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的代际传承与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策略调整——基于浙商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商论文,民营企业家论文,区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3-0046-05
民营企业家群体或阶层的诞生、发展、壮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我国近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最具活力的部分。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浙商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它是“善于经商，敢于创业”的代名词，且隐含着“敢为人先，独立潮头”的浙江企业家的精神品格。它在改革开放中以民营经济为本，以个体私营企业为活动载体，以中国乃至世界为奋斗舞台，演出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富民强省的活剧，为“中国经验”提供了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样本。21世纪以来，浙商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一个重要课题是代际传承，即私营企业如何从第一代传递给第二代，完成家业永续与不衰的重要使命。浙商代际传承的主流模式是“子承父业”，这涉及到企业接班人或继任者的培养。因此，本文选择培养的角度对民营企业家的代际传承进行探讨，并为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策略调整提供若干思考。
一、浙商的代际传承主流模式与继任者培养问题
“浙商”主要指浙籍商人群体，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因而本文中的浙商特指浙江籍民营企业家（含私营企业主）。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经过二十多年的创业，大多完成了企业的原始积累与企业初中期发展，规模以上企业开始进入资本运营与产业精细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转型中，第一代“浙商”有相当比例已进入老年期。选择继任者，顺利交班，历史地摆在他们面前。新时期第一代浙商或民营企业家以万向集团鲁冠球、横店集团徐文荣、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广厦集团楼忠福、方太茅理翔等为代表，他们大多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创业，当时年龄一般在40-50岁之间，现在已在60岁以上。其群体性特征为大多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并以小学占多数，但不怕吃苦，敢于闯世界，加之自小生活在有着工商业传统的乡土环境中，身上流淌着浙商的血液，渗透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因而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商天赋与才能。幸运的是第一代浙商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他们抓住改革开放的最初机遇，以胆大、精明、肯吃苦，快速地学会了在商业中、在市场中搏击的本领，从而淘到了“第一桶金”。浙商第一代尤其是集团性私营企业掌门人的成功之道，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深谙企业发展的政治学，往往建立了政治联系、社会网络及人脉网络，有很好的个人声誉，处世态度豁达，成为企业制胜的秘诀。但当企业发展到较高水平时，这一代人除了年龄大这一自然因素外，在精力、知识结构、市场判断力以及信息化手段的运用等方面都存在力不从心的问题，因此他们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关注、思考下一代接班的问题，有的大胆地进行“父传子”的权力更替实践。“富二代”、“民企少帅”等词开始流行。
浙江的私营企业几乎都采用家族制，因而选择“子承父业”继任方式是情理之中的，甚至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看也是别无选择的，正如兰斯贝格所认为的，“对父母来说，将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永续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们一生所从事和建立的事业传递给他们的子孙，并代代相传，这是人类的天性。”[1]到目前为止，浙江省部分规模以上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已基本上完成了新老交替，如鲁冠球之子鲁伟鼎接任万向集团总裁，徐文荣之子徐文安接任横店集团总裁，徐传化之子徐冠巨接任传化集团董事长，楼忠福之子楼明接任广厦建设集团董事长，茅理翔之子茅忠群接任方太厨具公司总经理，盛军海之子盛静生继任罗蒙集团总经理等，约占浙商的四分之一。从现状看，这些大多是成功的，也显示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企业经营权力交接上的智慧与稳健。从已接班的第二代即“少帅们”的素质看，他们大多有大学文凭（以经济与管理类居多，有的是MBA、EMBA毕业），其知识、眼界和学习能力、资本运作能力等优于父辈，但“大多缺乏历练，而且血气方刚，没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经历。这些环境的差异使得‘民企二代’能否顺利接过父辈们的班打上了不小的问号。”[2]方太董事长茅理翔在将总经理位置让给儿子茅忠群的同时，使命般地思考着家业长青民企接班问题，他发现“目前家族制民营企业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创业人不愿交班；二是孩子不愿接班；三是有的孩子愿意接班但没有能力，即使是欧美的‘海归’都存在这方面问题；四是有些民营企业孩子接班了，但创始人没有放权”。[3]上述四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深藏在选择背后的是一个培养问题，因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个过程涉及继任者的培养，对其他家庭成员、创始人和非家族经理人的影响，权杖交接手段和方法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等问题。但对家族企业创始人来说，寻找和培养第二代企业家是关键。”[4]从浙江的实际看，有的私营企业交接班不太成功甚至是失败的，还有相当数量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接班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无疑，这更凸显了私营企业继任者培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二、私营企业继任者的培养路径与教育应对
作为一个过程，对私营企业继任者的培养应始于企业的创办和子嗣出生。研究家族企业的国外学者大多认为家族企业的继任过程是与企业家庭的发展同步的，它贯穿于企业创始人创立企业到完成领导权交接全过程。兰斯贝格等西方学者的“企业家庭发展阶段”理论。将家族企业继任过程按照企业家庭的发展进程分为年轻企业家庭、中年和管理进入、共同共事、放手和接收等四个阶段。在年轻企业家庭期，父母创业表现对下一代的影响最大，直接关系到他们将来是否愿意成为继任者。因而作为企业创始人，“一方面，把企业正在遭受的困难向他们的子女们公开，同时要表示出对克服困难的决心；另一方面，可以邀请家庭成员成为初建阶段的企业参与者，与子女一起分享创建企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在中年和管理进入期，随着下一代长大而完成了学校教育，此时处于中年期的父母要让有企业经营潜力的孩子就业，最好到家族企业以外的公司工作几年，从基层干起，掌握工业技术，积累管理经验。到了共同共事期，父母已创业有成，可开始有效地给他们下一代以指导和为领导权移交做系列准备。最后，第四个阶段实质上是权力的最后交接。[5]这一理论着眼点在于家庭文化和企业创始人价值观的传承和企业经营实践，其实它只是私营企业继任者培养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子女如何选择、完成制度化的教育即学校教育，获得未来接班所需要的知识与基础能力，以及高级学历文凭。国际著名的家族企业研究专家恩纳斯托·J·珀扎给出了这样一条培养下一代的路径：从小接受不享受特权的训练——接受良好的教育——继承过程中承担大量挑战性工作——通过切实的绩效和人际关系技能，获得员工、供应商、顾客、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尊敬——完成继承。这是一条需要漫长时间的培养过程，实质上包含着环境熏陶、学校教育和实践锤炼等三个环节。可以说，如果将兰斯贝格、珀扎等西方学者对企业继任者培养理论整合起来，就是较为完整的私营企业继任者培养理论。环境熏陶即父辈的榜样作用是无形却有巨大影响力的，重点在兰斯贝格所指出的前3个时期；学校教育是培养的核心环节，一般在前2个时期完成，实践锤炼是完成接班的基础条件并从第2时期起一直延伸至接班之后的经营生涯。这就引出了“企业接班人培养计划”这一战略性课题。
时下第一代浙商交接班大多在自然状态下完成，并未刻意或有计划地安排子女接班培养，虽然如此，但从“子承父业”实践中，同样会发现企业接班人培养的前期计划是“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民营企业家眼中“良好的教育”是指什么呢？这里，应从就学路径分析，浙商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对子女的教育安排，一般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子女学业较优、特优或者部分一般的学生在国内读完大学本科，然后出国留学。第二种是子女学业特优的，有的初中毕业即出国留学，直至大学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后回国。第三种是子女学业较差和一般的，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大多花费较大。第四种是在国内完成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的，工作之后再安排一段时间出国短期培训或考察。当然，也有间隔安排，即将读书与工作锻炼交叉进行，有的将出国留学放在企业任职过程中。从就读学校类型来看，浙商选择比较理性，以子女读书兴趣与学业水平而定，成绩好的努力上名校，成绩一般的上职业学校也可行；成绩好的上公立学校或优秀民办学校，成绩一般的上民办学校，但在大学与研究生阶段对专业选择有明确的倾向，即以经济、管理专业为首选，只是子女不喜欢才选择别的专业。从浙商子女教育经验总结，最佳的培养路径：国内大学本科毕业——出国留学完成研究生教育或国内研究生毕业后出国作短期研究—回国进企业。其实，这种培养路径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家这一新社会阶层之见地，而且也是浙江省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家庭大多持有的对子女教育的看法与计划。全国情况大抵亦然，只是能否安排出国受多种因素制约而有不同取舍，在中国，教育始终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主要机制和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浙江著名民营企业家汪力成说：“我希望儿子能成为社会精英，但在受教育阶段他应该是一个平民，而不能享受社会精英的种种待遇。”[6]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多出生于平民家庭，而且经受过生活困难的磨炼，因而“消除孩子们的优越感，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毅力”成了他们的主流观念和自觉行动。我在浙江台州民企调研中，对老总们对子女教育的严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少民营企业家将子女送到别的地方读中学。如，台州一家民企集团一位副总经理把儿子放到上海私立学校读高中，他解释说“儿子在身边对父母会有依赖，让他到上海培养他的独立能力，否则爷爷奶奶也会宠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送到寄宿学校与其他同学一起，可以学会沟通与交往。”另一位总经理则将大女儿放在宁波一所民办学校读初中，但是他认为那所学校条件太好，打算把女儿送到江西临川（王安石的故乡）的中学去读书，那里条件差，能锻炼人。可以看出，浙商培养子女或子女教育已从自然状态趋向有计划的进行，形成了一些具有前瞩性的“企业接班人培养计划”，只是没有具体的文本，而是在头脑中，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同时，也不难发现浙商对子女教育不只是停留在教育的工具价值认识上，即以完成接班使家业兴旺永续为惟一目的，而且还对教育的本体价值有相当的自觉追求，要将子女培养成为有修养、有道德、有君子风度的人即有完整人格的人，正如有记者所说的“尽管培养的途径有N种，但调查采访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企业家最在乎的还是培养下一代的品德，继承浙商的精神，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顺利发展下去，而不仅仅是财产的继承。”[7]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他们乃至全社会对“企业家”的形象定位和期待，即不再是只会赚钱的商人，而是有人文关怀的儒商。
浙商对子女教育的观念与计划，无疑给区域教育现代化提出了应对性要求。经济发达的区域教育界和政界应当关注和重视新社会阶层的子女教育，并提出应对策略，为民营企业家的代际传承提供教育上的支持。这里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策略调整。
三、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子女教育与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策略调整
浙商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最有生命力的商人群体，“浙商的厉害，主要不是叱咤风云的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8]可以说，浙商是浙江人的代表，是浙江社会生产力的核心构成。从这个角度看，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子女教育或继任者培养问题的关注是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为浙商的代际传承实质上是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民生问题之一，与区域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
区域现代化的基础或前提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素质现代化，人的素质构成人力资源的主体。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因而浙商的子女教育（也可包括企业家自身培训）不仅关系到民营企业能否顺利传递到第二代，而且也是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体现。从私营企业的继任者培养路径可知，获得大学以上学历学位文凭，有出国留学经历，并成为有修养、有道德、有国际视野、有经营才能的人是浙商对子女教育和新一代商人的普遍期望和行动计划。这样，区域教育事业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商人群体子女教育和新商人培养任务，并将之列入区域教育现代化的规划，并作相关的策略调整。
1.区域教育现代化要以人的素质提高为旨归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关键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储备。人的素质提高应成为区域现代化尤其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和根本目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要以人为本，以人的素质提高为旨归。人的素质有多种定义，但学历平台和开放性、可学习性、竞争性以及基本修养是最主要的现代化素质构成。这实际上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提出了策略调整的要求。同时，结合浙商代际传承的经验，我认为，区域教育事业要重视人的个性化培养和养成教育。基础教育要重新认识养成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界定与安排两者的教育时段，小学、初中要以养成教育为主，高中可逐步加大政治教育的分量，大学要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基础教育段，应容许各学校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提出具体而又有个性的学校培养目标，尤其要利用中华文化的资源，比如将“君子”、“淑女”等经典词义吸纳到具体目标的表述上，使之生动可亲易接受。同时，基础教育可适度降低学业水平标准，较大幅度地增加体育、艺术课以及课外活动的时间。大学则要加强拓宽国际视野的相关课程开设，以及重视学生实验实习实训。此外，政府要在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如清华大学“中国民营企业家接班人高级研修项目”和方太董事长茅理翔创办的“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使民营企业接班人培养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总之，在区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和学校应根据培养新一代商人之需要，部分调整学校培养目标、课程结构以及更新教育观念。
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区域教育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区域现代化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核心衡量指标，即解决城乡=元结构问题，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农村工业化，使农村与城市发展水平差距缩小。这说明解决好浙商的永续发展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民营企业家根在农村，源于民间，是破解城乡=元结构难题的新兴力量。对区域教育现代化而言，大力加强发展农村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是具有攻坚性的任务，其目标是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化，从而达成教育公平。时下，农村教育与城区教育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师资水平都存在明显差距，因而下一步基础教育要将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作为工作的重点。农村教育要采取分类发展的思路。在高中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要有所侧重，后者要逐渐实施免费教育，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将电大、函授教育等延伸到农村。为了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一方面要对中小学布局作进一步调整，中学（初、高中）应逐步移至较大规模的城镇，并定点办好寄宿制中学，为因父母出外经商创业而导致的“留守孩子”作出寄宿式的良好安排；另一方面，解决好学校教师队伍均衡发展是加强农村教育的根本办法。师资均衡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与支撑。解决农村学校师资问题建议有三：一是要提高农村学校教师工资待遇，吸引合格乃至优秀人才到农村城镇中学任教。二是建立新教师（含免费师范毕业生）和城区教师的“农村学校服务期”制度。一般以2-3年为限，服务期满允许教师回原单位（新教师允许回城就职）。三是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大面积培训农村学校教师，并将培训资助与服务期挂钩。
3.象重视民营经济那样重视民办教育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民营经济。改革开放近30年中，各级政府以服务为手段有效地支持民营经济，使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政府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在社会事业中深入推广。一个区域教育现代化能否像经济一样实现现代化，关键看能不能象重视民营经济那样重视民办教育的发展。当今，民办教育发展遇到许多困难与矛盾，其最主要的是政府的看法与政策。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没有观念上的阻碍，但教育领域对“民营化”的观念大抵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发展观念的同等水平，有顾虑和潜意识的规避，发展民办教育未列入政府教育行政的重点。各级政府若能象相信民营经济一样相信民办教育，象抓民营经济那样抓民办教育，象健全民营经济政策那样制定支持民办教育的政策体系，那么区域教育现代化就会呈现新的发展势头，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以民营经济发展经验作为参照，各级学校和各教育层次都应向民办教育打开大门，只是重点有所不同：义务教育段的民办学校应是慈善事业的一部分，高中及高中后教育段的民办教育应以公益性为主要目的，但应确保投资人的产权归属和合理的回报。民办教育发展的重点是将一批公立高等学校逐步改制为民办高等学校。可以将一个地区民办高等学校占高校总数的40%以上作为区域教育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之一。
4.处理好教育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提高区域教育国际化水平
以浙商的子女就学途径看，出国留学是一种群体性选择和趋势。而且随着个体私营企业国际贸易比重增加，以及跨国企业的组建发展，民营企业家对教育国际化的要求会日趋强烈。教育界要正视这一教育新需求，从教育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中寻找发展教育国际化的基本途径。其一是政府与学校要下大力气巩固和提高基础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的质量，弘扬中华民族教育的优势与传统；其二要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包括交流学生、教师与课程，合作办学等等；中外合作办学重点应放在研究生教育。其三可将外语教学的重心适当提前，再经过十年的努力，高中毕业生应基本掌握一门外语，到大学阶段主要是学习专业外语和第二外语。其四加强出国留学的咨询与指导，这项工作应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管理，当务之急是政府定期发布权威性的“外国高等学校留学名录”。
“浙江私营企业家乃中国之榜样”[9]，浙商的家族企业转型“能够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浙商的特殊性具有普世意义”[10]，本文虽以浙商论之，实际上探讨的是经济发达区域一个重要的民生和教育现代化发展策略课题，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调研得到浙江省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收稿日期：2007-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