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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5-0016-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始终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许多层面有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问题的存在也是明显的：一是联系中国的现实不够，没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较好解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绝大多数研究仍囿于中国向度和视阈，很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展开。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研究者面向中国问题的自觉的问题意识的缺乏；在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视野和方法的局限，而这也正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和关键所在。为此，需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和突破。
一、问题意识与话语系统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也是在不断解决和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历史证明，解决中国问题是引进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内在动力。从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中国问题主要分为革命问题和建设问题这两个基本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也可以大体分为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1]当从革命时期转到建设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就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转换，这当中，首先是问题意识与话语系统的转换。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关键就在于摆脱了以革命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从实践上抓住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初步确立了以建设为中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形成了自主而开放的、具有中国气派与现代性的理论，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与逐步完善。在当代中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也不是对已有的理论观点进行逻辑演绎，更不是拿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结论来规范现实，而是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中国道路，不断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理论。只有在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自觉依托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宏大背景，科学对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直面和不断解决中国问题的进程中，创造性地整合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一切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资源，进行综合创新，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能持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与问题意识转化相应的，是学术研究任务的转换。在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依然是时代的根本主题与历史的发展大势。因而，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加需要理论工作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既要在理论上总结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规律，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又要在实践问题上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回答和说明中国如何实现和怎样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变革问题，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也是中国思想界探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起点”。[2]基于此，我们一方面要联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及面临的挑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要联系中国现代化追求的艰难历程，尤其联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实际，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作用。
二、学术研究和理论视野的拓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进入一个全球语境。因此，我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必须要有新的视野。所谓新的视野，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开放的系统中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过去，我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一个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输入过程，只是在中国系统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一种单向度或单线条的研究阻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并把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西方的文化精神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形态与其精神实质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开放化和自我更新、转型过程割裂开来。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研究视野的单一和狭隘，使得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两种分离状态：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这两个重要领域的分离和割裂；二是“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分离。
就第一个方面的分离而言，正如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始终关注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里，关注的起点和重点主要落在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上，但对理论上的普遍性，即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普遍真理引入到中国社会中来，却缺乏全面的、深入的反思。反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学者始终关注的则是如何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在这里，关注的起点和重点主要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上，但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却缺乏兴趣。即使有兴趣，也缺乏认真的调查、考察和探究。[3]就第二种分离而言，有学者指出，“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单纯的中国向度研究将导致以下局限：一是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二是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三是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4]
因此，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背景中，通过考察它与中国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论争、互动、交流与融合，多层面地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而且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中加以探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及其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研究和理论视野上的转变，实现“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的结合。近几年来，理论界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确立“世界历史视野”、“全球化视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中国的国情视野”等等方面的呼吁和探讨，无疑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和思考。
那么，如何将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结合起来，形成互补，并在它们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呢？这里关键在于：一是要透彻地理解并把握当今世界的世情、我国的国情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通过对世界发展趋势、社会背景、历史境遇和现实道路的研究，在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对话同时，确立起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阈，一方面赋予中国经验以更加丰富的理论意义，并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使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同时代世界上各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直接的和积极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宽广的理论视野和现时代的理论价值。
三、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更新
方法问题是理论研究实现突破和创新的关键。从研究方法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中又普遍强调历史应统一于逻辑，即用逻辑主义的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在有的学者看来，逻辑主义方法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它只能适用于某一哲学内部中的某些观点或概念的历史考察，或像马克思所说的，只适用于叙述研究的结果，而不能用于在宏观上考察一个时代的哲学和一个民族哲学的更替与发展，更不能用于考察多种哲学形态并存下的比较哲学研究。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恰恰就是要从时代哲学的高度，考察中国哲学的变革，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其并存的其他哲学和思潮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能仅仅运用逻辑主义的方法，更需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如果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概念的研究转化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能够走出逻辑的框架，走进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在多层面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5]
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以及成果借鉴和研究也不是很充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对国外研究成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的批判性吸收和研究不够，没有把国外研究真正纳入中国视野。就国外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关研究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研究的总体趋势与以往相比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多元方法论辩证”。[6]二是研究的视角发生了一些转变，即转向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视角。三是在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如一些学者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运用语言修辞、话语符号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还有的从“书写解释”的路径、从政治社会学等分析方法来研究，这些研究呈现明显的“微观化”倾向，大多数研究都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出现，但基本结论则又具有宏观的综合性。目前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分析工具，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
不可否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的认识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了解相异的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对于学术研究和民族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大大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含量，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各种误读和曲解的澄清与消弭
从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至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但与之相伴，也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和看法。主要表现在：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人为虚设的假命题，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题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7]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它和哲学、文化上的开放引进是对立的，会带来外来哲学与文化的“失真”和“中国文化断裂”，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变形走样”，最终将背离或者“化”掉马克思主义。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否定中国化的可能性一直大有人在。近几年来，有人又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产生于西方语境的学问，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西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与中国迥然不同，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中国人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即使读懂了其实也是歪曲的，与文本的原意相去甚远，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三是断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儒家化”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在国内外均有所反映，尤其是在国外一些研究毛泽东学的学者中更是常见。其理由是，毛泽东哲学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范畴的表述和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相同；毛泽东著作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原话的引用不如中国传统典籍多，由此判定和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哲学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上认识和看法，分别属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基础、历史发展、实质内涵、成果创造和实践意义等各种形式的误读和这样那样的曲解。从理论上给予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以正视听，既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要求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担负的重要学术重任和使命。深入分析和批判各种错误认识，需要加强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必然性。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文化传统的国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广为传播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纲领？这就需要从文化视角和维度，深入探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上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的问题，以期深刻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上的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论和“儒家化”论等等错误观点。二是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基本特点和成果贡献。这种研究，无疑有助于保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的相适应，批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异端论”、“民粹主义”、“封建化”等谬论。三是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据，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实质内涵和当代意蕴，批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权力斗争”需要说、“民族主义”使然论。只有从理论上批驳和澄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误读和曲解，才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正是马克思哲学的这种与中国文化传统迥异的西方文化特征，它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一种“异质相吸”的内在根据；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才能够满足中国文化自身更新和不断进化的内在需要；与此同时，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而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脱离活生生的现实和中国思想运动的自身逻辑演绎过程，而是一个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指导地位的确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人民作出的历史必然选择。
五、对传统文化的发掘与提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相交汇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以往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对“中国化”内涵的理解过于单一，即“较多地讲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很少讲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只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一致、融合和互补；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要以虚心的态度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难真正深入民众心理，获得‘民族形式’”。[8]因此，新时期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提炼，这不仅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放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加以运用、检验和发展，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而且还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同中华民族精神相贯通，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具有更鲜活的民族表达方式，具有更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两者属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质的哲学，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相融之处，但前者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后者体现了古代农业社会的时代精神。这是它们根本的差别和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前者而言，存在着转换和提升、超越和重建的问题，这当中要防止用马克思主义去迎合和低就传统文化；就后者而言，则有一个补充和增添、丰富和发展的问题，这当中要防止用传统文化去比附和同化、销蚀马克思主义。这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迎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这种迎合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心化’，成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绝不是范畴的简单转化，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物质变为气……只能是语言游戏。”[9]基于此，就需要我们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吸收和批判、提升和超越，以有利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指导，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学者指出，理论界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曲解的现象。认为这样一种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发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文化资源去论证、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按着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板块”去寻找相应的概念，进而用中国人的哲学“话语”、“概念”、“范畴”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最终形成的是一种翻译成汉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变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去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或精神气质的中国哲学——“中体马魂”的哲学体系。显然，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中国化就成了中西方哲学相互诠释的过程，这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10]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的继承，更要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思想资源。为此，应深入研究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毛泽东不仅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提升和转换，而且还善于用中国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或相似的思想来阐释、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敢于用中国哲学中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或虽有而未展开的思想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加新的成分。与此同时，我们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价值时，也要正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有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约。全面、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之改造作用，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推进和发展。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提炼，目的在于要从哲学传统上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这样才不至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仍被看作是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事实上，“如果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阈入手，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实际结合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要思潮之一，以自己理论的彻底性，以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性格，赋予了中国哲学以新鲜的内容和巨大的活力，经过对中国古代哲学资源的扬弃，经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使自己走进了中国哲学家的书本和课堂，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积极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与中国哲学传统有了实际结合点，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的哲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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