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显曾、刘师苍朱卷看仪征刘氏的先世、科举与学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仪征论文,先世论文,科举论文,刘氏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902（2006）03—0066—13
仪征刘氏四世传经，尤邃于《春秋》左氏之学，其先世之行略，大抵见于孟瞻（文淇）先生《先府君行略》（《青溪旧屋文集》卷十），① 先生次子刘毓崧（伯山）有论次先世有学行者为《彭城征献录》十卷，《旧德录》一卷。② 伯山先生又有《先考行略》（《通义堂集》卷六）。③ 刘宝楠《清故优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刘君墓表》云：“君讳文淇，字孟瞻，先世溧水人。高祖讳春和，监生。始迁扬州，以长子起寅官赠明威将军，营守备。曾祖讳起泰，监生。祖讳曔，占籍仪征，补县学生。考讳锡瑜，监生。”事亦见刘寿曾《先考行略》。刘宝楠另有《善士刘君记》记刘文淇的父亲刘锡瑜云“君名锡瑜，字怀瑾，世居江都。父兄皆占籍仪征，补诸生。君以孤贫废学，转徙江淮。佐贾市门，非所愿也。弃而习医，发策得内经诸书，日夜读之，三年，学大通。”⑥ 小泽文四郎编《刘孟瞻先生年谱》尝征问孟瞻四世孙刘师颖（容季）先生，亦述刘氏先世如左：
刘氏先世居溧水。高祖春和，国学生，始由溧水迁扬州。以次子原作长子守备君起寅贵，赠明威将军。按先生子毓崧伯山所撰《先考行略》《通义堂集》卷六，长子作次子。刘宝楠楚桢所撰《清故优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刘君墓表》《念楼外集》卷二作长子。丁晏俭卿所撰《皇清优贡生候选训导刘君墓志铭》刘容季氏誊录作次子。刘容季氏来书云：“起寅公系春和公次子。”按明清诸记传无刘起寅者。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近年所出的新点校的刘寿曾《传雅堂集》，中有林子雄先生所撰〈前言〉，论及寿曾“家族身世”。⑧ 其所本主要为寿曾〈先考行略〉，所记与年谱略同。余近考索刘氏先世，从顾廷龙先生所编《清代朱卷集成》中发现了毓崧第四子显曾光绪18年壬辰（1892）科会试朱卷及毓崧的长孙、寿曾子师苍先生光绪23年丁酉科（1897）选拔贡朱卷。余尝遍索刘氏先世的资料，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刘毓崧所撰的《彭城征献录》和《旧德录》，惟此二书余遍索之未见，或已遗佚。而在关于刘氏的墓表、行状、碑传、家传中，都未见征引。仪征刘氏也未见族谱传世。其它《仪征县志》《扬州府志》中，也没有更多关于刘氏家族的资料。这两份朱卷的发现，相信可以在这方面补文献之不足。
所谓朱卷乃是新科举人、进士自刊其闱艺以分送世、姻、年、学谊各家亲友，商承祚云：“因闱中誊录用朱，卷为主考所阅取中，是即闱卷之意，虽以朱卷称之，实为墨印而非朱耳。”⑨
顾廷龙云：“清代有一种风气，新中式的举人、进士都将自己的试卷刻印以分送亲友，亲友在其开贺之日亦必还赠礼品以表祝贺。这种刊刻的试卷虽系墨印，亦称为朱卷，起初此朱卷名称局限于乡会试范围，因只有乡会试才实行试卷誊录，后来各种考试中式的刻印卷子皆采用类似形式，人们遂笼统地将这些试卷都称为朱卷。”⑩
朱卷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考生履历，履历中先书本人名、字、号、排行、生时、里居、身份、学历、户籍。从《清代朱卷集成》中所收乡试朱卷来看，乾隆丙午（1786）科以前的乡试朱卷，考生履历上都在最后写明所业何经。而戊申（1788）科之后朱卷，一律不书所习何经。这是乾隆52年诏谕各经轮试，欲使士子兼通会贯政策的实施。(11) 本人身份之后列明本家族的谱系，由始祖一直到本人子女，其内容应该大都由家谱族谱中钞来，其通例是直系列在上栏，旁系及自己的兄弟妻子等下列。祖先与族人中，凡有科名、仕宦、功绩、封赠、著作者，都特别注明。其它身份亦简单说明。家族谱系之后，列出受业师与受知师。关于朱卷履历这部分内容的价值，学者如顾廷龙、张杰等，言之甚详，兹不赘述。(12)
第二部分是科份页，列明本科科份、考试类别、考生所列名次（包括历次乡会选拔贡试及覆试名次等。下面写明里居。其后是主考官总裁职衔、官阶、姓氏及批语。
第三部分是科乡、会、拔、优贡试试题，和考生的文章和试帖诗。清代考试规制曾有过一些变化，特别是乾隆时期。刘显曾的朱卷是会试朱卷。关于乡会试规制的变化，吴振棫（1792—1870）曾经简要地描述如下：
顺治时，乡会试第一场四书艺三篇，经艺四篇，第二场诏、诰、表、内科一道、判五条，第三场第五道。康熙三年甲辰，停止四书艺，经艺改为二场，头场策五道，二场四书论一篇，经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八年己酉，仍复旧制。二十六年，停止二场诏、诰题。四十一年，仍用诏、诰。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易判、表为五言八韵律诗，移经文于第二场。二十三年，第一场增性理论一篇。四十七年，改头场四书艺三篇、诗一首，二场经文五篇，三场策五道，至今循行之。(13)
自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直至清末取消科举制度之前，乡会试的这些规制都没有什么变化。明清两代科举，首场都有四书文，考官阅卷一般最重视的都是首场四书文。所以清代的乡会试朱卷，一般也都是刻印首场四书文一篇，及试帖诗一首。少数也有以二三场文刊刻入朱卷者。显曾此卷刊刻首场四书文三篇，是科会试头场试题为：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
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14)
头场四书艺三题分别出自《论语·卫灵公》、《中庸》及《孟子·滕文公上》，显曾朱卷所刻为首场三艺及五言八韵诗《赋得“柳拂旌旗露未干”》得春字。诗出岑参《奉和贾舍人至早朝大明宫》句。
除乡会试之外，地方上仍有岁、科试及优贡、拔贡试。刘师苍的朱卷就是江苏选拔贡试的朱卷。拔贡试本来是每六年举行一次，乾隆七年以前或十二年一举，或十年一举，或六年一举，此后改十二年一举，酉年举行，永为定制。由学政按察地方时在科试之后举行。考试分二场，在一天内完成。第一场试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第二场试论一篇、策一道、判一条，乾隆十七年，经文改经解，二十三年，二场增五言八韵诗一首。师苍的朱卷，所刊刻的是首场四书文一篇，题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语出《论语·先进》，及二场五言八韵诗，《赋得“风云感会起屠钓”》得吟字。诗出李白《梁父吟》句。
下面让我们看看朱卷履历中所纪录的仪征刘氏的先世。
一、从刘师苍选拔贡朱卷履历看仪征刘氏的先世
刘显曾与刘师苍两份朱卷，履历中先世大致相同。所异者只是师苍履历中所选列晚近妻息子侄人物不同。本文详细誊录刘师苍朱卷中履历部分，其中关于其家世的资料，庶可补文献之不足。
刘师苍朱卷(15)
刘师苍：字张侯，一字张仲，行一，又行二。同治甲戌年八月初三日吉时生，江苏扬州府仪征县学优廪生，民籍。
十五世祖仲礼（明恩贡生，河南密县知县，由寄居直隶任丘还原籍溧水。）
十六世祖承德（嘉靖壬辰科武进士，陕西宁夏镇总兵，都督府右都督，挂镇西将军印。）
十七世祖希圣（庠生）
十八世祖春和（字新宇，太学生。例赠明威将军。恩膺粟帛，由溧水始迁扬州。）
十八世祖母 氏蔡（例赠宜人）
氏吴（例赠宜人）
氏任（例赠宜人）
十九世祖起泰（字峙斋，太学生。）
十九世祖母 氏万（例赠孺人）
氏王（例赠孺人）
太高祖 曔 （字鲁璠，一字鲁凡，邑庠生。）
太高祖母氏朱（例赠孺人）
氏沈（例赠孺人）
高祖锡瑜(16) （字怀瑾，号琢斋，太学生。覃恩三膺粟帛。例赠修职佐郎儒学训导，着有《医方集验》三卷，事迹载县
志“孝友传”。）
高祖母 氏凌（例赠孺人。江都登仕佐郎讳士
公女，儒士讳旸公、太学生讳曙公胞姊，事迹载县志“列女传”。）
曾祖文淇（字孟瞻，号竹屿。廪膳生。嘉庆己卯科优贡生，候选训导，敕授修职佐郎。诰赠奉政大夫，同知衔候选
知县。覃恩貤晋朝议大夫，吏部主事，加三级。著有《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左传旧疏考正》八卷，《项
羽王九郡考》一卷，《十八王分地考》二卷，《扬州水道记》四卷，《读书随笔》二十卷，《青溪旧屋文集》十
卷，诗集一卷，国史儒林有传。）
曾祖母 氏黄（敕封孺人，诰赠太宜人。覃恩貤晋太恭人。甘泉广东协镇都督府讳光德公元孙女，五品荫生讳嘉绅公
曾孙女，太学生讳泰熙公孙女，太学生讳峻封公女，儒士讳龙骧公胞姊，讳龙祥公嫡堂姊。）
祖 毓崧（字伯山，号松崖，廪膳生。道光庚子科优贡生，候选训导。荐举八旗官学教习。勅授文林郎，诰赠奉政
大夫，同知衔候选知县。覃恩晋赠朝议大夫，吏部主事，加三级。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易书诗
礼旧疏考正》各一卷，《经传通义》十卷，《史乘通义》四卷，《诸子通义》四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
献征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通义堂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国史儒林附传，
从祀江宁冶山顾亭林先生祠。）
祖母氏汪（敕封孺人，诰赠太宜人。覃恩晋赠太恭人。同邑嘉庆辛酉科举人讳铮公孙女，庠生讳谷公女，太学生讳
秿公、道光乙未科举人运同衔山西襄陵知县讳和公、甲午科副贡生候选直隶州州判讳秦公、儒士讳程公
胞侄女，儒士讳士贤公嫡堂妹，直隶即补典史讳廷谟公、儒士讳廷诰公、五品衔讳汝信公嫡堂姊。）
氏黄（敕封孺人，诰封太宜人。覃恩晋封太恭人儒士讳龙骧公女，儒士讳图辛公胞妹，庠生讳图成公本生
胞妹。）
父 寿曾（字恭甫，号芝云，增广生。同治甲子科并补行戊午科、光绪丙子科两中副榜，同知衔候选知县。诰授奉
政大夫。著有《春秋五十凡例表》，《昏礼重别论对驳义》，《南史校义集》，《平文谱类择》，《临川答问》，
《芝云札记》，《传雅堂诗文集》，国史儒林附传。从祀江宁冶山顾亭林先生祠。）
母 氏李（诰封太宜人。江都庠生讳志熊公元孙女，庠生讳文绶公曾孙女，附贡生候选训导讳容公孙女，增贡生候
选训导讳祖望公次女，庠生名汝麟公胞妹，儒士讳汝源公，庠生名汝甲公胞姊。）
受（知、业）师（谨依先后恭注）：
田子宜表叔夫子（印）增义
汪仲伊年伯夫子（印）宗沂
孔印川姑丈夫子（讳）昭寀
钱竾仙年伯夫子（印）振常
袁子文世伯夫子（印）锦
朱葵生世伯夫子（印）凤仪
刘燕宾年伯夫子（印）衎
蒋次璆夫子（讳）琳
李乐亭夫子（讳）清平
陈仙楼夫子（印）卿云
杨蓉浦夫子（印）颐
馀庵夫子（印）福裕
朱适庵夫子（印）百遂
江蓉舫夫子（印）人镜
詹希伯世伯夫子（印）嗣贤
（室宗）玉岑夫子（印）溥良
钱辛伯太年伯夫子（印）桂森
张友柏年伯夫子（印）宝森
黄元同夫子（印）以周
林晋霞年伯夫子（印）颐山
王鹤琴夫子（印）亦曾
十六世族（伯、叔）祖 守业（太学生）
守道（庠生）
守法（鲁府长史）
大德（嘉靖丁酉科举人）
昌业（锦衣卫佥事）
十七世族（伯、叔）祖 希孟（廪贡生）
希哲（庠生）
荣祖（顺治乙酉科举人，广东封川都司佥事。）
滋（顺治辛丑科进士，刑部主事。康熙庚午科云南副考官，提督山西学政按察司佥事。）
兴祖（岁贡生）
启祖（附贡生。山西岚县知县。）
十八世族（伯、叔）祖 春发（太学生）
春成（光禄寺大官署署正。）
春达（庠生。）
继泂（候推守备。）
继勋（四川提标中军守备。）
宗贤（銮仪卫管理治仪正。）
荫枢（康熙丙辰科进士，户科掌印给事中。）
春咸（候选府通判。）
春茂（官荫太学生，兵部督捕司员外郎。）
十九世族（伯、叔）祖 起选（岁贡生，候选学正。）
起敬（康熙己卯科举人。）
三顾（太学生。）
邦彦（庠生。）
德新（康熙己卯科举人。）
可大（康熙丙子科举人。）
鸣珂（例贡生，候补同知。）
国光（庠生。）
十九世胞（伯、叔）祖 起升（例赠儒林郎。）
起寅（太学生，康熙己卯科顺天武举人。福建漳州营守备护参将事。）
元正（福建莆田县县丞。）
族（伯、叔）太高祖奇士（廪膳生。）
铨（太学生，考授州同。）
镇（庠生。）
琦（考授迪功郎。）
锵（太学生。）
嫡堂伯太高祖 瞳（附贡生。例授儒林郎，候选州同。）
佩彬（武庠生。）
鋐（例授迪功郎。）
胞叔太高祖瑢（例授登仕郎。）
从堂伯高祖锡祉
锡朋（例授登仕郎。）
嫡堂伯高祖锡蕃
锡光（太学生。恩膺粟帛。）
锡嘏
胞（伯、叔）高祖 锡爵
锡龄
锡章
锡璜（郡庠生。）
锡璋
从堂伯曾祖文湘（恩膺粟帛，赐九品顶带。）
文潮（例授登仕郎。）
文源（例授登仕郎。）
嫡堂伯曾祖文 文汇
文涛
文涟
文浩
文溥
再从堂伯祖天植
天森
天标
天桂
天榕
天柏
从堂伯祖 天柱
天桧
天楷
天机
族（伯、叔） 长庚
长连
长如
长明
长煜
再从堂伯 世勋
世烈
胞叔 贵曾（字良甫，增广生。光绪丙子科、己丑恩科两中副榜，就职直隶州州判。）
富曾（字谦甫，优廪生。光绪戊子科举人，己丑科会试挑取誊录签分国史馆。）
显曾（字诚甫，优廪贡生。光绪戊子科举人，壬辰科进士，吏部主事，稽勋兼文选司行走，考取总理衙门
章京。）
族兄 士坤
嫡堂弟师慎（业儒。）
师培（业儒。）
师颍（幼。）
胞曾祖姑母 （适同邑庠生陈公讳传洛。）
胞祖姑母(17)（适江都国学生田公讳光溥。）
胞姑母二(18)（长适同邑岁贡生、候选训导汪讳栋公孙，国学生八品衔讳正耀公子，附贡生河南河南府通判名坦公胞弟，廪贡
生青浦县学训导名兆曾。次适宝应道光丙申科进士、刑部主事南河候补知府、□赠太仆寺卿孔讳继鑅公孙，荫袭
知县讳广牧公子，光绪己丑科进士、山东即用知县讳昭寀。辛卯岁，昭寀公因公殁于河，奉旨从优议恤，恩赏云骑
尉世职。姑母仰药以殉，奉旨旌表节烈。）
嫡堂姊一 （适江都国学生梅讳棻公孙，岁贡生同知衔候选教谕讳云蒸公子，庠生名兆裿。）
胞姊一（适甘泉道光庚戌科进士、知府衔、山东东平州知州林讳溥公孙，国学生、浙江候补通判名振爵公子，国学生、山
东候补县丞讳振勋公嗣子， 庠生名宝麟。）
嫡堂妹五 （均待字）
妻胡氏（甘泉太学生、广东候补通判讳泰生公孙女，附贡生、候选训导讳俽公本生孙女，国学生名文晖公
胞侄女，光绪庚辰科进士、浙江嘉善龙泉知县讳文渊公女，庠生名养元嫡堂妹，业儒名祁元胞姊。）
师苍，寿曾子，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八月初三日辰时生，(19) 光绪八年（1882）寿曾卒，师苍由师培的父亲贵曾抚育。师苍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式举人，(20)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八月初三日在送师培赴乡试时溺于镇江江中。
从朱卷履历看来，刘氏家族原籍溧水，十五世祖刘仲礼始由寄居地直隶河间府任丘县迁回溧水。仪征刘氏的先世与同郡世家比起来，可谓并不显耀。江都陈懋森所撰《清故监察御史刘先生墓志铭》云：“刘氏之先，潜德弗曜。岿然儒门，昉自训导。”(21) 以经学崛起，始自刘文淇。在刘文淇以前刘氏的先世中，有名者只有两人，一是十七世族祖中的刘滋（1633—1697），一是十八世族祖中的刘荫枢（1637—1724）。
刘滋事迹，详见《大清畿辅先哲传》。(22) 刘滋，字霖苍，任丘县人。(23) 生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顺治11年甲午（1654）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24)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三甲中式进士，历任安徽绩溪知县，山西提学道。(25) 案《江南通志》载：康熙11年绩溪知县刘滋葺绩溪县城。(26) 康熙22年（1683）任吴县知县。(27) 《山西通志》云：“刘滋，直隶顺德府任县人。辛丑进士，康熙三十三年以佥事任（提督学政）。”(28) 《云南通志》载其以刑部主事充云南乡试副主考官。(29) 著有《四书辨疑》。刘滋所任皆以贤能称。(30)
刘荫枢，《清史稿》有传。事迹具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本传》、陆奎勋《墓志铭》、方苞撰《墓表》及赵元祚撰《刘荫枢传》。又见于《刘乔南中丞事略》、(31) 钱仪吉《事状》（《衎石斋记事稿》卷8）、孙勷《家传》（《鹤侣斋文稿》卷3）。荫枢，字相斗，号乔南。生于崇祯10年丁丑（1637）2月16日（《纪年》，55）。康熙 15年丙辰（1676）二甲进士，《碑录》作刘应枢（《纪年》，270）。雍正元年癸卯（1723）9月23日卒。（《纪年》， 518）。韩城苏东乡潭马村人。初授河南兰阳知县，后历任吏部、刑部给事中，官至贵州巡抚。(32) 尝著《大易蓄疑》7卷。收入《四库全书》。另有《春秋蓄疑》11卷，《易解》2卷，《梧垣东议》1卷，《宜夏轩杂著》2卷。(34) 所任以刚直敢谏称，《清稗类钞》卷4亦纪其直谏事。
刘显曾与刘师苍朱卷中云荫枢康熙丙辰科进士，户科掌印给事中。所指当为一人。然〈国史馆本传〉云荫枢曾祖：“曾祖，讳钺，太学生，祖讳天时，邑庠生，考讳声远，邑廪生。”这些名讳，并不见于朱卷。荫枢四子刘炽、刘炎、刘燝、刘照等名亦未见于朱卷履历。刘滋的父亲刘盛时，见于《大清畿辅先哲传》，亦未见于朱卷。则朱卷履历所纪，尚可存疑。一个可能是，荫枢为康熙朝名宦，两份朱卷所本应该是刘氏家谱，家谱中可能会附会依托名人。另外一个可能是考生于朱卷中所记先世，多出于显扬门庭之目的，而荫枢的曾、祖、父及四子，以及刘滋的父亲皆无科名、仕宦、著作，故略而不记。如果荫枢确为仪征刘氏的十八世族伯或叔祖，则其寄籍陕西韩城，不知始自何世。履历中十六世祖刘承德嘉靖壬辰（1532）科中式武进士后，官至陕西宁夏镇总兵，此后可能有子侄辈留在陕西。
根据朱卷履历，刘氏之迁于扬州，始自十八世祖刘春和。而由扬州徙居仪征，则始自春和孙刘曔。关于春和子起寅到底是长子还是次子的问题，小泽文四郎编《刘孟瞻先生年谱》尝问刘师培堂弟、显曾子刘师颖（容季）先生，履历证实了师颖的说法。春和长子名起升，次子起寅。起寅康熙己卯（1675）科顺天乡试中式武举人，官至福建漳州营守备护参将事。
履历所提供的资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仪征刘氏的先世状况。
二、从刘显曾朱卷看清代中晚期制义中汉宋之别
显曾光绪戊子（1888）江南乡试中式第39名，覆试二等第61名；壬辰（1892）会试中式第63名，覆试二等第11名，殿试二甲第83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36名。(34) 是仪征刘氏一门数世中科名最高者。
显曾在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中式进士时，与汤潜、张元济、蔡元培、夏孙桐、朱家宝、王仁俊、郭曾淮、叶德辉、唐文治等同榜。此后历任吏部主事、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洊升员外郎、郎中，掌甘肃道御史。(35) 民国以后不仕，1926年死于乡。(36)
下面请看刘显曾的会试朱卷科份页：
科份页中，主考官、总裁、同考官的姓氏、官阶具在，据《清秘述闻》等书中所记各科乡会试考官姓名校核，而拔贡卷等，则可补文献之不足。而科份页中总裁、主考与同考批语，则无太大价值，大抵是一些虚美的套卷，如本卷所示：同考官陈遹声（1846—1920）的批语是：“树义坚卓，经策闳深，”李端棻（1833 —1907）批语是：“持论名通，经策渊懿。”霍穆欢批语是：“诠题确凿，经策淹贯。”祁世长批语是：“持论名通，经策渊懿。”翁同
（1830—1904）的批语则是：“疏解精深，经策博洽。”
比较具体而重要的是下页中所登本房原荐批文。(37) 其文如下：
第一场 以经训诂题，疏证亦碻。次清絜，三推阐，赵注援证，皆精当不易，此谓经生之文，诗雅。
第二场 《易主》爻辰，曲证旁通，推阐无遗，可谓高密之功臣。书正句读，经生聚讼，得此以解。其书断亦恪遵马郑家法。《诗》申郑笺，语语皆有裁断，字字皆得碻诂。《春秋》起废疾，攻墨守，亦高密家法也。《礼》根据《周礼》后郑注，熟于算术，佐以训诂，遂觉解经不穷。五艺皆笃信郑学，不紊家法。此谓经生，不惟才士。
第三场 援据详赡，择精证碻。十事对九，犹其余事。第一策融会汉宋，不持门户之见，较次场恪守郑学见解又进。三策论兰陵，亦视昌黎为平允，尤为通人之论。(38)
朱卷中所刻只是头场三篇，和试帖诗。可惜二场、三场未著录，否则颇能窥见经师本色。仅头场三篇，亦足见其经学根底与学术趣向。从第二场五篇，从本房原荐批文来看，颇遵马郑家法，学主东京。是乾嘉以后以汉学考据援入制艺的代表作品。
关于学术上汉宋异同问题，自乾隆时期《四库》馆臣立论之后，终有清一代，遂几乎成为学者们人人关心的问题。纪昀论汉宋之别，尝藉朱子颖所述寓言云：“汉代诸儒，去古未远，训诂笺注，类能窥先圣之心；又淳朴未漓，无植党争名之习，惟各传师说，笃溯渊源。”(39) 又云：“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概用诋排，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辂，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故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叙》有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平心而论，《易》自王弼始变旧说，为宋学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经》，词义明显。宋儒所争，只今文古文字句，亦无关宏旨，均姑置弗议。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惟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餍人心者，是嗤点之所自来。”(40) 余在他文中曾经提出从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乾隆一朝，考试亦有从宋学渐趋于汉的倾向。(41) 纪昀说：“经义昉于北宋，沿于元代，而大备于明。……至经义之中，又分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中同异，使六经微旨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良以制艺主于明义理，固当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纠绳其太过耳。”(42) 乾隆时期，制义中汉宋之争一直纠结反复。以余所见，清高宗早期，宗奉宋学，主要是受其师朱轼的影响，且汉学在官方学术中尚旗帜未张。由于科举考试本身的特点，汉学之引入制义，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自乾隆中期以后，乾隆本人亦有转向汉学的倾向。
制义中引入汉学，其勋业最著者，前有阎若璩，在制义内部提倡训诂典实；后有江永、戴震，从外部影响制举中巍科人物。(43) 阎若璩从训诂方面纠明代制义名家之谬，江永则专论三代典章制度。戴震师承江永，又受惠栋的影响，于训诂及制度两重之。戴震于乾隆19年入都避祸，本年中式进士如王鸣盛、纪昀、王昶、朱筠、钱大昕于乾隆19年、20年先后与戴震结交，在学术上大受其影响。嗣后，这些汲古之彦直至嘉庆初，皆屡主文衡，先后任乡会试考官、地方学政与重要书院的山长。对于制义中引入汉学具深刻影响。到乾嘉之际，在前举诸公的推扬阐励之下，制义中的汉学顿成风气，其影响直至道咸以降。(44) 刘显曾的朱卷颇具典型性反映了以汉学补苴制义的考试风气。刘显曾朱卷中的会试首场第一题为“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显曾的文章，几处显露出以汉学方法制文。如云：
采葑采菲，询于刍荛。证之以经训而益信。使以人废言，其识不甚隘乎？君子接物，更断断其不然。且即字义征之，矜训为矛柄。矛主击刺。争，引也：从覆手，爪，亦有夺攘义。矜而不争，则不可犯者，仍复无所竞焉。群，由君得声，从羊，取象于足尾角，见率，从广众形。而党从黑，位北方，为水象。岂“群而不党”，泛爱广众。“和而能介”，有水之柔而不狎训乎？至若人言之不举不废，则以人言合而为信。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其身；小人之言，不信无征，故怨咎及之，况举，本以叉手、掬取训，见奉持之必谨。废乃由“居屋钝置”释义。见舍措之能审斯。又声音训诂，衷诸经训，而可引申。夫矜争群党之解，人言举废之旨也。是故矜而争，客气之用也。群而党，乡愿之流也。言举人，人废言，则浮薄坏雅道，而有昧静女取彤管义也。夫子即君子两论之，盖欲本经训以化偏倚，持身接物，不外一中也。(45)
由于这一题是《四书》艺的第一篇，《四书》之文如纪昀所说，与五经义不同，前者当以宋学为基础，后者以汉学为根底。刘显曾此文所基于程朱之义的地方颇多。如云“和而能介”，就是从朱熹《论语精义》中掇拾来的观念。(46) 以老子“水之柔”的观念来作譬，以喻不争之义，则似取乎王安石的学生陈祥道（详见下引陈注）说法。而文中“持身接物，不外一中”，则本宋儒曾丰“万理不外一中”（曾丰《缘督集》卷19，页23），伊川“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程氏经说》卷4，页19）之义。而即此四书文，显曾也充分显露了其小学根底。其谓矜为矛柄，争为引，党从黑，皆本于《说文》；爪为覆手，本于《说文》《集韵》；对群之解释，当然也是本于《说文》“群，辈也，从羊，君声。”而对于举字，《说文》云：“叉手也。”《玉篇》云：“两手捧物曰举。”解废字，则本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屋钝置，无居之者也”(47) “舍措”一语，或本于《隶续》所著录汉代《尉氏令郑季宣碑》残文：“舍措九刑”云去。(48) 本房陈遹声（1846 —1920）批文：“根底群经，毌串小学，语语皆精诂碻证。”信非虚誉。文章主体都是从训诂出发，来阐释《论语》中“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言举人”、“人废言”之义，其机杼独出处颇多，而又不乖乎圣人之旨，实为苦心孤诣。其出入五经，镕铸子史，洵非一般作手所及。如“言举人，人废言，则浮薄坏雅道，而有昧静女取彤管义”一段，则用《左传》中“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之典实。根据孔颖达《正义》的说法，彤管乃赤管笔，而“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执赤管之笔，记妃妾善恶进御之法，所以规诲人君也。”(49) 若非素稔于群经疏注，不能似此运用。从训诂声音来索求经旨，为乾嘉之际用考据学方法应试的延续。乾嘉之际诸君子，如阮元、陈寿祺、王引之辈在制艺中均擅此方法。当时人多称之为“通训诂，重典实。”所谓“通训诂，重典实”在乾嘉之际乃是科举中一种新起的风气。而与此同时，制义中论义理、重文气仍是当时主流。笔者看到，同一试题下姚学塽所作的文章，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风格。
姚学塽（1766—1826），浙江归安人。嘉庆元年中式进士。“学塽之学，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诚，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暗然不求人知，未尝向人讲学。”(50) 学塽为乾嘉时期制义巨手，以宋学名世。魏源、徐有壬、龚自珍等早年都曾向其问学。梁章钜《制义丛话》中录其〈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题文，与显曾是文比读，足见制义中汉宋之异同。该文中二大比如下：
夫矜者，古者所谓疾也，君子而矜，必其不获已于矜者也，慨流俗之委靡，而为此刻厉之操，以力矫其失，虽与以争之名而不避，然矜非得已，而争非不得已，君子必不好为争，以自晦其所以矜之意。且夫世之恶君子之矜，而诋之为争者众矣，而君子又激之，其弊也，君子与小人争，小人亦与君子争，甚且君子与君子亦争，而后之以争为戒者，必尽去其矜而后已，是亦不善为矜者也，不争则可以矜矣，矜且不争，则君子所为不得已而有矜者，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也哉。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也，君子而群，必其不获已于群者也。感贤豪之聚处，而藉此意气之孚，以同心共济，虽被以党之名而不辞，顾群非得已，而党非不得已，君子必不好为党，以自失其所以群之心。且夫世之恶君子之群，而毁之为党者众矣，而君子又启之，其弊也，君子以小人为党，小人亦以君子为党，甚且君子与君子又各为党，而后之以党为讳者，必尽去其群而后已，是亦不善处群者也。不党则可以群矣，群且不党，则君子所为不得已而有群者，其用心固亦不悖于圣人也哉。(51)
姚氏此文，不涉训诂，而多据己意阐述发挥。显现出纪昀所说宋儒“尚心悟，凭臆断”的特点。其所论与王安石的门人陈祥道所言如出一辙。陈在《论语全解》注释“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云：
矜惜其行，则与人异，与人异则疑于有争。矜而不争，礼也。群居则与人同，与人同则疑于有党。群而不党，义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则矜而不争，不同则群而不党，矜，故不失己；不争，故不失人；羣，故不失人；不党，故不失己。处己而思所以处人，则礼；处人而思所以处己，则义。君子之道也。今夫水之于物，不争，老子以为几道。〈羔羊〉于羣，不党，诗人以为有德。君子之不争不党，本于道德故也。不争也，有所谓争闻义，争为不义，争改射，与投壶争胜。君子之争也，不党也。有所谓党于交则有显，党于居则有乡党君子之党也。”(52)
将陈氏此注与姚学塽文合参之，皆基于四书文中本义，发挥己意，形貌略同。梁章钜于姚氏此文极为欣赏，并云：“余谓此说经之文，而于汉之党锢、宋之伪学、明之东林，源流利病，洞若观火，非前明大家及国初名手，那能办此？”有趣的是，梁氏本人作时文却重典实，与姚氏其实异趣。《制义丛话》中，梁氏云自己与其它数人同在当时制义名家郑光策馆中课文，梁氏以重典实训诂之《端章甫》一文受郑激赏。郑谓：“余不料汝尚能留心经学，此后当守此毋倦也。”同馆诸子，或专机法，或逞议论，或学晚明制义名家，独梁氏考辨名物，研详制度。其《邦畿千里》《俎豆之事》二题，专取秦蕙田《五礼通考》而立论，实反映了一种以汉学应试的新的倾向。(53) 嘉庆丙辰，梁氏《端章甫》一文，被初阅者斥批为：“纠缠不清”，而嗣后，又受到汉学家王绍兰（1760—1835）激赏，以为：“近时研经难其人。读《仪礼》者尤少，此文撷三《礼》之精义如数家珍，何得草草阅过。”(54) 王绍兰治《诗》《书》《礼》诸经，尤长于小学，方法于吴派为近，受知于朱筠，崇奉东京之学，自署其居曰“许郑学庐”。从梁章钜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制艺中，宋学与汉学可说是分庭抗礼。乾嘉之际阮元、陈寿祺等都曾有过相似的经历，阮元好援引字书，并受江永、戴震的影响多考详三代制度其考卷几乎被磨。陈寿祺好用经语，尚典实，而多次黜落，同里谢震就曾劝他改变文章作法。考生的命运掌握在考官手中，如果学术趣味相近，机缘凑合，即可弋获高第，若趣味不同，旨尚相异，那么文章再好，功底再深，也会蹭蹬棘闱，悭于一第。
余尝论乾隆嘉庆时期科举中之汉宋学之争，以为是私学的风气浸染官学的过程。乾隆朝诸多巍科人物领导着宋学主流。方浚师（1830—1889）《蕉轩随录》云：“灵皋侍郎（方苞）主宋学，仪征相国主汉学，一诋康成，一笃信康成，故《皇清经解》中凡侍郎著作皆不载。”(55) 方苞为康熙38年己卯科江南乡试解元。丙戌中式，未殿试。(56) 后以布衣人直南书房。方苞于乾隆初奉敕编纂《钦定四书文》，选取明清两代制艺，以示学子程范。方苞论学崇程朱义理，重古文义法。其影响于乾隆一朝至钜。桐城派之所以影响清代中后期的文坛，这是与它切于科举之用是分不开的。刘开（1784—1824）论方苞以为“丰于理而啬于辞”，其不能进于古，乃“时艺太精”，故为阮元所不取。(57) 方苞之精于时艺，对桐城派的影响甚大。加之方苞同族方维甸（1758—1815）、方东树（1772—1851）、同里姚范（1702—1771）、姚鼐（1731—1815）皆宗其说而咸掇巍科，特别是姚鼐，乾隆28年中式进士后，曾任山东云南等省副考，会试同考官，由刘统勋、朱筠等荐入《四库》馆，其为学与同以非翰林入馆的戴震、程晋芳、任大椿等异趣。马其昶云：“自乾隆中叶，海内魁儒风尚汉学，而河间纪文达公为书局总纂，尤喜隐讥宋儒义理之说。先生独谓：‘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各抱一经，师弟传授，不相通晓……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58) 故其主张却与同在四库馆的朱筠、朱珪、纪昀、王昶、戴震、王念孙等略异。姚鼐门人弟子遍天下，其中固有治汉学的，但多数宗奉姚氏的学术倾向。刘师培说：“桐城之学，自成风气，疏于考古，工于呼应顿挫之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于今不衰。惟马宗琏、马瑞辰间宗汉学。”(59) 刘师培之说本于汉学立场，固有其偏执处， 但也道出了桐城学术独异于乾嘉诸儒重训诂考据的学术旨趣。
治宋学者依旧以宋学方法应试。如湖南道州人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1772—1840），嘉庆6年辛酉（1801）拔贡，嘉庆9年甲子（1804）顺天乡试中式，10年中式进士，探花。累官户部尚书，中间五典乡试，一典会试，两督学政。在视学山东时，使诸生勤习经书，熟诵朱注。督学推本于明理养气，令求之天人性命之际。在家中也是图画周、程、张、朱之像，悬之座右朝夕瞻仰。(60) 此其尤者，其它主宋学而拒斥汉学入制义者尚多，不烦举证。乾嘉之际仪征阮元出，而东南风气始为之丕变。而阮元的对扬州诸儒的影响尤为深切。(61)
阮元（1764—1849）于乾隆54年（1789）会试第28名，殿试二甲第3名。与汪廷珍、钱楷、钱开仕等同科。(62) 其后于乾隆58年（1793）任山东学政，60年（1795）任浙江学政，又任浙江巡抚。嘉庆4年己未科（1799）会试副考官。后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阮元弱冠时，即以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多讹谬，以陆德明《释文》、唐石经等书手自校改；视学浙江，尝摹刻宁波天一阁所藏北宋拓岐阳石鼓文，置杭州府学；经文考释，嘉庆间彬彬斯盛。其中尤多阮元之力。元一生曰有三大事。任浙江学政（1797），编纂《经籍纂诂》； 抚浙则创诂经精舍（嘉庆6年，1801），搜罗培养汲古之彦。(63) 督广则筑学海堂，辑《皇清经解》一千卷。故阮元以汉学为天下倡，推动汉学最力。阮云：“予谓《易》《书》《诗》皆有古学。古学者何？商周之卿大夫，鲁、邹之诸圣贤、秦汉之诸儒是也。……余向有《易》《书》《诗》三经古学之辑，惜尚未完成。少暇，当补成之。”(64) 阮元对经籍注疏之学的专注，直解了影响了扬州地区经学家的学术趣向。(65)
文淇的舅父凌曙，受知于阮元，嘉庆15年（1810），阮元纂辑《十三经经郛》，凌曙主要负责《春秋》部分，其所纂辑，尽见魏晋以来《春秋》注疏。且尤重《公羊》。(66) 嘉庆24年（1819），又受聘入阮元幕。出示所撰《礼论》百篇，与阮元商榷。(67) 阮元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其研经方法直解影响刘文淇等扬州学人。道光8年戊子（1828）中，刘文淇与刘宝楠及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共赴省试。遂相约各治一经，为之疏证，而文淇分任《左传》，刘宝楠任《论语》，陈立任《公羊》，柳兴恩任《谷梁》。(68) 柳兴恩《谷梁大义述》，道光16年（1836）为阮元所知。(69) 道光20年为之作序。(70) 道光17年（1837），阮元为文淇《扬州水道记》作序。(71) 阮元自道光18年（1838）75岁时致仕，8月24日离京，10月14日抵扬。此后对扬州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文淇刘毓崧父子此后的学术活动、经学旨趣和治经方法等都极受阮元影响。(72) 道光19年（1839），阮元读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一书，为之疏证“均、韵”一条，且商之于刘文淇、刘宝楠。(73) 道光20年（1840），阮元为文淇《项羽都江都考》作跋，文淇并上书阮元论古方志。(73) 阮元又属文淇校勘宋元镇江两府志，《旧唐书》等。后刘毓崧又多次代阮元撰序文。
寿曾在《传雅堂文集》卷一《沤宦夜集记》中，论其家学以为源自皖学中江永、戴震。根底则在东京许郑。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阮元得其师说于王念孙、任大椿。二人皆江氏之再传，戴氏之门人。文淇尝从阮元问故，则为江氏之三传，毓崧绍述家学，则为江氏之四传矣。(75) 刘师培说：
时阮元亦乡居，汉学益昌。先大父受经凌氏（曙），改治《左传》，宝应刘宝楠兼承族父端临之学，专治《论语》，别有薛传均治《说文》，梅植之治《谷梁》。时句容陈立、丹徒汪芷、柳兴宗、旌德姚佩中、泾县包世荣、包慎言均寓扬州。山阳丁晏、海州许桂林亦往来邗水之间，并受学凌氏，专治《公羊》。芷治《毛诗》，兴宗通《谷梁》，尤长历数。晏遍说群经，略近惠栋，然均互相观摩，互相讨论，故与株守之学不同。(76)
刘氏大略勾画出了扬州当时汉学之盛况。仪征刘氏家族家学的形成正是在此汉学风气的陶染之下。至于刘氏宗汉学的理据，刘师培亦曾于汉宋学术异同，有详尽的分析。其论汉宋义理之异同，谓宋儒所言之“太极无极”之说、“本原之性气质之性”之说、“觉悟”之说、“欲生于情私生于欲”之说、“主静主一”之说皆始由汉儒。他如“知几”之说出于《说文》，“扩充”之说出于赵岐，“存养”之说出于《繁露》，“慎独”之说出于郑玄，其它稍异于汉儒者，亦多出于对汉儒之修正。而戴震等清儒，多举汉宋之异，不言汉宋之同，乃门户之见。(77) 刘师培此说，看似欲调和汉宋，实则宗汉抑宋之立场极其鲜明。论汉宋章句之异，刘师培列举诸事中，言汉儒“说《春秋》经，皆凭三传，各守家法。至唐赵匡啖助陆淳，始废传谈经，而三传束置高阁。有宋诸儒，孙（觉）张（载）苏（轼、辙）刘（敞）咸说《春秋》支离怪诞，而泰山、安国之书，亦移经就已（太山尊王发微，主于定名分；胡氏《春秋》传主于别华夷）。既杂糅三传，复排斥三传之非。其不可解者四也。”(78) 其后，统而言之，“汉儒立说，皆有师承，即与古谊不同，亦实事求是，与宋儒独凭臆说者不同。”刘氏立说，本于家学。经宗古文，学尊东汉。尝著《汉代古文学辨诬》，分别论述《辨明汉代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论今古文之分仅以文字不同之故》、《辨明今古文立说多同非分两派》、《论西汉初年学者多治古文学》、《论西汉今文家不废古文》、《论宋于庭之说不足信》、《辨魏氏之说不可从》、《论龚氏之说不足信》等，皆本于此义。(79)
刘师培立论，本于经学本身，不涉当时的经世问题，故其崇汉抑宋，实就解经方法途径而言。如果就经世问题，特别是科举与世教来谈汉宋优劣，乾嘉之后的汉学家，往往不能过抑宋学。如陈寿祺引段玉裁与阮元的话说：
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抚部（阮元）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之大节，略而不谈，以遂其不矜细行，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80)
段玉裁、阮元是从世教人心方面来考虑，不能轻弃宋学。而从科举考虑，宋学更无从放弃，不论个人偏嗜如何。阮元之子阮福不能制艺，阮元曾经对他说：“我幼时，即不喜作时文。塾师曰：‘此功令也，欲求科第不得不尔。’俗喻谓之敲门砖，门开则弃之，自获解后即不恒作。”由此，亦可理解何以主宋学的方东树久居阮元幕，而且在幕中写成《汉学商兑》与汉学相颉颃。即使不获赏于阮元之后，东树仍然在学海堂校阅课文，甚至作范文、发议论，以策堂中学徒。科举制艺本身的特点，使宋学具有不可夺的地位。即使乾嘉之际，汉学大盛，其风尚亦浸染制义，也不可能动摇宋学在科举中的地位。
再以刘显曾的朱卷来看，第一策中用训诂方法来解“矜”“群”“党”“举”“废”之义，其实格于文义，有牵合的痕迹。在八股文中，特别是言四书义时，若用考据训诂的方法，大谈字形、字义、假借、对转等，终不免有饾饤琐屑之习，且易偏离文义。如第二策题文：“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中庸》）。显曾文中云：“达本羊，羊有善称。见《礼》之善美必臻。统诸侯大夫士庶而咸归经制。达又从走，走有行训。见《礼》之推行尽利。兼诸侯大夫士庶共率宪章。”(81) 本文通篇论先王制礼之原因及意义，围绕着诸侯大夫士庶所宜本而立论，是一篇气格高古、气韵生动的制艺，本房批语谓：“熊钟陵（伯龙）气骨沉雄，储宜兴（欣）经术湛深，作者兼擅其长。制艺中之钜观也。”(82) 同考官陈遹声以显曾方诸清初两大作手，对此文的评价可谓不低。然而，实事求是地来说，如果硬要把达字拆开来论，以求其合于旨意，则颇有些强不合以为合，其实无太大必要。显曾文章中加入的“达本羊”一段训诂内容，如果不是败笔，至少也似蛇足。此固为汉学家风之累，又或为当时风尚所趋。第三题：“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出《孟子·滕文公上》。显曾此文以算畴之学论公私田数、亩数，是欲究详周文制度，如房师所批，是“以畴人学辅经训，以古文家作制义。”(83) 也是其汉学家风使然。光绪23年江苏省选拔贡试刘师苍的朱卷，也显露了其以汉学治经的特点。首场二艺，朱卷只选刊其首艺，时任江苏学政的内阁学士龙湛霖批文云：“首艺气骨超迈，风度端凝，足觇根底；次艺清华朗润，兼擅其长，经解折衷至当，学有本原。”(84) 次场为策、论各一条，诗一首。惜乎文章不见著录。龙氏批文云：“策于两汉地理沿革，缕举无遗；论规时势以立言，可与道古。诗典雅。”(85)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藉何励庵（何琇）先生言，曾经论及经学与科举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纪昀本人和大多数重视汉学考据的学者的观点。何琇说明末的一个书生，山行遇一读书老翁。老翁是求仙者，而所读皆《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有经文而无注。书生问“经不解释，何由讲贯？”老翁说：“吾辈读书，但求明理。圣贤言语，本不艰深，口相授受，疏通训诂，即可知其义旨，何以注为？”文末纪昀又引何励庵的话说：“以讲经求科第，支离敷衍，其词愈美而经愈荒；以讲经立门户，纷纭辩驳，其说愈详而经亦愈荒。”(86) 何琇之所以批评以讲经求科第，恰恰因为讲经与科第在当时是二而一的事情。何所隐含的寓意是，经学本身应该有其独立的目标、价值、研究对象和方法，应该相对于现实功名制度之外。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沦为现实政治的附庸，为科举制度服务。然而，学人的不满归不满，学术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而经学与科举制度也始终纠结在一起。实际上，从有清一代看来，经学与科举的关系，其实是合则两立，离则两伤。合的时候，经学始终以宋学为主导，这与科举制度始终无大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到乾隆中期之后，经学从民间开始出现了重考据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同样影响到官方学术与科举制度，反过来又作用于民间，影响一时学术风气。(87) 而离的时候，光绪31年（1905）科举制废除之后，传统经学也不可避免的走向颓势，或者说其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在科举制度下，经学可以为士子据为立身的根本，可以穷一生之力黾勉从事，不管是喜欢宋学也好，还是喜欢汉学也好。1905年之后，经学的事业失去了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而学者普遍关心的经学汉宋问题，也遽尔被学术的中西问题、传统与现实的问题所取代。经学相对独立的代价，是在脱略掉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的同时，也失去了其崇高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6—03—20
注释：
① 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10，页6—9。 《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光绪9年刻本影印），册1517，页73—75。
② 英杰修，晏端书纂《续纂扬州府志》，卷13，页20。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影印清同治13年刊本，页755。
③ 刘毓崧：《通义堂集》卷6，页66—70，《续修四库全书》，册1546 ， 页417—419。
④ 刘宝楠：《念楼外集》， 台北：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丛刊》影印清稿本，页559。
⑤ 林子雄点校，杨晋友校订， 《刘寿曾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卷三，页105。
⑥ 刘宝楠：《念楼集》， 台北：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丛刊》影印清稿本，页284—285。
⑦ 小泽文四郎：《刘孟瞻先生年谱》，卷上，页1，《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册143，页433—434。
⑧ 林子雄：《〈刘寿曾集〉前言》，林子雄点校，杨晋龙校订， 《刘寿曾集》，前言，页2—3。
⑨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年），页112。
⑩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序》， 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册1，页1。
(11) 见乾隆丙午（1786 ）科浙江乡试中式举人任际寿卷（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232，页25），及乾隆戊申（1788 ）科浙江乡试中式举人何豫朱卷（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232，页41）。 详见拙文《嘉兴李氏的经学研究：从一个经学群体的出现来看乾嘉时期的学术转型》，待出。
(12)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序》， 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1，页1—3。张杰：《清代科学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页6—10。
(13)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93。
(14) 仲光军主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年）《清代试题试卷》，页1026。
(15) 见光绪丁酉（1897）科江苏选拔贡刘师苍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389，页349—365。
(16) 锡瑜生于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六月十四日， 卒于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八月初八日。见刘文淇《先府君行略》，《青溪旧屋文集》卷10，页8；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光绪九年刻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册1517，页74。见朱彭寿：《皇清人物通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5册，页282（纪年，600，1319）。
(17) 名汝士（1820—1873），字仲博，毓崧妹。 见刘寿曾：《适田先姑母墓志铭》，杨晋龙校订，林子雄点校：《刘寿曾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年），页188—189。
(18) 长名顺曾（1842—1869），次名淑曾（1853—1889）， 具见刘寿曾：《先妣汪太宜人行述》，杨晋龙校订，林子雄点校：《刘寿曾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年），页112；336—337。
(19) 见光绪丁酉（1897 ）科江苏选拔贡刘师苍卷（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389，页349。
(20) 见朱彭寿：《皇清人物通检》第五册，页310。
(21) 梅书所附陈懋森撰：《清故监察御史刘先生墓志铭》， 《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页91。
(22) 《大清畿辅先哲传》30，贤能三，页3—4。 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坐丛刊》，册200，页450—452。
(23) 朱彭寿编著；朱鳌、 宋苓珠整理：《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北京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云：“刘滋，字霖生，直隶任丘人”（见是书页44）。《江南通志》称其为任城人。《畿辅通志》云刘滋，任县人，顺治辛丑（1661）科马世俊榜进士。见《畿辅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63，页15。是刘滋籍里有任县、任城、任丘三说，按任县属直隶顺德府，今邢台市境内（《大清一统志》卷20）；任丘属直隶河间府，今河间县附近（《大清一统志》卷15）；任城在山东兖州（《太平寰宇记》卷14）。而刘显曾与刘师苍朱卷则云先祖仲礼为河南密县知县，由寄居直隶任丘而还原籍溧水。是其先世一支由刘仲礼迁回江苏溧水，另外一支则仍占籍直隶任丘。
(24) 见《畿辅通志》卷66，页15。
(25) 朱彭寿编著；朱鳌、 宋苓珠整理：《清代人物大事纪年》，页195。
(26) 见赵弘恩监修：《江南通志》卷21，页7；卷89，页18。
(27) 《江南通志》卷107，页18。
(28) 见《山东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80，页6。
(29) 见《云南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8下之2，页24。
(30) 如汤斌《米色难期纯一谨请红白兼收以·灾黎疏》， 《汤子遗书》：“臣采访再三，查有苏州府属吴县知县刘滋，操守端严莅事精敏，举行教化，劝课农桑，廉能之绩最著。”卷2，页4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见《清朝先正事略》卷10，页42—43。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册192，页367—370。
(32) 朱彭寿编著；朱鳌、宋苓珠整理：《清代人物大事纪年》，页660，1319。
(33) 朱彭寿：《皇清人物考略》第九册，页227。
(34) 见光绪壬辰（1897）科会试刘显曾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75，页60。
(35) 朱彭寿编著；朱鳌、宋苓珠整理：《清代人物大事纪年》，页1643。
(36) 陈懋森：《清故监察御史刘先生墓志铭》， 收入梅鹤孙著《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页89—91。
(37) 见光绪壬辰（1897）科会试刘显曾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75，页47—75。
(38) 见光绪壬辰（1897）科会试刘显曾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75，页62。
(39) 纪昀：《滦阳消夏录》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卷1，页9。
(40) 纪昀：《滦阳消夏录》一，《阅微草堂笔记》卷1，页10。
(41) 拙文《嘉兴李氏的经学研究：从一个经学世家的出现来看乾嘉时期的学术转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浙江经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11月。
(42)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8，《丙辰会试录序》。见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6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532。
(43) 详见拙文《嘉兴李氏的经学研究：从一个经学世家的出现来看乾嘉时期的学术转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浙江经学研讨会论文集》， 2004年11月。
(44) 详见拙文《嘉兴李氏的经学研究：从一个经学世家的出现来看乾嘉时期的学术转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浙江经学研讨会论文集》， 2004年11月。
(45) 见光绪壬辰（1897）科会试刘显曾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75，页65—66。
(46) 朱熹：《论语精义》卷9下，页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北：艺文印书馆据嘉庆版影印），第9篇下《广部》，页450。
(48) 洪适：《隶续》卷19，页6；见《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439。
(49) 《春秋左传注疏》卷55，页29。
(50) 《清史稿》卷480，页13154。
(51)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11，见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页219—220。是篇全文见田启霖编著：《八股文观止》（海南出版社，1994年），页1067—1069。
(52) 陈祥道：《论语全解》卷8，页1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21，见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页406—407。
(54)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21，见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页405。
(55) 方浚师：《蕉轩随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7，页279。
(56) 法式善：《清秘述闻》卷3，页83—84。
(57)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孟涂文集》卷4。见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页682。
(58)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10（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页362 —363。
(59) 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左盦外集》卷9，页5。 《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民国25年宁武南氏本），页1534。
(60) 阎湘蕙编：《何文安公行述》，《国朝鼎甲征信录》卷4，页13—16；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本，页289—296。
(61) 关于阮元与扬州诸儒的关系，可参见王章涛：《阮元与扬州学派》， 收入冯尔康等着：《扬州研究—江都陈轶群先生百年冥诞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页299—336；章权才：《阮元与清代经学》，代入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页541—554。
(62)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28—29。
(63) 陈东辉：《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 年冬之卷（总第18期），页49—52。
(64) 阮元：《小沧浪笔谈》卷4中。
(65) 林庆彰：《刘文淇与〈左传旧疏考正〉》， 收入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页597—614。
(66)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516。
(67)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655。
(68) 小泽文四郎：《刘孟瞻先生年谱》，卷上，页26，《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册143，页483—484。
(69)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911。
(70)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959。
(71)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915。
(72) 关于刘文淇的治经方法， 杨向奎：《孟瞻学案》（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页432—497。）及林庆彰：《刘文淇与〈左传旧疏考正〉》（《清代扬州学术》，页597—614。）有较详尽的分析。
(73)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951—952。
(74) 王章涛：《阮元年谱》，页961—962。
(75) 林子雄点校，杨晋龙校订，《刘寿曾集》，卷1，页54—55。
(76) 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页6，《刘申叔遗书》，页1534。
(77) 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页，2—4，《刘申叔遗书》，页541 —542。
(78) 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页5，《刘申叔遗书》，页543。
(79) 见刘师培：《左盦外集》卷4，《刘申叔遗书》，页1373—1393。
(80) 陈寿祺：《孟氏八录跋》，《左海文集》卷8。
(81) 见光绪壬辰（1897）科会试刘显曾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75，页67—70。
(82) 见光绪壬辰（1897）科会试刘显曾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75，页70。
(83) 见光绪壬辰（1897）科会试刘显曾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75，页74。
(84) 见光绪丁酉（1897）科江苏选拔贡刘师苍卷，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389，页360。
(85) 见光绪丁酉（1897）科江苏选拔贡刘师苍卷，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册389，页360。
(86) 纪昀：《滦阳消夏录》三，《阅微草堂笔记》卷3，页51—52。
(87) 见拙文《嘉兴李氏的经学研究：从一个经学世家的出现来看乾嘉时期的学术转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浙江经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