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尼采的历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尼采对历史研究轻蔑评判的表层语辞下，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观念。这一切是以他对兰克学派浓烈的怀疑情绪为起点的。尼采历史哲学的思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上帝已死”和人的选择力、创造力的论述，阐明历史活动的非决定性倾向；第二，探讨并确认历史过程的相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第三，强调社会的进化过程是非机械的“变化”与进化目的的“同一”。尼采富有诗性的历史哲学话语，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它是历史观念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
作者彭卫，1959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史研究》副主编。
一、尼采蔑视历史研究吗？
尼采曾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历史研究的不满情绪，这种表述首先见诸《悲剧的诞生》一书（1871年）。之后，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文（1874年）中，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充满活力的艺术想象与死气沉沉的历史想象之间的巨大差异，高度评价前者，极力贬低后者。断言：在“深居于历史闺房”的“无能之人”群居之处，研究者的创造力和主体精神必遭摧残。由此点出发，他认为正是史学激起人性中潜伏的衰竭无力的品格，使人感到自己只是这个世界微不足道的后来者，一切值得去做之事已被完成，无须乎也不值再费心力。于是，人性、勇气、意志……渐被磨灭。总之“历史是一项代价昂贵而且颇为奢侈的知识”，假如人们不愿让自己的生命在此制约下枯萎死亡，那么，导致堕落和自我毁灭的历史研究就必须受到“憎恶”与抛弃。①尼采的一系列表述相当坦率、异常激烈，这是继笛卡尔之后的对历史研究工作又一次轻蔑评判。但是，如果仅根据尼采以上论述就断定他根本否定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则未免流于表层了。当研究者转换了视角，把尼采的历史哲学观念放置到包括哲学思潮，艺术流向，当然更主要是史学思维架构等因素在内的19世纪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就会清晰地看到，与其说尼采是在抨击历史研究的“无益”，毋宁说他是在对到19世纪为止的西方历史研究状况进行反顾和内省；与其说尼采是在嘲笑历史研究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毋宁说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当时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格格不入，从而试图去构筑起一个新的历史研究之网。
在尼采生活的时代，兰克学派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史学界中渐居主导地位，其创始人兰克在历史本体论上强调上帝安排了人类历史的一切活动。“历史就是宗教”的观念几乎渗透了兰克的每一部著述。在研究方法上，兰克主张“如实叙史”，并极而言之地将此发展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理论。在具体研究中，兰克又有十分明显地歌颂并美化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及普鲁士王国的倾向。他的后继者西贝尔和特赖奇克则公开声称历史是现实政治活动的奴仆，并运用历史为普鲁士当局各项政策服务。这一切都引起尼采极大反感。在尼采看来，历史绝非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宗教活动过程”，“历史倘若并非总是乔装的基督教神正论，它倘若是满怀公正的和同情的热忱写成的，那它就绝不会被弄得象一种服役，象它现在侍奉的东西，象麻醉一切变革和革新的鸦片。②因此，把历史过程归结为宗教目的论，是十分荒谬和有害的。同样，在尼采看来，剪裁或排比史料而不作更广泛和深入的思考乃是一种僵硬和无价值的理论，它窒息了人们思维与智性活力。尤其使尼采感到愤懑的是，兰克学派学者以历史为手段服务于普鲁士王国内政外交。由此出发，尼采讽刺兰克学派史学家是“动物史学家”，他们“竭力把如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暴力、诡计和复仇欲的兽性发生描述为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或者是在“兢兢业业地证明一个命题，所谓每个时代均有固有的权力和条件，以便代替我们对时代面临的审判准备辩护的根据。国家学说，民族学说，经济学说，贸易理论，法学——如今一切都带有那种预备辩护的性质，……其唯一的使命便是为现代进行辩护和开脱罪责了。”③
正是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上的这一系列巨大断裂，导致了尼采对既往历史研究状况的全面批评。但是，对路途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目的本身的否定，对历史研究状况的轻蔑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历史学价值的低估。事实上，在尼采的著述中，有的就是一部艺术史，如《悲剧的诞生》；有的当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分析与评价内容，如《查拉图斯特加如是说》（1885年）、《道德的谱系》（1887年）、《反基督教徒》（1888年）等；有的则是对历史理论的直接研究，如《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他给20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如斯宾格勒）、历史哲学家（如雅斯贝尔斯、狄尔泰、阿隆、比尔德）和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加缪、萨特）、文学家（如卡夫卡、劳伦斯）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切都表明，尼采的历史哲学在近代和现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独特的地位。
二、尼采历史哲学的基点
值得后人重视的尼采历史哲学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对“上帝已死”和人的选择、创造作用论述而表现的非决定论倾向。
“上帝已死”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这一命题也成为尼采历史哲学所有组成部分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既然上帝已经死亡，在我们之后出生的人，单为这件事就属于更高的历史，高于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这里，尼采似乎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分作两个部分，在他生活的时代之前和之后：在之前，上帝活着，并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在此后，历史命脉的把握和趋势的发展，则要通过人的自主活动来重新确定。然而，尼采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只是为了说明和论证在他所处时代“上帝死去”的不可怀疑性。在这一点得到说明之后，尼采又本能地转用上帝死去和人选择创造精神的观念来分析评判他之前漫长的历史岁月。这实际上构成了尼采历史哲学中“上帝已死”命题的深层意义，因而是理解尼采历史哲学时需要重视之点。上帝已死的观念并非只为尼采一人所感知和提出，它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理想的幻灭、希望的丧钟；而在尼采看来却是人类创造力的解放。尼采指出，正是由于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去积极和尽情发挥自身能力，人类的历史才成为可能。因此，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人的活动决定的。然而，并非人人都可成为创造世界的决定性力量，虽有知识而无雄心和勇气亦丧失责任感，只能导致人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换言之，仅有智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人“自主”观念的勃发与激荡，如果没有创造意欲的高度昂扬，如果不能把强烈的自我感受付诸实践，世界历史仍将死气沉沉。只有具备了上述的综合力量——日神与酒神的雄健之力，才能使“不管现象如何变化，属于事物之基础的生命始终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2）b]尼采高度评价了蕴含于人体内的这种创造精神。他把世界历史过程比作一件“自我生育”的艺术品，能否生育和怎样生育全看人的努力，为此，“人必须用雷霆和烟火向迟钝而昏睡的灵魂说话”，他应该是地球上“最勇敢的动物”，“高唱战歌征服一切痛苦”④，即使在奋争中失败了也毫不在意，因为他以其自身活力赢得人们尊敬。这就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强者。这样，尼采为人们勾勒出了推动世界前进的强者的肖像：他果断、勇敢、审慎，敢于迎难而上，善于应付种种复杂、危险、变化莫测的社会状况。从而，每种危险使他更加果断和更加强健。
我以为在此处有三点值得强调，这对于全面理解尼采强者创造历史的观念是有益的。第一，尼采所认定的强者品格仅仅是由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由其在社会上所居地位的尊贵决定的，“一切全看你自己”。地位高贵者有可能是社会中的孱弱之辈，地位低贱之人也有可能变成强者；同时，强弱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他在《悲剧的诞生》中以拿破仑为例作了这样的说明：拿破仑曾是革命和创新的“尝试者”，“代表着精神之新可能性的激情，精神的空间扩张”。拿破仑的强者性格正是通过他对自己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人类弱点的蔑视而产生的，这使他高出几乎所有现代人之上。但是，由于“这种信念最后转变为一种近乎疯狂的宿命论，夺走了他的敏锐眼光，导致了他的毁灭”。因此，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不应给自己思想带上宿命论的羁套，使自己无所事事，丧失创造能力。这即是说，强者的自身品格，主要是由内在的各种精神因素（如意志、观念）决定的。第二，强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尽管对于非强者而言其人数较少，但并不是独影自怜的个别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人圣者。他必须脚踏实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而不应对现实有任何无动于衷的冷漠情绪。这种观点在尼采不同时期的著述中是相当一致的。如在《查拉图斯特加如是说》中，尼采呼唤：“他应当效法公牛；他的幸福应当散发大地的气息，而不是散发蔑视大地的气息。”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又指出强者应表现出对现实苦难的敏感，以致力于革新与挑战：“他必定比其他一切动物的总和更多地冒险，革新，反抗，向命运挑战。”可见，尼采强调强者对社会历史的创造作用，并不完全同于个别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社会历史观。在他的眼中，强者毋宁说是一个社会群体，是一个代表某一时代最优秀分子的精英集团。事实上，尼采本人也曾公开表示了他对“大骗子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的“蔑视”。第三，尼采所说的强者和超人概念有所不同。前者是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优异之才，如海涅、梅里美、司汤达、拿破仑等，更准确地说，强者意味着“伟大”（事实上在尼采的大量著述中，这两个词往往可以互用）。但是，强者也有自己的严重缺陷，他的意志有时会变得软弱，甚至会退化为孱弱之人。超人则是尼采所热切期待的一种新型之人，他与以往人类相比，更高大、更强健、更高尚优雅、更快乐欢畅、身心更严整、欲望更强烈，既非过去与现在之人所想象的“坏人”，也非同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因而是完美无缺的人。毋宁说，超人只是尼采的一种憧憬。
十分明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尼采高扬了人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活动主体的原则。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历史主体的论争长期存在。到了近代，霍布斯率先提出了“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的自然主义主体历史观，其显著缺陷是，“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新的生存条件”。⑤18世纪出现的机械唯物主义在人类思维史上首次提出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主体的思想，但是在他们的眼中，作为主体的人只是机械被动地适应客观环境，并不具备能动的意义。尼采吸取了康德思想中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观念，但是，他在理论展开过程中又表现出了与康德的颇大差异：在尼采这里，人的主体能动性被置诸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位置上，而不仅仅是某一终极目的或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能动的工具；在尼采这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促使历史前进的力量，只有其中一部分富有创新冒险精神并掌握一定知识的强者才是决定历史方向的根本力量，而弱者只能使社会变得萎靡无力；在尼采这里，人的非理性的激情起了极大作用，而不是如康德那样侧重于考虑人的理性因素。
与尼采生活时代大致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指出：人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他既有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又有受客观制约的受动性；既有自然的属性，又有社会的属性；作为单个人而言是具体的；另一方面，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两相比照，尼采历史主体观念中的片面、偏颇的漏洞便暴露无遗了。的确，如当代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理论与尼采学说相距甚远，但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这一基本出发点上，二者又有某些共同之处，从而说明尼采历史哲学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马克思强调的人是涵盖每个个体的全社会的人，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每一个作为社会历史中的具体的人，都不可能独往独来地完全按自己意愿去塑造世界，也不可能毫无根据、毫无原因地产生欲望。正是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存在和不同活动，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因此，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只是由某一部分人决定，而其他人仅仅是这些人手中被动的工具，或者根本不参与历史活动过程。尼采则把包括人的认识能力、选择能力、创造能力在内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到了至高至上的极端地位，这必然导致他的理论最终失足于片面的泥淖之中。
在指出尼采社会历史观中的这一重大偏误之后，从另一角度去理解其中蕴含的富有意义的内容是必要的。在尼采的历史哲学中，人的创造性被赋予了极高的赞辞，这是在哲学意义上对宿命论和神学目的论的一次认真反省。尼采指出，在茫茫无际的大千世界中，只有人才是创造财富和幸福的根本力量，是这个世界勃勃生机的生命之源。人们应在曲折、复杂甚至渺茫的历史过程中充满信心，以勇敢豪迈、豁达乐观的态度去迎接一切挑战。在这些对人的创造能力的礼赞中，尽管有过分夸大人的力量而不计其他制约因素的强烈倾向，但其中不也正反映出人在精神上觉醒之后表现出的自信感么？尽管有轻视普通群众作用的倾向，但其中所包含的对不同类型的人在历史发展中作用不一的内容仍有一定合理性。尼采不承认世间万事万物都存在严格的因果决定关系，充分估计选择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尤值注意的是，尼采还初步涉及了人类活动行为模式的反馈关系，即创造者的作用与受作用者对之的接受性。
值得后人重视的尼采历史哲学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他关于历史相对性的论述。有的学者把20世纪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⑥以比尔德、贝克尔为代表的历史相对主义也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探迹寻源，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在尼采那里便已得到初步展开。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对性，是尼采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第一个表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道，世界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无法捉摸，“实况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抓不住的，躲闪的”。因此，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均是相对的。这是空间的相对，尼采以历史上的天才为例论证这一问题：“英国的天才把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粗俗化和自然化；法国的天才把它们稀薄化、简单化、逻辑化装璜打扮；德国的天才把它们融合、调和、缠绕和道德化；意大利的天才远为自如和巧妙地运用借鉴的东西，并且往里投入的要百倍地多于从中取出的，也是最丰富的天才，他赠送的东西最多。”这也是时间上的相对，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过程中，从而在时间上呈现出事随时迁的嬗递况状。尼采以“美”感这一历史现象为例论证道：“美依时代而转移。——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把握住时代意识，他们就必须把美塑造的臃肿、庞大、神经质”，然而与近代人们感受不同而又合乎相对性准则，在古希腊时代，人“立足于当时的公众道德，把美看作并塑造成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⑦因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评判社会历史的真理标准，也都由时间和空间上的种种变化来确定，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有某种预设的终极目的是尼采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第二个表现。尼采猛烈抨击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体现”，是“世界命运的归宿”的观点，并进而指出：在通过无限的虚无时我们不会感到归宿的荒唐吗？从而人们才体验到社会历史发展根本不可能存在验唯一的终极。目的不是唯一的，从而通往目的之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尼采有一句名言：“有着一千条无人走过的路，一千种健康和一千座隐蔽的生命之岛。”在尼采看来，用精神因素或某个伟人的行为举止解说社会历史变化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历史变化纯然由这些因素决定，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强者及其精神力量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已初步看到了各种“合力”作用的“总和”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他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写道，合力作用完全可以改铸社会发展运行方向，既可把社会从善化为恶，也可把社会从恶变成善。明确提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是尼采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第三个表现。尼采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决非一帆风顺，其中或尚潜伏或已显现出各种复杂因素。在《悲剧的诞生》、《朝霞》、《看啊！这人》等书中，他分析了古代欧洲迈入近代历史的漫长过程，指出：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曾是人类历史上生机勃勃、辉煌灿烂、开拓向上并创造出优秀文化的时代。但历史发展并非直线式，至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在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后，“古人的一切工作都空费了”，“世界从来没有象这么深深的下坠！”以至于罗马沦为“娼妓”与“妓寮”；以至于“在人群中比在禽兽中危险”。因此中世纪欧洲是一个没有任何“光荣”可言的时代，是古代文明的中断。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近代人意识到堕落的现实，发挥自身创造力，可以再改变历史方向，使之从曲折中摆脱出来，向前发展。强调包括直觉在内的非理性认识作用是尼采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第四个表现。尼采对理性的认识作用极为蔑视，认为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相对性的认识渊源是非理性感受，研究者应从对个体生命的充分体验上把握外界现象：“在所有创造力旺盛的人物中，直觉始终是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直觉的体验因时因地而异，所以，对同一事物必定表现出相对的看法。尼采蔑视理性分析带有很大偏颇性，固然，直觉、无意识等非理性思考在人们认识、分析和把握客观历史活动中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不能替代、取消理性思考。毕竟，理性思考和分析有助于人们从逻辑联系上审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况且，从理性思维的角度一样可以获得对历史的相对认识。曾对尼采产生过影响的康德就说：“错误是由感性与知性相混合产生的。可以说，这种混合是导致这种错误的关键。错误并不是来源于单纯的感性，因为感性只是为我们提供思维的材料，知性只是进行思维的能力。”⑧因此，在理性和非理性思维的关系上尼采比其前辈似乎反而退后了。
必须指出的是，尼采相对主义历史观受到他“轮回学说”的极大影响。在尼采看来，万物消逝，万物复归，存在之轮永远循环；万物死灭，万物复兴，存在之车永远运行；万物碎裂，万物复合，存在之屋宇永远雷同。万物分离，万物复聚，存在之环永远对自己忠实。在这里，尼采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是“永恒轮回”的观点：社会历史历经曲折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又周而复始，行而复退，每一次终点又都是其原初之起点。这样，社会历史的运行没有了上帝的目的论，却又给自己织成了一块硕大无比的轮回之网；尼采本人曾毫不留情地严厉抨击社会历史发展消极无为的宿命论观点，但他却又戴上了自己设造的桎梏。这和他上述的一系列论述以及下面要论及的进化观是严重对立的。在这一问题上，他显然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悖论，从而说明尼采历史哲学的复杂性。
值得后人重视的尼采历史哲学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进化思想。
进化论的提出并非肇始于尼采。在古代希腊柏拉图哲学思想中就产生了这种观念的萌芽。到了近代，达尔文和斯宾塞又分别从生物学和人类社会变化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机械进化理论，与此不同，尼采强调，社会的进化过程是非机械的“变化”与进化目的的“同一”。社会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从表面上考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但从更深层的意义看，每种变化的现象又都是主体（人）创造与客体（世界诸物）变化的统一。人们以其“强力意志”的活动去进行征服和创造，而其活动的自身亦同时蕴含着活动的目的。因此，达尔文、斯宾塞所提出的自然界物种或人类社会严格按照一定步骤向—先验的终极目的发展的进化观，与尼采无既定程序和终极目的的历史进化观念是有相当差异的。
理论起点上的不同导致了尼采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显著不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充满着生存竞争，这是以保全自己为目的而进行的竞争。这些竞争皆起因于外界环境的压迫，生物本身并不具备冲动、竞争和进化的力量。尼采则认为，社会历史中存在各式各样的剧烈竞争，但竞争动力并非因外界压迫造成，它源导于人类自身意志，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保全自己为目的之因素毕竟统摄于前一个更根本的内容之中。与之相关，尼采强调，外界环境并不能决定人类进化，人也决非只是被动消极地顺应环境，而是凭自己强力意志去不断进取，以完成进化过程。⑨
但是，强力意志何以能造成社会进化，怎样说明一切竞争都是由人自身的意志而不是由其他任何因素决定的，尼采均未在理论上作出必要的展开。这和他一贯的细致而不失明快的文风相比确有颇大不同。看来，尼采的社会历史进化观念反映了他在把握历史趋向时还有若干困惑情绪。然而，困惑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论上的退化。尼采正是在这种说不清的感受中，流露出积极乐观的思想特质，这表明：尼采在这个问题上困惑的实质是不满意以往各种进化观念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刻板解释，他力图在更广泛的意义和更深刻的哲学层次上去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进化观，尽管这种进化观念并未系统地形成。
三、尼采历史哲学的现代意义
尼采历史哲学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直接渊源。
存在主义历史哲学首先接过了尼采的主张。大多数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家对尼采思想有着特殊兴趣，⑩并从中找到了许多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其中有四项内容最为突出。第一，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家接受了尼采的观点，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异常复杂和迂回曲折的。雅斯贝尔斯指出：“这些发生过许多事情的世纪并不是以单纯上升的发展作为标志的，一度有过毁灭和创造，却没有成就。”不惟既往过程如此，历史发展的归宿亦是多重的。存在主义学者指出，不能把“历史的意义”视作一种在人世间寻求某种最终幸福的活动，相反，人类历史的复杂进程，以其有限的成就甚至全局性的灾祸否证了浅薄的乐观的说法，从而，“历史的意义不能用一个目的来加以概括”。由这一根本性因素所决定，一切社会历史过程也必然是相对的，从而，因果之间联系也必然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而单一的因果联系之适用范围也因此变得十分有限，“只有在忽略重要事实情况下，我们才能以一个单一决定的说法来解释整个历史”(11)。第二，由于受尼采学说的影响，存在主义历史哲学极为强调人在历史活动中的选择作用和创造力量，从雅斯贝尔斯到萨特、加缪都相当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理论特质。如雅斯贝尔斯指出，社会历史的意义在于人的潜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不能阐明历史最终的目的，但我们能够假设一个目的，这样一个目的是人类最高潜能得以体现的前提所在。”因此，人们要尽最大可能去发挥自身之力创造历史，而“决不要降低我们的潜力来迁就时代的最低水平。”其逻辑层次与理论展开同尼采颇为相近。第三，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家十分欣赏尼采的科学精神，反对用历史图解注释现实政治，他们认为，“即使是在无可非议的客观性中，历史知识也决不是一堆可有可无的事实，而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然而，如果有人有意“给历史编造谎言，只能说明有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不惜借用这种知识去达到宣传的目的”(12)。他们和尼采一样强调，这是一种绝对不能容忍的反科学的卑劣行径。第四，尼采关于历史发展相对性的观点也给存在主义历史哲学以直接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相对主义史学家那里表现的更为突出。存在主义学者—如尼采那样，认为历史是相对的，因此，“我们所询问的便是何时何地。整个历史就是时间的历程。时间被分成一个个阶段。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每个时代都有其伟大之处。”雅斯贝尔斯还着重强调了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生成、湮灭、消逝和轮回的相对性。这与尼采历史哲学的联系是相当明显的。
总之，尼采的历史哲学为20世纪存在主义历史哲学提供了一种理论前提，正是从尼采的一系列论述中，存在主义历史哲学找到了自身理论的内在质的规定性，即：历史是作为自由的个人而直接存在的，人是在自发过程中被卷入历史活动中。所以，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用自身“眩目”、“战栗”和“恐惧”等感觉去选择的自由过程。
其次，相对主义历史哲学也从尼采历史哲学中获取了重大启发。相对主义理论在当今西方历史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历史相对论的基本哲学特征是怀疑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认为所有的历史判断均是主观和相对的，所以，历史学家无法获得人类活动的真实内容。尼采与相对主义历史哲学在人类历史是否可以正确认识以及认识的途径等问题上，观点不尽相同。然而，在历史认识的界限、类型等方面，二者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与继承关系。
尽管本世纪初韦伯提出了“历史‘客体’本身的厘清是主观的，价值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但相对主义史学家的目光注意的仍是尼采理论。法国学者R·雷蒙认为尼采“非现实考虑”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对历史过程的回顾和重建，受着现实生活种种因素的影响，“活着的人并非是从已经消逝了的生活知识中寻求满足一种知识欲，而是寻求某种精神的充实或吸取某种教训”。尼采主张研究历史的人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但他并不反对必要的史料考证。他认为，只有通过核证史实，人们才有可能求得对历史的正确把握。这一点对阿隆等人也产生了颇深影响，他高度评价尼采在“过去与现在对话”中所持态度，指出：尼采并不否认博学多才、积累材料、严格考订原始材料和确定事实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他只是认为，这些准备步骤得由随后的步骤（即宏观的、批判的历史工作）去证明其恰当性。阿隆由此得到启发，他说，尼采的上述论点相当深刻，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新颖的认识方式：“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或者把目前这个时刻安放到生成——演变中去。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13)可见，由尼采理论源出的这一陈述构成阿隆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从强调现实的价值观对理解历史重要性的角度出发，尼采对历史研究内容作了若干界定。在他早期论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尼采把历史研究划分三大类型：“纪念碑式的历史”、“古代的历史”和“批判的历史”。其中，“纪念碑式的历史”是指人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放进历史事件中去，研究某些激励、启迪今人的有关过去的人与事，摈除一些“不值得研究”或没有意义的人和事，从而使具有典范形象与意义的历史过程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在世人面前。“古代的历史”指古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时人对之的记述。“批判的历史”是指人们对一切遗留的历史印记（包括文字和物件）的分析。尼采的这一分类对现代历史相对论学说产生了颇大影响。如历史相对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尔德把历史分作三类：1.“作为事实的历史”，指人类自形成后所说、所作、所思考过的一切。2.“作为记录的历史”，指后人所能发现的过去事实的一切遗迹，如文献记录、文物考古遗存等。3.“作为思想的历史”，指后人对于过去事实的思考分析。另一位相对主义史学家贝克尔亦把历史划分为与比尔德相近的两个类型：实质的历史（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件），历史学家的历史（存留于今人记忆中的历史）。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地保持二者之间的逼近度。有相对主义倾向的英国学者卡尔也认为应当区分“关于过去事实”（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和“历史事实”（史家的选择）两个不同概念。由此可见，尼采所谓的“古代的历史”大致同于比尔德“作为事实的历史”、贝克尔的“实质的历史”和卡尔的“关于过去的事实”。而他的“批判的历史”与“纪念碑式的历史”又多少接近于比尔德的“作为思想的历史”和卡尔“历史的事实”的观点。
对历史认识方式与特点进行类型分析，是历史认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在此之前，对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研究有哪些特点，又有什么局限，人们几乎未曾思考过。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历史与史学原本便是等齐划一的，没有必要把它们区分开来。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认识只有真假的不同，绝无不能完全认识的事物。如约翰·穆勒在评价英国史学家格罗特（1794～1871年）的《希腊史》时说：格氏之著出版后，“一部希腊史便完全可以理解了”。在另一些人看来，历史典籍与文物考古遗存理所应当是对于过去事件原貌的真实概括，了解了它们便意味着认识了过去的真实历史，尼采首次揭明由于“一些人和一些事并不值得同样研究，某些人物或某些作品，由于他（它）们的价值，或由于他（它）们具有典范性的意义，从而以一种特有的地位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史学家）把价值概念放进真实本身中去，正在消除使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完全再现的幻想”。这就是说，包括“纪念碑式历史”等在内的历史记述，本身就已渗透了当时人们的不同认识倾向；从而使之与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事实的原本的真实面貌有了相当大程度的不同。尼采的这一论述无疑初步澄清原本含糊不清的认识，并给后世许多研究者（主要是相对主义或有此倾向的学者）以极大启发，使他们得以在已初步形成的理论基础上把研究工作推进一步。
注释：
①〔美〕怀特：《历史的负担》，载《历史学理论》（美）1966年第2期。
②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
③④尼采：《悲剧的诞生》第135页；第28页。
⑤《查拉图斯特加如是说·幻象与谜》。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⑦〔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页。
⑧尼采：《悲剧的诞生》第215页。
⑨康德：《获得真理的方法》，《哲学译丛》1987年，第1期。
⑩参见〔美〕T·塔明尼奥克斯《叔本华与尼采的艺术与哲学》，载《人与世界》（美）1987年第1期。
(11)参见〔德〕格尔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载《外国哲学资料》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
(12) 田汝康等：《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3页；第43页。
(13)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WW刘爽
标签：相对主义论文; 尼采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