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王论文,经学论文,西汉论文,之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2-0213-08
按照清人皮锡瑞的观点，两汉经学主要经历了“流传时代”、“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1](PP.48-164)，这种说法大体不错。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时候，则发现西汉经学所走过的历程是，从酝酿到初立学官再到置五经博士，进而成为西汉学术的主流。
经学，经世致用，经师们打着孔子为新王立法的旗号寻章摘句，挖掘隐于其言论中的微言大义，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己任，其兴盛对西汉的皇权政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对君权神圣的维护，形成了以“王道”宣扬“皇极”的思想特征。
西汉经学昌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没有西汉帝王的一意扶植，则很难想象经学会兴盛于当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文章”的概念接受着经学的观点。因此，要全面地研究西汉帝王的统治术就不能不关注经学，而关注经学则需要从西汉帝王与经学的关系入手，从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以及与经师的关系入手。
一、从“以吏为师”到“以师为吏”
“以吏为师”是韩非子在《五蠹》中提出来的，秦始皇嬴政坑儒后，李斯再度提出，引起了一场焚书运动。这一残酷法令的结果是定法术于一尊，给诸子学说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楚汉战争以后，刘邦一统天下，大概是因为身边的文臣武将受秦代思维定势的影响，“以吏为师”的现象依旧十分严重，甚至到了中元六年（前144），景帝在《定长吏车服诏》中还写下了“夫吏者，民之师也”（《全汉文》卷二）之语。汉帝无意改变“以吏为师”的状况，出于对楚文化认同和回归的感情，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取向于尚刑名的黄老学说。黄老学说是法家思想之源，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已充分地指出了这点。当太子（元帝）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劝谏宣帝时，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所有这些，都从一个层面道出了汉初尚法的实质。
然而，“以吏为师”持刑太深毕竟不利于天下的巩固，一些有识之士如陆贾、贾山、贾谊等开始研究成败之理。如陆贾曾向高祖刘邦发问道：“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战国以降，儒学是显学，与诸子相比，儒学主张的礼制更符合守成的要求。陆贾在大谈“道”的同时以“仁义”为辅翼（参见陆贾《新语·辅政》），表达出同时并重黄老学说和儒家学说的思想倾向。稍后，贾山以《至言》向文帝言治乱之道，贾谊以《过秦论》推引治国安民之道，都把儒学与研究成败之理结合到一块，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儒学。特别是贾谊，在文帝召为博士超迁为大中大夫以后，立即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他完全按照儒家的一套行事，所以清人卢文弨指出：“西汉文、武之世，有两大儒焉。曰贾子，曰董子，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钟山札记》）言贾谊精通经术自不待说，但此时的贾谊被文帝“召以为博士”是因为“颇通诸家之书”（《汉书·贾谊传》）。就像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指出的那样，“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话是针对惠帝四年（前191）以后的情况而言的，此前在朝之儒有叔孙通。
叔孙通起初是秦王朝的博士，降汉以后继续为博士。史称叔孙通“以文学徵”（《汉书·叔孙通传》），文学在先秦特定的含义是指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论语·先进》有“文学……子夏”一语，是说子夏擅长于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清人汪中在《述学·荀卿子通论》中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亡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又说：“汉初经学多传自荀子。”马宗霍综合前人之说指出子夏为“荀卿经学之所自出”后也说：“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2](P.26)《汉书》本传说叔孙通是薛人，颜师古注：“薛，县名，属鲁国。”齐鲁之地相接，且战国时鲁为齐国属地。《汉书·叔孙通传》云：“汉王拜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张晏注：“后稷佐唐，欲令复如之。”此语不确。“稷”应与荀子讲学的齐稷下学宫有关，《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盖言其德业足以纵稷下之风流也。”以此推论，叔孙通之学本于荀子，可上溯子夏。这里还可提出两个证据，一是在先秦诸儒中，荀子继承孔子衣钵重视礼乐，此可以《荀子·礼论》为证。又《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乎终？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从叔孙通为刘邦制朝仪、制礼乐等作为中都可看到与荀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二是荀子与子夏在学术上的渊源关系是叔孙通在秦时“以文学徵”的原因。
当然，西汉“犹承秦的遗风，百家之言也各立博士”[3](P.92)，博士不是专门为儒生设置，但儒生在博士中间却最为活跃。以制朝仪之功拜奉常的叔孙通，以习《春秋》而任丞相的秦博士张仓及后学贾谊等的活动，都曾引起了西汉帝王的重视。由于儒学自孔子以后重师法和家法，习经传统的延续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经师，可以说在叔孙通、张仓、贾谊之时，“以师为吏”的情况就已经出现，当然，这时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
“以师为吏”是指以习儒的经师为官吏，西汉正式出现这种局面是在武帝时期。它的先决条件有两个，一是要有“经”的称谓和习经的传统。战国以降，凡学术著作皆可称“经”，如黄老帛书有《十六经》之称；医书有《黄帝内经》之称等。“六经”之名出现于战国后期，《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孔子开一代私学之风，从此形成习经授徒的传统。儒家习经的传统表现在“师法”和“家法”两个方面，皮锡瑞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1]，这虽是就师法而言，其中也道出了儒家习经讲究师承的情况。“家法”也是谈“师法”，只不过是孔子既殁，其徒各自分立门户，到战国后期出现儒分八家的局面（注：《韩非子·显学》：“有子张之儒，有子恩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孔氏（荀卿）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师法与家法不是一成不变，皮锡瑞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P.136)师法与家法的合流是汉儒习经传统的所在，两者间的相互发明就推动着汉代儒学的昌明。
二是经过积淀，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得以形成。六经除《春秋》外，其余皆为孔子以前的文献，但孔子将其视为先王的政典，从中学习积极用世的经验，在环绕“皇极”的过程中积极干谒帝王。作为传统，儒家入世进取的精神比其他各家更为强烈。这种文化精神在荀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荀子在稷下学宫讲学的重点是“帝王之术”（《史记·李斯列传》），经他的培养出现了像韩非、李斯等为帝王师的人物。他们虽是法家人物，但向儒家经师学习儒术则充分说明了儒学为帝王师的内容比其它学说更有可师法性。质言之，为帝王师的文化能量在秦汉之际虽是由法家人物发挥，但文化的根却在儒家那里。
从博士之职的内容来看，为博士者应熟习先王政典和诸家学说（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秦焚书时，将《诗》、《书》与诸子学说并称（注：《史记·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表明治《诗》、《书》并不是儒家的专利，但是儒家以熟习先王政典高标独立，以研治《诗》、《书》为心要，这就为儒生跻身博士行列赢得了空间。秦有博士七十人，王国维考证，西汉时秦博士尚在的有六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活跃在汉初政坛上的有叔孙通等，在野的有伏生等。儒生在朝的作为改变着高祖刘邦溺儒冠的举动，并使他发出“追思昔所行，多不是”的痛悔之辞，他告诫太子“可勤学习”（刘邦《手敕太子》，《全汉文》卷一），任命儒生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所有这些都表明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逐步得到帝王的确认。
《后汉书·翟酺传》称汉文帝时始置一经博士。古今学人对一经博士有两种认识，一说一经博士指《诗》博士；一说当时的经学博士还有《书》博士（注：《史记·儒林列传》：“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晁）错往受之。”《汉书·晁错传》：“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这就提出了究竟是立一经博士还是立二经博士的问题。这里先存疑不论。从其争论中，他们共同承认的大前提是经学博士设置于文帝一朝，最初的经学博士是《诗》博士。这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经学为官学的开始。文帝是好刑名之辈，尊经的举动似乎不可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帝尊经不是尊儒，因为“六经本先王之旧典……班固作《艺文志》以六经为六艺，列于诸子之前，诚以六经为古籍，非儒家所得私。然又列《论语》、《孝经》于六艺之末，由是孔门自著之书，始与六经并崇。盖因尊孔子而并崇六经”（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八课，宁武南氏校版第6页；又见《国民丛书》第二编第三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经学博士虽不是有意为儒生设置，但战国后期以降，儒生把研习六经视为家学，故一经博士的始置在事实上支持着儒学。这对儒生来说是一大鼓舞，《汉书·儒林传》云：“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颜师古注：“具官，谓备员而已。”尽管如此，它在“以师为吏”方面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景帝时出现《春秋》博士，到武帝时又置五经博士。宋人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中指出：
《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而《史记》不载。
这种说法未必精确，但大体道出了从文帝到武帝年间经学博士设置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武帝年间设立五经博士与文景年间设立经学博士相比，已产生了质的飞跃。根据《史记》、《汉书》有关记载，文景时的经学博士不是专门为表彰儒学而设立的，经学博士只是被视为精通先王政典而备顾问。到了武帝年间，经学博士则是直接为儒生设置的了。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其一，武帝好儒，即位的当年就立即采纳了丞相卫绾的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汉书·武帝纪》）的建议，揭开了把诸子学说清理出官学的序幕；其二，史称“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后“后景帝六岁”（《汉书·外戚传》），是说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晚年双目失明不再临朝，这样，建元五年春立五经博士应是武帝个人的意愿。其三，窦太后死去，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卓然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独尊儒术，是在补充说明五经博士们的出身是儒生。所有这些都说明西汉的官学至此已定于儒学。
官学定于儒学是西汉向“以师为吏”迈出的重要步骤。《史记·儒林列传》云：“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公孙弘以布衣任丞相，破西汉以列侯为丞相之例，任丞相后得以封侯，其难以复加的殊荣自然要引起天下学士的向往。《汉书·儒林传》又云：公孙弘为学官时曾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他的建议得到武帝的赞赏，推动着习经的风潮。对此，皮锡瑞评价道：“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1](P.73)意思是说，这是后世明经取士的盛事和开始。
武帝通过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任命经师公孙弘为丞相等一系列的步骤，激赏习经风气的形成，而武帝以经取士的做法则标志着西汉彻底完成了“以师为吏”的举措。武帝以降，习经之风日炽，为西汉“以师为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元帝之时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匡衡以治经位至丞相，贡禹、薛广德则以治经官拜御史大夫，乃至当时出现“遗子黄金满籯（竹器），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谚语。习经成了当时人攫取功名利禄的捷径。如《汉书·夏侯胜传》云：“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官服），如俯拾地芥耳。学术不明，不如归耕。’”其口气使人很容易想起明清人对八股文的推重。所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班固对武帝以后西汉以经取士的描述是非常客观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是不诬的，桓谭在《新论》中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4](P.35)“曰若稽古”是《尚书·尧典》的首句，意为如果考察古事（代）。其意晓畅明白，没有任何微言大义，说至三万言颇为不可思议，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这就告诉我们，习经虽是苦事，但习经者趋之若鹜，其原因就是“禄利之路然也”。皮锡瑞十分赞同班固的观点，他说：“经学之盛，由于禄利，孟坚一语道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禄利而翕然从之者。”[1](P.131)读书人魂断经书是西汉帝王推行“以师为吏”的必然结果，可谓赚得英雄尽白头。
二、经学与帝王之学
经学在西汉成为帝王之学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前后两个阶段可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
从刘邦建汉到景帝年间，是经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西汉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为思想行为准则，经学在朝势力受到遏制。但由于黄老学说不排斥儒学，儒学在经师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形成了强大的在野势力。在其民间传授的过程中，经学——儒学以它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生命力逐步地引起西汉帝王的重视。如文帝在十三年（前167）颁布的《除肉刑诏》中信誓旦旦地引用《诗》（参见《全汉文》卷二），在十五年《策贤良文学诏》中模仿《尚书》“诰”的口气说话（同上）。
汉代视《诗》、《书》为帝王之学是从陆贾以《诗》、《书》研究成败之理拉开序幕的。经学在汉初成为帝王之学主要表现为，以高祖刘邦为代表的西汉帝王为统治天下的需要重新评价和认识《诗》、《书》，刘邦虽然知道经书已被儒化，但在情感上更愿意让它以独立于儒学的形态出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刘邦将其视为帝王之学，请儒生任太子太傅的时候，另一方面又让丞相萧何执行着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的政策。
为了说明以《诗》、《书》为代表的经学是西汉初期的帝王之学，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汉初帝王习经的情况。惠帝承父命以儒生叔孙通为师，又亲自拜访传《尚书》的伏生（参见《高士传》）。文帝是周勃、陈平定诸吕之后从代地迎立的君主，其受教育的情况如何，不甚清楚，但从其立经学博士、对《诗》、《书》的兴趣来看，应对经学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景帝是文帝立的太子，其帝王之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学，一是刑名之学。晁错上书文帝谈论太子教育时说：“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汉书·晁错传》）文帝善之，拜晁错为太子家令。这里“驭射伎艺”是讲六艺，是谈经学；“术数”则是讲刑名法术，张晏注《汉书·晁错传》时说：“术数，刑名之书也。”从晁错提出对太子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话语来看，景帝接受的教育应是经学在先，刑名之学在后。稍后是景帝为太子择师，景帝初立刘荣为太子，以好儒术的窦婴为太傅；不久，改立刘彻为太子，召拜习儒的卫绾为太傅；又拜硕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少傅。就大的方面而言，从高祖刘邦到文景时代西汉的统治思想是黄老学说，但刘邦以后，诸帝的帝王之学则是把经学视为重要内容，并且不断地向经学倾斜，其重要的标志就在任命太子太傅和少傅方面。
武帝即位以后，开创了经学为帝王之学的新局面。初立太子刘据，其太子太傅为恪守儒训的石庆。巫蛊之祸后武帝有意传位给少子刘弗陵。刘弗陵年幼无太傅之设，遂擢光禄大夫蔡义以《诗》讲授刘弗陵。元帝为太子时，经师疏广为太子太傅，“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汉书·疏广传》），肖望之“为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汉书·肖望之传》），又有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尚书》。
以上主要是讲太子习经的情况。帝王为太子择师，基本的标准是以熟习经学的程度为准则，在帝王的推动下，经学便成了帝王之学，成了太子在登基前必不可少的功课。
上行下效，此风亦影响到民间，宣帝即位前在外祖母家藏身时，“受《诗》于东海澓于翁”（《汉书·宣帝纪》）。昭帝死，无后。霍光为社稷安危着想奏议立来自民间的宣帝，他的基本理由是宣帝曾“师受《诗》、《论语》、《孝经》，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汉书·宣帝纪》）。可见，经学作为帝王之学，是西汉中期以后选择嗣君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培养嗣君的重要途径。
经学为帝王之学不光集中在帝王为太子择师和经师充当帝王的侍讲方面，它还表现在帝王主动地自觉地学习经学方面。如《汉书·儒林传》云：“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乃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儿宽以治《尚书》闻名于世，在与武帝谈论经学的过程中不但改变了武帝对《尚书》的偏见，还激起了武帝学习《尚书》的热情。武帝以后，西汉帝王自觉地学习经学成为一时风尚，如宣帝在位时“修汉武故事，讲论六艺群书”（《汉书·王褒传》），“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汉书·儒林传》），伏理“以《诗》授成帝”（《后汉书·伏湛传》）。帝王自觉地习经的传统推动着经学在西汉中后期迅猛的发展。乃至西汉的许多大儒在家贫无以自立的情况下，通过手不释卷，刻苦研习经学，成为帝王之师，如治《诗》者匡衡就是这样的例子（参见《汉书·匡衡传》）。
西汉帝王习经的源头可追溯到刘邦，刘邦经陆贾的提醒认识到《诗》、《书》的重要性。在漫长的帝王之学中习经逐渐形成了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在于帝王从中学习到了统治的经验即治人的道理。贾谊一语道破了习经的隐秘，他指出：“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子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学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5](P.92)这虽是针对太子太傅的职责而言，但提出的却是帝王之学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贾谊以殷周“长有道”谈论帝王之学大体上说明了帝王之学的内容和范围。贾谊之说虽受到文帝的重视，但在朝臣的攻讦下，文帝对贾谊疏而不用。尽管如此，文帝立《诗》博士，又派晁错从伏生学《尚书》，应该说这是西汉帝王向看重经学而迈开的关键性一步。司马迁说：“拨乱世而返诸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认识代表着当时认识经学的水平。
西汉帝王习经的传统确立以后，其文化素质大大地提高，不但在其诏令中每每引用经书，而且亲自拟诏（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有“汉帝多自作诏”条。），乃至出现“武宣之间，经学大昌，……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局面[1](P.90)，直接把研习经学视为经世致用的根本。当时朝廷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士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经）以上。这种世风的形成，在西汉中后期产生了一种双向流动相互推动的效应。一方面经师们以经学干预朝政，另一方面帝王们则引经据典把握着朝政，这两者间的交流便密切着经学与帝王的关系，经师与帝王的关系。而习经这一风尚的形成，则将潜存在社会心理中的皇极意识进一步地强化，推动着西汉进一步开创为皇权政治服务的经学时代。
需要补充的是，经学的繁荣还得力于帝王倡导的廷辩。吕思勉先生指出：“汉世论学，每多廷辩以决是非。”[6](P.760)西汉廷辩始于景帝一朝，当时在齐诗学派的辕固生和韩诗学派的黄生之间展开了汤武受命的争执[7]，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夹在中间的景帝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廷辩完全成为了不同流派的经学家之间的抗辩，如主张《公羊》学的董仲舒与主张《谷梁》学的江公抗辩，结果是“江公呐于口不如仲舒。……于是上固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儒林传》）。宣帝时，“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以《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公羊春秋》学派与《谷梁春秋》学派的相互攻讦固然有宗派之争之嫌，在这中间，帝王提供廷辩机会和鼓励廷辩则促进着经学的繁荣。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汉书·宣帝纪》）于石渠阁，史称“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后汉书·翟酺传》），可谓是廷辩促进经学繁荣的最好脚注。
在西汉帝王鼓励廷辩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帝王起初是廷辩的召集者，最终的裁决是以廷辩的结果行事。但随着帝王对经学的熟习程度，最终成了廷辩的裁判者。这种情况发生在石渠阁平议五经之时，经过诘难，“上（宣帝）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这在经学史上是件大事，它标志着君主已完全成为最高的经学权威。政治权力与思想解释权合而为一，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有效地维系了思想大一统局面[8]。进而言之，西汉的经学在与宗教神学的结合过程中，已经成为西汉最有代表性的宗教化政治。西汉帝王将皇权与经学的裁判权抓到手中，实际上在显示着帝王通过经学实行思想钳制的企图。
西汉经学的主流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虽有发展但从没有动摇过今文经学的地位，当然，到西汉末期古文经学有蔚然成大观的趋势，并向今文经学发起了冲击（鉴于它同东汉的联系，这里姑且不论，将另撰文）。然而，不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充当着帝王政治的左右手来为皇权服务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汉帝对经学的热心完全是出于自身政治权力的考虑，他们需要借重于经学宣扬他们最高权威的形象，即不可动摇、不容怀疑的形象。
三、经师与帝王
经师是指传授经学的儒生，儒生在传经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原则。诚如皮锡瑞指出的那样：“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1](P.139)因为这样，经师传经非常重视师法。考其源，可能与秦火有关。秦火以后，经学传授转入地下，因为没有写本，无论是经文还是心要都以口头的形式传授，这样就形成了要求接受者“谨守训辞，毋得改易”的传统。这种传统的确定便突出着经学“守旧”的特点，而“守旧”的确定便保证了经书在传授过程中的“经旨不杂”。
西汉经学的传授主要是今文经。所谓今文经是指经师将口授的经文用通行的隶书写下，它有别于用籀文写下的经文即古文经。刘师培曾指出：“大抵两汉之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经学教科书·序例》，宁武南氏校版）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汉的时候古文经时有发现却没能动摇今文经在学术界几乎独尊的势头呢？刘师培说得好：“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经学教科书·序例》）这应该是今文经在西汉受到帝王重视的主要原因。进而言之，西汉经师与帝王构成的关系主要是指习今文经的经师同帝王的关系。
严格地讲，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是从惠帝开始的。叔孙通虽任太子太傅，但向惠帝传授所学史无记载。相反，真正以其学说受到帝王重视的倒是在民间传授经学的经师。如田何传《易》，伏胜传《尚书》都曾受到惠帝、文帝的重视。文帝置经学博士以后，原来在民间的经师经帝王的网罗开始到朝廷任职，这时他们的任职主要是博士。这当然是就经师而言，不包括习儒的朝臣和诸侯王。作此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无法理解“及至孝景，不任儒”（《汉书·儒林传》）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儒”是指经师。
经师得他任大约是从董仲舒开始，董仲舒发表了《天人三策》以后，武帝赞许之余将其提升为江都相，即使后来去位还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真正给经师带来殊荣的是公孙弘，公孙弘以丞相封侯标志着经师不再仅仅是西汉官学的传授者，不再仅仅是以经书为帝王提供统治的思想武器，而且标志着经师全面地参预到西汉政治统治的行列。
武帝以后，在经师与帝王的关系中有四点值得重视。其一，经师受学有着严格的师法和家法。师法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家法者，专相传祖，以成一家之说。有学者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的内容指出：“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师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大抵皆指家法。”[2](P.39)仔细追究起来，师法和家法都是谈师承问题，是讲某人治经的来路。武帝以后帝王习经成为传统，深厚的经学修养使他们看重师法和家法。凡成一家之言的经师往往为帝王所器重，为鼓励经师传经，帝王们不但同意为他们择弟子员，而且以禄利相诱。西汉帝王从立一经博士到立十四家今文经学博士，都表明他们十分看重经师的师法和家法。
其二，经学成为官学、成为帝王之学以后，帝王与经师的关系空前紧密。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少傅为常职，此外，经师还经常为帝王传讲经学。经师由讲经得到重用、位及三公已是平常之事。特别是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为丞相，开西汉人主师为丞相的先例，以后，形成了惯例。
其三，人主习经受经学的熏染，逐步养成了尊师的风气。如初元三年（前46）冬，元帝下《赐肖望之爵邑诏》：“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汉书·元帝纪》，《肖望之传》）又如成帝“方乡（向）经学，敬重师傅”（《汉书·张禹传》），帝王尊师的实质是尊重儒学。
其四，帝王尊师是与崇礼联系在一起的，如初元元年（前48），刚即位的元帝下《令孔霸奉孔子祀诏》：“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汉书·孔光传》）在儒家主张的社会模式里，“礼”是其核心，西汉帝王尊师的实质是兴礼。“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礼书》），“礼”重点讲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主张人们守“礼”不能僭越。由于武帝以后西汉王朝逐步走向败落，因此，帝王尊师固然是帝王习经的必然结果，但也包含着以尊师达到兴礼的目的，要求以“礼”的精神光大三纲五常来稳定社会秩序。
在经师与西汉帝王形成的特殊关系中，经学对西汉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成的一种状态是士大夫朝议无不引经据典，无不以先王理想的社会模式来议论现实政治，而西汉帝王对这一社会模式的认可则鼓励着习经的社会风尚。由于六经所言不能完全概括西汉社会表露出的种种现象，而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又非要解决不可。于是，由引援经文向阐释经义过渡，经师们死守着孔子为后王立法的教条不变，狠挖其中的微言大义，在解释经义中表现出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所以，周予同在总结西汉经学特点时指出：“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学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点为功利为，而其流弊为狂妄。”[9](P.20)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事实上，西汉的经师们也是在挖掘经文的微言大义方面狠下功夫，经师们习经常常是深思其旨，常常是“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1](P.90)，这种情况的存在就造成了经师习经以为现实所用为主，在精不在博。纵观西汉经学的传授，经师多专一经，不能兼通属正常情况。皮锡瑞曾指出：“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1](PP.126-127)经师的情况尚如此，这样，帝王习经时便出现了一人有数师的情况。而这些经师们同时在朝中位居三公九卿，公卿彬彬多文学之士就势在必然。
“汉经学所以盛，正以圣经为汉制作，故得人主尊崇。”[1](P.122)从西汉历史的轨迹看，经师得到帝王的信赖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设置五经博士虽标志着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将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但经师并不因此都得到帝王的重用。如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汉书·儒林传》），但因申公回答治乱之事时不能让武帝满意，因此申公得不到重用。武帝以后，随着经师为帝王师渐成制度，经师在朝廷的地位才发生重大转折。“夫汉家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大狱讼，辄引经义以决之”[9](P.462)，这几乎成为制度。特别是昭帝始元五年（前82），夏阳男子张延年入京诣北阙自称是卫太子，众朝臣明知卫太子当年因巫蛊之祸已死，但因牵涉到皇家事务，个个面面相觑不敢断然处理。这时，经师以《春秋》决狱，毫不犹豫地将张延年腰斩，此事引起朝野的震动，经师的声望一下子得到提高，昭帝也十分感激。
以经治国，尊重经师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特点。总结其要，其一，这是由西汉在其发展过程中，政权的安定需要文治而决定的。经师参预朝政不直接说己见而是托经言今，其委婉之辞更容易使帝王接受。其二，延辩之风的形成为朝议时各抒己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帝王们意识到“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尚书·周书》）的必要性。由廷辩到廷议，经师们将学术的争论运用到议政方面。其三，经学鼓吹“王道”，以德政思想、民本思想为皇权张目，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汉王朝的延续打了强心针。
必须指出的是，经师与帝王并不都处于蜜月阶段。当经师以经义干预朝政时，专制的皇帝认为对其统治有利时自然会采纳，当经师引经据典限制皇权时或引起帝王的不高兴时，帝王也可能对经师毫不客气。如董仲舒因言灾异下狱，眭孟（弘）因察天变被处死，就是生动的说明。班固曾指出：“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总之，当经师引经据典与皇权发生冲突时，帝王们往往并不遵守经义，表现出较大的选择度，但是，他们又需要利用经师来规范个体行为，维护皇权，以便宣扬他们的权力意志，将皇极意识深入到社会心理之中。
收稿日期：200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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