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荣辱观与国民精神动力的“合目的性”整合——兼论后发现代化国家执政党的一项重要执政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目的性论文,荣辱观论文,执政能力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06）12—0011—04
20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否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对国民精神动力做“合目的性”整合，并取得成功，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高度关注，而且指明了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合目的性”方向，内涵深刻，价值重大。贯彻和落实“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和要求，必将使我国国民精神动力结构更加完善，使我国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更加科学，使我国国民精神动力更加和谐与强大。
一、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国民精神动力整合是一种国家公共管理行为，是国家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挑战，立足于本国公共管理实践而采取的国民精神动力调节或建构行为。它具有应对性功能、主导性功能、凝聚性功能和集中性功能。
国民精神动力需要整合，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原发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的精神动力总是分散的、多元的、有差异的。只有将全社会的精神动力整合起来、凝聚起来、集中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如果一个社会的精神动力完全处于混乱、混沌的无序状态，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无数精彩整合的范例，我国尤其善于国民精神动力整合。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都是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典范。
精神动力整合必须坚持合理性。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合理性，是指国民精神动力整合适应人与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凡适应人与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整合，即为合理性的整合；凡不适应或违背人与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整合，即为不合理性的整合。由于人性具有“二重性”（即“多重的二重性”，如主体性与客体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独立性与依赖性、欲望与理性、情感与理智、主动性与被动性等），使人的精神和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二重性（即“多重的二重性”），经常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之间摇摆。所谓“合目的性”指人的行为合于“以人为本”、“人是目的”的人类文明原则。它要求人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完善、幸福和走向自由，它一般表现为价值“应当”。所谓“合规律性”指人的方法手段合于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它要求人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它一般表现为“是”（即主观和行为符合客观）。五千年来，无论是个人的原发行为，还是群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的原发行为，往往总是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之间摇摆，发生矛盾、冲突、对立和倾斜。经常出现的是“合目的性”的行为不一定“合规律性”，“合规律性”的行为不一定“合目的性”，甚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都不具备，造成人与社会良好秩序的破坏和发展的停滞。因而，社会经常需要做精神动力整合，使“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实现统一（相对性的）。坚持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合理性，就是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实现统一（相对的）的国民精神动力整合。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不能违背的规律。
今天，从全社会来看，中国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基本倾向是需要做“合目的性”整合，即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合理性”表现为“合目的性”。在一定条件下，国民精神动力的状态是具体的，国民精神动力的整合也必须是具体的。在一定条件下，国民精神动力整合的合理性既可能表现为“合目的性”整合，也可能表现为“合规律性”整合，还可能表现为“合目的性”整合与“合规律性”整合结合进行或交互进行。国民精神动力的具体状态是确定国民精神动力整合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陆续出台的重要国策，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环境友好型社会”、“惩治腐败”、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八荣八耻”等，都是在对国民精神动力做坚定的“合目的性”整合。这是必然的、必须的。
第一，从世界现代化的规律看，“二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觉醒，急切实现现代化，形成世界性潮流。此即“后发现代化”。现代化基本是一个由“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础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转变，即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转变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使资源配置更趋合理、调动人的潜能更加充分、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失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价值观念对立、公共管理失范，甚至社会混乱等现象。特别是当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一指标后，社会现代化进入了事端多发的“危险期”。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社会就可能陷入矛盾、冲突、混乱，甚至出现动乱，就会走向现代化目标的反面。这些现象的本质是违背了“以人为本”、“人是目的”的理性原则。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对国民精神动力和制度建构做“合目的性”整合，使国民精神动力全面均衡发展。
第二，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形态理论看，人的发展表现为依次衔接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依附人格”阶段、“独立人格”阶段、“自由人格”阶段。第一阶段为“依附人格”阶段。与“依附人格”对应的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依附人格”的主要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第二阶段是“独立人格”阶段。“独立人格”对应的是工业社会。“独立人格”的主要特征是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但是，又陷入了另一种“依附”关系，即对物的“依附”。第三阶段为“自由人格”阶段。“自由人格”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格”的主要特征是人们彻底摆脱了对人对物的“依附”关系，全面占有属人的本质。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由农耕社会和自然经济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转变，人格处在由“依附人格”向“独立人格”转变过程中。人们对人的“依附”关系逐步淡化，而对物的“依附”关系与日俱增，甚至在有些人那里，金钱和物成为“目的”，而人成为“工具”和“手段”，物有“格”而人无“格”，人的本质发生“异化”。在整个“独立人格”阶段，人的原发的精神动力的基本倾向是对物的“依附”和“依赖”过于严重，脱离“以人为本”和“人是目的”的原则。社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是，坚持“以人为本”和“人是目的”原则，运用“合目的性”整合国民的精神世界，以求得国民精神动力朝“自由人”均衡发展。
第三，从市场经济的特性看，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经济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合理性，它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资源、调动人的生产热情、使物质财富涌流出来，打破对人的“依附”关系，建立使人趋向独立、自由、平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市场）；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充分看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市场经济在“经济的合理性”与“社会的合理性”之间，更突出、更重要的功能是“经济的合理性”。在“经济的合理性”与“社会的合理性”发生冲突时，一般的结果是市场自发地选择了“经济的合理性”，而牺牲“社会的合理性”。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的倾向。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体对资源渴求的基础上的，它使一部分人只要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就可以用牺牲他人的独立、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方法去实现对物的占有。因而，它又是一个自然而然地制造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剥夺人的独立、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经济，使社会脱离“以人为本”和“人是目的”的起码原则。社会和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对市场做“负反馈”，坚持“以人为本”和“人是目的”，抵制“以物为目的”的倾向，不间断地运用“合目的性”整合国民的精神世界，实现国民精神动力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这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长期任务。我国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开始了国民精神动力的“合目的性”整合的必经历程。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否成功地实现对国民精神动力的“合目的性”整合，也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
二、“八荣八耻”与国民精神动力结构的“合目的性”整合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首先是针对目前我国国民精神动力结构状况而言的，是解决目前我国国民精神动力结构的现存问题，优化我国国民精神动力结构的一剂良药，是对国民精神动力结构的“合目的性”整合。这犹似《周易》中所说的“时中”，即“八荣八耻”的提出在时间上“恰当”、“正好”。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国民精神动力结构的发展变化和现状做出科学分析。依据动力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人类的精神动力是有结构的，其基本结构是“三维一体”。“维”在动力人类学中代表“向度”，指人类精神动力的一个方向，或在一个方向下人的一系列精神品质。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精神动力的基本结构是“三维一体”的，即由三个“向度”的精神品质融合为一体构成的。第一维，进取性精神品质。如：勇敢、进取、竞争、冒险、挫折耐力、独立性、果断性、坚持性、自控性等精神品质。第二维，创造性精神品质。如：创造性的心理、创造性的知识结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能力。第三维，协调性精神品质。如：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起码的道德品质。如仁爱、荣辱感、责任感、敬业、诚信、公正、遵守规则、公正等。三个“向度”精神品质应充分均衡发展，并融为一体。三个“向度”精神品质充分均衡发展的精神动力结构为“完全的精神动力结构”；三个“向度”精神品质有的发展有的不发展的精神动力结构为“不完全的精神动力结构”；三个“向度”精神品质有明显缺欠的精神动力结构为“残缺的精神动力结构”。无论个人、群体或国家，三个“向度”精神品质充分均衡发展，必将走向成功和强大；三个“向度”精神品质有明显残缺，必将走向失败和不幸。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看，我国国民精神动力结构是进步了、发展了、丰富了，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未来发展了。具体说，三个“向度”精神品质中，有两个“向度”精神品质取得大幅度进步，有一个“向度”精神品质在徘徊，甚至退步。国民的进取性精神品质大幅度进步了，今天的中国人积极赞美和践行进取性精神品质，而贬斥懦弱。国民的创造性精神品质也大幅度地进步了，今天的中国人积极赞美和践行创造性的精神品质，而贬斥保守。但是国民的协调性精神品质在徘徊，甚至退步了。这表现为，国民的精神本位由“整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倾斜，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今天的中国人更加自私了”。人们对国家资源的“短期行为”普遍增加；早已消失的旧社会弊病，如，卖淫嫖娼、暴力团伙、吸毒贩毒现象又沉渣泛起，权钱交换等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如果国民的协调性精神品质继续徘徊或退步，不仅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而且还会使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有丧失的可能。这方面，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已有前车之鉴。
提倡和落实“八荣八耻”是解决国民协调性精神品质徘徊或退步的重要举措。产生国民协调性精神品质徘徊或退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因是，在认识上长期以来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对核心范畴——“商品意识及人文精神”的关系，缺乏应有的科学认识。人们将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简单化，甚至对立起来，重视和推崇商品意识，忽视和贬低人文精神的价值，造成“商品意识泛滥，人文精神萎缩”、“工具理性泛化，价值理性低落”、“功利性泛滥，超功利性萎缩”的现象，导致国民协调性精神品质徘徊或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项根本性对策就是坚决落实“八荣八耻”导向，对国民精神动力做“合目的性”整合，坚持“以人为本”和“人是目的”，倡导人文精神、价值理性和超功利性的思想与行为，推动和提升国民的协调性精神品质，使国民的进取性、创造性和协调性三个“向度”精神品质均衡、充分发展，并融为一体。
三、“八荣八耻”与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的“合目的性”整合
落实“八荣八耻”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的重要举措。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解决国民精神动力的开发方式问题。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的完善、不足或残缺，将导致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水平的差异，必将造成文明的起伏盛衰和不同的命运。落实“八荣八耻”将提升我们对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的认识，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实现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的“合目的性”整合，使中华民族再度崛起动力充足。
纵观人类文明，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国民精神动力的基本开发方式有三类：“学习变动力”、“竞争压力变动力”、“道德亲合力变动力”。所谓“学习变动力”是指后天学习是人自身精神动力的基本来源。人是世界上唯一未定型的动物。人以外的所有动物都是定型的动物，它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都是由“基因”规定的，一生的历程不过是“基因”程序的自然展开而已。人却不同，人的“基因”只决定了人的某些可能性，而人究竟成为什么，主要决定于后天的学习（“大学习观”的学习）。因而，人又是具有无限性的动物。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对“学习变动力”的认识迅速提高，而且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学习。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共识。所谓“竞争压力变动力”是指通过竞争压力使人产生求生存求发展的动力。人不是绝对主动和积极的动物，而是具有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二重性”的动物。竞争压力是人产生精神动力的一个重要源泉。这是西方文明千百年来开发人潜能的基本方式。所谓“道德亲和力变动力”是指通过道德与善的教化使人产生追求道德与善的动力。人对于道德与善的追求动力存在巨大差异，它可大可小，还可能没有。有的人可以为道德与善的追求而贡献毕生的精力（如谭竹青），可以为之生为之死（如古往今来的英雄模范）。这是人与动物的又一个根本区别。通过道德与善的教化产生精神动力，是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千百年来开发人潜能的基本方式。动力人类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任何文明都应综合运用三类开发人潜能的基本方式，而不能有所偏废。充分综合运用三类开发人潜能基本方式的文明，必将使发展动力十足，而不能充分综合运用三类开发人潜能基本方式的文明，必将使发展动力不足，甚至因此而衰落。这是人类五千年文明史的一条基本的经验和教训。
“八荣八耻”直指国民道德的根本和做人的根本，具有无限的开发人潜能的功效，同时，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开发国民精神动力方式问题的指导方针。中华传统文明的主流是儒家文明，实行“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整体本位”，其开发人潜能的基本方式不是“竞争压力变动力”，而是“道德亲和力变动力”。这曾使中华文明创造了长达2000年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计划经济，其开发人潜能的基本方式也不是“竞争压力变动力”，而是“道德亲和力变动力”。这也使我国因开发人潜能的方式过于单纯而动力不足。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效，就是能够运用“竞争压力变动力”的方式开发人的潜能。改革开放28年的经济奇迹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是，如果单从开发人潜能的方式看，则可以说主要是从观念到体制采用“竞争压力变动力”的结果。这是中华文明在开发国民潜能方式上的巨大进步。但是，遗憾的是，人是有缺欠的动物，往往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错误。改革开放28年来，我们在采用“竞争压力变动力”方式的同时，却有意无意贬低甚至废弃“道德亲和力变动力”这一曾经使中华文明创造辉煌的传统方式，将“道德亲和力变动力”方式与“竞争压力变动力”方式对立起来，否定“道德亲和力变动力”方式。这不仅使发展动力受到限制，而且诱发多种社会弊病，使有些地方和领域的竞争几乎变成违背起码人道的单纯的“生物竞争”。
“八荣八耻”在承认“竞争压力变动力”方式的同时，唤醒中国人对于自己传统开发国民精神动力方式的回忆和重视，进行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的“合目的性”整合，解决“竞争压力变动力”方式与“道德亲和力变动力”方式的结合与融合问题。“道德亲和力变动力”与“竞争压力变动力”相比，是一种更高级、更成熟、具有无限性的开发人潜能的方式。假如只有“竞争压力变动力”的方式，而没有“道德亲和力变动力”的方式，那么，只能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就会变成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实行“丛林法则”，“人对人如狼”，使有的人变成动物，违背“以人为本”和“人是目的”的原则。第二，竞争压力变不成动力。“竞争压力变动力”方式有一个前提——人是有道德义务感、荣誉感和羞耻感的动物。假如人丢失了起码的道德义务感、荣誉感和羞耻感，对他人和社会没有责任感，不知羞耻，那么，竞争压力也会失去功效，这同样违背了“以人为本”和“人是目的”的原则。落实“八荣八耻”，让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心，就能够将“竞争压力变动力”、“道德亲和力变动力”和“学习变动力”融合起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开发国民精神动力的方式系统和模式，超越中国传统的“道德亲和力变动力”方式和西方的“竞争压力变动力”方式，不仅能够科学地解决中国发展动力的突破和创新问题，也为人类解决自身的发展动力问题做出贡献。
四、“八荣八耻”与国民精神动力整合方法的“合目的性”整合
“八荣八耻”给国民精神动力整合方法提供了一个前提——“以人为本”与“合目的性”，即运用符合人性规律的方法去实现国民精神动力的整合，纠正以往某些违背人性规律的国民精神动力整合方法。国民精神动力整合方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含对国民精神动力结构整合的方法，又包含对国民精神动力开发方式整合的方法。本文仅谈其中对道德建设方法的“合目的性”整合。
“八荣八耻”给回顾和分析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否“以人为本”，是否符合人性的规律。多年来，我国的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然而，也存在某些误区，影响道德建设的效果。主要误区有三：第一，道德建设层次误区。重视理想道德建设，忽视基础道德建设，致使基础道德建设明显薄弱。我们兴师动众地开展道德建设几十年，而有些人连做人道德、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起码规范都做不到。人性的内在规律揭示道德建设必须从基础道德开始，只有将基础道德建设做实，才可能建设理想道德。第二，道德建设模式误区。重视“认知教育模式”，忽视“养成教育模式”，致使人们的基础道德行为水平偏低。人们善于说道德，而不善于做道德。对于有的人来说，几乎有多少种基础道德行为就有多少种“不像”——坐不像坐、站不像站、走不像走、说不像说、吃不像吃。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公民没有认真地训练过，这样的道德建设同样违背了人性的规律。第三，道德建设方法误区。道德建设的基本方法有三个：宣传思想教育、法律支撑、行政管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宣传思想教育方法运用得十分充分，对于法律支撑方法已经注意到，而对于行政管理方法则基本未用，甚至不承认行政管理是道德建设的方法。这使我国的道德建设损失很大，许多道德教育理念很好，但是行政管理跟不上，往往是雨过地皮湿。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文明如果不实行严格细密的行政管理就不可能有道德。上述三个道德建设方法误区，本质上都违背了人性的规律，没有按照符合人性规律的方法去进行道德建设，因而，往往事倍功半。
“八荣八耻”给道德建设提供了符合人性规律的方法。“八荣八耻”将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和道德规范凝结在八个“光荣”与八个“可耻”的鲜明对比之中，采用符合人性规律的方法——道德建设从基础做起、以行为习惯的养成为基础和综合运用道德建设方法，对道德建设方法进行“合目的性”整合，必将使我国的道德建设方法摆脱误区，更加科学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