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研究生
一、融合和认同
认同，是心理学中人的自我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团体或民族对自己身份归属的一种自觉状态。崔贵强指出，认同源于英文的“identity”，原有“身份”、“个性”的意思，至于演变为“认同”一词，则有归属感的含义。所谓认同和归属感，是指个人（即行为的主体）和个人以外的对象（即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及事物等）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也即心理上的震慑作用（introduction），将外界的对象包摄在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结果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的一个部分，并作为该对象的一个部分而行动。【1】而一个人往往有多重身份，所以，认同是多种多样的，有社会角色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认同等等。【2】
对于少数族群来说，与当地民族融合和认同居住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难的过程。这种融合的程度和速度都要受时空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少数族群的融合和认同绝不应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为特性。少数族群应该有权保持自己的种族与文化认同。因为，文化认同并不等于政治认同。【3】少数族群传播族群文化，增强族群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认同祖籍国。但是对此，很多人都还存在认识误区。事实上，族群认同主要是对某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带有较少的政治色彩。而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国民的自我认同。即每个国民自觉地归属于所在的国家，效忠于这个国家并自觉地维护其利益，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按王赓武教授的看法，华人的认同因素主要来自四方面的认同：体质方面的人种认同、、经济方面的阶级认同、文化方面的文化认同。本文分析美国和印尼华侨华人的认同问题的思路主要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的。
二、美国和印尼华人社会概况
美国华人社会概况：19世纪中期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与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筑为华人进入美国提供了动力与契机，大量华工进入美国。但随之而来的排华法案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将华人拒之门外，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65年美国当局废除了移民法条文中关于民族来源限额的种族歧视性条款，确立了全球范围内以国籍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度，尘封已久的移民大门终于向亚洲人敞开。1965年的移民法带来了大批新移民，为华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两性比例失调问题得到解决，社会结构得到改善。新移民同以往的老移民存在很大不同，他们在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心态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更强的社会生存能力。但70年代中期的“链条式移民”和80年代进入的难民增加了华人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但总体来说，华人正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对美国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概况：印尼华人华侨约有800万，居海外各国之首。二战之后，多数华人选择所在国国籍。但印尼华人与原住民关系基本是隔离的，原住民对华人抱有偏见，政治上稍有气候，就容易造成反华、排华事件。与此同时，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发展机会，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将子女送到西方国家或在原住民语文学校就读。苏哈托政权在32年的统治期间采取的排斥华文及中华文化的政策，使如今4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华人不能使用华文华语。但是苏哈托政权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可能使华人在文化上完全“非中华化”。在苏哈托政权垮台以后，印度尼西亚华人对废除歧视华人政策和保留华人文化传统的要求再次高涨。苏哈托之后的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逐步取消对华人使用华文华语及公开庆祝春节等华人传统节日的禁令，承认华人以民族传统方式举行结婚典礼的合法性，以及尤多约诺总统等高级官员出席华人庆祝春节的活动，表明华人的民族文化将日益得到原住民的理解和尊重。
三、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认同
（一）华人体质方面的认同：
如今在美国的华人，是包括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在内，通过几次移民潮涌入美国的移民整体。这是一个动态流动、不断变化的群体，源源不断的新移民和不断成长起来的土生华裔及其后裔构成这个集团的主体。无论是新移民还是土生华人，对于其华人血统基本是没有异议的。况且，黄皮肤黑头发这些明显的种族特征也无时无刻提醒着华人对自身体质方面的认同。不过近些年来，异族婚姻率的上升不仅表明了华人对美国社会的强烈归属感，更表现出他们对自身体质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并且这将会随着子女一代代淡化，主观归属已经成为大多数华人进入主流社会的心理基础。
而在印尼华人与当地原住民从外貌上看差别不太大，所以在体质方面的认同一直不算十分强烈。和当地人通婚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二）华人政治方面的认同
一个人如果认同一个国家，就会自觉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他越是热爱这个国家，这种关注就会越强烈，否则就会表现为漠不关心。虽然，政治参与水平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国民受教育情况、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但在同等条件下，政治参与热情可以体现出公民对所在国家的认同水平。【4】
在美国，华人的参政热情不断高涨，参政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联邦到地方的一些职位都由华人出任。1996年，美籍华人参政跃上一个新台阶。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州长，开创了华人参政的新里程。他既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人州长，也是继联邦参议员邝友良以后最重要的民选华人官员，对华人参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9年5月骆家辉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商务部长，成为继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能源部长朱棣文之后奥巴马政府的第三位华裔部长。可以说真正融入主流社会的华人就是这部分政治精英，但这样的人还是少之又少。一旦社会上出现不利于中国乃至亚洲社会的风潮或纷争时，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与歧视的矛头还是会指向他们。所以参政之路，仍有待进一步开拓。但是，毕竟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他们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他们手中的选票已对国家政治选举有一定影响。如，2008年2月23日，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首次在旧金山进行公开募款活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及另外两份华文报纸前往采访却被其竞选团队拒之门外。该事件引起华文报纸以及民主党华人领袖的不满。他们遂提出抗议，指责希拉里竞选班子忽略华人和亚裔的诉求。第二天，希拉里竞选总部华盛顿总部总发言人沃尔夫森亲电《世界日报》公开道歉，承诺希拉里竞选总部将会聘请懂华语及其他语言的职员，加强与华人以及其他族群的联系和交流。希拉里也为此特别抽时间接受华文报纸和其他亚裔媒体的采访。【5】
另外，在国家归属感方面。华人能够主动争取国家的公民权，并自觉归属于美国。主观上表现为“我是美国人”这样的观念，尽管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作为公民的全含义是什么，但这是最朴实也是最基本的国家认同。
在印尼，二战前他们大多数人祖国观念较强，落叶归根意识浓厚，罕有申请加入当地国籍的。二战后，新移民被禁止入境，土生华人比重增加。许多限制华人的法令出台，华人的政治处境十分恶劣。加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冻结，大多数华侨都放弃了原中国国籍，加入印尼国籍。但是，在印尼华人的政治参与十分有限，政治信任感有待提高。在印尼历史上，华人几乎处于与政治无缘的状态，由于各种限制，华人在政治上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在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华人政治地位得到不少的改善，具体表现为：华人开始积极参政，如1996年6月大选，华人唯一有资格参选的大同党获得国会1席，省议会25席，县议会45席。但是，华人的政治影响仍十分有限，华人社会内部分裂还很严重，尚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6】
（三）华人经济方面的认同
1996年10月的《富比士》杂志评出全美最富有的四百富豪，华人实业家王加廉、孙大卫、杜纪川和陈启宗4人上榜。其实，美国华人中的亿万富翁还不止这几位。不论是新华人还是华人新生代，他们的职业已趋向多样化，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华人的整体经济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据一项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抽样调查，在美国经济正值衰退的1993年，大约46.7%的抽样认为家庭总收入为2万美元。另有统计认为，在家庭收入方面，大陆移民平均为每年34000美元，台湾移民为34000美元，香港移民为50000美元。“但两极分化的情况比较严重，特别是在大陆移民中。”而且在就业过程中，很多专业技术人士并未实现充分就业，他们同样遭遇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偏见与歧视。【7】
而印尼，华人与原住民经济地位不平衡现象突出。在印尼，90%华人都是经商，虽多为小型零售商，但较一般原住民来说生活较富裕。但是，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中，华商一直处于被歧视打压的地位。而且，印尼多次发生反华排华事件，对华商经济和生命健康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所以，华商一般不会安心把所有资本都留在印尼，只要有条件都会积极让资本流向海外，分散投资，减小排华等特殊情况造成的风险与损失。所以，出于对印尼经济安全的极大不信任，华人在经济方面的认同是较低的。
（四）华人的文化方面的认同
近年来美国华文媒体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文媒体日趋多样化、系统化，并形成一种产业。报刊是华文媒体的主要形式，《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美洲版）和《中国日报》是影响广、发行量大的三大报刊，这三大报刊享有全美主要城市的中文读者市场，发行量从12-30万份不等。除了这三大报刊以外，还有众多全国性发行的报纸、周刊、杂志以及地方社区小报，此外，还有华语电视、电台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美籍华人喜欢中文媒体，“渴望看到有关中国的新闻”。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华裔关注母国新闻胜于关注美国新闻”。【8】
另外，华人新移民在进行华文教育的同时，还将大陆文艺团体引到美国演出，筹办各种华人联欢活动，创办华人社团。华人新移民文学是美国华文文学的重要一部分。他们的文学常常透漏出他们这一批新移民的文化心态，也表现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自觉比较与自觉调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在中部的哥伦布市，华人并不多，只有7000人，但这里却是两个著名的社团组织的总部，一个是美国中西部中国科技文化交流协会，另一个是全美中文学校协会。1995年由他们发起并组织了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赴美国中西部与部分地区进行了演出，举办了哥伦布市华人首届春节联欢晚会，还举办了全美中文学校协会首届年会。1996年还邀请了中国民族歌舞团到哥伦布市进行专场演出。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名为《聊园》的刊物，由于文风轻松活泼，很受华人欢迎。《聊园》的文体大多是散文，有记实性的、回忆性的，也有议论性的。由于这些大陆新移民大多有上山下乡、被招工后当工人或职员的经历，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考入大学或上研究生，有许多回忆的往事，故回忆性散文居多。《聊园》也发表过不少反映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带来大变化的散文。这些文章使华人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拉近了他们与祖国的关系，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之情。【9】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华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认同并积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基础上的。
印尼的国家文化是建立在建国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五项原则是苏加诺总统在《政治宣言》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内容是：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正义。事实上，印尼人和华人对建国五项原则的理解是有差距的。【10】尤其在神道信仰和民族主义上，印尼人一般认为神道就是伊斯兰教，而印尼民族主义认为其他民族特征应该都消灭，但是华人认为公民在宗教信仰自由，对于印尼民族主义，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民族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印尼文化上是强制同化政策。1965年，印尼政府虽创办了双语报纸《印度尼西亚日报》，但它是由政府主导的，借此向少数族群宣传和灌输国家认同和主流文化的报纸，比较少反应少数族群的利益诉求，主要起传播政府政策的作用。苏哈托政权倒台后，虽部分歧视华人的政策条例废除，如取消了1978年商业与合作部部长颁布关于禁止进口和流通华文印刷品第286号条例，解除华文禁令。但歧视华人的政策并未全面解除。且普通人对华人都存在各种偏见。
三、原因
从以上比较叙述来看，美国华人对美国的认同及融入美国社会的情况远远好于印度尼西亚。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历史原因。在印尼，荷兰殖民政府一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把白人、有色人种、原住民分为三大类，使华人和原住民不能有效沟通交流。荷兰人抬高华人地位，使华人不能与原住民打成一片，却也是为了本身利益。当年一些华商充当荷兰殖民政府和印尼当地人的缓冲人。原住民种植农作物，华商从原住民手中收购后再挑去卖给荷兰人，造成华人与原住民贫富差距加大。而荷兰人则把货物以暴利销售到欧洲、美洲等。这样，纵然荷兰殖民者是获利最多的，但是却他们避免了与原住民的直接接触与冲突，而华商的获利却极易引起与原住民直接的冲突。另外有的华侨华人为了换取盈利或地位则自愿充当卫兵。所以至今原住民都对华人有巨大的偏见。
2、经济上，经济竞争落后和贫富差距。荷兰殖民时代，充当中间人的华人跟着荷兰人一道富裕起来，而爪哇人则贫困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尼华人就开始将资本投入生产领域，创办工业。而荷兰人为控制原住民，仍保留其原来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经济。因此华人比印尼原住民更早进入市场经济。20世纪初，印尼部分原住民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当地主阶级从农村小农经济转入商业经济时，其所遇竞争对手多为华人。尽管印尼大公司为荷兰人所拥有，但下层小商则多是华人。当印尼人在经济上无力与荷兰人抗争时，华人就成了替罪羊。早在印尼独立之前，1918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印尼原住民和华人在中爪哇古突士就曾因此发生冲突事件。印尼独立后，贫富悬殊现象仍很严重。虽然印尼最富有的是当地原住民的上层阶级，华人上层阶级只不过是原住民统治阶级的附属物，但是，少数华人的确比较富有，一部分曾与苏哈托家族集团有关系的华人从过去几十年的印尼经济快速发展中得到了不少好处，这部分上层华人曾与苏哈托家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双方都从这种合作中获取了巨额利润。然而，大部分印尼人民仍然处在贫困状态，印尼人民对于苏哈托时期强权政治保护伞下形成的上述庞大利益集团，早就表示强烈不满和忿恨。
3、社会结构方面，美国是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是各种族各民族的大熔炉，各种文化间的互动与冲击所产生的复合文化，是美国文化强势的源头活水。所以美国社会较为开放包容，华人比较容易被接受。而印尼独立后主要是原住民领袖掌权，种族民族成分较单一，再加上多年的殖民地经历，对外来移民有一种无法消除的成见，所以印尼对待华人有一种排斥心理。
4、国际环境影响。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由于意识形态问题，向外移民活动基本停止，土生华人增多，且与中国来往很少，渐渐地倾向于认同居住国。但东南亚国家总是怀疑是华侨华人是中国派出的“第五纵队”，反共心理加剧了仇华心理，他们把印尼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华人问题纠缠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其实是苏哈托政权一手造成的，1965年“九三零”事变后，政府再三强调，非法的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有紧密联系，以致中小学教育也把华语和共产党画上等号。当局还多次以“反共”名义镇压异议人士，这也使许多原住民产生仇华情绪，以致“讲华语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同路人”的意识深入人心。【11】此事变后，政府封杀中文学校，禁止进口中文书刊。此外，政府还加强宣导回教意识，而作为有强烈宗教信仰的回教是反对共产党无神论观点的，所以加强回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反共反华。
5、从内部看，居住国的对华人不同的政策是决定华人认同感强弱的主要因素。在印尼，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不是团结，而是同化：不准讲华语、不准过农历新年、有的小地方甚至不准卖红包，舞龙舞狮就更不可能了。而且歧视华裔公民，如华裔印尼人的身份证有特别的号码，进入国立大学、参军、进入政府部门都要受到严格限制，以至于经商成为了90%印尼华人的唯一生存之路。”而大多数勤劳的华人经商一般会使生活比较富裕，但这却又给了反华分子煽动民众排华的另一借口。另外，政府还利用反华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事实上，有关“原来的居民”和“外来的居民”的论证说到底还是主要为当权者所利用。他们以不符合自身文化这项大帽子来扼杀任何一个针对他们的批评。【12】贫富悬殊的社会鸿沟和为数众多的贫民阶层的存在，其实是印尼政府政策失误的产物。但由于华人及其经济活动多集中在各大中城市，华人商店林立。于是别有用心的人就说是华人控制了印尼的经济，这很容易在一般贫民中形成一种假象，即他们的贫困是少数富有的华人剥削的结果。抱有一定政治企图的人，往往就利用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土壤，制造种族对立事端，把人民的不满引向华人身上，华人的公司当然被作为暴力袭击的靶子，其结果华人总是成为政治、经济和各种社会矛盾的牺牲品。包括1998年5月在内的曾经发生的印尼多次排华事件，或是当权者为转移视线、缓和内部矛盾而挑起，或是反对派为制造社会混乱向当权派施压而挑起。这当然就更为妨碍华人的认同和融合了。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利用Edna Bonacich模型来看华人在印尼融合和认同情况不佳的原因。
【13】如图所示，三者是双向影响的关系。当地政府不同的政策对华人的的融合和认同感强弱起很大作用，同样，华人的认同和融合程度又反过来会影响政府的态度。总体看，华人政策中包含歧视限制的越多，华人对印尼的认同感和融合度就会越低，而其在经济上就越会和原住民分离，于是其处境就会越来越恶劣。反之，则情况相反
6、历史上民族自信心缺乏。对于一个民族，其自信心或者文化的活力是极其重要的。到美国，中国移民是移入一个有活力、自信、文化上有优越感的国家。美国有被大多数人认同的主流观念，如民主、自由，有严明的法律制度，这是“融合”的最大公约数。而印尼则是另一种氛围，爪哇人对民族文化历史上就有自卑感，加上分而治之被列为三等公民，影响了与其他民族正常发展。他们民族自身文化的信念垮掉了，文化撤退了，其精英人物也承载了劣等的心理情节。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华人融入本土社会。所以说少在印尼主流社会眼中，族群文化色彩成为影响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因此，他们就把文化传播、族群身份认同和效忠祖籍国联系在一起。加强对华人的同化，却得到不好的效果。其实，美国学者布罗等人在《移民报刊：族群缓冲机构，纽约1828-1984》中，通过对非裔和亚裔族群报刊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报刊憎恨或者拒绝主流社会的同化，相反却使他们更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这反映了，传播族群文化不会强化少数族群对祖籍国的政治认同。【14】
7、宗教文化的差异也影响了对外来移民的融合水平不同。宗教虽不是首要的，但却是重要的。在美国，宗教不会成为华人融合的障碍，许多华人都信封基督教。但是相对而言，对某些华人来说，伊斯兰教可能会成为障碍。因为，伊斯兰教信仰者不能吃猪肉的规定与华人的饮食习惯确实大不相同。
四、启示
通过对比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华人问题在印尼仍旧任重而道远。排斥和歧视是造成华人融合认同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上升到政治层面时，后果更严重。其实，华人身份认同向居住国家认同转变，是必然的，那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文化认同的转变并不像政治认同的转变那样简单而明确。文化认同的过程总是缓慢的，渐进的。即使已经成为居住国的公民，绝大多数华人仍然希望保留中华文化的根基。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一个国家主流文化不应排斥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相反，二者可以相互促进，主流文化越是具有包容性，就越是容易被所有民族接受。美国成功的实例告诉我们，参与、交流和非歧视很重要。必须让华人全面参与到建国活动中去。【15】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各民族共同协作的良好环境，心理上的归属感才会强烈。
注释：
【1】【新加】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设，1989年，第1页
【2】孟卫东：《东南亚华人对居住国国家认同的比较》，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2页
【3】曾少聪：《漂泊与根植 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82页
【4】孟卫东：《东南亚华人对居住国国家认同的比较》，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8页，
【5】曾少聪：《漂泊与根植 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85页
【6】孟卫东：《东南亚华人对居住国国家认同的比较》，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8页
【7】李其荣：《融合与认同：美国新华人与华人新生代角色的比较》
【8】李其荣：《融合与认同：美国新华人与华人新生代角色的比较》
【9】李其荣：《融合与认同：美国新华人与华人新生代角色的比较》
【10】孟卫东：《东南亚华人对居住国国家认同的比较》，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8页
【11】周南京、梁英明、孔远志、梁敏和：《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8月，第620页
【12】周南京、梁英明、孔远志、梁敏和：《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8月，第674页
【13】Charles Hirschman,”Chinese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AlternativePerspectives”,见Changing Identity of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Edited byJennife Cushumen ang Wang Gungwu,published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8,p29，引自孟卫东：《东南亚华人对居住国国家认同的比较》，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27页
【14】曾少聪：《漂泊与根植 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87页
【15】孟卫东：《东南亚华人对居住国国家认同的比较》，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6页
论文作者:张蕾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1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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