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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戏’即婴孩游戏的简称，据《辞海》条目解释‘幼儿，女称婴，男为孩。’”[1]由此可见，婴戏图是以儿童游戏玩耍为题材的生活风俗画。它萌芽于战国，盛行于唐宋，大量存在于诸如玉器、漆器、陶瓷和织绣等工艺美术中。其涉及的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包括钓鱼、赶鸭、玩弄木偶、骑竹马、抓鸟、戏猫、捉蝴蝶、斗蟋蟀、骑马打仗、唱歌跳舞、下棋对弈等。婴戏图受到民间、宫廷和文人等各个阶层的喜爱，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祈子爱子的心理，其中也记录了丰富多彩的少儿体育活动。
一、婴戏图的发展及其中表现的少儿体育游戏
婴戏图因为表现古代少儿游乐和玩耍的情景，反映少儿富有情趣的社会生活，从而具有“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对于婴戏图，我们所能见到的以宋代为多。其实，宽泛意义上的婴戏图在宋代之前早已存在。传统婴戏图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个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四川出土的战国铜壶上，镶嵌有婴儿的形象；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乙侯墓的木盒上，也有小孩可爱的形象。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也有一些是专门表现孩子形态的。但是，这些艺术品种的婴儿多是作为吉祥的符号，生活气息和体育意义并不浓郁。
唐代，随着人物画的发达，孩童体育游戏的场面进入到画家的视野，但婴戏题材还未取得独立的地位，这一情况从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国夫人游春图》等作品可以看出。在这些作品中，孩童的体育游戏常常与成人活动(劳动或游玩等)混同在一起。不过，这些画作也表明了一个事实：画家们已对儿童的体育游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后，婴戏题材的作品继续得到发展，并演变出不同的类型，或继续保持人物画的特点，或作为吉祥画发展，或作为纯粹的文人画演变。
在婴戏图的发展历程中，宋代是一个繁荣时期，值得特别关注。婴戏图之所以在宋代得到快速发展，这与当时人们的祈子习俗有关。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等记载，汴京、临安有祈子的风俗，每年七夕时，“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2]。因家家购买泥塑的婴儿像，故又称“摩睺罗”，取喻吉祥宜男。汴京、临安两地之婴戏风俗也行之于婴戏绘画，无论宫廷或民间，皆有大量的需求。宋代婴戏图的繁荣，还表现在出现了专攻婴戏图的画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苏汉臣、朱锐、刘松年、李唐、马远、阎次平、李嵩、朱光普等人。苏汉臣的名作《杂技戏孩图》，描绘了杂技艺人正施展绝技，口中唱词，手中击节敲鼓，两个小儿被深深吸引的情景。他的《蕉荫击球图》(如图1)则更富动感，游戏性也更强。图中庭院里湖石突兀而立，其后隐现茂盛的芭蕉数丛。湖石前的少妇正与身旁的女子专注地观看二童子玩槌球游戏。一童子手持木拍正欲坐地击球，另一童子则向他急急地喊话，似乎要他注意游戏规则。图中四人的目光同时落于童子所欲击打的小小球体上。该画构思巧妙，情节生动，极具层次感和动感。
图1 蕉荫击球图 (宋)苏汉臣作绢本 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图2 群婴斗草图 (清)金廷标作纸本 设色 清宫旧藏
宋代佚名的《荷亭儿戏图》描绘了庭院中7个孩子捉迷藏的游戏情景。他们手执红杖、小鼓、树枝，喧闹打斗，凉亭中，一位妇人一边抚拍着榻上的幼儿，一边似乎在回头叫孩子们不要打闹，神态逼真写实。至于佚名的《百子嬉春图》则以极细腻的笔法刻画了孩童多种体育游戏活动。亭台之下的儿童或舞狮追逐，或斗草争鞠，或玩木偶，或上树，或泛舟；而亭台之上的儿童则较为收敛和沉静，他们或对弈下棋，或抚琴弄弦。
元代以后，尽管婴戏图的创作较之前代已趋衰微，但也有一些力作出现。如明代成化时期的斗彩婴戏纹杯、明代嘉靖时期的婴戏纹大罐和清代雍正时期粉彩婴戏纹盘等。这些婴戏图所绘的游戏场景多为“庭园婴戏”、“郊外婴戏”和“群婴嬉戏”等[3]。
二、婴戏图反映的我国古代少儿体育游戏特征
(一)浓厚的民俗性
我国民间少儿体育游戏历来被视为“末技小道”，却与儿童的生活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民俗性。端午儿童斗草的游戏最具代表性。斗草是中国传统的节令游戏，即以花草相斗论输赢。其渊源当与古时人们五月五日的“踏百草”和“采百药”有关。“斗草”一词始见于唐朝韩愕《岁华纪丽》：“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4]此后，端午斗草的习俗曾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传。斗草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曰文斗，即以每人采得的花草作对，对答不上者为负；一曰武斗，即以每人采得的花草之茎相拉扯，茎断者负[5]。一般文人雅士重文斗，而儿童喜武斗。清代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轴》(如图2)描绘的便是端午节儿童武斗的场景。至于在春节、元宵等节日中的民间游戏，婴戏图也多有表现，比如明代李士达的《岁朝村庆图轴》。该图描绘了春节时日，孩童或燃放鞭炮、或敲锣打鼓、或爬树捉鸟的情景。
(二)显在的娱乐性
从婴戏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少儿体育游戏注重娱乐以适应儿童的天性。如陈宗训的《秋庭婴戏图》以精准、顿挫有致的笔法，描绘了三个天真顽童戏耍的情景。画面的假山后面，一孩童在舞棍弄棒，另两个孩童似在争抢一把玩具武器，谁也不想让。苏焯的《端午婴戏图》，描绘了三个正在戏耍的儿童，其中大童正以恶作剧惊吓小童，两小童中一抱头逃窜，一伸手阻拦，整个画面生动自然，充满张力，将孩童戏耍时紧张活泼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较强的地域性
民间体育游戏是在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它的形式与内容往往取决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常常受地域条件的制约，呈现出地域性特征。因此，我国古代各地少儿体育游戏也多种多样，所谓“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千”，正是地域性的表达。北方天高地阔，人们的生产简陋、生活朴野，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培养了勇武精神，因此儿童体育游戏也体现出这些特点，如摔跤、角力等；南方山环水绕，气候温和，农业精耕细作，物质条件优于北方边地，小孩的游戏也长于智能游戏和技巧游戏，如猜谜、对联、斗草、弈棋等。如明代佚名的《牧童玩雀图页》，图绘的是江南初夏树荫下，一老牛卧息，牧童弓身在草坡上为小鸟捉取昆虫，身后笼中鸟儿鸣啼展翅。全然是江南牧童游戏的写照。而另一佚名作品《柳荫嬉羊图轴》图绘的是北方山野间的柳荫下，一位身着皮质袍帽的蒙古族少年跨骑羊背上，兴高采烈挥鞭驱羊前行、与羊为友的游戏情形。
(四)明显的阶层性
社会系统具有层次结构，社会生活也就有了相应的层次区分。游戏娱乐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需要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从而体现出阶层性的特征。贵族游戏更为矜持，文人游戏较为古雅，农民的游戏更为狂放。这种阶层性在孩童的体育游戏中也得以体现。上层家庭孩童游戏明显区别于下层家庭孩童游戏。比如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如图3)和佚名的《浴婴图》表现的是上层家庭的孩童游戏。《秋庭婴戏图》画风活泼清新：庭院之中，湖石耸立，美蓉稚菊，丛生前后，秋光满眼。姐弟二人聚精会神地玩着推枣磨的游戏，另一圆凳上摆列玩具，地上双钹，一俯一仰，无一物不工。幅上还有清高宗乾隆行书御题：“庭院秋声落枣红，拾来旋转戏儿童；丹青钜止传神诩，寓意原存相让风。”[6]而明代佚名的《牧童玩雀图》则表现了农家孩子玩耍的情景。古代少儿体育游戏的阶层性可从活动的形式、游戏的环境、参与孩童的衣着打扮等方面得以区分。
图3 秋庭婴戏图 (宋)苏汉臣作纸本 设色 台北博物馆藏
三、婴戏图对当代少儿体育游戏活动的启示
游戏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能力增长的过程。少儿体育游戏是对未来成年生活的一种预演。古代婴戏图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绘画，其所描绘的少儿体育游戏场景，对于我们注重科技手段与虚拟形态的当代少儿体育活动有着重要启示。
(一)游戏的载体：少儿体育游戏的道具应是环保的和安全的
古代少儿体育游戏的道具往往来自日常生活或大自然。如在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中，其少儿游戏的载体和道具主要有花卉、山石、木凳、陀螺、转盘、铙钹、小佛塔等，这些道具环保安全。李嵩的《市担婴戏图》画面中的货郎身上、担上所披挂的各式儿童玩具也都是手工艺品。冷枚的《连生贵子图》中，妇人手中的莲花、芦笙既表示吉祥，又是与孩童嬉戏的自然器具。反观当代少儿体育游戏的道具，有不少是人工塑料制品和高科技产品，少有就地取材和原生态的。有研究表明，一些孩子的疾病，如生殖器畸形、青春期攻击和糖尿病等，跟塑料玩具制品中的邻苯二甲酸盐物质有关。因此，儿童游戏的道具应尽可能地取之于自然，尽可能是绿色环保的和安全的。
(二)游戏的空间：少儿游戏活动的空间应是敞开式的
在古代婴戏图中我们看到，当时孩子们的游戏空间是以宽广的野外或开放的庭院为主。在这样的游戏空间里，孩子们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跟自然近距离接触，有利于孩子们的人际交往。过去人们多居住在大院或弄堂里，邻里间的人际互动和交往频繁而密切，孩子也多结伴游戏。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私有空间多了，公共性空间少了，人们的居住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封闭。再加上新的社区规划忽视了对原有空间纹脉的呼应和传承，使得许多少年儿童找不到适合他们玩耍的地方，无法结识同龄伙伴，不少儿童性格变得内向和封闭，有的孩子甚至整天沉溺于电子游戏，结果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发展[7]。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北京儿童在胡同小巷和户外较大场地游戏的人数比例只有10％左右，与60年代的88.7％(胡同小巷50.4％，小院子29.3％，户外场地32.4％)形成鲜明对比[8]。这说明随着空间的挤压，孩子集体游戏的机会也少了。因此，根据现时的条件，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建立社区儿童体育游戏场所，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敞开式交流平台，创造与设置孩子共同游戏的空间与环境。
(三)游戏的伙伴：应以生活中伙伴为主，虚拟世界的对象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对象
社会群体组织可分为初级群体、次级群体和参照群体。儿童游戏群体应属于初级群体。社会学家库利说：“初级群体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以大量的自由交往和人格互动为特征，如家庭、儿童游戏群、邻里和其他类似的社会群体，它是形成个人社会性与社会理想的基础。”[9]从古代婴戏图中可以看出，古代多数民间少儿游戏是在群体中进行的，群体中的伙伴有男孩、女孩，甚至也有长辈。孩子们在游戏中互相协作和配合，在无所拘束的自由空间里培养群体合作意识和与他人相处的适应力。一些集体性的游戏，还培养儿童的群体思维，让他们为了解决难题，战胜对手，献计献策，从而增强群体的凝聚力。自1979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的数量与日俱增。目前多数城市的幼儿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均在90％以上。因为我国城乡二元的体制结构、空间的拥挤及消费文化等因素，独生子女在生活中很难有相对固定的游戏伙伴。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虚拟的电子游戏成为当下少儿所追捧的“宠儿”。这种“人机对话”游戏如控制不当，带来的是沉痛的代价——学业的荒废、身体的损伤、精神的萎靡不振、主体性的丧失、社会化程度的下降、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衰落[10]。可以说，现今不少儿童游戏的群体都是虚拟的，真实的儿童游戏群体正在逐渐消失。正如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所讲“由于大众传媒的影响，童年在消逝”。因此我们应多加强家庭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络，建立家庭联系手册，从虚拟回归现实，为孩子尽量多寻找现实生活中的游戏伙伴，这样孩子才有可能远离虚拟的电子游戏，健康成长。
(四)游戏的目的：应重在“寓教于乐”，不能过于功利化
从古代婴戏图中我们认识到，开展少儿体育游戏活动重在“寓教于乐”。对于孩童而言，游戏是一种非正式却有效的教育方式，可以在轻松的嬉戏中传递知识，开启心智，克服功利主义。其教育意义，不仅表现在增强孩童体质，而且表现在孩童智力的开发和人格的健全上。体育游戏不依赖于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陶冶孩童的性情。当下不少电子游戏却太强化功利意识。比如需要花钱买游戏币才能玩，玩的过程也以获利为目标，玩过几关就可以获得多少金币，获得金币或积分就可以兑换礼品、赠品等。这对少儿的身心发展和人生观形成极其不利，不仅会使少儿在这种游戏逻辑中被诱惑、控制并盘剥，更容易使小孩因缺乏自制力而成瘾成病。
所以，我们应从婴戏图中的体育游戏里吸取营养，对游戏的教育功能进行分类和分层，根据少儿年龄段的不同，开展不同的活动。如分为以体能型为主的游戏(老鹰抓小鸡、猫抓老鼠等；同心结、跳绳、打陀螺等；踢皮球、跳房子、跳竹竿和踢毽子等)；以社会认知型为主的游戏(丢沙包、泼水乐等；钻城门、挑棒等；瞎子摸象、瞎子摸鱼、跺高脚等)；以环境适应型为主的游戏(捉迷藏、划小船等；斗鸡、打豆腐等；捉鱼、捕鱼、打纸板等)；以自我监控型为主的游戏(放风筝、背背摇等；点兵点将、叮叮当当等；跳皮筋、手心手背等)[11]。儿童们在这些自助游戏、协作游戏中模仿身边伙伴的技艺，能从对方身上学到更多东西。成人应放心地让孩子到小伙伴群体中去锻炼，培养强烈的自主精神、合作精神、协作能力。这些能力将有助于孩子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