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的特色与趋势——基于2001-2009年CSSCI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分析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关键词论文,趋势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如何根本解决农村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日益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中。(见表1)学界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是农村问题解决的重要理论支撑，其研究成果已成为党和政府制定农村工作政策的重要参考。在此背景下，分析和探讨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概况、重要领域以及特色与趋势，对今后农村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现实价值。
为了深入、科学、客观地分析我国农村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热点话题，本文将依据对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9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论文检索得到的有关数据，通过对相关文献标引的关键词进行分布和聚类分析来考察当前我国农村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特色。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总体状况
从2001-2009年CSSCI农村研究文献中抽取关键词后，基于分布与聚类的考察目的，首先将各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关键词列出，并统计出其在各年研究文献中的标引次数，既做到了对农村研究“最热”关键词分布的概况式考察，也同时看到了农村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分布。表2就是从CSSCI的农村研究文献中抽取的、各年出现频率较高的前30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后面括号中的数字是该词在当年农村研究文献中标引的次数。其次就是将文献中相近或相关的关键词聚类，根据每一类别中各关键词的主要内涵概括该类别所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这种对农村研究的“板块”式考察使我们对农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为了使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既具有针对性又尽可能全面，本文对从CSSCI中抽取的关键词进行了相应的处理：(1)有些类别名称与类中某个关键词重复，如农村经济类别与“农村经济”关键词，这正反映了关键词所体现主题的全面性与针对性；(2)合并了同义(或基本同义)但表述不一样的词汇，如将“城市化”合并到“城镇化”中进行统计，将“农村法律法制建设”、“农村执法立法建设”与“农村法治建设”归为农村法制建设类一并进行统计分析(“农村法治建设”的标引次数在个别年份未在表2中体现，但也计入了农村法制建设类当年的标引总次数中)；(3)每年度选取标引频率最高的30个关键词，对于最后的频率相同者，主要选取了与农村研究领域非常相近的词汇。
表2展示了2001-2009年间我国农村问题研究中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研究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历年农村研究的“最热点”，为了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客观、详实的数据与资料。从表2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农村研究涉及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有些研究领域始终出现在各年的高频关键词中，只不过排序不一样，如“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核心，甚至是核心中的核心，这直接关系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乃至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有些研究领域，9年间的前几年出现在高频关键词中，后面几年就淡出了，如“农民负担”，而有些研究领域则相反，即在9年间的后几年突然出现在高频关键词中，如“新农村”，这多多少少与党和国家农村工作重心的转移或者中央农村政策关注点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9年间，最高频关键词中“农村教育”与“新农村”分别连续占据了4年，而“农村经济”只坐了一年的“第一把交椅”。而且从高频关键词的频次上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源投入到了农村研究中，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与党和国家农村工作与政策的重心联系更加密切，但是在隐约中也似乎可以感觉到一些“热起来”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流行式周期”，如“新农村”突然成为2006年农村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随后3年虽然它也是高频关键词，但频次很明显呈下降趋势。
二、中国农村研究的板块结构
以上是对2001-2009年CSSCI中农村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简要的分布考察，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较为细致的聚类分析，而且通过聚类分析也能从另外的角度反观关键词分布的某些内在逻辑。根据前文所述农村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有关情况，2001-2009年农村问题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大板块：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人口与人力资源、农村土地、农村公共服务，在每一板块下又都有若干数量不等的分支研究领域。以下就是根据关键词标引次数对上述五大板块及其分支研究领域的简要描述与分析。
(一)农村经济
农村经济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表述，因而在本文中，只要是与经济“沾边”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归到了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农村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考察)、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农民收入、税费改革、农民负担、财政转移支付、农村金融以及农村消费等。鉴于部分关键词的相近性，下文会将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与分析。
图1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经济”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2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业产业化”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3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乡镇企业”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1、图2、图3是对“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以及“乡镇企业”三个关键词词频的考察，除“农村经济”词频变化较为平缓且数量基本在100上下波动外，“农业产业化”与“乡镇企业”词频变化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而且数量较“农村经济”显得偏低。对农村经济的研究始终是农村问题研究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宏观的、中观的还是微观的，其重要性在整个农村问题研究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党和政府对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寄希望于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学界对农村经济的研究也是农村问题研究的“最热点”之一。然而从宏观上对农村经济的研究却略呈下降的态势(见图1)，难道对它的研究不热了吗？当然不是，最好的解释就是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考察已越来越“让位”于中观、微观的研究，也就是说对农村经济的某一领域或某些领域的深入或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趋向。至于图2、图3中关于农业产业化与乡镇企业的研究，显然也是农村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以农业产业化与乡镇企业为主题的农村经济研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一路走来”，见证了农业产业化与乡镇企业对中国农村经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研究本身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但是作为农村经济研究的传统领域，它也必须看到农村经济研究中新兴研究领域的兴起与超越，如下面将要谈及的农村金融、农村消费等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也是未来农村经济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过近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迄今为止形成了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以民间资金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然而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却存在着“农村金融边缘化、民间借贷普遍、农村金融风险加剧”①等现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甚至日益显现出其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作用。在这一背景之下，以“农村金融”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文献呈明显的持续增长的趋势，9年来增长了8倍多。(见图4)农村金融在影响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农村经济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与重点。
图4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金融”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5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消费”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末，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席卷“全村”，也让中国人看到了拉动世界人民内需的不可靠性，与其这样不如拉动国内民众的内需，而国内民众内需的重头又在八、九亿农民的手里攥着。拉动内需年年提，但年年效果都不大，反倒是一场金融危机“倒逼”着中国必须名副其实地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要让亿万农民消费，这也就解释了图5中2009年较前一年出现“火箭式”蹿升的原因。要让农民消费，学术界要做的就是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研究为什么要让农民消费、如何让农民消费、农民消费带动了又有哪些利弊等等。要让农民消费，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是，农民手里要有钱。那么，对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又是怎样的一种现状呢？
图6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民收入”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4元增长到2009年的5153.2元，年均增长14.7%，然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也由2001年的5227.2元增加到2009年的12021.5元，年均增加16.2%。农民的收入是在逐年增长，但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也在增加，而且前者的增长同时被后者的增加所抵消。新世纪以来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切实加强农民增收为终极关怀，然而农民收入是在增长但有被抵消之嫌，而且学界对农民收入的研究似乎又不是那么“给力”，图6波动的曲线整体上呈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农民收入如同农村经济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用词，泛泛而谈如何让农民增收起不到任何效果，保障农民增收应该有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本身也就是在研究农民增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加务实了，研究行为就是要提供学理支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然促进农民增收有不同的方式和渠道，下面要谈的就是一种，只不过这种方式或渠道“非常地特别”。
从词面上就可以看出，“税费改革”就是要通过相关的体制改革，让国家从农民手里拿走的钱逐年减少直到不拿，甚至国家还要给农民补贴。也就是说，本来农民收入就不高，国家还要以税费的形式汲取，这种汲取的减少甚至零汲取本身就是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农民再去通过各种方式或渠道创收，收入的逐年增长就是必然的，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则是本文以外的话题，而在本文中提及也是为了映衬即使国家零汲取，农民增收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在此要谈的是图7、图8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农村研究的一大特色，即时效性非常强，这在下文的“新农村”这一关键词的曲线走势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994-2000年是农民负担的膨胀期，2000-2006年则是农民负担逐渐下降甚至趋近于零的阶段。②农民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农民增收缓慢，所以就要减轻甚至消除农民负担，于是也就有了农村税费改革，而现实的发展也是农村税费改革成就了农民负担的几近消除。也就是说，税费改革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从消除负担的角度解决农民增收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就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或渠道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了，所以以“农民负担”与“税费改革”为关键词的相关研究自然而然也就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当然还要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效以及严防农民负担反弹，也就有了后文要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图7 2001-2009 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民负担”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8 2001-2009 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税费改革”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9 2001-2009 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财政转移支付”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正如上文所谈，农村经济研究中需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从图9可以看到，农村研究文献中标引关键词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非常之少。这其中有制度的原因，即国家将农村的组织(村委会)定位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而国家最末端的政权在乡镇一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既然不能将农村村委会作为一级政府，也就谈不上财政转移支付。但与这一概念相关、最近又经常使用的“公共财政”则能够涵盖这方面的内容。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图9所涉及的研究领域需要学界去关注从而拓展农村经济研究的领域，但以什么样的视角去关注还需要一定的学术准备与学术积累。
(二)农村社会
农村社会同样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表述，它不仅包含了社会学研究范畴内的“社会”，也包含了农村社会中“政治性”、“法律性”的内容，如果从学科的角度讲，就是政治社会学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这也体现出了中国农村研究的又一大特色，即学科意义上的综合研究与交叉研究并举，而且这一特色也必将持续地发展下去，成为中国农村研究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村民自治、三农问题(宏观角度的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城镇化或城市化以及农村法制建设等。
图10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村民自治”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村民自治改变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改变了中国农民。中国的亿万农民用自己手里的选票决定着“当家人”的轮换，而且又有着由试行到正式颁布再到修订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驾护航。一段时期，村民自治成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代名词，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希望。在学术研究领域，村民自治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为学者们所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研究队伍的扩大，村民自治已成为了中国农村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成果虽然比不上农村经济研究成果的量大，但少了它，中国农村就是不完整的农村，中国农村研究就是残缺的研究。图10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整体上看，曲线接近平稳，在2006年达到峰值，这与当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有着密切的联系，随后又滑落到2006年以前的水平，虽然从图上看是下降，但属于向常态“回归”。
图11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三农问题”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农业、农村、农民都是内涵量非常大的用词，而将三词合在一起曰“三农”则基本上涵盖了涉农研究的全部范畴，因而以“三农问题”为关键词的研究要么有着全新的视角、全新的分析方法，要么站在很高的层面“居高临下”地宏观研究，除此之外，以“三农问题”为关键词的如此大话题的研究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还不如“沉”到田野，选取一个较小的角度切入，通过调查获取一手资料，扎扎实实地做几篇田野调查报告。图11明显的“倒V线”既是对上述文字较好的诠释，其自身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2003-2004年的上升与当时农民负担较重进而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三农问题③有着密切的联系，而2006年再次攀高并达到峰值同样是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的影响，随后又逐年滑落乃至到2003年以前的水平，说明学界更多地是在做更深入的研究，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同时进行，而不是整体上过于宏观的研究。
图12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新农村”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④2006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入了新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至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了在神州大地的征程，而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究也“铺天盖地”而来。2001-2004年里的农村研究文献标引“新农村”关键词的数量仅为2，2005年一年就升为15，而2006年则爆增至728，随后几年又呈现滑落的态势，但数量还是比较大的。(见图12)这种研究的时效性体现得如此之强，在本文中也就仅此一例。而且其他图中曲线，如果2006年出现猛然上升并在随后几年呈现滑落的情况，基本上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密切的关系。
图13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社区”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14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城镇化”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上世纪末的1999年，民政部在社区服务和城市基层工作基础比较好的26个城区开始了城市社区建设试点，翌年，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就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相比城市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起步较晚。2006年9月，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春风，农村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试点。2007年10月，党的十七报告指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虽然未明确使用“农村社区”这一提法，但“城乡社区”这样的表述已包含了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之意。其实早在2006年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之前，全国已有地区(如江西的部分县市)进行了农村社区的建设与探索，这也就解释了图13中2006年以前多多少少有些标引“农村社区”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伴随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展开，2006-2007年标引“农村社区”为关键词的数量有上升的趋势。而随着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农村社区“未明确提出式的认同与支持”，2008年、2009年的关键词标引量就有了明显的增长。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的组织形式来讲，农村社区这一形式还属新鲜事物，随着今后农村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全面推进，特别是在推进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学界对农村社区的研究也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相比农村社区的研究，农村城镇化或城市化的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存货”的，除2004年与2006年较为突出外，其他年份的关键词标引量基本上较为接近。(见图14)至于2004年与2006年为什么较为突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2004年颁布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方式或渠道之一的农村城镇化也必然成为相关研究的关注重点，而2006年的突出当然也是与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有着必然的联系。
图15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法制建设类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费孝通先生在其经典力作《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精准概括与提炼，更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让“法律下乡”⑤的进程是艰难的与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研究文献中有关农村法制建设的关键词标引量整体上的逐年增长(见图15)，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农村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需要农村社会传统风俗习惯的存在，但更需要以国家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完善的农村法律体系为根本保障。
(三)农村人口与人力资源
从类别名称上看，这一板块就是谈农民的，从人口学、人类学的角度可以是农村人口研究，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可以是农村人力资源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则可以是农村劳动力或农民就业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以是农民工、留守群体等问题的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研究的学科综合性与交叉性。下文就从上述几个方面来考察农村人口与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
图16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人口”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17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劳动力”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18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人力资源开发”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其实农村人口与农村人力资源、农村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学科角度不同而不同的叫法，首先它们的研究对象就不同，后者应该只是前者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包含了从农村儿童到农村老人全部年龄段的人群，重要的是农村人力资源将农村人口中的一部分当作了一种资本——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资本。从图16、17、18可以看出，如果从数量上看，有关农村人口与农村劳动力的研究有着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对后者的研究，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其他国家不可能具有的人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充当了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何让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不仅仅是党和政府案桌上的一道难题，更为学术界急国家之所急提供了充裕机会。而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研究农村人口在图18中很明显地体现出了“补课式”地增长，即从较少的研究到研究的兴起、发展，再到作为一种范式去分析农村劳动力，既见证了中国农村研究的成长，又丰富了农村问题的研究，而且更多地是一种新理念、新的分析范式的引入。
图19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民就业”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20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民工”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发挥它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向非农产业是唯一的途径，勿容置疑其流向地只能是城镇或城市。农民背井离乡到城镇或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在有了“农民工”的称呼的同时，也带来了(再)就业问题。从图19、20可以看出，有关农民就业的研究较之对农民工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毕竟农民工只是农民就业问题中的一部分，农民就业问题还涉及到了农民就业前的培训、政府在农民就业问题上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等内容，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的空间扩展，原来城郊的农民“被市民化”现象日益增多，如何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为党和政府所高度重视。早在200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或城市，以及上述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2006年上半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⑥《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而有关农民就业研究的变化在图19中也体现了出来，整体上看虽然是一种增长的趋势，但中间的波动也是不小的。上述两个文件发布在2003年与2006年，但2004年与2007年的增长幅度却高于2003年与2006年的增长幅度。而前面提到的农村研究的时效性在此就略微打了折扣，这说明时效性的应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延续性。在图20中，在上述2003年那个通知出来之前的两年，有关农民工的研究可以说是空白，通知颁布的当年就有了相关研究文献，随后呈现增长，到了2006年，除了上述的通知外，早于通知发布的年初还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此意见可以看作是近年来有关农民工一系列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因而这一年有关农民工的研究增长了一倍多，时效性研究体现得非常明显，随后一年出现滑落，但2008-2009年再次增长，而且从量上看2009年再次增长后已超越了2006年的水平，说明时效性与延续性并存。
图21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留守群体”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农村人口中除了能向外流动的，留下来的农民就有了“留守群体”的称谓，之所以留守群体为政府、社会以及学界所关注，是因为它们的出现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留守群体的构成使得它们又有了“昵称”：“389961部队”，即留守群体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妇女、老人及儿童，每一组成部分都有着各自对应的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留守妇女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在外男农民工的个人生活问题，留守老人存在着养老问题，留守儿童存在着教育、监护问题，特别是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流动出去的都去建设城市了，虽然打工挣的钱很大部分寄了回来，但是新农村建设毕竟需要大量的本地人力，等等。这些都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而且从理论上分析，有了流动也就有了留守，但问题就在于流动出去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人力资源，留守的是除了人力资源的农村人口。以上问题随着大量进城农民工的出现而出现，对于它的研究也正如图21所示，是一个从零到关注度逐年增加的话题，只要进城的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将仍生活在农村的亲人接进城里过稳定的生活，那么农村的留守群体必将与流动的农民工共存，而对于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必将持续下去。
图22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移民安置”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从量上看，有关移民安置的农村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少的，虽然图22中的曲线显得波动较大，但每年都在10以内浮动，这与移民安置问题的性质不无关系。中国人最不想要的生活就是背井离乡，祖祖辈辈住在某一个地方，谁也不愿意无缘无故地搬走。然而，当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重大工程“三峡”电站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等带来的移民问题。当然还有生态移民等其他性质的移民，但上述因重大工程建设所致的移民则占多数，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主要是在部分区域存在(移出地与移入地)，因而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数量上不会很大，但也不会没人去关注。相比上述一些现实性问题，有关移民安置问题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仍处于探索阶段。
(四)农村土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虽然当前由于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耕地抛荒现象增多，但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是无法撼动的，虽然农民只有使用权和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⑦学界对于农村土地的研究始终是一块重点和热点领域，特别是土地产权问题，虽然宪法有明确的规定，但学界也不乏探讨与争论，而规模化经营要求土地的适当集中与土地承包不利于集中以及农民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耕地抛荒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流转试点工作带来的土地产权的讨论，成为当前农村土地研究的重要内容。
图23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土地产权”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24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土地流转”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25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土地承包”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有关农村土地研究的文献从量上看是比较多的，并且整体上处于逐年增长的态势，特别是近年来中央土地政策的微调，让农民通过土地获得更大的收益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使得农村土地研究进一步升温。其实早在2002年8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就用一节共12条的内容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内容。⑧2005年，农业部又以部令形式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⑨，虽然在当时引发了学界热议，但从用语表达上看，还只是重复6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表达。这样看来，图24中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数量变化基本上可以得到解释了，2007年以前，2002与2005两年的研究量是最多的，到2007年数量突破20后2008年小幅增长，而2009年增长了一倍多，中央文件对某一做法的强调、肯定或支持，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至于有关土地产权的研究，从图23可以看出，2006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2006年以前的研究量都是在20左右浮动，2006年(含)以后则在40上下浮动，学界也是寄希望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中央对农村土地产权有一定的松动，很明显，2007年年初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推动了农村土地产权的讨论，使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讨论在2006年大幅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小幅增长，而2008年、2009年的小幅回落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央全会对土地流转的肯定与支持，以及中央农村土地政策不会因物权法的出台而有大的变动，使学界转而开始重点讨论土地流转问题。而有关土地承包的研究，从图25中可以看出，经过两次触底后到2009年恢复到了2001年的研究水平并略有增长，这样的“U”型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年来因人口流动、土地流转、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土地承包本身的不规范运行等因素造成土地承包问题凸显而引发学界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关注。
(五)农村公共服务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在充分考虑各种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为维持本国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农村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需提供的公共服务。从政府公共管理实践来说，各级政府要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界定、确定供给标准和供给方式以及选择供给者。⑩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村文化体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表2中涉及到的此类关键词也主要是上述几个方面，因此本部分也就从这几个方面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主要分支领域的研究。
图26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公共产品”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并从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农村扶贫开发、农村防灾减灾能力以及农村社会管理等八个方面予以阐述与部署。虽然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依旧是中央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但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繁荣农村经济的必要条件，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发展。(11)而学界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从总量上看从2001年到9年间的最高值，增长了5倍多，虽然近几年有小幅下滑，但每年的数量还是非常高的，较多的学术资源投入到了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研究力量开始去关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某一方面，这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更是研究细化与分工的必然要求与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界在探讨农村公共服务时，同时还使用了农村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见图26)那么，在使用上这两个词有区别吗？有学者指出，“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并列使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时候能够明确地令人信服地区分和定义这两个概念。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列使用是一种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错误。这样做无助于理解和解决问题，而只是表现出在基本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实际上，根据各种相关理论，当谈到公共产品时，其中是包含了公共服务的；而谈到公共服务时，其中也是包含了公共产品的。”(12)同时有学者也给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从‘效率’、‘公平’及‘公共事务’等角度进行分析，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两者存在区别，将其并列使用并不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错误”(13)。由此可以看出，基础理论中的两个概念究竟有无区别还没有弄清楚，对应用研究而言是致命的缺陷，这多少也反映出中国农村研究的现状，即基础理论研究还较为缺乏，更多的是滞后式的政策与应用研究。这也为今后的农村研究提了个醒，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可跨越的，这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规律”。
图27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教育”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28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农村医疗”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29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文化体育”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30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社会保障”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图27—30是农村公共服务研究领域中提及最多的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分支领域研究文献标引相应关键词的数量变化。四图整体上看，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而且也都存在小幅波动甚至下滑。从学者研究的角度看，数量上的整体增长反映的是国家相关政策的倾斜，即越来越关注农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也就是我们当前经常见诸报端的“民生”；而四个图中各自的波动甚至下滑则说明了中央对农村社会各领域的重视与政策倾斜采取的是“都要解决，但要一件件解决”的推进模式。这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可窥一斑：“着力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14)在农村教育方面，工作重点是要促进城乡均衡发展以及提高农村教师素质；在农村医疗方面，已经要全面推进新农合建设并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在农村文化方面，则是考虑如何着力丰富；而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还是在探索，到了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是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15)这样就可以看出上面四个图各自的波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走势——与现实政策倾向的相关性了，即通过农村社会各领域的相继发展，不断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靠近以至最终实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8年(2004-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关注点投到了三农问题，其中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16)。农业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农田水利水电建设，还涉及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平台的硬件建设，其建设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图31中，2006年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随后有所回落，但到2008年再次出现增长，并达到9年中的最高值，随后再次回落，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以及上述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可以说是对上述变化的最好解释。
图31 2001-2009年CSSCI收录的中国农村研究论文中“基础设施”关键词数量变化图
三、中国农村研究的特点及今后可能的研究走向
以上就是对2001-2009年CSSCI中的农村研究文献所标引的关键词分布与聚类的分析，上述关键词既涉及农村现实发展中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农村研究的各个方面，通过上述关键词的分布及数量上的变化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看出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特点，并据以研判或预测今后中国农村研究的可能趋势。这9年间中国农村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首先，中国农村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与现实针对性，即“政策导向式”研究味道浓重。也就是说当年中央的农村政策关注点为农村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导航”，而且导航效果非常明显，影响也是全方面的。上文提到最多的就是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空间上看，它影响了随后几年农村研究的各个领域，从时间上看，其影响是延续性的，更是持久性的，学界的农村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跳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大的背景与分析前提。
其次，学界的涉农研究是全方位的，农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都在农村研究的范围之内。上文将关键词分了五个方面，如果再笼统分类的话，就可以分成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两大部分。把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这是中央农村政策的明确表态，但是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更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生在农村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学界的农村研究也呈现出农村经济研究与农村社会研究并重，更加突出农村社会研究，着力解决农村民生问题的特点与倾向。无论是农村经济研究还是农村社会研究，其最终目标都是与中央农村政策一致的，即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第三，农村研究的宏观、中观及微观视角并存，微观研究、分支领域研究日益突出。从上述关键词中可以初步看出，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宏观视角的研究文献，不是说不能有宏观研究的文献，只是说在当前应用型研究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如何使农村研究更有“干货”、更具现实意义、更能“出彩”，要求相关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研究视角的选择更加理性。随着区域性、实证性研究越来越为学界所接受，这样的研究方法、微观的研究视角以及选取比较小的研究主题日益在农村研究中显现，也必将推动中国农村研究多出更优秀的成果。
第四，从上文关键词的分布不难看出，农村问题研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诸多学科。这既为交叉学科发展及学科综合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平台，更为科学解决农村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当前我国农村研究的现状及表现出的上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今后农村研究的可能走向。而且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也发现了一些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弥补、改正这些不足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成为未来中国农村研究的可能走向。
首先，政策导向式研究依然会是农村研究中的主导。中国农村研究不可能没有政策导向式研究，或者说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研究领域都不可能脱离政策导向式的研究。针对哪方面的问题国家适时出台了哪些相应的政策，学术界随后跟进式地进行研究，这既是学术界的职责，也是在为国家“分忧解难”。而学术界的研究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这就要看整个学术界的基础理论功底了，而且学术界能否“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理论积淀所决定的。
其次，大力推进涉农基础理论研究，为政策应用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这是中国农村研究持久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不用查看所有的文献，看看一些国内研究成果标注的参考文献就知道，其运用的理论分析范式基本上是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收入流价格及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麦金农的金融抑制理论以及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国内的研究文献更多地是把已有的成熟理论先摆出来，然后介绍中国相关领域的现状与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貌似用理论解释现实，用现实验证理论，其实在本文看来就是一种“拼凑式”研究，真正安下心来做基础理论研究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经典理论的提出必然有其反复磨练到成型的过程，因而基础理论研究需要今后的中国农村研究高度重视。
第三，经验研究的研究方法、微观的研究视角以及选取比较小的研究主题必将成为今后农村研究的主要趋势。中央出台的涉农政策肯定是宏观的，如果再以宏观的视角去研究，自然没有任何意义，应用型学术研究更多地需要从微观视角、选取较小的研究主题、运用经验研究的研究方法，去验证、批判或创新理论，然后再从理论到实践，让理论再接受检验。这样既是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有力推进，更有利于中央涉农政策在各地得到带有学术研究支撑的科学评估，为中央得到科学、客观的政策反馈进而完善、修订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第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引导新兴研究领域的出现，进而带动新兴学科的发展。如对上文提到的农村金融、农村社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土地流转等领域，要做好深入研究并以此探索相关的新兴研究领域，用学术的力量替国家“未雨绸缪”。
四、结语
作为当前显学的农村研究，在用学术的眼光看待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同样需要用学术的眼光审视自身的发展。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应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传统领域研究与新兴领域研究、单一学科研究与综合学科研究等等，中国农村研究所走过的，注定是一条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资料不断更新、研究理论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诸多特点也决定了未来中国农村研究的可能趋势，但现实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允许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的，对它们的改正与完善需要通过未来真正的研究走向予以检验，而对当前研究现状的审视至少能起到提早“修正航向”的作用，成为研究自身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农村研究的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既需要现有研究特色的发扬光大，更需要研究自身的自我批评。
注释：
①王克华：《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第15期。
②陈俭等：《1978-2006年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江汉论坛》2010年第1期。
③当时中部某省的一乡镇党委书记提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观点。
④《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2005年10月11日)，《当代广西》2005年第21期。
⑤有关“法律下乡”的研究，参见徐勇《“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⑥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其整合了当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人事部的全部职责。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人民日报》2004年3月16日。
⑧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人民日报》2002年8月30日。
⑨(11)(15)《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2008年10月20日。
⑩周素萍等：《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及完善》，《农业经济》2010年第8期。
(12)赵黎青：《“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是并列的吗？》，《学习时报》2005年1月31日。
(13)参见夏光育《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区别》，《咸宁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200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2008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