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果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国有企业改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有企业改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层面看，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存在一定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制向何处去的争论。本文通过研究国企改制前后绩效的变化，试图得出我国国企改制成效的一些微观层面的证据。我们除了考虑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的影响外，还考虑了改制的社会影响，同时，我们还将改制带来的经济绩效变化进行分解，进一步发掘所有制变化发生作用的渠道。此外，我们分析了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改制方式的差别，以及改制效果的可持续性。这些问题的答案对评估国有企业改制整体效果、设计最佳改制方案、以及针对未改制企业中的突出问题来设计治理机制都有指导意义。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是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和国际私有化浪潮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这次国际私有化浪潮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英国开始，进而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尽管全球的私有化进程已有20多年，但私有与公有的争论并没有消失，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国际上对私有化效果的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相关研究可参见Megginson和Netter(2001)以及Djankov和Murrell (2002)的文献综述。我们基于以上两篇文献综述和对最新文献的查阅发现：以往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改革和放权让利进行的(Groves，etal·，1994；Lau，et al.,2000)，直到最近，关注所有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刘小玄，2000、2004），尤其是所有制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才开始涌现（刘小玄、李利英，2005；宋立刚、姚洋，2005；李稻葵、武常岐，2005；胡一帆等，2005）。我们认为，学者较少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开始较晚，而研究所有制变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二是研究所有制变化前后差别要求使用的面板数据通常较难获取，或因样本过小而不具代表性。本研究用1998至2003年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分析国有企业改制后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就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绩效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企业拥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要素提供者、消费者和政府等方面。对于生产要素提供者（包括提供劳动力、管理才能、资本和其他投入要素的各方）而言，希望其投入的要素从企业中得到较高的回报；对于消费者来说，希望以较低的价格得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政府而言，希望从企业获得稳定而充足的税收。国有企业改制必然使其原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导致部分利益相关者获益，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因此，关于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研究需要从整体上考虑改制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往对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研究主要关注改制后经济效益的变化，而对改制对社会的影响研究不足。本文在指标选取方面，不仅关注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而且关注改制对企业社会效益的影响。在经济效益方面，与以往的研究类似，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后经济效益指标普遍改善。
虽然改制通常伴随着经济效益的改善，但是也有学者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质疑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主要的批评来自三方面。第一种观点是：私有化会导致大量裁员和减薪，造成利益从职工向企业的转移(La Porta,et al.,1999)，而裁员和减薪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Bai,et al.,2000; Bai,et al.,2006)；第二种观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会弱化国家对价格的控制，私有化后企业利润部分可能来源于价格的上升，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Shapiro and Willig, 1990)；第三种观点是：国有企业以逃税为目的而隐瞒利润的动机比私有企业弱(Cai,etal.,2005)，由此改制可能导致企业在改制后以逃税为目的隐瞒利润的动机增强，从而减少上缴国家的税收。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改制对上述三个方面社会效益的影响，发现改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裁员，但改制后企业的职工收入显著上升；改制后企业产品的价格水平略有下降；改制前后企业上缴的税收金额较改制前没有明显变化。
与改制效果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改制企业绩效改善的渠道，即改制企业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源）还是降低成本（节流）来实现效益提高的。易纲和林明(2003)对比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毛利润率和净利润率后发现：由于垄断和政府财政转移支出等因素，国有工业企业的毛利润率要明显好于非国有工业企业，但是，剔除各项费用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则明显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易纲和林明(2003)还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其他费用（特别是管理费用）率要低于国有企业。为了说明改制企业绩效改善的渠道，我们把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分解为产品销售利润率（毛利润率）、其他业务利润率、管理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四部分，分析各比率的变化对国有企业改制后利润整体变化的贡献，我们发现：改制后企业利润的提高主要来自管理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的降低，而产品销售利润率和其他业务利润率提高幅度较小。
国有企业改制后国有控股与否对改制效果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有研究的结果差别很大。例如，Li和Xu(2004)利用全世界电信业私有化的数据研究发现只有全部私有化才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分配的优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Gupta(2005)对印度上市公司的研究则发现部分私有化对企业的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利用中国数据进行的研究中，宋立刚、姚洋(2005)发现引进私人股份的国有控股企业比纯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高2.69个百分点，而私人控股企业比纯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高1.21-1.5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私人控股企业比国有控股企业表现得更好一些。本文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不仅关注改制的经济效果，而且关注改制的社会效果。我们发现，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对改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不同，国有控股情况下改制的社会效果较好，而非国有控股情况下改制的经济效果更好。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改制后效果的时间趋势。我们把改制后第一年的效果定义为短期效果，而把其后年份的效果定义为中长期效果。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在短期内即取得绩效的提高，并且在一定期间内持续改善。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数据和变量，第三部分讨论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数据和变量说明
以往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上市公司数据(Sun and Tong,2003)或者小样本调查数据（宋立刚、姚洋，2005）。由于上市公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而小样本的调查数据往往难以避免样本的选择性偏差，所以研究的普遍意义受到限制。我们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8至2003年。该数据库涵盖了全部国有企业和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每年的企业数目在16万家至19万家不等，①数据项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资本及资本金结构、销售额、利润及其构成、员工人数、工资和福利以及企业产值等。和已有研究比较，本文使用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意义。
为了研究国有企业改制中长期的效果，我们利用企业代码把不同年度的数据连接在一起，保留了那些在1998-2003年都存在于样本中的企业，组成一个包括61163家企业的面板数据。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哪些企业是国有企业，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其一是依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其二是依据企业的资本金结构。依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确定国有企业的缺点是无法区分不同程度改制效果的差别。因此，依据企业的资本金结构，把那些实收资本百分百属于国有资本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②在61163家企业的面板数据中，有17126家企业在1998年是国有企业。
进一步分析这17126家国有企业在1999至2003年间国有资本的变化情况。剔除了1630家企业，这些企业在1999年后某一年度的国有资本比率大于其以前某一年度的国有资本比率。这些逆转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在填报实收资本时分类错误。删除这些企业之后，剩余的15496个样本中，有12630(81.5%)家企业直到2003年都一直保持着百分百的国有资本，而其他的2866家企业的国有资本都在一定程度上退出（改制）了③。
15496家样本企业涵盖了所有的工业行业大类和省份。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改制国有企业占1998年国有企业比例排列，改制比例最高的三个省份依次是江苏(45.44%)、山东(31.38%)和四川(31.16%)，而改制比例最少的三个省份依次是天津(4.23%)、贵州(5.36%)和西藏(7.14%)。按各行业改制国有企业占1998年国有企业比例排列，改制比例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是制药业 (43.63%)、饮料加工业(36.00%)和化学纤维制造业(35.00%)，而改制比例最低的三个行业依次是其他采矿业(0.00%)、烟草加工业(3.95%)、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97%)。
研究私有化对企业绩效影响面临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数据的可比性，包括跨国研究中各国数据的可比性以及不同时间数据统计口径上的一致性(Megginson and Netter,2001; Diankov and Murrell,2002)。我国会计制度自1993年发生重大变化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我国的会计制度是按行业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制定的。本文样本中的企业都是工业企业，执行的都是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数据中来自会计报表的信息（如资产、负债等）在各年间是可比的。此外，我国工业企业统计制度自1998年较大变动之后一直比较稳定，这使数据在基本口径上一致。
研究国有企业改制，经常会遇到改制企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也就是说改制的国有企业和未改制的国有企业有内在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又决定了企业改制的效果。这个问题在我国尤其突出，因为选择性改制是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个重要特征。④为了分析改制对绩效的影响，需要对其他影响绩效的因素加以控制。影响绩效的因素可以分观测到的和观测不到的两类。对于可以观测到的因素，可以将其直接引入回归模型。那些观测不到但又影响绩效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种，即随时间变化的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为了控制企业中观察不到并且不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我们使用了企业固定效应模型(firm-fixed effect model)。为了控制那些观测不到并且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性，我们借鉴了Frydman等(1999)的做法，把2003年改制的国有企业作为参照组，利用这些企业在改制前的观测值，研究1999-2002年改制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效果。这里假设那些在2003年改制的企业有着和1999-2002年改制企业类似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观测不到的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的。因此，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只使用了2866家截止2003年已经发生改制的企业在1998-2002年的观测值。
分析使用了三组企业绩效指标，分别衡量改制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对经济效益进行了分解。三组指标的定义和统计描述在表1中列示。具体来说：用职工人数对数、人均工资、人均福利、产品价格、税金（含增值税和不含增值税⑤）来衡量改制的社会效益，用资产对数、销售对数、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人均利润率和人均销售收入来衡量改制的经济效益，并且把销售利润率分解为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产品销售利润率和其他业务利润率来具体分析改制带来绩效变化的渠道。分析中我们用企业负债率、冗员率、新产品比例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比例等指标控制企业特性。⑥在解释与冗员率相关度较高的绩效指标时（包括职工人数对数、人均工资、人均福利、人均利润率和人均销售收入），从解释变量中剔除了冗员率，而在解释与资产负债率相关度较高的绩效指标时（包括财务费用率）从解释变量中剔除了资产负债率。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和统计描述
三、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为了控制企业改制的选择性偏差，我们使用了企业固定效应模型，并且选择了2003年改制的企业作为参照组，研究在1999-2002年改制企业的改制效果。采用三组计量模型，分别衡量非国有股份比例、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对改制效果的影响，以及改制效果的时间趋势。
表2 非国有股份比例对改制效果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1.非国有股份比例对改制效果的影响
为了分析非国有股份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构建企业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1)
模型1中的y[,i,t]是企业i在t的绩效指标，α[,i]是企业固定效应，Year[,t]是用来控制宏观环境变化的年度哑变量，X[,i,t]是一些可能影响绩效的企业特性，NonSShr[,i,t]表示企业中非国有资本的比例，HHI[,j,t]表示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模型1的相关结果在表2中列示。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报告了关于非国有资本比例的结果，而省略了其他变量的结果和讨论。
从表2关于员工的结果中我们发现，随着非国有股份比例上升，员工人数下降，同时，人均工资和福利显著上升。具体来说，当非国有股份从0%上升到100%时，也就是在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的情况下，企业员工人数下降17.75%，而人均工资和福利分别上升1,811和215元。换句话说，那些留在改制后企业的职工收入上升，而那些在改制中被裁员的职工的利益受损。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的事实，我们样本中企业改制后员工人数下降的比例小于文献中对国有企业冗员率的估计，因此是比较合理的。⑦与关于其他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研究的发现相比，我们样本中的企业改制后员工人数下降的比例也是较低的(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9)。例如，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职工人数平均下降了35%。从表2关于产品价格的结果中我们发现改制后企业的产品价格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这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在改制后由于受政府对物价的限制减弱而趁机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不同(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9)，说明改制过程中消费者的利益并没有因为企业提高产品价格而受损。从表2关于企业上缴税金的结果我们发现非国有股份比例的增加并没有造成企业上缴税金的大幅度下降，然而，考虑到非国有股份比例的增加伴随着较大幅度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水平的上升，可以推测，这里还是存在非国有资本增加后企业逃税动机增强的可能性。
从表2关于企业规模的结果中我们发现非国有股份比例上升伴随着企业资产规模的下降，但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显著上升。⑧说明改制后的企业资产使用效率上升了。与此相应的是，在企业员工人数减少的情况下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的上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非国有资本的引入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上升。
表2中，我们进一步分解企业销售利润率发现，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于管理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的下降，分别占销售利润率上升的59.33%和35.67%，同时，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率也有所上升，但幅度较小。国有企业管理费用中除了必要的管理人员工资和与管理活动相关的税金，有相当部分是由于较高代理成本而产生的费用，如高层管理人员的出国费用以及招待费用等。例如：Cai,Fan和Xu(2005)发现我国企业的招待费用和旅行费用占企业工资总额的20%，考虑到这些费用大多是管理层人员花费的，其相对于管理人员工资的比例应相当高。我们关于管理费用下降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制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改制后企业较大程度上压缩了管理费用的开支，反映了改制后管理层更多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提高了改善企业经济效益的动机，减少了管理中的代理成本。财务费用率的下降可能来自两个原因，其一是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提高，其二也不能排除企业利用改制进行债务重组的可能。
2.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分析改制后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差别，将模型1调整为模型2，结果在表3中列示。
表3 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对比非国有控股和国有控股两种情况，有几处重要区别。首先，非国有控股情况下员工人数显著下降，而国有控股情况下员工人数反而上升。这说明在国有控股情况下，一方面企业仍担负着较多的社会保障职能，对大幅度裁员有所顾虑，另一方面由于业务规模扩大，企业反而聘用了更多的员工；其次，非国有控股情况下，企业上缴税金变化不大，而国有控股情况下，企业上缴税金显著上升。考虑到两种情况下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水平均显著上升，非国有控股的企业逃税的可能性更大；第三，从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指标来看，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改善幅度更大；第四，对销售利润率进一步分解发现，管理费用率只是在非国有控股的情况下显著下降，而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变化不大，这说明在国有控股情况下代理成本问题改善的幅度比较小。综合起来，国有控股的企业改制更注重改制的社会效益，而非国有控股的企业改制经济效益更好。
表4 改制后效果的时间趋势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3.改制后效果的时间趋势
接下来，我们分析改制后效果的时间趋势。这里我们使用与宋立刚和姚洋(2005)类似的模型，用改制后年份序数的哑变量和企业非国有股份比例的交叉项来衡量改制后效果的时间趋势：
(3)
模型中的α[,k]反映改制后第k年非国有股份对绩效指标的影响，k代表改制后的年份序数，改制当年定义为1，由于样本中最早改制发生在1999年，截止2002年，所以k最大取值为4。
模型3的结果在表4中列示。整体而言，国有企业改制后非国有股份的作用在当年就显现出来了。这个结果与宋立刚和姚洋(2005)的发现有所不同，他们使用的样本中改制的效果第二年才开始显现。考虑到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主要来自于管理费用的下降，而管理费用的压缩（如减少出国费用和招待费用等）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我们的结果不难理解。同时，我们的结果也表明，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在改制当年幅度较小，而在后续年度呈上升趋势，相应的，管理费用率在改制当年下降的幅度也相对较小，而在后续年度呈继续下降趋势，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结果和宋立刚和姚洋(2005)的发现又有类似之处。员工人数的减少在改制后第一年就基本结束，以后几年员工人数没有显著的变化。员工收入增加和产品价格下降的趋势则在一年后还在继续。财务费用的下降主要发生在改制当年，说明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较大。
四、结论
本文通过考察1999至2002年间全国范围内改制（并且改制后在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来研究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使用的样本包括了这一期间内所有满足以上条件的国有工业企业，因此，本文的结果应该反映了这段时间内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改制的全貌。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企业固定效应模型并且选取了应与1999至2002年间改制企业具有相类似特征的企业作为参照组进行分析，较好地控制了相关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选择性偏差问题。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我国的国有企业改制没有带来巨大的直接社会成本，表现为：(1)改制伴随着一定比例的裁员，但是裁员的幅度不是非常大，并且改制后企业职工在工资和福利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2)改制后的企业并没有趁机提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3)企业上缴税金没有显著下降。然而，虽然这些关于改制社会成本的结果是比较乐观的，改制仍然对社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改制带来的裁员仍然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同时，改制后企业上缴税金并没有随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同比例上升，说明国有企业改制后逃税的动机增加。
其次，国有企业改制的经济效益整体较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改制后企业的资产使用效率、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均显著上升；(2)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促进作用不仅在短时间内即发挥出来，而且在改制后几年内持续。然而，应该同时看到企业改制经济效益改善的局限性。通过分解改制后企业经济效益改善的渠道我们发现，经济效益改善主要是通过节约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来实现的，而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提高的幅度较小，并且只在改制的初期有显著的作用。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结果，因为，虽然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节约可以在短时间内起到效果，但其作用的空间毕竟有限，难以在更长期间内持续。虽然由于我们的样本时间跨度较短，无法观察到改制在更长期间内的效果，但是，我们认为，改制企业要想在更长期间内取得经济效益的持续改善，应该进一步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销售毛利润率上下功夫。
最后，比较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两种改制方式，并没有发现哪种方式明显地优于另一种方式。整体上说，国有控股方式改制的社会效果好一些，而非国有控股方式下的经济效果更好。这个结果说明在国有企业改制时，应针对不同特点的企业采用不同的方式。对于那些对社会稳定和财政收入特别重要的国有企业应该采用国有控股方式，通过引入部分非国有股份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监督，在不对社会稳定造成大的冲击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而对于其他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非国有控股的形式，使企业从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尽可能的提高改制地经济效益。
注释：
①Jefferson和Su(2005)使用了1994-2001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每年两万多家企业）的数据，与他们不同的是，本文使用的数据覆盖了所有国有工业企业。他们由于数据的限制，只能根据企业注册类型的变动来判定一个企业是否实施了改制，而无法评估改制的程度对绩效的影响。
②我国自1998年起实施新的划分经济成分的办法，将企业按所有制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在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研究中，由于混合资本结构的存在，仅从企业经济成分的分类上定义改制难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资本组合及其影响。我国的统计制度把企业资本金总额划分为国家资本金、集体资本金、法人资本金（包括国有法人资本和集体法人资本）、个人资本金、港澳台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依据资本金结构可以更准确的定义不同类型资本的组合，这里我们把国家资本金和国有法人资本金统称为国有资本金。
③1999-2003年改制的国有企业数量分别为479、541、549、473和824家。
④关于我国国有企业选择性改制的研究，可参见王红领等(2001)；Guo和Yao(2005)；白重恩等(2005)。
⑤我们将增值税与其他税种分开是因为增值税可能随企业进、销业务而在年度间大幅度波动。
⑥冗员率表示企业要达到行业人均销售水平需要增加或减少的员工比例，具体计算公式为：
是企业i的职工人数（或销售额），L（或S）是企业i所在行业的职工人数（或销售额）。也可参见王红领等(2001)。
⑦例如：李果、徐立新(2001)估计1993-1996年国有企业冗员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13.5%和26.3%。
⑧Jefferson and Su(2005)表明国有企业在改制为股份制之后资本劳动比例下降了，即单位资产雇佣了更多劳动力。这个结果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暗含着由于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改制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更高。我们也研究了改制对资本劳动比例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与Jefferson and Su(2005)相同的指标，即固定资产净值与员工人数之比。然而，我们发现资本劳动比例在企业改制后略为上升，而且统计上不显著。分析我们与Jefferson and Su(2005)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包括：(1)样本量和样本区间的差别； (2)Jefferson and Su(2005)只研究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而我们的研究包括了任何形式的非国有化。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