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历史（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多人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地认为历史应为一种形式的记忆。他们认定历史著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也许甚至是仅有的任务——是保存和传承记忆。这个假定有着古老的先例。在希罗多德《历史》的开篇之句中，他告诉我们，这部作品的目的在于：“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
历史等同于记忆的假定到今天仍然以各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存在。试举两个与希罗多德相似的例子，因为他们都与对战争的记忆有关。1994—1995年间爆发了关于一个史密森机构建议的纪念50年前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展览的争论。展览计划于1995年5月开展，但因老兵团体、政论家、文化评论家和政客反对展览对二战以及二战结束的阐释而被取消。争论的理论问题在于，该展览旨在珍视谁的记忆？另外更具体的是，记忆应否让步于历史学家和博物馆专业人员后来的建构？文化中的强大力量认为记忆不应让步。另一相似的对正确记忆的要求源于越南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发了针对国家越战纪念碑的争议。当时，林璎（Maya Lin）提出的设计方案无法满足许多老兵和老兵组织的情感，一些人谴责该设计为“耻辱的黑色伤口”。有关对世贸大厦的袭击和其后“反恐战争”中相同的抱怨和诉求已经出现，而且无疑会继续充斥于耳。
时下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谁拥有历史？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令人惊异。许多情况下真正被问到的是，谁有权控制“我们”记住过去的什么？或者换言之，在对过去的表达中，谁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命令”会在任一时刻都有控制权？过去应该被“以正确的方式”记住，这样的诉求久闻于耳，那些给史学家资助的人和认为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命令”是理所应当的人也期望史学家要致力于此。我们把焦点从一个据称被错误地记忆的过去移至一个所谓被忘记的过去：时而有这样的说法，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一两代人，以至时下的日本人压制并继续压制着对他们国家在二战中所犯暴行的记忆。也有人说，当时德国人需要的和如今日本人仍需要的是记忆——多多益善。不时有人建议史学家应致力于解决这些情况下存在的“记忆赤字”的问题。如果这样认知的话，历史首先是对记忆的继续——在这里是对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抛弃的记忆的继续。
一
这些论断的对立面更接近于真实：真正的历史与对记忆的延续相去甚远，它几乎与记忆对立。换言之，如现今许多人那样，认为历史的中心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记忆是错误的。诚然，如我们从希罗多德处所见，历史和记忆长期被联系在一起。但希罗多德所指的记忆并非现代语义中的记忆。在希罗多德以及其后与希氏有类似理解的史学家的著作中写到的“记忆”是指后来人们对过去事情的“记忆”。这些“记忆”获得对史学家描述过去事物的著作的阅读理解。在现代语义中，一种新的记忆戏剧化地发挥着作用（一些人称之为“后现代”记忆，尽管“后现代”一词因其模糊、变化不定、且易纠缠于争论而须慎用之）。在这种新思维中，记忆被视为自身有价值的物体，而不只是一种获得或保有比起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我们对过去的更多的知识的方式。
这种新的、珍视记忆的语义与我们在希罗多德著作中所见的一点相似，即希氏倾向于被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对话者所述的讲得通的故事所吸引。希罗多德喜欢重复这些故事，因为他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有趣，也因为这些故事说明了叙事者如何看世界，如何在他们的世界中表现。但他并非对记忆本身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理解其他人民如何看世界，以及世界事实上是什么样子的。他试图寻回并告诉我们关于在希腊与波斯的冲突中希腊人和波斯人种种“奇闻轶事”。他对这些事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对这些事的记忆方式感兴趣。第二，他也在《历史》的开篇处说到，他试图展示“他们交战的原因”。简而言之，他的焦点在于事件的事实和使这些事件得以发生的战争的真正背景。
视记忆为有价值的事物——甚至是要尊敬的事物——这种痴迷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我们称之为犹太大屠杀的事件的回应最近出现的。在这个语境中，随着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大屠杀的幸存者将不久于世，对记忆的痴迷也就产生了。这样，保留受害者被大屠杀机器迫害的经历的记忆的工作就迫在眉睫。以色列的西郊——犹太殉难博物馆（Yad Vashem）、耶鲁大学以及（最为著名的，如果说有点儿迟到的话）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均为此目的建立了录音带（和后来的录像带）档案馆。“目击证人”和“幸存者”的证词远远超出了历史学家为重建过去事件所需的材料。这并不只是证词太多（仅斯皮尔伯格的档案馆就有多于5万份），以至再多一份也无益于对历史的理解这么简单。毕竟总有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下一份证据可能提供令人惊奇的见地。问题在于证词提供的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远远不足。上述事件给受害者带来极深的创伤，通常在不可能仔细观察的条件下被一带而过。另外，许多证词是在被描述事件后几十年搜集的，在这样长的时期间，记忆可能衰退，或是由于重新思考、重新叙述而被修饰。众所周知，即使是在被描述事件之后马上收集的证词也要极为谨慎地对待。加上时间这个因素，情况通常会变得更糟。人们逐渐不能辨别他们亲见的和他们耳闻的事件。人们也会把后来才获得的信息加入到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记忆当中。仅举一例，1986年在以色列对前集中营守卫德姆扬尤克（John Demjanjuk）的审判中的幸存者证词在许多问题上是错误的。几乎可以肯定德姆扬尤克并非控方所指的残忍的、魔鬼般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Treblinka Camp）的“恐怖伊凡”。那些确信德姆扬尤克的确如此的证人都错了。（注：Lawrence P.Douglas著《审判的记忆：在大屠杀审判中制造法律和历史》[The Memory of Judgment：Making Law and History in the Trials of the Holocaust（New Haven，Conn.：2001）]，第196—207页。Demjanjuk被定的罪名和死刑于1993年被以色列最高法院推翻。）
事实上，大量搜集大屠杀证词与建立更准确的大屠杀记录即使有关联，也是微乎其微。搜集这些证词是因为它们已被视为神圣文物。在《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一书中，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清楚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发生的对大屠杀的“神圣化”。被描述事件的神圣性给搜集到的大量证词提供了依据。证词的神圣性也使得对其作为证据的不可靠性的顾虑成为无稽之谈。从这个角度看，二战后半个世纪后一份摄录的证词，回答的是由一个极可能对证人提到的时间地点所知甚少，甚至可能根本不懂事件发生时所用的语言的人提出的问题，如何能称其对历史知识有贡献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收集、保存和接受证词的仪式，而非其作为证据的内容。
这种证词的搜集与西方（抑或任何）修史的传统相去甚远。它远不同于对与希腊人文化相距甚远的民族的人民如何看世界感兴趣的希罗多德。与希罗多德的继任者、对应者和竞争者修昔底德相比，它更是有天壤之别。修昔底德坚持说他关心的是叙述过去真正发生的事，并特别指出他要规避“不可靠的神话流”。（修昔底德用的词是muthodes，意为“传奇的”或“传说的”；该词从muthos衍变而来，muthos意为“言语”，“报告”，“情节”和“故事”，另外如上文所示，muthos与英语中“神话”[myth]一词有关）。在其著作前半部，修昔底德抱怨说人们倾向于接受他们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修氏决心发现真正的事实，并“以不记述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为原则，甚至不会被我自己的大概印象所引导”。他决定只写他当时在场的事件，或是他听说的、有“从目击证人处获得的报告，并尽可能彻底地查对”的事件——这皆因他非常清楚，“不同的证人对相同的事件所做的描述不同，是因为他们出于对一方或另一方的偏向，或是因为他们不完美的记忆。”
换言之，修昔底德并非对“记忆”本身感兴趣；记忆是作为他最重要的证据而对他有用。他访谈了目击证人，收集了他们对战争中事件的记忆，然后，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说法的话，他试着将这些记忆一一对比，将这些记忆与他自己所见对比，也应当是与他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一一对比。在修昔底德眼中，简而言之，这根本不是保留记忆的问题。相反，这是通过使用所有人有瑕疵的记忆制衡每个人有瑕疵的记忆来纠正记忆的问题，包括他自己的记忆。这样，历史学家使用记忆来超越记忆。这不单单是修昔底德的观点——直到最近，在主流的专业历史研究中，这个观点从未被质疑过。
与其相比，在新的记忆取向的语义中，我们会发现一种聚在记忆上的可称之为“双重肯定”的焦点。我称其为“双重肯定”是因其以两种方式珍视记忆。第一，它因为过去历史人物和受难者的记忆是他们的记忆而珍视之——也就是说无所谓这些记忆准确与否。第二，它珍视我们对这些记忆的认知，并不把这种认知看作是冷静、有距离的知识，而是把知识本身也看成记忆，一种把过去、现在、将来联系起来作为记忆框架的知识。有记忆取向的史学是我们可以认为是肯定性史学这个更大范畴里的一个特殊例子。称其为肯定性的，是因为它的根本目的是弘扬它要叙述的特定传统或群体。看似明白，要有理有据地、仅为现在和未来而保存记忆而不遗余力地搜集过去事件中参与者的记忆，是需要与特定传统有着一种肯定的关系的，比如想支持这个传统的愿望，或成为这个传统的朋友和促进者。注意我并没有说这种活动是不合理的，我只是说不按事实本来面目描述事实，是具有迷惑性的，甚至是不诚实的，那就成为表现虔诚的行为了。历史的制造者和消费者都应清楚，此种记忆的认知价值（或认知价值的缺乏）是与它对我们的情感或存在的影响完全不相关的问题。
有记忆取向的肯定性史学是对历史的“普通的”或“庸俗的”理解的一个表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后半部提出并讨论了这种理解。在此没有必要讨论海德格尔的历史观的专门问题，因为我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肯定性史学使过去服从于人类现在进行的项目需要。它缺乏对搜集到的记忆以及对其支持的传统的批判立场。甚至可以说，它不单单缺乏对其喜好的记忆和传统的批判立场，而且倾向于将这些记忆和传统神话化。（这里，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钟情可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反面例子。）如果焦点仅为了过去历史人物的记忆而放在记忆上的话（亦即视记忆本身有价值），如果认为历史研究和编纂是继续这些记忆的话，我们就会中止自修昔底德以来的那种批评程序。
二
历史著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否应当是保存和传承记忆呢？从政客、学校官员、大众传媒和一些史学家对历史的任务说法来看，似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的论点是历史应当对过度痴迷于记忆带来的害处施以反击。一些国家的一些人无法正视自己过去的一些方面，我们不应认为这是需要添加更多记忆来修正的“记忆赤字”。这个观点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无论如何定义“记忆”——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就有很大范围——如柯林武德所言，它似乎的确有“直接性”。换言之，如果某人诚心断言“我记得P”，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个断言：我们基本上只能接受这就是此人所记得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我们须让证据发挥作用。如柯林武德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所述，说我记得给某人写过一封信是“记忆陈述”而非“历史陈述”；而如果可以加上“我是对的，因为这里有他的回信”，那么说的就是历史了。诚然，我们也许要或多或少地淡化柯林武德对历史和记忆的精确区分，因为它过于忽视记忆在人类生活中的情感力量。但仅因记忆对我们个体或共同的真实生活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就有道理将历史等同于记忆。
这就带引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它本质上是关乎存在的和实用的，同时它也是历史和记忆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在真实生活中的体现。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苦恼的不是所谓的记忆赤字，而是记忆太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古老冲突的“记忆”时常被注入到现在的暴力冲突中，并使之恶化。在此仅举三例：我们可以想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巴尔干半岛冲突以及北爱尔兰冲突中“记忆”的角色。在这些情况下，当一些“记忆”与另一些“记忆”发生碰撞时，人们通常陷于无休止的、无法以任何明白的方式仲裁的记忆竞赛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竞赛是无法解决的：一个群体“记得”是这样，另一个群体“记得”是那样。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竞赛本来或者说应该是与“真正”的问题不相关的。真正的问题几乎与真正的或想象的祖先冲突从无关系，而是关乎于现在的或是最近的分歧。这些冲突中对记忆的强调是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的，但却不是应该模仿的。因为“记忆”不仅煽动这些冲突，而且是这些冲突中的人没有能力在其生活的真正条件下应对冲突的起源的一个症状。
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历史知识的不足也妨碍了人们面对现在的真正问题。这些问题之一是如何应对过去罪行的残余。2000年我在奥地利度过了6个月，无法不注意到格罗斯（Heinrich Gross）医生的案件。他是一名维也纳的内科医生，在二战期间对很大一批残疾儿童施以安乐死。战后，他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和维也纳法院系统的高薪精神专家证人有着长时间的待遇丰厚的职业。尽管相关职位上主管人员知道他的背景，但这并没影响到他的职业。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才真正开始审判他。法庭没有适时、有效地处理格罗斯的案件，奥地利的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或是其他奥地利在纳粹罪行中同谋的例子，这是否是“记忆赤字”的结果呢？不是。这些互相关联的忽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记忆”匮乏的结果。在格罗斯案件中，无论是保护格罗斯的一方还是被谋害的儿童的亲属一方，都有很多记忆。确切地说，根本问题是严重地不作为——主要是奥地利史学界严重地不作为。
毫无疑问，这种不作为部分源于在史学界以外所做的有关资助和教授职位委派的决定（历史研究能否进行，进行得如何，是必须有财政支持的）。但很明显这些决定也不是完全在史学界以外做出的。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史学研究在奥地利跟日常政治的纠缠也趋于紧密——时而过度紧密。史学作为职业的一个功能是抵制时下政治上的老生常谈，无论其来源为何，并以严格地、谨慎地、准确地调查研究过去，无论其后果如何。很明显，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奥地利的法律界和史学界都未能适当地应对格罗斯医生的案件，这不是记忆匮乏的结果。维也纳的大人物对所发生的一切大概（尽管也许不是细节）有着太多的记忆。在奥地利，许多人热衷于保持奥地利并没犯下第三帝国的罪行这个神话。至于在二战期间奥地利究竟发生了什么，奥地利人到底做了什么，人们不大喜欢或是深深厌恶深究。如果当时人们能够提出并面对真实的过去的问题，那么早就有可能知道为了把奥地利的纳粹罪行最终放入过去而需要的司法和政治手段了。
诚然，没有记忆的能力也就不会有历史。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的可能，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很明显。第一，历史的研究和著作与对时间的体验休戚相关，这是保罗·利科着重强调过的一点。没有人类对时间的体验——没有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区分——就不会有历史著作。没有记忆，人类对时间的体验也无法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记忆就是我们体验时间的一种模式——焦点在过去上的时间体验模式。这样，记忆使历史著作的一个基本概念的前提成为可能，因为没有记忆，时间体验就无从谈起，没有时间体验，我们就无法置事件（events）和“存在物”（existents）于过去之中而区别于将其视为在实际或永恒的现在之中。第二，历史和记忆在内容层次上有关联。历史讨论的内容之一是历史事实。（历史也涉及视角或阐释，但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记忆，在历史档案中对史实的记录和在史学家思维中档案所传达的对史实的记录就没有可能。
然而，我们说记忆是历史的必不可缺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并不意味着记忆是历史的一个基础，更谈不上它是历史唯一的基础。从前一种说法跳跃至后一种看似简单，却颇具迷惑性。很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记忆是历史的根源，更视历史从记忆出发，在某种意义上离不开记忆能提供的素材的领域。雅克·勒戈夫在其《历史与记忆》一书中似乎就是这个立场。他认为记忆有历史的“原材料”的特点，并说到“无论是思维中的、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它是历史学家汲取的活素材。”对这点，我们不得不说，“是的，但是”，因为把记忆作为史实的唯一来源是有很大潜在危险的。试想下面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也就是证词）中不准确之处比比皆是，有的微不足道，有的就没那么微不足道了。如前所述，研究证据的人一直清楚，即使是最为直接的证人对事件的描述也是不可靠的。我们也清楚地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记忆者与其所叙述的事件距离越来越远，受其后来听说或阅读到的东西的影响越来越大，记忆会发生变化。记忆者很容易在细节上记错，如毒气室或火葬炉的精确数目或地点。记忆者也倾向于将事件本身发生后才有的事实或阐释加入到自己的记忆当中。如果我们过度重视记忆，我们就为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利用记忆中不可避免的误差来完全怀疑记忆者所说的一切开启了一扇大门。这一直是大屠杀否认者最喜欢用的手段之一。因为这点，我们也有实用的理由要避免过分重视记忆。
理论上也有反对过分依赖记忆的论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过分依赖那些表达记忆，并将其公之于世的证词。现代历史传统对两种历史证据加以区分，尽管它们处于一个连续体上，在概念层次上它们却很容易区分。没有任何有自尊的历史学家可以避免做出概念上的区分：这就是历史痕迹和历史资料。痕迹是过去留下的任何事物，但并不是为了向我们揭示过去而留，而仅仅是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信息源则是其创造者意图使其成为事件的记录而留下的事物。第二类的证据我们也可称为“证词”，它很明显地比痕迹更要依托于记忆。
不习惯清晰地思考理论和方法的人很容易低估无意留下的证据在史学研究和著作中的角色。纯粹的痕迹的一个例子可见于不同门口的楼梯的磨损程度，通过这点我们可以推断进出这些门的相对人数的多少。再举一个并不是如此明显的非意图证据的例子，即铁路系统的管理部门编写的列车时刻表。与比如中世纪的年代纪作者一类的人不同，编写这些时刻表的人没有要留下历史记录的意图。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要使火车高效率运行，不至于相撞，时刻表是必需的。尽管这些记录并不是为了让以后的历史学家重建铁路运行的史实而创建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却可以做到这点。这样，二战期间中欧的列车时刻表就可以作为大屠杀的证据，尽管编纂者不会希望这些时刻表有此功用。后来的历史学家读到1942年9月的列车时刻表，可以发现一列火车满载发往波兰的一处隐蔽的侧线，而离开此处的时候却是空载。从这些事实出发，历史学家就可以做出推断。这些推断与任何人的证词都无关。在这里，不是记忆，而是过去的不在意的残留成为历史的“原材料”。
通常情况下，两种证据——不在意的、有意的——都会成为历史叙述的建构的一部分。尽管可能看似不合常理，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石，不在意的证据在一种意义上要远比因过去的人们的意图而成为证据的那些证据坚实。这是因为“信息源”不可避免地会与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的概念和错误概念发生混淆，而“痕迹”，至少是纯痕迹，则不会有这样的混淆。“信息源”永远已经是对事件的阐释了，而痕迹则非如此。诚然，“痕迹”不会提供给我们纯而又纯的事实——这本来就无法得到。但因为它只是不在意的证据，痕迹隔离于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记住事件并为事件作证的愿望。记忆缺乏这种客观性。
三
但在此停止我们的思考就过于简单了，因为历史包含着比准确地确认史实更广泛的内容。史实很重要，但其仅是优秀的历史叙述的一个方面。任何名副其实的历史叙述的一个中心特点就是努力置史实于更大的框架之中。换言之，历史叙述的价值在于其对部分—整体关系的探讨。一个史实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部分”，若非这个部分被置于更大的框架当中以获得意义，它将毫无意义。这些框架的根源部分存在于历史学家生活的现在的世界之中。当我们试图表述一种历史思维的概念时，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有哪些具体的方式能把历史叙述和现今的世界联系起来？在这里，我要论证我们最好将历史著作看作可以用三种可能的方式导向现在的世界。其中的两种方式几近对立两极；第三种差不多是前两种的综合。
两极之一视历史著作有凝聚和确认它由之产生的某个共同体、群体、民族（Volk/nation）、国家、宗教、政治担当等等的功用。与其相反的另一极则认为，历史的功用首先是批判和否定产生历史的共同体和历史所研究的过去。在肯定的史学和批判的史学之间，有第三种立场，通过说教带领民众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或许有人期待我会选择这中间的、说教的立场，因为它力图调解另外两种立场，即肯定的和批判的。但考虑到现在的重要性（以及依附于现在的过去的重要性），历史实际上应当为自己走出一条批判的道路。说教史学虽值得尊敬，但其力图将历史并没有权威做的事情强加给历史，即让历史既做说教者，又做批评者，这是不正当的。
我选择批判性史学而不是肯定或说教性史学，这部分说明我对各种区别的重视，而正是这些区别给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以清晰性和直接性（相反，肯定的和说教的方法倾向于把假设框架和其存在的依据秘而不宣，甚至刻意隐藏）。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批判的史学，就必须把历史和记忆区分开来。很明显，记忆并不只是对过去的复制——远非如此。我们不能说记忆是被动的——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能力，正如我们从其以有力的、极具创意的方式适应过去的已知事实可以看到。但它却不是一种批判的、思考性的能力，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不同的记忆相互之间的冲突中（例如无论何时，不同的民族团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塞尔维亚族人和克罗地亚族人、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等等——为享有支配权而制造不同的“历史”缘由，动辄发生这种冲突）。在“记忆”本身的层次上，不同的记忆之间的冲突是没法调和的。（注：参见Wolfgang H
pken，“Kriegserinnerung und Nationale Identit
t（en）：Vergangenheitspolitik in Jugoslawien und in den Nachfolgestaaten”，刊于Transit：Europ·ische Revue 15（Fall 1998）：第83—99页。该文写到二战期间希腊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记忆”时，H·pken评论到，“有分歧的记忆不仅相互伴随着而产生，而且直接对峙，这种记忆冲突即使能在话语中调和，也是难上加难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记忆冲突的关键性调解方法只存在于另一个能够应用非记忆标准的层次上。换言之，记忆无法作为自身的批评性测试。批评必须源自记忆之外。对“记忆”的批判，只要其谈及历史和所称历史与现在的关系，就只能源自有扎实方法论基础的历史研究，源自一种对历史研究与时下问题到底相关与否的思考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