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演变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与时俱进论文,品质论文,社会主义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20(2004)01-001-04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则是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演变历程，典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40年代基于世界历史思想的革命同时胜利论
马克思研究历史之初，受西方传统主流历史观的影响，特别是借鉴黑格尔世界精神观念，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由于造成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开创了世界历史、因而负有为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基于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认为，既然“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那么，“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为，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2]。勿庸置疑，“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3]。
虽然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这一时期尚未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但可以根据他们关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4]和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革命，“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5]的观点推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总进程，是确定无疑的。因此，马克思在50年代初评论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战争时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入侵，虽然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但毕竟在加速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创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方面具有“建设性”作用。东方农村公社并不是宁静和谐令人向往的“桃花源”，而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深渊，处于封闭、保守的落后状态的东方国家必须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由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化只是这些国家获取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基础必然的过渡阶段。
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两个“决不会”
1848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是对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检验。革命发生之初，马克思、恩格斯曾乐观地预言：“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6]在当时的情势下，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革命失败后，他们撰写了《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文章，认真“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7]。
革命失败之初，马克思、恩格斯承认，“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8]但作为革命家，他们又“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9]。马克思认为，“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因为，“革命的进展……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10]。
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通过对最近10年的经济史的研究，“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生身的母亲；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11]。所以，当1849年革命失败后，革命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不顾“被某些人当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门”的危险，充分“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进行长期的斗争。……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12]。并提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相互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3]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确信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所以，马克思移居英国后，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为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后，欧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迹象，马克思受到极大鼓舞。但是，革命并未预期发生。这就促使马克思重新审视革命即将发生的认识，终于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著名的两个“决不会”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4]
尽管如此，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并不是坐等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是积极开展工作，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亲手创立了第一国际以促进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另一方面不顾贫困、疾病的折磨，加紧《资本论》的写作以为新的革命作理论准备。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认识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5]这就表明，马克思一方面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任何国家不能超越的自然发展阶段，继续坚持革命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发生的理论；另一方面，又承认人们的历史主动性，认为不必等到资本主义完全成熟时再去发生革命，完全可以缩短和减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痛苦，这与40年代提出的“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包含了70年代以后提出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
三、70年代以后的东方(俄国)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巴黎公社的实践表明，“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16]正因为这样，起义前马克思就曾劝告巴黎工人阶级不要过早地举行起义，以免革命力量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是，既然起义已经爆发并且建立了公社，马克思就以革命家所特有的热情对公社给予指导、帮助和支持，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公社活动的消息和材料，提议并受国际总社委员会的委托，撰写发表《法兰西内战》，讴歌巴黎工人阶级的英勇事迹，赞扬他们的首创精神，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支持公社，揭露资产阶级对公社的疯狂屠杀、恶毒攻击和肆意污蔑，总结公社的经验与教训。
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资产阶级调整了内外政策，其统治相对稳定，而工人运动则陷入低谷。特别是1873年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特征——垄断、股份公司的出现——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达到顶峰，帝国主义形成。在此情况下，马克思重新退回书房，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重新估价、评判自己的革命理论。
正值西欧革命陷入低潮之际，东方的俄国革命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强劲势头。俄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深深地吸引着马克思。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对俄国国内展开的关于俄国社会命运的争论发表看法，他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大量原始材料，对俄国社会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俄国革命是马克思很早就关注的。早在50年AI写作作《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就把赫尔岑鼓吹的那种用俄国公社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论调，讥讽为“一种可笑的偏见”、“公民赫尔岑虚构的谎言”，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17]。为此，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马克思一直试图通过论证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普遍性来批判这种俄国特殊论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欧洲要通过俄国的社会变革才能获得新生，而是俄国要通过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得解放。
然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的理论总是首先服从于革命实践的需要。虽然他对农村公社这种“共产主义黄金国”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但并没有拘泥于已经形成结论，而是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适时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给日益高涨的俄国革命以理论指导：在俄国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时，那种认为从农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对农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毕竟起到了鼓舞革命者热情和毅力的作用。因此，虽然马克思认为没有义务跟这些人抱有同样的幻想，却对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持赞许态度。无怪乎当有人宣称公社所有制是造成俄国农民悲惨状况的原因时，马克思尽管认为这是错误的，但还是说：“无论如何是应当加以利用的。”[18]从促进革命运动发展的立场出发，就使马克思不能不重新审视以往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逐渐形成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一方面，东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条件，没有例外地受普遍规律的支配。1874～1875年，针对特卡乔夫称俄国人是社会主义的选民，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等，所以俄国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等奇谈怪论，恩格斯指出：实现现代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敢竟然断言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19]
另一方面，东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又有不同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从1877年到1894年的17年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发表了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提出了俄国革命具有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特殊性的思想。
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因米海洛夫斯基曲解《资本论》而作出的被迫论战。针对俄国是应当“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
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 果
，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如果俄国 继
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 的
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0]恩格斯后来评论道： 马
克思当时相信，“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 势
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 一
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 人
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毫不奇怪的。”[21]
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农村公社进行的专门研究，认为，“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22]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3]
1882年，在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这个问题的看法与1881年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4]
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里，恩格斯系统地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新观点，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总结。恩格斯论道：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在此情况下，“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25]
四、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恩格斯晚年根据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作了创造性发展。他在逝世前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4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通过总结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分析巴黎公社以来资产阶级统治的特点和德法工人运动取得的成就，提出了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的和平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崭新方式。
总结过去50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恩格斯一再强调，“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6]。“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还清楚地表明，无论是1848年，还是1871年，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7]。在恩格斯看来，既然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现在我们不应就对“突然袭击”抱有什么幻想，“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进行街垒巷战，那他一定是疯了”[28]。近50多年的历史已经使工人阶级认识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那就是，“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进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29]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30]，革命需要积蓄力量，“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31]，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32]。
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的和平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的崭新方式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者“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而资产阶级“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33]。
五、小结
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初的革命同时胜利论，到50年代的两个“决不会”论断，到70年代以后提出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再到90年代提出利用合法的和平手段夺取革命胜利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演变历经40余年，几经修正，日臻完善，可谓波澜曲折，但把握其思想演进脉络，反映出他们的理论总是首先服务于革命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敏锐把握时代特征，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演变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江泽民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4]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新的实践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守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某一时期针对某一问题作出的个别结论，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2003-06-08
标签：恩格斯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