性作为分析的 、机械论的“科学的知”予以贬低和排斥；(3)把与理性分离的感情叫做“被动（情感）的知 ”，以之作为驱逐理性的手段；(4)通过上述方法，迅猛地向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道路 前进。对中村的批判，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阵地。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非主流派的批判。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日 本的传播和影响，日本许多学者采取多元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些研 究受到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广松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主流派的代表。广松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 理论处处表现出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理论诸如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现象学 等来“修正”、“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和倾向。这势必引起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 烈不满和批判。吉田杰俊指出，广松哲学是在“改释”马克思主义的名目下歪曲马克思主义 ，实质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当代日本最典型的“超越现代”的 哲学。坂真在《现代思想的潮流》（1985年）中也系统地批判了广松的哲学，指出他的所谓“ 超越现代”，就是否定近代科学和近代理性主义思想，广松的哲学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 无缘的”。[5]
此外，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还站在科学世界观的高度对天皇制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对 梅原猛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日本文化论”进行了不懈地斗争。通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 思潮的批判，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水平显著提高，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得到完 善与发展。
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所呈现出的新特征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三个方面外，还体现在 加强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加强了对近代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理 论成果；“进入70年代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题还呈现多样化的趋势”[6]， 如，“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与韦伯”、“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等课题在日本曾 风靡一时。这些主题多涉及后工业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行的有益探索，对21世 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 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