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文化与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任何一个重大历史变革，其背后必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精神力量在导引着事变的演进，而这种精神力量又必然与一定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历史渊源。当前，我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着职业道德、商业道德、经济伦理的重建，面临着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两难抉择。“国学热”、“儒学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热”起来的。
已故的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把世界文化概括为三大体系：
（一）“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其突出贡献是民主与科学。
（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所以儒家的突出贡献是伦理道德。
（三）“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所以印度文化的精华是佛教。
上述三大文化体系，产生的时间先后大体相同，不过由于所处的地理、经济、政治、宗教背景不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向前演化。
西方文化或曰基督教文化；古希腊、古罗马是其上升时期，中世纪是神权统治一切，丧失了基督教文化的生命力，后经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16世纪席卷欧洲的加尔文新教改革，动摇了传统神学的统治基础，为旧神学注入了新教义，使远离人间的神秘宗教从天堂降临到大地，回到世俗化的人间来。经过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就是：（1）“天职”论。人为了免受上帝惩罚，为了获救而成为上帝的“选民”，必须要在世俗的事务中忠于职守，勤于本份，这才是个人道德义务的最高体现。通过勤勉、节俭劳动所得的财富在道德上是无可非议的。“天职”论为资本主义塑造了勤奋的劳动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大军。（2）“禁欲”论。所谓“禁欲”，是指自己创造的财富、金钱，既不能用于骄奢淫逸、放纵享乐，也不允许让财富闲置不动，财富只能用于积累，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否则便是邪恶。“禁欲”论导致了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新教伦理正是在这两个价值观上为资本主义找到了“契合”点，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勤奋节俭、精打细算、进取开拓的精神，体现了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本质。以上观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作了详尽论述。
印度佛教早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曾经与我国本土文化儒家与道家发生过激烈冲突，经南北朝至隋唐数百年的改造，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认同、吸收，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之一。不过佛教是出世的，它为人提供了生死解脱的智慧，至于经济伦理则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是第一个辉煌鼎盛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秦汉以前主要讲儒、墨、道三家，唐宋以后已换成儒、道、释三家了。三者共同构成多元互补的文化体系，即所谓“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
儒家或称为儒教。先秦儒、道并为显学，不分高下；汉武帝“独尊儒术”，提出“三纲五常”；唐代是儒道并用；两宋之际，程朱理学融合儒、道、释而为心性之学，真正崇儒始于元代。秦汉以前，孔子只不过是个圣人而已。但到元代，一跃而为圣者之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自此以降，尊儒崇儒之风一直延及清末。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奇特现象：“每当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1〕秦始皇重用法家，严刑峻法，苛薄寡恩，失道无助，二世而亡。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硕果。由此可见，那时中国文化强劲的生命力。两宋开创的程朱理学，志在追寻维护封建道统的“秩序”，“存天理，灭人欲”，从此不仅使中国女人缠上了小脚，也使中国人的思想套上了枷锁。“平日坐而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坐而论道，一旦国家危难，却是那样无可奈何。这就是戴震所抨击的“以理杀人”。自南宋以后，少数民族接而连三地入主中原，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满族“清”，小而取大，弱而胜强。历史的变迁反映了文化对现实的回应能力，中古以前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那时无论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南宋末期，中国文化的衰势已露端睨，延至清末，已无力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祖先发明的罗盘为西方列强导航，我们的火药为洋人制造大炮。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太平天国起义、公车上书的呼声，内忧外患使这个天朝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辛亥革命致命地一击，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寿终正寝，中国文化也随之到了强弓之末。“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从此儒学一蹶不振，要么是浅斟低唱式的哀怨，要么是世纪末的从容就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之一，而且是唯一延续五千余年而未曾中断的文化，它为什么由盛而衰，原因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大论战，仅仅开了个头，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中断了半个多世纪，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始，文化热再次兴起，通过多方的参与、争鸣，对传统文化已大致梳理出眉目。传统文化的衰落主要应从两方面来反思：一要看传统文化自身的基因；二要看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即历史上的每一个文化传承者为传统文化更新与发展都做了些什么。
首先，从传统文化自身的基因来看，儒学所扮演的绐终是官方学说的角色。孔子核心思想的“仁爱”不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博爱”，而是有等差的“爱”；孔子的“礼”是维护等差格局的理性工具，儒学是一种纯粹世俗化的伦理学说，而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的伦理学说，不过“仁”与“礼”的结合，在培养整个民族的良好道德方面获得了成功，为中华民族赢得“礼仪之邦”的美誉做了贡献。道家学说是一种自然哲学，或曰生命哲学，它主张全生避害，维护个体生命的尊严；同时它又倡导精神自由，反对一切对人性自由的干预。它的“无为而治”为君王南面之术发挥过积极作用，它的“清静无为”、“顺乎自然”，慰藉过无数失意文人痛苦的灵魂，凝炼了中华民族生命的内在深度。不过，从儒道互补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主干来说，二者都偏重于“内在超越”，即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清静无为”，都是注重精神内敛，而不是象西方文化那样向外欲求、向外发展、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外在超越”。这就铸造了中国人怯懦、忍耐、冷漠、保守的民族性格，求静、求稳、怕变，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再者，西方基督教有一个超世俗的上帝来主宰人间的善善恶恶，人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的矩离相对要小；儒家虽然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更注重君臣、父子的等差序列，用“忠”来维系君臣关系，用“孝”来维系宗法血缘关系，用表层的温情脉脉遮蔽了社会内在的不平等。人与人的相对矩离拉大，人人面对的是大大小小的专制权威，这比根除宗教权威更加不易。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来看，其自身很难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它跟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潮流相去甚远。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中古以前的历代王朝对儒道两家交替使用，量长比短，互有消长。中古以后，特别自元代崇儒之风大盛。儒学一旦定于一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便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禁锢人们的头脑。加之文化的传承者主要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士大夫文人，为了世卿世禄，不得不去维护那个不变的“道”，在家做孝子，在朝做忠臣，一旦失意还可以在道家那里做隐士。其结果只能是文天祥、史可法式的为封建统治者而殉道；李贽起而反叛封建礼教，被诬为“妖人”，客死狱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意思是说，事物只有互相包容互补，保持平衡才能发展，只求同一，缺乏互补，发展就难以为继。传统文化被凝固化，不能顺应历史潮流进行自我调适和转型，闭关锁国，拒斥外来新因素的刺激，最后走向僵化，衰落就在所难免。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是在外来因素刺激下寻求自救之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意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为什么仍然没有实现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此举步维艰？
如果说“五四”式的“打倒孔家店”，是从文化上对民族命运的思考，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批孔”则是党同伐异。五四时期，李大钊在批判孔子的伦理观时还尽力强调：“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当极左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对民族文化也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使这种彻底地反传统发展到了极致。四人帮的可恶，不仅使我们在物质上绝对贫困，而且使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出现断层，甚至在青年中变成“绝学”，使我们失去精神家园。这种时代悲剧至今仍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隐隐作痛。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宗教学解释，同时又认为中国的儒教伦理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他的结论是东方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斯·韦伯是一个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他的上述结论大大刺伤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复兴热情的中国人。于是，我们反唇相讥：同属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不是已经实现经济腾飞了吗？特别是日本的经济成就更令世人瞩目，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看一看儒教伦理对日本的经济起飞发挥了什么作用。
从时间差来说，的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最早出现于西欧而不是东亚，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治维新，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才不过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所以跟欧洲相比，东亚的资本主义的确是姗姗来迟。
日本不仅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且在文化上也存在着渊源关系。隋唐以前，中国儒学和经过改造的佛学相继传入日本。特别是儒学中的“仁”、“礼”、“忠”、“孝”等伦理观念，经过日本长期地改造、吸收，已经融入日本本土文化之中。此后，儒学在日本的命运也经历了兴衰荣辱。明治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标志着日本从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蜂拥而至，日本传统文化面临西方文化思潮的激荡，使日本儒教神道合而为一的传统思想受到抨击，儒教伦理也随之从神坛下跌落下来。西方的观念给日本国民带来了自由，却没有给日本社会带来道德和秩序，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为了重振明治天皇的政治权威，不得不重新召唤儒教伦理，并从国民教育入手来加固思想堤坝，在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中，对儒教伦理赋予新意，作出新的解释，使一度衰落的儒教重新获新生。例如明治维新的功臣涩泽荣一就首先倡导“论语加算盘”或曰“道德经济合一”论，并称这是日本“致富经国之大本”。涩泽荣一为儒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接轨找到了契合点，使日本文化既避免了旧传统的复归，又避免了西化风的蔓延，为日后经济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
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土地、资源、人口都非常有限，为了民族生存，它必须向外发展、向外欲求，它没有中国那种天朝帝国的老大心态，它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外国的长处以补本民族的不足。先学习古代的中国，后又学习近代的欧洲，二者结合构成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或曰“和魂洋才”，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有识之士，对二战惨败进行反省，使美国经济民主主义与传统儒教伦理结合，形成“新儒教资本主义”，与日本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为日本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思想。例如从儒教的“仁”学伦理中，发展出“国益志向”、“企业即人”、“和为贵”，把人际关系和谐视为企业良性运作的润滑剂；重视教育、重视领导者的人格修养等等，使日本许多著名企业如松下、索尼、三菱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个性、风格和文化氛围。日本社会稳定，国民道德水准高，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发展而诱发的许多社会道德问题。一言以蔽之，日本经济的成功，正如索尼集团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所说：“对于日本最成功的企业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决窍和保密的公式。没有一个理论计划或者政府的政策会使一个企业成功，但是，人本身却可以做到这一点。一个日本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他同雇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公司中创造一种家庭式的情感，即经理人员和所有雇员同甘苦、共命运的情感。在日本，最成功的公司是那些通过努力在所有雇员中建立一种共命运的公司”。〔3〕人的因素第一，理解人、尊重人，把每一个员工视为企业不可替代的存在，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这才是企业的成功之道。
日本原是中国的学生，后来学生超过了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人家那里如数家珍，而在我们这里却视若敝屣？为什么我们发明的道德自己却不配享用而使日本人更具德性？其中的奥妙何在？例如，儒教的仁爱纲常在我们这里开出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等级制，而日本却赋予“仁爱”以宗教性的普遍意义，被用来建立较为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使我们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世袭制、血统论、论资排辈、任人唯亲、裙带风等等，家庭中心主义向公共道德精神挑战，事不关家庭利害，听之任之，甚至见死不救；谋取家庭利益的主要手段是贪污纳贿，巧取豪夺。而日本人却能化腐朽为神奇，从我们的“家庭中心主义”，发展出“终身雇用加年功序列”为特点的“经营家族主义”和“家产”管理模式。这种“模拟家族经营主义”，突破了中国式的血缘纽带，其特点是：非家族成员的优秀经营者和技术优胜者同样可以被视为家族成员，甚至可以继承家产，并非中国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日本人深得“拿来主义”的玄机，跟我们的“拿来主义”大异其趣，它玩外来文化于股掌之上，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护母体核心文化的不变。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其说是管理艺术的优势，不如说是企业文化的优势。可见管理的深层是文化，文化比经济本身更重要。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补充，都有其存在价值，这就需要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英国哲学家罗素七十多年前就说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常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历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向拜占庭帝国学习。许多这样的交流表明，作为落后国家的学生，能超过作为先进国家的老师。对于中国目前发生的情形，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看作是学生，那么中国人一定能再次超过我们西方人”。〔4〕但愿我们不要辜负罗素寄予中国的厚望。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转型势必带动文化转型。过去由于极左对传统文化没有进行合理地扬弃，批判多于继承，再加上伦理政治化，一旦松绑，必然出现道德反弹，经济伦理失范。例如见利忘义、短期行为、投机心理、享乐主义、权钱交易、欺诈行为，缺乏敬业精神和效率观念，如此等等，“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的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马克思语），这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阻碍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遇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社会道德问题。我们急需职业道德、经济伦理重建，和伦理主体的重塑。西方人能从新教伦理中发掘出敬业守职、勤勉节俭、开拓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也能从儒教伦理中找到经济转型的价值取向，这岂不令以聪明、智慧著称的炎黄子孙感到汗颜？我们从传统农业文明中走来，“恋母情结”挥之不去；我们响往现代文明，心灵却又那样古老，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变奏。有回归才能有超越，欧洲“文艺复兴”是回归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精神，我们也需要回归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原典上去，弄清它们的原教旨，并把它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强加予它的消极东西剥离出来，然后再赋予它新时代的新阐释。“虽曰旧邦，其命维新”。
我们曾经有过乌托邦，而且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托尔斯泰说，手扶犁耙不断向后望的人是不能进入天国的。天国太遥远，不如脚踏实地。今日相约在“小康”，尚在旅途，愿改革继续伴随我们前行！
注释：
〔1〕南怀瑾著：《论语别裁》（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2〕《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3〕《盛田昭夫与索尼公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4〕罗素著《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