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海啸[1]2002年在《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与中国西部安全关系探析》文中指出历史上中亚是民族和宗教关系非常复杂的地区，而且与周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联的解体、中亚五国的独立，捂住“潘多拉盒子”的铁腕松开，中亚地区的民族意识迅速复兴，宗教活动空前活跃。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的异军突起，非常猖獗，具有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和性质。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从事破坏本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各种活动，并且给周边国家和地区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中亚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中亚的稳定和安全对中国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当今的国际格局内，中亚的安全与中国西部的安全，特别是新疆的安全是密切相关的，同时直接损害和威胁中国西部安全，从而影响到中国整体上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本文从地区安全与国际安全、地区问题与国际关系的宏观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与中国西部安全间关系问题，全文分叁个层次来论述： 第一，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的渊薮及其性质、特征； 第二，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与中国西部安全间关系分析； 第叁，中国应因对策思路探究。
宛程[2]2016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文中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且管理机构——即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参与的有关中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唯一一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入,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合作理念,不断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效地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安全研究这一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要求出发,考察上合组织成立前后所面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在“叁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亚地区和我国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同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保持了稳定的成绩;探讨了上合组织如何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强化其安全功能建设。这对总结中国参与或主导地区性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上合组织同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战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其中,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叁股势力”、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严重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下,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应对威胁的共同意愿,并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但同时要指出是,虽然上述共同安全威胁的出现和共同合作意愿的产生在上合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全部动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前提,而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尤其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则对上合组织的成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合组织成立后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在当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和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都对上合组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威胁,上合组织不断强化合作,使其保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反恐机制日趋完善,不断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稳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同其他国际安全机制的互动也不断加深。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发挥保障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冷战后复杂的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促使着应对这一问题的新安全理念——中国新安全观的产生。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冷战后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安全理论。中国新安全观摒弃了旧安全观在安全主体的单一性、安全内涵的贫乏性、安全手段的对抗性以及安全目标的利己性,实现了对安全关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合作性。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手段和安全目的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对旧安全理论的更新和升级,顺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满足了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它的提出和发展也促进了上合组织的形成,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上合组织确立了“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并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等措施实践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同时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境内外两个核心区——中亚和新疆的建设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境内外核心区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例如“叁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边界纷争、战争以及国家政权非制度性更迭等。必须说明的是,不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特殊化,在坚持上合组织原则和“上海精神”的前提下,在上合组织安全功能范围内,以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特点对上述安全问题进行分类,不仅是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前提,还可以有效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实施效率。此外,在上合组织实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要重视和强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建设,加强对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上合组织公共安全供给能力,切实制定、完善和落实打击“叁股势力”等威胁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去极端化和网络反恐工作,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目前,上合组织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发展;扩员造成的以中亚为中心的地缘中心的变化和争议;乌克兰危机对成员国关系的影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主要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国际安全中的某些领域所造成的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以及成员国关系改善缓慢,中亚地区合作水平不高的状况无明显改善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主要建议如下:在安全目标上,要以“叁股势力”为长期坚持打击的对象,在核心区上,要以中亚(包括新疆)为核心区,不宜扩大,要坚持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核心功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考虑安全问题,要处理好核心安全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妥善应对和处理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中“叁股势力”扩散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讨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以推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选取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案例,在上合组织十余年来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历程中阐述并验证关于上合组织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结了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尝试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及其他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思考。
马陇平[3]2013年在《西部边疆稳定视角下打击“叁股势力”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结果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叁十多年取得成果的最好证明,也是我国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化改革的结果。200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这是我国再次深化改革和稳步发展的战略规划,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目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各方面的建设稳步推进,小康社会目标在部分地区已基本实现。西部边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资源通道,也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基地,西部边疆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我国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目标的基础。而“叁股势力”成为阻碍西部边疆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最大因素,实现对“叁股势力”的有效遏制和准确打击是西部边疆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保障。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针,邓小平1978年12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着名讲话中提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次对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翻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随着近叁十多年来我国颁布及修改的200多部法律的出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保障。伴随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我国法治建设的新目标便是进一步完善以和谐精神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叁股势力”是目前阻碍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障碍,也一直是深受其害的各国着力打击的对象,世界各国纷纷专门出台相关法律进行打击,同时也签订相关的国际公约来实现联合打击的目标。我国也是深受“叁股势力”危害的国家之一,目前针对“叁股势力”的打击主要依靠《刑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手段,一直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叁股势力”的相关法律,存在着打击“叁股势力”缺乏常态化以及没有与国际公约相对接的法律条件等诸多问题,同时“叁股势力”又借机以人权等借口寻求西方敌对势力的介入,力图将其转化为政治问题,这些因素使得实现打击“叁股势力”的法治化成为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需要在理论层面上以社会主义和谐精神为指导,也需要在现实层面上有法律法规为支撑,同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果也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有力保证。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以和谐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我们要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支撑。针对严重阻碍我国发展的“叁股势力”,建立完善的打击与防范法律机制,以实现对其打击法治化的目标,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也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有力保障。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结合中国现状,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法治经验,从对“叁股势力”产生的社会及历史根源入手,全面系统的研究了“叁股势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叁股势力”相互联合的发展趋势以及最终的政治目的,力图通过法治构建的方式,实现对打击“叁股势力”问题的常态化、去政治化以及国际联合打击的目标,为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有益的补充。论文主要分叁个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论。导论部分为理论建构,主要厘定了和谐社会理念、和谐精神、“叁股势力”、社会主义法治等基本的概念,以及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并阐述了建立反“叁股势力”法的方案。第一章,通过分析“叁股势力”对西部边疆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危害,以及打击“叁股势力”现状,提出建设法治型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和途径；第二章,主要通过对“叁股势力”现象的本质分析来揭示“叁股势力”发展的趋势和最终政治目标,并对现有法律手段打击“叁股势力”的缺陷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反叁股势力法”的必要性；第叁章,通过对“反叁股势力法”立法的现实条件、法律基础和打击“叁股势力”相关法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论证“反叁股势力法”的可行性；第四章,运用比较法研究的方法,对美、俄、英、中亚各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相关法律对比分析,寻找适合我国的“反叁股势力法”立法方案；第五章,立足我国打击“叁股势力”现状,对现有体制弊端进行分析,提出打击“叁股势力”法治化改革方案,并对“反叁股势力法”的立法目标进行定位；文章结语以“反叁股势力法”的立法目标为视角,提出了打击“叁股势力”法治化改革方案对解决中国面对“叁股势力”问题时的作用,这既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唯-途径,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展望。
谢贵平[4]2015年在《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认同”的概念与内涵,一是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对彼此的或共有的文化、观念、规范与制度等的认可与赞同与否；二是指行为体“自者”与“他者”关系(朋友、敌人、竞争者与亲属等)的确定,既有认同的一面,也有识异的一面。认同的底基是身份认同,由身份认同可衍生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等不同类型与属性的认同。认同具有“关系性”、“实践性”、“建构性”、“复合性”特征。认同的变量是行为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判定,并以此确定自身的价值归属与价值归趋。行为体成员的生存感、归属感与安全感对不同种类与属性的认同均产生重要影响。安全包括叁个维度,一是“安全性”,即客观是否存在威胁；二是“安全感”,即主观上是否存在恐惧；叁是“安全化”,即主体间是否存在冲突。“安全感”又包括物质利益诉求的“生存感”、文化心理诉求的“归属感”与荣辱历史记忆的“历史感”。由此可见,认同与安全关系密切,互为影响。首先,安全是一种认同建构,安全的内涵包含叁个维度：“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安全还是一种主体间安全,即使没有客观的威胁与主观的恐惧,主体间的不当互动亦会直接建构出一种新的不安全状态。其次,安全是一种关系,是不同层次的行为体间“自者”与“他者”之间单向的、双向的或多向的对安全内容的“认知”、“判断”、“界定”、“接受”及其“回应”与“商谈”的关系,这种关系交织复合、复杂多样,其中与安全密切相关的不同层次的行为体主要有次国家、国家与超国家。再次,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不同行为体间通过语言和行动建构起“自者”与“他者”间复合的安全关系,建构着安全的互动与共享。最后,安全与“认同危机”密切相关。认同不仅是安全的一个核心要素,往往也是促成危机转型升级与非常态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变量。“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同行为体既是安全威胁的应对者,也可能是安全威胁的制造者。不同层次的“自者”与“他者”认同一方面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和谐共生与共享安全；另一方面,“自者”与“他者”间的认同若发生冲突或产生危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势必会带来安全威胁。认同是安全的核心变量,不同行为体间的“正向认同”有利于维护安全,并能够使得已经发生的危机得以良性转化；反之“负向认同”对安全维护产生消极影响,并能使已经产生的危机继续恶化。中国边疆安全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并存,显在威胁与潜在威胁共生；按动因、领域、影响范围、威胁程度、威胁源起等不同标准来分,尽管有诸多类型,但多呈现一些共性特征：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新安全”威胁不断凸显,不同领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错迭合,安全威胁呈现跨场域性特征,安全威胁表现形式多样性,威胁主体多重性及责任主体清晰性和模糊性并存,诱发因素的交互性、危害过程的联动性、危害影响的多向性,对人(类)的安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安全治理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跨国治理都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与认同及共识难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关涉边疆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冲突与认同危机是边疆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边疆安全的根本是认同安全,边疆安全治理的核心就是以认同解决异质冲突问题。新时期,在边疆安全治理过程中,只有在对边疆安全威胁的特征与分类、威胁的样式与层次、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对安全化的行为体、指涉对象、实现路径、行动方案、价值向度的路径选择进行多元探索,确立“和合主义”、“和谐共生”、“优态共存”、“非暴力”原则、“精神共同体”等价值指向,以兼顾人的安全与国家利益为价值支点,继承和拓展传统安全化理论,确立边疆安全治理“选择性”安全化新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层次、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内容与治理的阶段性历史任务等方面达成基本的认同,加强认同能力建设,才能有效维护边疆安全。边疆安全治理,在国内层面,需要推行“维稳”、“维权”与“维心”叁维一体化模式,着力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公平公正、民主与自由的制度环境,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打造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秩序和谐美好、经济建设生机勃勃,生存生活环境优化和美的平安边疆。以“维心”为本,赢取民心,以“维权”为策,改善民生,以“维稳”为基,融合民族；用“维心”来统领“维权”与“维稳”,用“维权”来促进“维心”与“维稳”,用“维稳”来保障“维心”与“维权”,促进不同行为体间的认同和合与认同整合,使各族人民重建归属感、确立公正感、保障安全感,调动他们和合共建与保卫边疆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国际层面,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乃至相关国家弘扬“和合主义”思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增信释疑与和平共处,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共有观念的良性认同建构,建立多种沟通与交流机制,参与制定并遵守兼顾多方共同利益的国际规范,同时要加强威慑认同力量建设,促进跨国的认同建构与合作共治,才能和合共建与共享边疆安全,从而最终才能编织“和美边疆”的安全之网。
蒋新卫[5]2007年在《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以后，中亚国家成为国际格局中新的地缘战略空间。中亚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使该地区成为大国角逐的新的地缘战略目标。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子进驻中亚，加剧了该地区政治风险和激烈的能源资源争夺。中亚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对新疆安全与发展有直接影响。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也是我国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扩散的最前沿阵地。因此，分析和认识中亚地缘战略变迁中的态势和问题，对实现新疆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分析冷战以后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入手，对新疆的安全与发展进行一些理论探索和对策思考，同时对建构新时期中国中亚地缘战略进行一些理论思考。第一章内容分析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进行分析。这部分内容立足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动态发展，对中亚地区的地缘位置及其地缘战略意义进行分析。本章以“9·11”事件为分界线，将冷战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围绕着国际权力、利益、安全的主题和内容，分析了中亚地区在以美国、俄罗斯为中心的大国战略角逐中地缘战略地位的变化。阐明了中亚地区已经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缘政治板块，而且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和俄罗斯争夺为主导性矛盾的地缘政治格局。第二章具体分析了“9·11”事件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态势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本章内容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美国、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以及它们在中亚地区战略的主要目标与手段：还分析了以土耳其和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展示了中亚地区各大战略力量的博弈态势。第二部分，通过分析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阐明了中亚地区国家在对外战略上保持与大国关系均衡的战略原则和推进中亚地区成员国一体化的战略取向。第叁部分，探讨了中亚地区地缘战略博弈及经济区域化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的之间的关系。第叁章探讨冷战后中亚地区地缘经济格局变迁与中国新疆发展的互动关系。本章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比较翔实的数据，阐述冷战后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亚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第二部分，以新疆对外开放战略定位为重心，围绕着提高新疆在中亚地区的贸易地位以及商贸走廊建设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了新疆建设“中亚经济高地”的战略规划和开放战略，并对加强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进行理论分析和思考。第叁部分，在考察中亚地区石油地缘政治形势基础上，对新疆建设我国能源安全通道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第四章是冷战后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与中国新疆安全。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中亚国家在民族、宗教领域存在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问题。第二部分，通过对中亚地区“叁股势力”和跨国民族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述中亚国家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给新疆的社会安全与稳定带来的危害。第叁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我国与中，亚的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理论原则以及新疆实现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途径。第四部分，分析了宗教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并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依据，对新疆地区宗教政策进行思考。第五章是中亚地区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与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本章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对冷战后中亚地区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和问题进行考察。第二部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对中亚地区“颜色革命”进行分析，揭示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原因，并总结其中的教训。第叁部分，以现代政治治理理论为框架，通过对政治理念系统(或意识形态系统)、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以执政党为核心)在国家政治稳定中的作用与功能分析，联系新疆政治民主建设的基本情况，对新疆实现政治稳定进行探讨和分析。第六章是新世纪建构中国中亚地缘战略的理论思考。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时期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外交思想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地区发展与合作、中亚国家外交诉求叁个层面来探讨和思考中国中亚地缘战略的框架。
安鑫[6]2016年在《向西开放视角下新疆文化安全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后,国际新秩序在逐渐成形,而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需要进行战略规划,与外界达成一种互为动力、互为机会的友好关系,中国不仅需要“东稳”,更需要“西进”。所以向西开放是我国寻求新发展的必经之路,新疆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也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环节。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作用,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才能顺应世界的总体文化的潮流,而文化安全就是中国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凸显出了冲突、矛盾,由此产生出的文化安全问题已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特别在向西开放之后,新疆面对多元文化、对外开放战略和宗教等对文化安全的影响,还有如何通过向西开放的视角正确认识文化安全的内涵,从而寻求维护新疆文化安全的路径,笔者在本文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重难点,并为下一步详细分析做好铺垫。第二部分是对向西开放和文化安全的内涵以及关系探析。首先对向西开放的内涵、意义和向西开放中的影响作出一定分析,其次对于文化安全的内涵及界定、体系研究和文化安全的作用进行梳理,最后通过对向西开放的提出和文化安全的发展进行分析,进一步剖析向西开放与文化安全二者之间的关系。第叁部分是实证部分,借助“习总书记治疆方略与新疆长治久安”课题组的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笔者获取了向西开放视角下新疆文化安全研究的资料,并深入探究了向西开放视角下新疆文化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第四部分是对策部分。阐述了向西开放视角下新疆文化安全面临问题的对策研究。一是加大对新疆文化安全的教育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二是贯彻文化“向西开放”战略,推进新疆文化新发展;叁是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将新疆文化安全置于国家战略高度。
陈晓杰[7]2018年在《“伊斯兰国”及其对中亚民族国家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14年6月,“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建立,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恐怖袭击,将恐怖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对全球安全形势造成威胁。近年来,“伊斯兰国”不断在中亚地区进行宣传和渗透,对中亚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已经事实存在。近来,在国际社会的强力打击下,“伊斯兰国”已经由一个半军事化的新型恐怖组织重新转变为传统常规型恐怖组织。虽然“伊斯兰国”势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但给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如其重心转向网络战的可能、武装分子的“回流”和转移以及对人们思想意识的长远影响。本文试图对“伊斯兰国”在中亚五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并分析其未来趋势和安全隐患。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中亚都处在的核心路段。“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叁条国际大通道,分别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由此不难看出中亚在丝路倡议中的重要位置,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势必会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带来极大的影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在给中亚经济、政治、安全带来威胁的同时,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除此之外,我国新疆毗邻中亚,不仅本地拥有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还与中亚各国拥有大量的跨国民族人口,交流十分密切。“伊斯兰国”在中亚的渗透,势必对我国新疆的安全局势产生影响。若其与活跃在我国新疆的“叁股势力”和“伊扎布特”等宗教极端势力相勾结,将对我国的安全形势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对“伊斯兰国”在中亚发展和影响的研究十分必要。论文的第一章是“伊斯兰国”的崛起。首先是介绍“伊斯兰国”的源起和演变,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伊斯兰国”的发展历程;其次分析了“伊斯兰国”崛起的原因,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了该组织的特点并分析了其与“基地”组织的差异,以期以“基地”组织为例,分析“伊斯兰国”较以往恐怖极端组织所存在的优势。第二章概述了“伊斯兰国”的组织架构,主要包括其组织机构、军事策略和内部管理叁个方面。第叁章是“伊斯兰国”对中亚民族国家的影响,具体分析了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情势、社会经济状况、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现状以及“伊斯兰国”当前在中亚地区的走向及其给中亚各国家带来的影响。第叁章是论文的重点章节。在分析影响的同时,通过对具体情况的分析,阐述中亚各国对“伊斯兰国”渗透所应采取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建议。
陈柯旭[8]2012年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叁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叁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叁,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王术森[9]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丝绸之路。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逐渐成为惠及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四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成效进一步显现,政策沟通与设施联通进一步增强,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高,资金融通明显改善,民心相通水平明显提升。总体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发展的。自提出以来,中国新安全观历经叁个时期的不断发展完善,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逐渐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形成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这是对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出发,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演进,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现有基础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第二、叁章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亚地区、中东地区、欧洲等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第四章对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本章第一节对中国古代、近代的国家安全观做了简要梳理,然后文章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发展演变的叁个阶段;第二节梳理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补充发展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与完善;第叁节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然后,第五章对中国新安全观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指导意义做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可合作安全”的概念,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为例,分析了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对安全合作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安全合作的理论。最后,第六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坚持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作用,坚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第二,区分“可合作安全”和“不可合作安全”,提高安全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并不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很多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常态心理,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看得过重,也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特化和泛化。其次,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思路:第一,“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第二,“一带一路”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要协调统筹海陆两条主线的安全;第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差异很大,要重视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第四,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应对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要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第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除坚持以上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外,在具体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要加强对沿线地区安全形势的研判,强化国别分析和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第二,优先考虑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战略支点国家,充分发挥战略支点国家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第叁,充分利用现有科技合作的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第四,要特别重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利用海上普遍管辖权,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海盗和海洋恐怖主义。
贾春阳[10]2011年在《论“疆独”问题与美国的政策》文中认为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近代以前,中国国力强盛,边防巩固。新疆虽地处边关,但社会总体上相对安定,西部周边也无强敌,不存在安全威胁,也无“疆独”问题之说。进入近代之后,伴随着清王朝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新疆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辽阔的地域面积,成为俄国、英国等列强觊觎和侵略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渗透以及民族自决原则的冲击,在西方列强的策动下,新疆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疆独”势力趁机作乱,最终导致“疆独”问题的产生。自此,“疆独”问题便成为影响新疆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最大消极性因素之一。回顾世界近现代史,在世界各地的分裂主义运动中,一国内部的分裂势力往往将获取外部认可或支持视为实现其分裂目标的重要手段,而外部势力,特别是大国或大国集团出于不同目的,也往往会对他国内部的分裂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一系列分裂主义运动的案例也表明,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特别是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支持,一国内部的分裂势力成功实现其分裂目标的可能性非常小。从“疆独”问题的演变历程来看,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一直是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英国、前苏联、美国等大国在不同时期都对“疆独”问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干涉。历代“疆独”势力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分裂叛乱、暴力恐怖活动及各种分裂宣传,很大程度上讲是国际势力特别是大国力量支持的恶果。自美国介入“疆独”问题以来,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便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冷战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也开始浮出水面,逐渐走向公开化,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干涉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一定意义上讲,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已经成为影响“疆独”问题的最大外部变量,成为制约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而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仅有少数几篇文章。因而,探究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历史起源,系统梳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历程,分析其动因、影响和前景,并就此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思考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根本之道,成为一个非常紧迫而又极具现实意义的议题。本文将围绕“疆独”问题及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这一核心议题进行系统研究,引言部分将首先对本选题进行一个简要概述。然后在对“疆独”问题的产生和演变进行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分析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形成过程,系统梳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美国实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动因、影响和前景,并就此思考“疆独”问题的实质及应对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对策。本文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系统论述“疆独”问题的产生与演变。本章首先将结合近代以来国际、国内、疆内环境的变化,从思想和政治两方面入手,分析“疆独”问题的产生。然后,以时间为顺序,系统梳理“疆独”问题的演变历程,以求对“疆独”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和认知。第二章分析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形成并系统梳理其发展历程。本章将从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设立谈起,探究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形成及其初步发展情况。然后,分别以冷战后、“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为切入点,从整体到部分,系统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及“9.11”事件之后两个阶段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情况。第叁章分析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动因、影响及其前景。本章首先从“天赋使命”观、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国家利益四个维度分析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实施动因,然后研究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影响,包括对“疆独”问题的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对世界反恐形势的影响。并就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进行展望。第四章对“疆独”问题及美国的政策进行思考。本章首先对“疆独”问题进行思考,思考“疆独”问题的实质。然后思考如何界定“疆独”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探索应对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应坚持的原则立场和策略。结语部分对新疆的战略地位、“疆独”问题的实质及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进行了总结性论述,并思考解决“疆独”问题、实现新疆长治久安之策。
参考文献：
[1]. 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与中国西部安全关系探析[D]. 宋海啸. 暨南大学. 2002
[2].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D]. 宛程. 兰州大学. 2016
[3]. 西部边疆稳定视角下打击“叁股势力”法治化研究[D]. 马陇平. 兰州大学. 2013
[4]. 认同能力建设与边疆安全治理研究[D]. 谢贵平. 浙江大学. 2015
[5].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展[D]. 蒋新卫.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6]. 向西开放视角下新疆文化安全研究[D]. 安鑫. 石河子大学. 2016
[7]. “伊斯兰国”及其对中亚民族国家的影响研究[D]. 陈晓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8]. 美国中亚战略研究[D]. 陈柯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D]. 王术森. 兰州大学. 2018
[10]. 论“疆独”问题与美国的政策[D]. 贾春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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