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初探——兼与早期希腊史家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史家论文,波利论文,乌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著史要义旨在通过解释原因而探明真相。诚如斯言，“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此乃西方史学的“显著特点”①。古希腊史家显然深谙此道，典型实例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与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前395年)等早期代表人物有关撰史旨趣的开宗明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我首先说明……引起这次希腊大战的原因”②。就希腊化时代领军人物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前118年)及其史学实践而言，亦可如是观之：作为“古代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③，40卷本《历史》④代表了西方古典史学理性思维所及的广度和深度。突出体现在基于实用目的高度关注原因探究，进而围绕社会历史变化等形成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鉴于史学史研究的“重点”和“固有的主题”是“史学思想方面”——即“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⑤，拙文尝试通过比较性研究考察波氏史观构建中诸主要范畴的生成、内涵及关联等，兼及透视古希腊史学史观领域的流变轨迹⑥。考虑到《历史》在文本层面很少明确提及城邦时代希腊史家⑦，所谓“联系”主要是指一种历史性的逻辑关联。囿于学识水平所限，拙文多有不当之处，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罗马兴亡中的“政制元素”：政治抑或历史学概念
古人撰史往往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国族兴衰主要与哪些社会历史因素相关?与发达的城邦政制实践内在一致，早期希腊史家普遍关注政体。如希罗多德认为“风习律制乃是万物的主宰”，希腊借此“驱除了贫困和暴政”。特别是雅典、斯巴达崛起并赢得希波战争，与政体适宜密不可分。波斯立国伊始当局激辩何为“理想政体”，则集中体现了他的相关思想⑧。修昔底德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如强调雅典崛起于“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等⑨。随着城邦体制危机加剧，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色诺芬《斯巴达政制》等专题性论述更是蔚为大观。对此，波利比乌斯坦言，“始从薛西斯登陆希腊”，它总是众多精英阶层的热门论题⑩。基于是，政治生活中的“体制问题”继续受到关注。
关于《历史》中的政体学说，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解读思路。其一，侧重政治层面的探究，强调需在“意识形态与政治背景”视域下认知(11)。其二，源于波氏对罗马史的深入研究——日后罗马政局走势印证了其历史预见，能够作为解读国族兴衰的基本通则(12)。其三，严重遮蔽了波氏的历史视野，尤其是忽视了罗马政治生活的实际貌相，堪为“希腊史”续编性的叙事产物(13)。然而在我们看来，如若认同波氏的实际身位乃是“政治史家”，相关探究无论如何也很难避开“史学”维度。事实上，上述众说纷纭往往导致两大理论极端：片面夸大政体论的政治内涵及其在波氏史观中的重要性。倘如是，以下四点或许值得关注。其一，鉴于政体论是波氏大力倡导的实用主义史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结晶，“政治学”考论显然不应轻忽史学意趣。其二，鉴于波氏历史写作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对城邦及希腊化时代前期希腊史学的批判性继承——卷12中通篇史学批评即为真实写照，理应要在此间希腊史学发展演变史的视域下探究其政体论。其三，鉴于大约同期发轫的罗马民族史学未能揭橥罗马崛起的真实原因，波氏尝试通过政体论等予以“科学”地拨乱反正，如不满于匹克托的史著。问题是他的立场能否成为后世拉丁史家罗马观中特殊的理论成分，特别是在共和覆亡、帝制勃兴背景下政体论能否得到他们的整体认可。其四，鉴于政体论本身的特质或不足。卷6中第6章节表明波氏对此应当有所意识，或许也为别的史观要素乘势而入提供了相应的理论预设。
较之早期希腊史家的插叙性论说，即使“政治史鼻祖”修昔底德也并未深入剖析，政体元素在波利比乌斯史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和推崇：“鉴于凡事成功或失败的首要原因是一国政制”，“一切行动构想、计划发端形成并最终实现”。典型实例是解明罗马何以能奇迹般崛起，强调“当我们转向其政治体制”则一切疑惑将迎刃而解。在波氏，罗马逐鹿地中海的关键是其独特的“混融政体”：“所有优越性表现为三种元素用于构建政体及其随后的施政实践，甚或国人很难确切断定整个体系究竟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这实乃与生俱来。”(14)依据政体演变的基本原理，波氏进而通过“循环史论”解释了罗马共和国早期曾经的贫弱与晚年的急遽衰落：
以上即是政体沿革的循环周期，进程浑然天成，其间政体演变、消逝并最终复归原点……尤其是就罗马国家而言，这一路径将使我们理解它的形成、发展，同样是在不久的将来盛极而衰。如我所言，它较于任何他者是天然成长，并会经历自然地衰变。读者从本书随后章节中将能判定这一点的真实性(15)。
波氏由是尝试在史观高度系统地阐发政体论题，坚称“相关讨论或因疏漏特定细节而美中不足”。而且鉴于“它符合历史实际和人类常识”，他甚或有意以此推演历史兴亡的普遍规律。某种意义上作为理解《历史》意旨的主导线索——“罗马人通过何种方式并以何种政体，不足53年内成功君临几乎整个人类世界”，政体论贯穿始终：“我总是将该论题视作全部构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确信在大量章节及有关本书原则的导言性评论中已表露无遗。”突出体现在卷6集中阐述后，篇末“总结全书主旨”时再度重申：世人通过本书将“懂得整个世界怎样、通过何种政体臣服于罗马”(16)。
在论题阐述中，波利比乌斯体现了与古希腊史学传统的某些一致性。典型实例如界定“政制”外延，声言“任一国家中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吾意是指风俗习惯与法制律令”，而柏、亚等人更多侧重后者；主要通过重大战争集中展现政制优劣，即鉴于布匿战争年间是“混融政体”释放优越性的“登峰造极时代”，“我将阐释坎尼惨败期间罗马遭遇生死存亡的政体状况”等。但就其政体说的思想根源看，却与前辈同人鲜有纠葛。《历史》文本信息表明，这主要源于两种途径。一方面，批判性地承袭借鉴了前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论成果。诚如波氏所言，“几乎所有著述家留给我们了关于斯巴达、克里特、曼提尼亚和迦太基政体优越性的慷慨赞誉。某些著述家也论及雅典和底比斯”。他们不仅基本厘清了地中海诸族各种政制的历史沿革、内涵特征、运演机理等，更在希腊败落、蛮族崛起背景下明确凸显了政体元素对于历史兴亡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鉴于“史家从不曾偶然论及”以及“探讨它的著述家不称职”，亲身观察同样至关重要。特别是通过兼任阿卡亚联盟要职、兵败后长期入质罗马，波氏得以感同身受于诸族政体优劣，如“需要比较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政体”(17)，等等。
众所周知，西方古典史学史上长期流行形色各异的循环史论。若以波氏“混融政体说”的运演机理“循环史观”为例，或可更进一步集中折射其政体论的上述特征。关于早期希腊史家的史观意向，传统观点往往截然对立：社会历史变革思想兴起并有进步倾向标示着“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18)，修昔底德及后世希腊史家并不信奉循环史观(19)，或是他们基本认同“循环史观”(20)。另有论者主要以波氏为例，强调西方古典史家及是后圣经史家等皆应视为内涵丰富的历史循环论的实践者和倡导者(21)。关于上述论断，有三点需要指明：一是不应夸大古希腊史学滥觞阶段史观理性化的成熟度，二是如何通观性地考论《历史》《伯战史》中的所谓“循环史观”，三是波氏史观的学理渊源怎样。不可否认，早期希腊史学含有一定的“进步史观”色彩。突出体现在希氏笔下大量人种学研究，如文明—蛮族对立，特别是《伯战史》绪论关于“五十年时期”希腊诸邦中雅典冉冉升起而一枝独秀。但就整体而言，早期希腊史学普遍洋溢着浓重的悲观情结。基于“在每件事开头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结果的”，抑或“只要人性不变”则不幸“将来永远也会发生”(22)，波斯、雅典帝国等皆生动演绎了“扩展—衰退”的历史规律，其核心是轮回性的“淤滞”而非永不消歇的颓败(23)。而从波氏“循环史观”生成的历史语境抑或具体内涵来看，我们或可得出结论认为：其与希、修等人相关主张关联不大而更多属于政治理论术语性的表述。倘如是，波氏的主张固然可以看做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哲学，但基于古典学传统探究似乎是人为地抬高了其蕴含的史学意涵。
波利比乌斯史论思想根源中的“非史学性”，深层体现则是“非历史性”。特别是在许多方面机械地袭用古希腊政治理论，寓意其相关史论往往是在表述政治而非历史概念。典型实例是罗马人构建的“现存最佳政体形制”，颇为类似于斯巴达莱库古宪政改革的翻版。另外，重理论性的推演思辨而轻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如尽管“希冀谋求有关其政体独特性的通透观点”，但对始从十二铜表法颁行直至坎尼会战间的罗马历史存在严重误读。典型实例是虽察觉3世纪前后元老贵族地位特殊——“凭赖政制的特殊优势与运筹帷幄的元老院”(24)，却夸大了公民大会的实际作为及其“民主”元素。误读罗马政治生活领域的真实情状，使得波氏坚信罗马统治集团戮力同心而有强大的战斗力，进而则很难认识到罗马崛起过程中许多“非政制”性的重要力量。譬如，共和时代罗马与拉丁及意大利同盟者协同的重要性，共和末年广大同盟者主张公民权的同盟者战争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正如帝国时代意大利本土以外众多行省地位的提高及其对罗马繁盛的重要性。又如《历史》通篇强调罗马称雄地中海堪称“史无前例”，暗示波氏史论兼有进步意识，问题是若罗马政体“与生俱来”而非线性意义上渐次累积的增进过程——“我以为罗马政体可如是观之而完全适用，既然从一开始其形成与成长源于自然原因”，所谓发展如何可能?很大程度上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何拉丁史家整体上对此并不认同。诚如塔西佗在批判奥古斯都所创元首制中的精妙讽喻：
每一个国家或城邦的统治者或许是人民、或许是贵族、或许是一些个人，这三种统治方式适当配合起来的政体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然而却不是容易创造的。而且即使创造出来，它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25)。
进言之，我们还注意到，波氏政体论在许多希腊史家著述实践中同样未能引起多少实质性的共鸣。突出体现在波塞冬(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年～前51年)所著52卷本《历史》旨在续写波氏史著，涵盖公元前146年至公元前88年间以罗马势力扩张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区域史，但关于罗马崛起原因的解读显然较为理性，如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地形地貌、矿产资源、气候条件以及食物营养等诸多可能相关的因素、力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公元前60年～前7年后)撰述《罗马古代》，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是对波氏拘泥于“政治史”写作的矫正。狄著认为，罗马人威加海内固然是与其卓越品质密不可分，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实为古希腊人后代并成为新时期希腊先进文明传统的合法继承者。总之，政体说构建中的种种瑕疵，预示其在波氏史观整体中并非文本层面宣扬的那般重要。相反，另有其他同样不容忽视的史观元素参与其中。它们不仅有力冲击了政体说的地位和影响，还合力强化了波氏史观的复杂性。
二 心性说的理论创新：“肇始与原因或意图”的界定及其人物史意向
鉴于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动机及人性往往成为古希腊史家关注的重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显然涵括当事方“思想过程”(26)。如在希罗多德看来，希波战争源于诸如私利与贪欲、违约与结怨、复仇与荣耀等人性深处的各种纠葛。不仅如此，《历史》基于人性视角就当时希腊诸邦内部恩仇的深刻反思同样耐人寻味。不妨摘取一则论断，以资说明：
拉凯戴孟人既然重新得到神托并且看到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根本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思……很可能会有一天做到与他们势均力敌的……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27)。
希氏意在表明战前、战中以雅典、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诸邦何以频频内讧，并预示战后自相残杀性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实乃不可避免!修昔底德笔下的伯战爆发亦是如此：“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雅典人源于“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等“三个很重要的动机”同样热衷于战争。总之，“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及伴随的“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修氏尝试基于“人性总是人性”而谋求精准揭橥动机的根源(28)。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为何并未深究政体，相反，考虑到叙事主题是战争何以爆发，交战方的动机意图及背后的人性情状才是解题的关键所在(29)!实际上，相关叙事构成了早期希腊史家历史解释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希腊史家普遍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叙事中，一方面为强调城邦体制下公民集体的智慧与力量，他们的叙事主角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宽泛而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因质疑人性而竭力反对突出个人，即若将国家事务委托个人，“不久就会引起城邦的毁灭”。而为数不多的相关载录也多为负面性质且很少展开，如修昔底德评判希波战争期间希腊联军司令波桑尼阿斯“开始暴露他妄自尊大的本性”，等等。是故，他们真正着意的是“人民的心理状态”等群体性情绪。典型实例是修氏通过“一般人性”意义上“城邦的性格”解读伯战结局，“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斯巴达人证明是雅典人最有益的敌人，因为两个民族性格的大不相同”(30)。早期史家借此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诉求。倘如是，断言“集体的作用在西方史学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且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史学的滥觞(31)，似乎过于草率而有失偏颇。
较之早期史家，波利比乌斯相关主张理论性更强。突出体现在，《历史》以“普遍人性”及其对应动机为基质阐发政体、历史运演机理。如下两则论断，或能作为典型实例说明问题：
雅典多少仿若一艘没有指挥员的大船……恐惧于惊涛骇浪或强劲风暴，促使水手们小心谨慎并听从船长指令……而一旦他们自信膨胀……互相争执不休……其间凡事皆由一伙暴民肆无忌惮的冲动所掌控，他们在……暴力、激情氛围中教养而成(32)。
全部现存之物皆将趋于颓败，衰变乃是不争事实；因为大自然进程足以将此判罚加诸我们。经由两种途径任何国族归于式微，即分别为外部与自身流变……但当国族饱经磨难而终臻独大，显见在既有繁盛长久侵润下，生活将会变得奢华，公民竞争职位及其他物事则会更为狂暴。随着病灶逐日增进，恶化源出贪恋职权和寡廉鲜耻……将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倘如是，国族非是变成最美善的称谓即自由民主，而是沦为最恶劣的秉性即暴民政治(33)。
鉴于修昔底德撰史旨在抨击伯战中暴露的雅典政治的种种劣质，第一段材料所论在其笔下并不鲜见。但因多为现象罗列，其理论意识当是弱于波氏。更重要的是，波氏要以雅典等希腊诸邦政体变动为例推演人类历史规律：前述所谓“自然原因”即指国族兴亡直接取决于政体循环，隐于其后的深层动因则是“人性恶”。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心性说具有一定的概括深度。当然可以想见，波氏主张应有亚里士多德等人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贡献而非单纯的史学传统(34)。
不仅是政体优劣论视域下的国族兴亡，就具体事务得失成败而言，波利比乌斯表面上也袭取了前人的惯常理路和解释框架，即强调人性情态通过特定动机化为具体行动。最典型的实例显然是罗马人取得西地中海霸权后何以加紧对外扩张而觊觎整个世界：
先前世界的事件可谓分散孤立，既然它们是由各行其是的动机、结果或地区连结而成(35)。
既然举足轻重源出细微，事件初始动机才是解题关键(36)。
鉴于此，波氏高度关注并尝试在理论层面探究诸如“动机意向”等“更具价值”的历史信息。有关亚历山大东征等战事与布匿战争爆发原因的比较性论断，或许足以说明问题：
部分史家期待指明引致前述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原因，断言首因是迦太基人围攻撒根图姆……我当同意它们是战事开端，但绝不认可其为原因，除非我们声言亚历山大越抵亚洲为其攻侵波斯的原因……此乃难辨肇始与原因或意图实质性区别人士的一面之词，原因或意图至关重要，肇始随即展开。物事起始是指我们尝试将既定计划转为行动，目标动机在判断与意见中首当其冲，即经所涉意图、心理、逻辑等而获致决议和规划……腓力王心领神会于以上两种史实……关注战争预示的无上荣耀……是故我们须将前述原初事项视作征波原因，次为背景，亚历山大兵临亚洲则为战事开端(37)。
书归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我们务必要将汉尼拔生父巴卡斯·哈米尔卡的愤懑视作它的首要动因。夺取西西里的战争使之心绪难平(38)。
上述材料至少表明两点：一是通过界定历史活动中“肇始与原因或意图”的内涵及作用，波氏的理论认知显然技高一筹；二是在承袭早期史家探究抽象心性的同时，他也开始关注重大史事中的“大人物”，甚或明确将个人意图视作直接动因。即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变化是诸多元素综合作用的必然产物，突出体现在如罗马成功扩张；另一方面细节性论述特定具体事务过程中却又往往以当事人为中心展开叙事。而且我们注意到波氏论述克列奥门尼、叙利亚等其他重大战事，同样津津乐道于当事方具体性情。典型实例是通过大量剖析个人心性，强调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源于公元前188年后马其顿王腓力五世执意图谋复仇雪耻等。鉴于这从侧面折射了古希腊史观领域更深层次的流变动向，我们有必要略加展开说明。
考虑到古希腊社会政治环境的历史剧变——公民政治理想破灭且君主专制统治大行其道背景下少数军政强人的现实影响日益凸现，波利比乌斯史学在承袭政治军事史叙事主题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彰显重大史事中的主要人物而兼有浓厚的“人物史”意向。突出表现在，《历史》标题表明许多卷章细节论载具体事务往往是以“大人物”为中心展开叙事。典型实例如以希腊化王国首脑为中心论载第124届奥林匹克纪年期间东地中海事务，并将其驾崩视作全书“前言”与正文区分的标志性事件；以斯巴达王克列奥门尼为中心论载“当时马其顿和希腊事务情况”，“腓力王与希腊主要领导人自此停战求和”则引致“希腊、意大利与非洲事务首度生发关联”，卷5通篇关注希腊化王国内忧外患情势下当权者处置失当及其分崩离析，主角是腓力五世、安条克三世与托勒密四世等人；“希洛凭赖个人能力辖制并统一了叙拉古”，以叙拉古僭主希罗尼穆斯为中心论载西西里事务，包括希洛、盖洛等其他大人物；以腓力五世与汉尼拔订约为中心论载当时希腊事务，以腓力五世为中心论载梅塞尼事务；以安条克和“阿迦托克勒斯的抱负与命运”为中心分别论载亚洲、埃及事务，等等(39)。
波利比乌斯史学“人物史”意向的深层体现是以个性为中心论载人物。典型实例如“鉴于其心性品质的独特性”，当以亚拉图斯为中心透视阿卡亚联盟兴亡史；卷9以汉尼拔为中心论载意大利事务，首先声言“事情进展吁求我们关注汉尼拔的心性”；卷10以西庇阿为中心论载西班牙事务，首先声言“我认为须要先向读者阐明其性格、禀赋”；卷10以阿卡亚联盟领袖斐洛波门为中心论载希腊事务，首先声言“现在责无旁贷要为之做同样的事情，正如在其他卓越人士个案中我曾尝试概略他们的修习与性格”；卷11同样主要是以大人物命名史事，且以之心性为中心展开叙事；卷15以塞琉古王安条克为中心论载亚洲事务，首先指明当事人心性，等等。对波氏来说，鉴于“大人物”的历史作用越发凸显，史家理当着意于剖析其心绪并由此深入理解事件本身——“我的分内工作”。尽管同时也关涉某一民族或阶层的心性动机，如埃托利亚人、阿卡狄亚人、罗德斯人、特别是连篇累牍于元老院与罗马人、迦太基人等。此外，《历史》中其他的相关论断则值得进一步关注。兹摘两例，以资说明：
有人说人性通过境遇得以彰显，或是当权而暴露、掩饰，或是通过挫折。但我对此难以苟同。我以为并非仅仅某些而是多数情形下人们言行举止与其真实念想南辕北辙(40)。
反观许多先前的实例，将展现于此。如西西里僭主阿迦托克勒斯……又如斯巴达王克列奥门尼……现在我们无法假定性格迥异地存于同一类型。事实毋宁是有些王者随环境改变心性并总向他人呈现与其本质相左的性格……不仅涉及将军、君王也还关乎城邦。在雅典我们至少发现亚里斯提德与伯利克里统治时代，国家很少引发暴行……但克里昂、查尔斯统治时代截然相反；拉凯戴蒙人称霸希腊时克列奥姆波洛图斯王所为皆在睦邻友好氛围中展开，但阿格西劳斯王却全然相反；故此，城邦性格随当权者性格而改变。腓力亦然……(41)
显见正是基于对“大人物”心性的深度关注，波氏探究人性变化升至一定的理论高度。早期史家仅是零星地泛泛而论，如“人们的心理状态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的”(42)等。抑或可以说，与修昔底德等人抽象的人性论相比，波氏的心性论似乎更为写实化与具象化。
大人物通过心性动机主宰史事乃至左右国族心性变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波氏的英雄史观内涵。如早期阿卡亚联盟领袖亚拉图斯具有成为一名杰出政治家的所有素养且绝不逊于任何人，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父子将马其顿从蕞尔蛮邦跃居举世最辉煌的王国而享有“盖世英名”等。典型实例是罗马统一世界的绝对主角西庇阿，“事实上他几乎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物，引得世人急欲了解他是怎样的人”(43)。讲言之：
我们理当遵循的价值信条和历史的特定功用。吾意是指大力弘扬值得瞩目的光辉事迹……史家更青睐吁请读者关注什么……最伟大的行迹以及最值得史家瞩目的人物(44)。
论载英豪们“最出色禀赋与最值得尊崇之处”故此成为撰史的突出内容，这在早期史家看来简直无法想象，战争史中竟无英雄用武之地!而且有一点似乎也可以肯定，即强调历史变革中的个人心志很大程度上乃是对政体说的某种扬弃。事实上，较之希罗多德等人的故事讲说，波氏基于史观的高度论载历史人物相对严谨翔实。当然完全吻合当事人性格特点绝非易事，“因现实中条件、环境繁复多样而千变万化”(45)，其中有些论载显然是源于波氏本人的逻辑推理而非客观史实。
三 命运观：历史叙事深进过程中神秘力量逐渐凸显
毋庸置疑，天命观历来是西方古典史家历史观复杂多样性极为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人尽管较早地认识到社会历史变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引起且人类为其行为负责，但囿于实践能力与认识水平等主客观局限，诸如政体说、心性论等单纯人事性的因果探究显然无法合理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如此则为“机缘”、“命运”等神秘性因素乘虚而入提供了可能。诚如斯言，“神话与神话性的人事之重要性，是希腊历史编纂史上凸显的重要论题之一”(46)。如希罗多德笔下充溢大量神谕灵验、梦境成真等朕兆性异事，典型实例是《历史》论载希波战争时对过程本身轻描淡写，反而浓墨重彩于战前、战后的一系列的征兆、神谶等。兹摘两例，以资说明：
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遇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
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却会毁在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的手里……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47)。
上述材料或有助于解释希氏史观中两大悬疑问题，即为何并未侧重交战双方政体优劣且很少在事功层面深入论载单体个人。继起的修昔底德专注于人事，强调“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虽则如此，素以“理性”著称的他竟也坦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过去有许多奇怪的古老故事……现在都变为可信了。例如，广大地区受到猛烈地震的影响；日蚀和月蚀比过去从来所记载的都频繁些；在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48)。
材料表明，修氏对“神意”等尽管是以质疑为主——“当事物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常常归咎于我们的命运”，但却似乎无意抑或根本无力将之彻底摒除。事实上，全书载论惨烈人祸，总是频繁插叙诸如此类的灵异事物，能否暗示其与希氏史观的某种一致(49)?
作为修昔底德严肃撰史传统的铁杆拥趸，军政经验丰富的波利比乌斯似乎也不大可能为之留有太多余地，声言史家理当“引领读者关注世上正常或普遍发生之事”，而非报道奇异朕兆与神话传说，或“将一切归于命运，强调她的变幻无常与人类规避的无能为力”(50)。但实际上，其论较之前辈更为复杂。对此，传统观点通常认为：波氏未在哲学或语言学层面明确界定“命运”内涵，多是袭用希腊化时代习惯性话语程式——崇拜并强调命运女神喜怒无常且超越人力掌控；仅将极少数难以解释的偶发事端归于“命运”使然，抑或作为修辞学术语泛指历史变化的必然性。换言之，波氏并未将之视作历史解释的重要元素(51)。如若通观并结合《历史》所论的具体语境，问题或许非是如此简单。譬如下列表述：
波利比乌斯声称因发现有人把公私事务归于命运、机缘的荒谬，现就此阐述立场，只要一部严肃史著允许。对于个人而言确实无法或很难理解事件原因，通过将其定为一种神祇或机缘之举我们或可理直气壮地得以摆脱困境，吾意是指譬如连绵不绝的特大雨雪、农作物因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歉收、突如其来的持续性瘟疫，抑或其他不易探明原因的同类事情。关于此类物事我们顺理成章地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既然我们不能探明它们何以发生……至于有可能揭示实际、主导缘由之事，我以为不应归于神意行为。譬如下列情形。我们时代希腊臣服蛮族……灾患原因显而易见，并且出路在我们自己手中……但无法或很难探知缘由情况下，问题则悬而未决。此类情形之一是马其顿问题。马其顿人……承蒙罗马眷顾摆脱严重的内乱相残……伪腓力们瞬间目睹了更多同胞被流放、折磨和杀戮……现在却为一可恶的家伙而战……挫败了罗马人。世人岂能不为之困惑?很难探明原因。是故论及同类现象，我们完全或可认为此乃神意所为，所有马其顿人激怒神灵，诚如随后事件所示(52)。
材料表明，波氏在明确区分命运与人事的前提下，竟将本来毫无费解之处的人事肇因归于命运(53)。若推而广之，我们注意到，《历史》通篇大量关涉神意且总是将其与人力两种元素并置而论。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神秘因素在波氏的历史解释中实则据有一席之地乃至“不可或缺”?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之归为两大类型。其一，关于个人的成败得失。波利比乌斯强调个人功业基于“聪慧与勤勉”，而非“承蒙命运眷顾”或“遵照托梦、朕兆指示”；军事胜利也非“凭赖机缘”，“失败多因指挥官犯错或失职所致”。而另一方面，许多大人物“挫伤了敌人却败于命运”。其二，关于国族的兴衰沉浮，即为波氏结合《历史》最大主题表明其重人事与理性探究的观点。典型实例是通过查究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波氏强调罗马崛起于“艰巨事业中的千锤百炼”而非“机缘巧合和无意之举”。虽则如此，《历史》却也并不避讳“神意”的在场。不仅仅是在具体战事层面，罗马统一世界本身更是集中体现了波氏史观中的复杂纠结：
我的著作的独特之处，即是当下时代最引人瞩目之处。命运引领世上几乎所有事务……殊途同归；史家……将她实现整体目标的行动事迹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她曾创作新生事物并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在单一实例中不曾完成这般杰作且成绩骄人(54)。
尽管波氏曾经反复强调罗马崛起实为理性计划的必然结果——正式发端于公元前241年乃至前387年间的侵略扩张中既已初露端倪，但上述所论表明《历史》阐释命运互相抵牾绝非是指它在其史观整体中无足轻重，而是寓意单纯人事性探究远不足以合理解释历史现象。与此息息相关而内在一致，更典型的实例则是阐释罗马崛起过程中备受推崇的政体说：
我未能看到发生于我们所在时代罗马命运机缘中其他任何更大的巨变(55)。
命运通过何种方式、政体形制完成我们时代最出人意料的功业，即引致世界所有已知区域归于一统，绝对史无前例的一项事业……他们成就的伟大和政体的实效(56)。
鉴于“混融政体”循环性成长机理亦非单纯人力所能掌控，论及罗马成功显见含有浓厚的神秘意识：即在具体事务层面强调是纯粹理性的人力因素，整体而言又是命运的伟大杰作。而波氏论载希腊世界的盛衰，逻辑进路是如此。一方面强调全希腊及其属地总是厄运绵延，因为他们背信弃义、卑怯懦弱而致大祸临头；另一方面，声言希波战争胜利基于雅典等邦“果敢举措”的同时，则强调随后伯战中雅典惨败是因斯巴达“错误”地强制命运握在他们之手；底比斯取代斯巴达、马其顿取代底比斯，充分演绎了希腊诸邦总是崛起伟大而复又命运逆变。而且这也解释了雅典与底比斯政体因何“无需宏篇大论”，概因机缘与环境使之光环转瞬即逝，他们遭受了“命运逆转”。而后希腊化诸国王位更变同样“是命运声称重建世界”，仅在小亚、埃及“命运并未过于兴风作浪”，直至最终马其顿等族遭遇不幸!
在上述意义上，关于波利比乌斯“命运论”我们至少需要明确两点。一方面，它深刻折射了《历史》叙事中波氏史观构建的递嬗脉络：起初致力于寻求人事性因果关联，但随着史事深进而开始关注命运的力量。鉴于此，很大程度上这也解释了其间看似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关涉罗马全盛时代的前半部分理性元素胜出，神秘力量则在余后凸显!诚如其开篇所言：
我所论及的主题，即已知人类世界如何、何时以及因何臣服于罗马统治，应当被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它具有清晰可辨的肇始、确切不移的过程与无可置疑的结局……其中囊括的特定史事始于前述战争，高潮终于马其顿王国覆亡。起始间隙53载(57)。
关于后半部分历史，由于事件的重要性与出人意料性，尤其是我不仅耳闻目睹了绝大部分，且亲身参与甚或直接演绎了部分内容，我不由自主地提起笔来仿若构撰一部新作(58)。
另一方面，它的认识论基础同样源于对历史现实的深入反思：不仅削弱了政体论、心性说的理性能量，有时甚或升为较高层次的制导元素。倘如是，其他许多相关论断也许更值得深思：
让我们铭记对于政治生活实践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是研究历史，让我们铭记学会勇敢承受命运无常变迁最实效的唯一路径是回忆他人不幸……我选作论题的事件的出人意料性，足以引起新奇并激励人们精读我的系统史著(59)。
我认为向后世报道并记录诸如此类的命运插曲乃是历史的正当职能(60)。
至少这世上无人敢就其个人抑或国家命运自诩——即使眼前万事顺遂，常人没有谁能从其现状中获取未来他将飞黄腾达的任何可靠自信——我据此笃信诸如此类的知识不仅有益，且在终极层面不可或缺……许多情况下真理更是扑朔迷离(61)。
材料表明，在波氏看来，神秘元素作为深刻影响历史人事荣辱沉浮的特殊力量，理应成为历史写作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趋利避害的意义上有助史学功能的圆满实现。而且，这似乎也暗示《历史》当初即对单纯人力探究缺乏足够信心。事实上，随着“道德史观”意向逐渐显明，预示着它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读史视角，且能通过与其他元素并论孕育更深层次的历史意识。
四 道德史观：历史解释双重理路中的隐含主线
行文至此，亟须回答的问题是：古希腊史观的主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深度制约了史学目的?一言以蔽之，即在政治伦理视域下强调道德对历史的深重影响。有学者强调西方古典史学“较早地赋予了更高的目的，特别是用以推进道德伦理与爱国主义”，可谓一语中的。而且这从根本上解释了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即古希腊史家为何普遍以重大战事为核心题材(62)。如在修昔底德那里，战争堪称最紧张而特殊的政治形态(“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就致使“一切都毁灭了”的伯战而言，它涤荡道德的能量前所未有。典型实例是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特别是力主停战议和的尼西阿斯兵败惨死：“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他是最不应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因为他是终身致力于道德的研究和实践的。”总之，“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鉴于此，希罗多德探明战争原因本身显然是对其野蛮残酷性极具政治伦理意味的强力批判：“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更重要的是，揭橥政治事务伦理内涵进而成为撰史目的。如希氏通过强调神意作为始终在场的惩戒性力量，神谕言曰，“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奉劝世人行事虔敬节制而施行公义(63)。而他热衷比较希腊、西亚、北非诸族文化心理是非优劣等，正是意在表彰并希冀继续维系希腊城邦体制下的公民美德。
继希、修氏以后，希腊史学着意于“清晰展现道德垂范并使之成为撰史的首要焦点”(64)。波利比乌斯亦不例外，突出体现在强调另有“深意”制约罗马兴亡。实际上，着笔之初很大程度上他已意识到人类历史变革中的道德力量(65)。不妨摘引政体、心性与天命论中的数例，以资说明：
既然不易准确叙述旷日持久的任何战事，抑或展现双方大规模的广泛筹备、连续活动、争斗以及命运剧变的任何战事。其间两个国家道德尚未沦丧，机缘中庸节制，力量旗鼓相当……能够形成一种关于各国禀赋的更好评判(66)。
复次，罗马关于获取财富的律法与习俗优于迦太基(67)。
依我之见，罗马国家首要优异的特质是他们的宗教虔诚。我以为正是这一点……维系了罗马统一。此类事物堂而皇之地进入公私生活，别无他物凌驾其上……但因人性易变无常，充斥非法欲望、肆意冲动和狂暴愤怒，俗众需要……节制。由是在下认为，古人于众生中引入有关神灵和地狱苦痛的观念并非草率、偶然之举，现代人摒弃它们却是鲁莽、愚昧至极。致使在希腊人中……公务人员……无法维系其信仰；而罗马……履行了虔敬(68)。
显然，在波氏看来，罗马创设优异政体的首要前提是政治伦理高于周边诸族!《历史》实则大量关涉国族良俗优法的比较，强调它们“可取抑或相反”关键是能否确保“民众私生活正当有序，国家整体特质温良公义”。而鉴于“宗教虔诚”至关重要，这似乎也契合了希、修对天意与人性的侧重。更重要的是，“尚未沦丧”寓意全书篇末将以道德视角解读罗马败落。特别是第三则引文，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突出体现在如就“混融政体论”而言，鉴于它主要是基于政治学层面考论“罗马崛起”，其中涵括的所谓“循环史观”显然也根本无法如实地描述罗马国族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另一方面，上述史论还折射了与早期希腊史家的一脉相承。突出体现在所谓“宗教虔敬”等皆有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而“天命论”往往匮乏哲学深度——直至罗马时代基督教会史家宣扬“神意史观”方才成为可能。当然就差异性而言，希、修等人的相关论说大多是与天命论等紧密相关而呈现出一种更为“胶着”的理论形态；相形之下，波氏倾向于将其视为理性史观元素的一部分并在政体论中予以探究。
不仅是国族兴亡，个人成败同样源于道德品性。典型实例是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荣辱沉浮：
没有哪位先前君王兼有成为一名好或坏统治者更多的禀赋……他的好禀赋与生俱来，劣性则随年龄与日俱增……向读者表达在下有关君王以及其他大人物的立场观点(69)。
材料表明对波氏而言，道德修为影响人事得失并最终受制于心性善恶。事实上，他在论载亚拉图斯、希罗尼穆斯、希洛王、腓力二世、汉尼拔、西庇阿、斐洛波门、阿迦托克勒斯、狄奥尼修斯、哈米尔卡、托勒密等“大人物”史事中，竭力强调道德评判：“或难寻觅恰当语词形容他们的勇敢、勤勉与全部美德”，或盛赞英雄主义的功败垂成而谴责卑劣可耻的苟安偷生。具体说来，
我们确实应当引领读者关注这类人物的丰功伟绩，有所触及命运的兴衰荣辱与人事的变幻无常，通常在如实直书之上附加启迪性的教谕(70)。
材料表明，波氏关注史上大人物作为，其深层体现是彰显史学“惩恶扬善”的道德目的：即从前代人的成功或失败中，探究关于国家、个人值得褒扬或指摘的“正确判断”。倘如是，或可认为《历史》因果解释奉行了并行不悖的双重进路：鉴于政体说、心性论不足受用而引入命运元素，隐含的主线则是道德意趣并大大增进了其史观的复杂性。
随着《历史》叙事的深入展开，波利比乌斯越发着意于此乃至滋生所谓“道德史观”。而晚年目睹罗马统治危机渐趋暴露，特别是恰逢揭开共和后期大规模社会斗争序幕的两大标志性事件——西西里奴隶起义与格拉古兄弟改革(71)，更进一步强力凸显了这一点。在波氏看来，
道德沦丧而玩物丧志……显然是共和国堕落的表征。首先是因他们认为马其顿败落后其世界统治无可置疑，其次是马其顿财富输往罗马后国家与个人拥有大量资财(72)。
显然波氏意识到危机本质乃是道德危机，并尝试探究了两大相关论题：一方面就其直接表征及深重影响而言，公民阶层普遍腐化堕落并引发了国内激烈的社会斗争，对外政策日益显露霸权本质并引发了被征服者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就其根源而言，则是霸权地位确立后民族心性变得浮躁横暴，财富增进更为骄奢淫逸提供了直接的物质保障。推而广之，希罗多德论载希波战争期间的波斯帝国，特别是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抑或是色诺芬《希腊史》论载伯战后斯巴达霸权与曼提尼亚战争后底比斯霸权，其间史观立意又何尝不是如此——道德严重腐蚀基础上的内忧外患预示着当事方终将走向毁灭!
波利比乌斯叙事中史观领域的上述变化，集中表现在《历史》结构编排的显著变更。众所周知，波氏原定通过30卷本篇幅阐明“罗马因何崛起”。为探究罗马衰亡的深层机理，而后追叙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46年间历史。其间，对罗马政制的顶礼膜拜，逐渐让位于深沉痛彻的历史反思，特别是敏锐地注意到了罗马社会道德生活的急剧变化。事实上，他认为早在公元前200年代罗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操守即已明显失范。突出体现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统帅弗拉米尼努斯的违规行径。波氏尝试发掘隐于其中的深厚历史内涵，并以此为例指出：
若是论及先前时代，我将确信整体上所有罗马人中没有谁会如此行事；吾意是指他们海外扩张前的时代，期间他们恪守理论与实践(73)。
倘如是，则如前所述，他进而将最终确立罗马地中海世界霸权地位的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视为其衰变的标志性历史起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波氏基于道德立场诠释罗马衰亡本身，同样也是其史观随着《历史》叙事展开而逐渐由浅入深的必然产物(74)。突出体现在如第6卷“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论述”中，仅是通过杂糅“人性恶”与“政体循环”等在理论层面推断公元前146年后共和国的衰微。而待到罗马统治大厦真正殒命，则迫使波氏必须另寻其他更为紧要的因果关联以期直面现实。倘如是，则似乎可以说，《历史》后10卷虽为补充且容量不大，但对深入理解波氏史观演进却至关重要——何况，皆是其亲身参与或耳闻目睹的历史内容。
在上述意义上，波氏史观深处滋生了浓烈的消极宿命意识。究其原因主要为两点，一是政治伦理视角下的人性缺陷，使得历史发展的道德基石无以为继，二是罗马事业竟难永葆青春直接孕育并强化了论史的命定色彩(75)。兹摘《历史》卷1、29、38中三则相关论断，以资说明：
若将罗马统治与过去曾构成史家首要主题的著名帝国展开比较，我所论时代的壮观场景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与庄重恢弘……波斯人拥有广袤统治……拉凯戴蒙人长期角逐希腊霸权……马其顿人欧罗巴统治扩展……但罗马人拥有一个较之先前无限庞大，将来也无可匹敌的帝国(76)。
无需观照经年抑或数代，仅晚近50年即可领略命运的残酷。试问有谁能意识到……我们时代波斯人的名号将会彻底溃灭——他们曾是几乎整个世界的主宰，而先前鲜为人知的马其顿人现为主人?但命运从不始终如一，总是通过意外战胜谋算；通过挫败人意展现权能，如今也将通过奉赠马其顿人全部波斯财富……不过将之寄存其手，直到她决计翻云覆雨(77)。
当西庇阿目睹城池彻底崩塌而垂死挣扎……凝思良久后他意识到所有城邦、族群和权能之士，必将如同芸芸众生而遭逢应有命数……煊赫一时的亚述、米底与波斯帝国遭逢，荣耀如此切近的马其顿亦难逃厄运(78)。
材料一表明，《历史》开篇尽管宣扬“循环史观”，但对罗马伟业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整体上仍持乐观期许；材料二表明，《历史》前30卷结尾时竟倾向于认为是命运毁灭了波斯、马其顿帝国，随着政体优劣及循环史论消退则预示日后罗马势必在劫难逃。前述曾在第3卷6章中以腓力父子攻灭波斯为例界定“人事关联”；材料三更是独具匠心地通过插曲性论载标志罗马霸业即将实现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强调统帅西庇阿“在功成时刻对命运易变铭记在心”，并“预感有朝一日同样厄运将会降临我的祖国”，堪称“最具政治家风范且深谋远虑的识见”。临近全书结尾的第39卷第8章，史家因感念世事无常而再度叹曰：“命运是多么地易于妒忌人类，特别是在我们自认人生已功德圆满的情势下，她是多么地偏好展示权能。”(79)
综上所述，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总结和发展，更是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的桥梁。波利比乌斯置身于希腊化时代中叶且希腊世界行将完全臣服于罗马的历史关头，其撰史实践无疑具有非常独特而繁复的史学内涵。突出体现在系统总结了希腊城邦与前期希腊化时代的史学遗产，并在史观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精辟阐述。
波氏通过多组命题反思历史变革，表明其认识到了研究客体的复杂性，而诸史观范畴自身的瑕疵及分歧，则暴露了主观认知的某些局限性。事实上，古代世界所谓史学通常是指政治军事性质的现当代史写作，功利而狭促的意趣、视野，往往使得无法完全理性地鉴往知来(80)。这不仅仅导致书写者往往由于轻忽诸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要素而严重歪曲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而且意味着即使是对“政治史”本身的解读也往往难免或有“单薄”之嫌。典型实例是关于罗马究竟是否是在有预谋有计划地挥兵东进，《历史》卷首强调认为：
鉴于汉尼拔战争中迦太基落败，罗马人觉得在其全球扩张计划中至关重要的步骤现已实现，开始敢于伸开双手攫取其余部分并兵临希腊和亚洲大陆(81)。
问题是，若将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人的历史，置于同期希腊世界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予以探究，没有证据表明前者竭力要将霸权扩张至东地中海。须知当季罗马的主要精力是迫在眉睫的北意大利、南部高卢、西班牙与迦太基，同时竭力避免长时期大范围地陷身亚得里亚海以东事务——“罗马关于希腊的政策立场缺乏连续性或系统的规划”(82)。波氏误读罗马的东方政策及其战略意图，对《历史》的结构编排影响深重，突出体现在主要基于如是“心性论”立场连篇累牍于相关史事。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显然未能明晰地正面回答其中的关键问题：究竟是哪些主客观原因或条件逐渐诱发、增强了罗马干预的能量，直至最终掌控了希腊世界?
不仅如此，西方古典史家笔下频现所谓“命运观”，显然很难完全归咎于书写者史识匮乏、宗教观所致，或从侧面也暴露出“政治化”视角无法完整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兴亡的固有缺陷。特别是当史家身处或描述国族“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宿命意识通常随着叙事展开越发浓烈。如就波氏命运观而论，应当也是希腊世界行将败亡的现实写照——在急剧变革动荡而个人安身立命无所适从的希腊化时代，希腊—近东民族文化混融背景下的希腊命运观、巴比伦占星术与埃及命运神崇拜等相互应和而大行其道，无不预示着基督教未来的胜利(83)。
另需指出的是，古人论史通常也很难超脱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束缚与制约。突出体现在本案中，波氏似乎有意回避了离世前夕大约30年间的史事——社会斗争风起云涌之际，恰为政治史写作提供了适宜题材且易于原因探究，身为异邦人的他，在小西庇阿等庇护人亡故情势下，岂敢轻易涉猎多事之秋的罗马?诚如波氏含蓄指摘罗马人非分行径时所示，“而在当下，我则不敢冒险就此深入阐述”(84)。毋庸置疑，相关疏漏实乃堪称政治军事史写作典范的《历史》的重大缺憾。凡此种种，某种程度上或许也解释了日后希腊史家们为何更愿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解读罗马崛起及其对希腊世界的现实影响(85)。
在上述意义上，拙文存在诸多尚待发掘与完善之处。毋庸置疑，研究波氏这样一位西方古典史学史上重量级人物的历史思想难度很大；而《历史》本身的严重散佚，也使得意欲详尽厘清其史观的构建脉络绝非易事。譬如，若就波氏政体论生成背景而言，似乎也暗示不应仅局限于史观层面的认知。须知公元前2世纪前后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学习借鉴亦是硕果累累，以至于波氏作为人质居留罗马期间仿若置身于其所熟知的希腊本土。故此，或可理解他为何要以并且能以希腊城邦体制长期实践过程中孕育的政治学说解读罗马崛起。譬如囿于外语水平所限，不同时代希腊史家关于所谓“命运”的具体指称及其历史语境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抑或是他们与拉丁史家笔下相关术语表达之间存在怎样的异同。又如文章引证过于烦琐，关于《历史》文本的某些阐述或有过度演绎之嫌；结构编排表明对历史解释四元素的内在关联有所探究，即强调相辅相成而彼此呼应，但关于主次轻重则缺少深度的讨论；对于城邦时代末期、希腊化时代前期代表史家及滥觞阶段罗马民族史学的历史理论缺乏必要的对比研究，而单纯比较希、修等早期希腊史家，并不足以通观性地考论西方史学史观领域的流变动向。更重要的是，波氏博大精深的历史思想，也绝非拙文所能涵盖、辨明。突出体现为其另一核心命题即整体史观，分别在历史观与史学观层面具有怎样的内涵；倘若罗马人是波氏史观中的典范演员，《历史》是否堪称一部悲喜交集的民族传记，等等。囿于篇幅，兹不赘述。
附记：拙文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发表之际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6页；〔美〕彼得·伯克著，王晴佳译：《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页。
③〔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
④拙文引述依据W.R.帕顿(W.R.Paton)波利比乌斯《历史》(Polybius，The Histories)译出，剑桥1922～1927年版“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⑤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34、136页。
⑥据笔者所见，晚近相关专题性研究较少且多缺乏通观考论。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易宁：《论波利比乌的“命运”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隋竹丽：《波利比阿〈通史〉中的历史观》，《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易宁：《论波利比乌的“政体循环”说》，《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易宁：《论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历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易宁：《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郝彤：《波利比乌斯混合政体理论之局限》，《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欧美学者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波氏“实用主义”、“普世主义”等论题，关于“命运观”等则失之偏颇，参阅沃尔特·席格弗里德：《波利比奥斯历史哲学研究》(Walter Siegfried，Studien sur Geschichtlichen Anschauung des Polybios)，莱比锡：特布纳出版社1928年版。关于国外学者的更多其他主要研究成果，下文注释中将有所标明。
⑦波氏《历史》中关于希、修等史家的论断屈指可数，并且多为插叙性质而未能在史学层面予以具体展开。有论者甚或据此认为他从未读过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参阅保罗·彼得希：《波利比的史学方法》(Paul Pédech，La Méthode Historique de Polybe)，巴黎：美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421页等相关论述。
⑧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第212、504、379、518、31、231～234页等相关论载。比较参阅肯尼斯·H.瓦特斯：《希罗多德论僭主与专制君主：客观性的研究》(Kenneth H.Waters，Herodotos on Tyrants and Despots：A Study in Objectivity)，威斯巴登：弗兰茨·施坦纳出版社1971年版。
⑨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6、147、153、351、486、498、508～509、518～519、637、681页等相关论载。比较参阅A.杰弗里·伍德西德：《修昔底德论权力本相》(A.Geoffrey Woodhead，Thucydides on the Nature of Power)，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⑩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93页。
(11)参阅库尔特·冯·弗里茨：《古代混融政体说：波利比乌斯政治思想论析》(Kurt Von Fritz，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lybius' s Political Idea)，纽约：艾耶出版公司1954年版；克莱格·B.查姆比昂：《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文化政治学》(Craige B.Champion，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 s Histories)，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部分(Part III：“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12)参阅保罗·彼得希：《波利比的史学方法》，第312～317页及第六章相关论述。
(13)F.W.沃尔班克：《波利比乌斯》(F.W.Walbank，Polybius)，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56页。
(1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1页；第1卷，第175页；第3卷，第295～297页。
(1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89页。
(1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95、277页；第1卷，第175页；第3卷，第269页；第6卷，第453页。
(17)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75～377页；第3卷，第293页；第3卷，第367～369页；第1卷，第175页。参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卷2(“政治较为修明的现世各城邦”)、卷3(“论政体及其类别”)、卷4(“现实政体的类别”)等相关论载。
(18)切斯特·G.斯塔尔：《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Chester G.Starr，The Awakening of the Greek Historical Spirit)，纽约：诺弗出版社1968年版，第57～77页。
(19)阿纳尔多·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20)W.登·波尔：《修昔底德论希腊进步》(W.den Boer，Progress in the Greece of Thucydides)，阿姆斯特丹：北方荷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55页。
(21)比较参阅G.W.特鲁姆弗：《西方思想中的循环史论：从古代至宗教改革》(G.W.Trompf，Idea of Historical Recurrence in Western Thought：From Antiquity to the Reformation)，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章(Chapter I：“The Polybian Anacyclosis”)、第二章(Chapter II：“The Polybius and the Elementary Models of Recurrence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等相关论述。
(22)希罗多德：《历史》，第489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71页。
(23)比较参阅弗吉尼亚·J.汉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与进程》(Virginia J.Hunter，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彼得·R.庞西：《战争的必然性：修昔底德悲观主义研究》(Peter R.Pouncey，The Necessities of War：A Study of Thucydides Pessm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3页；第2卷，第293页。
(25)〔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等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3页。
(26)〔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307页。
(27)希罗多德：《历史》，第484页；参阅第7、36、419、463、472页等相关论载。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62、344、269页；参阅第20、23～71、82、92、170、240、268、493、698、702页等相关论载。
(29)显然对修氏而言，伯战作为人性悲剧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参阅戴维·格林：《人类狂妄：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David Grene，Man in His Pride：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55、64页。另外，关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修氏作为“心理史学之父”的深重影响，比较参阅克劳斯·魏道尔：《修昔底德与希波克拉底论著》(Klaus Weidauer，Thukydides und die Hippokratischen Schriften)，海德堡：卡·文特出版社1954年版；希波克拉底著，赵洪钧等译：《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215页。
(30)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488～489、169～170、75～76、53～70、125～126、213、234、711页，比较参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4、96～110、138、163、582、617～618、620～623、637～638、710～712页等相关论载。在此意义上，有论者尝试“系统展示当时希腊诸邦间所体现的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参阅彼得·J.弗里斯：《修昔底德与两极化政治》(Peter J.Fliess，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巴顿鲁吉：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前言”，第7页。另有论者指出修昔底德通过关注民族内部心理学而将伯战视作一元化希腊世界同室操戈的病理性“瘀滞”，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参阅乔纳森·J.普利斯：《修昔底德与内战》(Jonathan J.Price，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第74页。
(32)(3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69～371、397～399页。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五中以“一般的心理状态”、“革命者的企图”、“事变发生的动机”及11种事例为中心，阐述政体变更的“一般原因”；论及“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各别原因”，指出雅典等共和政体“常常积渐而归败坏”，“一切政体”皆有可能因内忧外患而倾覆。
(3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7页。
(36)(37)(3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21、15～19、25页。
(39)有论者探究了波氏有关大人物心理动机的分析，如腓力五世之子珀尔修斯的负面形象更多是因描绘其消极性格的影响而非源于偏见所致。参阅保罗·彼得希：《波利比的史学方法》，第四章相关论述。
(40)(41)(4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4卷，第51～53、53～55、103页。
(4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1页。
(4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93页。
(4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465页。
(46)A.E.瓦德曼：《希腊史学中的神话》(A.E.Wardman，“Myth in Greek Historiography”)，《历史学：古代史学刊》(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第9卷，第4期，1960年，第403页；比较参阅切斯特·G.斯塔尔：《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第80页相关论述。
(47)希罗多德：《历史》，第412、470～471页，参阅第582页等相关论载。学界因希氏鼓吹天命神意而认为其在希腊史家中属于异数，参阅查尔斯·威廉·弗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学的实相》(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抑或体现了虔诚宗教信仰而并无实质性的史观内涵，参阅T.J.卢斯：《希腊历史学家》(T.J.Luce，The Greek Historians)，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更有论者认为希罗多德“宗教化的情愫与阐释，必须要与整体上其对人类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的理性立场区别开来”，参阅本雅明·希姆莱：《希罗多德笔下的政治与信仰》(Binyamin Shimron，Politics 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图加特：弗兰茨·斯坦纳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在我们看来，上述论断显然严重低估了宗教信仰在希氏史观中的地位——必须强调“波斯战争的宗教背景”，参阅琼·D.米卡尔森：《希罗多德与波斯战争中的宗教信仰》(Jon.D.Mikalson，Herodotus and Religion in the Persian Wars)，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比较参阅托马斯·哈里森：《神意与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信仰》(Thomas 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7、130页。
(4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21页，参阅第26、63、68、111、125、135、141、156、273～274、284、295、311、334、342～344、424、441、600、618、653、719页等相关论载。另有论者认为修氏未将命运视作客观的历史力量，而是“出人意料性的力量”——即承认它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但将其从“原因探究”中摒除，参阅罗威尔·埃德蒙兹：《修昔底德笔下的时运与智能》(Lowell Edmunds，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
(5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139～141页；第4卷，第551页。
(51)参阅F.W.沃尔班克：《波利比乌斯》，第32～65页(Chapter 2：“Historical Traditions”)，保罗·彼得希：《波利比〈历史〉：卷一》(Paul Pédech，Polybe Histories(Livre I))，巴黎：美文出版社1969年版，“前言”，第24页；抑或认为他因人事大多失当而强调神意决定历史，参阅沃尔特·席格弗里德：《波利比奥斯历史哲学研究》，第88页相关论述。
(52)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383～387页。
(53)比较参阅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83～387页以“马其顿战争”为中心探究人事与天命等论载。
(54)(59)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9～11、3页。
(55)(5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1、449页。
(57)(5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3～5、13页。
(6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29页。
(61)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71～73页。
(62)查尔斯·威廉·弗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学的实相》，第105页；参阅J.寇博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论战争》(J.Cobet，“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on War”)，载I.S.摩西昂、J.D.施玛特、A.J.伍德曼合编：《过去的观念：希腊、罗马历史写作研究》(I.S.Moxon，J.D.Smart，and A.J.Woodman，eds.，Past Perspectives：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cal Writing)，马萨诸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相关论述。
(6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68、633、160、632、270页；希罗多德：《历史》，第45、473页。有论者强调希、修等人撰史“首要意在载录成功事迹”，参阅戈登·S.施林普顿：《古希腊时代中的历史与记忆》(Gordon S.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蒙特利尔：皇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更多着意于通过双方失误及天灾人祸等题材阐发重大战事的政治伦理意蕴。如希氏在“悲剧模式”上开创了“一种整体的、具有因果关系的、教谕性的历史叙事”，弗莱明·A.J.尼尔森：《历史中的悲剧：希罗多德与申命记范式的史记》(Flemming A.J.Nielsen，The Tragedy in History：Herodotus and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舍菲尔德：舍菲尔德学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61～162页；比较参阅苏珊·O.夏彼罗：《品味苦难：希罗多德笔下的人类智慧》(Susan O.Shapiro，“Learning through Suffering：Human Wisdom in Herodotus”)，载《古典学刊》(The Classical Journal)，第89卷，第4期，1994年4-5月号，第349～355页。关于修昔底德笔下战争、堕落、衰变等历史论题的道德内涵，参阅克利福德·奥温：《修昔底德的人道》(Clifford Orwin，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4)弗朗西斯·鲍威尔：《鉴往：四世纪散文中历史的教谕功用》(Frances Pownall，Lessons from the Past：The Moral Use of History in Fourth-Century Prose)，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该书主要是以色诺芬等古典晚期史家为例展开讨论。
(65)整体而言，波氏撰史的道德内涵长期遭到轻忽。事实上，《历史》叙事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且与其“实用主义”意旨内在一致。F.W.沃尔班克对此有所阐发(如历史经验教训的“道德内涵”、“徘徊挣扎于权宜与道德之间”等)，参阅《波利比乌斯》，第58、84页等相关论述。
(6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3～35页。
(67)(6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93、395～397页。
(69)(7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4卷，第165、553页。
(71)有论者强烈反对F.W.沃尔班克等人的观点(即波氏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信奉者)，相反，波氏继承了“荷马式的处世态度”(即强调“荣耀、崇高与责任”等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参阅阿瑟·M.埃克斯坦：《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道德立场》(Arthur M.Eckstein，Moral Vision in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4～55页等相关论述。但依笔者愚见，轻忽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显然弱化了论题的实际深意。
(72)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13页。
(7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5卷，第163页。
(74)F.W.沃尔班克以《历史》卷31～39为例指出波氏罗马观至此经历了显著变化。但本质上表明了其史观的矛盾性——须知前半部分历史叙事竭力强调罗马堪称“完美无缺”的奇迹般崛起。在此意义上，《历史》存有前后抵牾的两大部分，波氏自身无法调和、掩饰如此庞杂的体系与内容，参阅《波利比乌斯》，第六章(“Polybius and Rome”)相关论述(第157～183页)。有论者指出《历史》最后10卷叙事明显变得模棱两可(较之前文旗帜鲜明的论述)，参阅克莱格·B.查姆比昂：《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文化政治学》，第198～199页。另有论者通过探究《历史》卷30～39的创作时间与环境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其与前面30卷“甚不协调”，参阅米切尔·查恩特：《调适—抵制—融合：波利比乌斯与罗马政治》(Michael Zahrnt，“Anpassung-Widerstand-Integration：Polybius und die R
mische Politik”)，载N.埃尔哈特、L.-M.君特尔合编：《抵制—调适—融合：希腊国族世界与罗马》(N.Ehrhardt，L.-M.Günther，eds.，Widerstand-Anpassung-Integration；Die griechische Staatenwelt und Rom)，威斯巴登：弗兰茨·施坦纳出版社2002年版，第77～102、85页相关论述。依笔者愚见，上述论断显然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波氏史观变动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
(75)F.W.沃尔班克指出，波氏史论“颇有老生常谈的说教意味”(即强调功成名就的强权者务须中庸节制)，参阅《波利比乌斯》，第62、178～183页。但笔者愚见以为，波氏史观绝非就此裹足不前，诚如本段正文所示：道德史观作为前述命题的升华性完善并不意指其史观的圆满完结，相反，悲观宿命意识不仅充溢于《历史》最后10卷，很大程度上更是他晚年尴尬心境的主色调(关于波氏悲观的人性论，参阅阿瑟·M.埃克斯坦：《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道德立场》，第八章相关论述)。
(7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5～7页。
(77)(7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77～79、439页。
(79)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437、453页。
(80)有论者考察了西方“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的历史视野及观念的局限性等，比较参阅格里高利·柯雷恩：《修昔底德与淳朴往昔：政治写实主义的局限》(Gregory Crane，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1)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9页。
(82)埃利希·S.戈鲁恩：《希腊化世界与罗马崛起》(Erich S.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83)若将考论视野下延，我们注意到罗马史学史上的类似意趣：一方面，长期盛行分别对应罗马繁盛与衰败的两种“天命观”；另一方面“3世纪危机”背景下随着基督教的蓬勃发展，相关论说越加系统而提升至宗教学研究的高度，“神意史观”甚或成为传统俗世史写作重要的读史视角。比较参阅J.P.戴维斯：《罗马宗教史：李维、塔西佗与阿米安笔下的神灵》(J.P.Davies，Rome' s Religious History：Livy，Tacitus and Ammianus on Their God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5卷，第163页。
(85)关于罗马崛起、希腊世界衰落背景下希腊史学的所谓“文化史”转向，可参阅P.卡特勒吉、P.加恩熙、E.戈鲁恩合编：《希腊文化的构建：文化、历史与史学领域的探究》(P.Cartledge，P.Garnsey，and E.Gruen eds.，Hellenistic Constructs：Essays in Culture，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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