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纯文学论文,倾向论文,宋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关键词 宋玉 宫廷赋 文学化
在中国历史上，以独立的文学作家的出现为标志，文学相对游离于政治、伦理、哲学而自成一门，当以战国时代楚人的辞赋创作开始。清人魏源曾指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已不能兼谊：其后分散为诸国，言语家流为宋玉、唐勒、景差，益与道分裂”，（《定庵文录叙》）所以感叹“宋（玉）景（差）枚（乘）马（相如）以后，不知约《六经》之旨成文，而文始不贯道”。（《国朝古文类钞叙》）如此批评之中，实已暗含了对以宋玉为代表的战国楚宫廷文人赋思想内蕴的揭示。
一
战国楚宫廷赋家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是依附于屈原而缺乏独立价值的。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初定其调：“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继后，韩婴《韩诗外卷》卷七“宋玉因其友见楚相”条、刘向《新序·杂事》“楚威王问于宋玉”条、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存《宋玉集序》等，记录宋玉等生平行事，或有出入补充，但基本观念，并未出《史记》所论列。根据司马迁对宋玉的评价，主要有三层内涵：一是宋赋取法屈辞；二是宋玉较屈原缺少“直谏”精神；三是宋玉以赋著称于世。后世文学批评家常以“屈宋”并称，然多缘于迁论，未脱离史学批评形成的定式。如刘勰《文心雕龙》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辨骚》）“屈原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时序》）杜甫《戏为六绝句》亦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之五）皆重屈宋之同而略其异，未明宋赋的自存价值。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先秦文学有着由《诗》而“骚”到“赋”体出现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显示了文学渐渐游离文化学术氛围而对铺叙、构篇、藻采等文学性手法的日益重视。在此过程中，战国之世代表南方文学的《楚辞》的兴起，最值注意。沈德潜《说诗晬语》评屈辞云：“《离骚》者，《诗》之苗裔也。第《诗》分正变，而《离骚》所际独变，故有侘傺噫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这里甚明屈原处战国末世承变“诗人之志”，于骚辞艺术尚未论述。倘若从文学史角度总观《楚辞》变化《诗经》的艺术贡献，要有两端：一曰诗歌形体的解放；二曰表现方法的发展。就形体解放而言，屈骚较诗三百又有三点进步：第一，在句法上打破《诗》之“四言”格式，利用楚地“自成天簌的歌谣体”，（郭沫若《屈原研究》）形成以“六言”为主并加“兮”字的楚声新调，显出自然韵律之美。第二，在章法上改变《诗》每节开头语言、音韵重叠方式，而贯以符合通篇一体之长诗要求的旋律和意趣。第三，在体制性质上使独立的语言艺术之诗在脱离音乐的情况下完形，标志着先秦诗歌由歌诗向诵诗的转变。〔2〕就表现手法而言，王逸《离骚章句》论其比兴之义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颇明旨意。然《楚辞》能改变《诗经》短诗以一物“兴”起一事的简式，而将多种比兴手法熔铸于诗歌整体形象和整体意境的创造，其基础却在发扬了《诗》之“赋”（铺）的功能，以托配既文采铺发，又飘忽浪漫的艺术形式。对此，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在论《诗经》状物后即谓：“《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而至汉赋，“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其说颇明于诗、骚、赋在文学化道路上的演递，但却疏略了楚宫廷赋创作环节。因为，屈辞虽与赋体文学因缘最近，然仍属于先秦诗歌范畴，而赋体之独立，则始于荀（卿）、宋（玉）以赋立名的创作实践。刘勰也认为：“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爱锡名号，与诗画境”。（《文心雕龙·诠赋》）比较荀、宋，荀略为先。荀氏有《赋》篇五章〔3〕，名为咏物，实则采用春秋战国间流行的“隐语”形式， 宣传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和政治主张。试举“五赋”中能代表其“隐语”（刘勰评语）、“敷典”（王芑孙评语）、“效物”（章炳麟评语）特征的《云赋》为例：
有物于此，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巨。圆者中规，方者中
矩。大齐天地，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忽兮其
极之远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
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往来惛惫，通于大神，出入其极
，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
子设辞，请测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欤？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逼者欤
？行远疾速而不可托讯者欤？往来惛惫而不可为固塞者欤？
暴至杀伤而亿忌者欤？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欤？托地而游宇，友风
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此赋描写云气之聚散、巨细、应时、变化，确有“极声貌以穷文”的特征，与宋赋相类；但究其艺术本质，荀氏“五赋”与宋玉《风赋》《高唐赋》等较可信的赋作〔4〕比较， 则有一明显差别：荀赋思想大于形象，义理掩压文词，赋文实为政治思想的传播工具；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二评云：“荀子以礼为教，‘粹而王’三句，领后三篇。……《箴》以喻纵横之术，虽济一时，终亦必亡，中‘无一焉而亡也’。……蚕名恶而理美；箴名美而理恶也”，皆发扬其政治哲学观。而宋赋“莫敢直谏”（司马迁语）、“实始淫丽”（刘勰语），是以自觉的美文创造赋境。如果说屈原是文学化的诸子，其创作无不围绕其政治理想，荀卿是以哲学写赋，其赋学是哲学的婢女，那么，宋玉则是以俳优化的文人写赋，在其创作思想低落的同时，却以宫廷赋创作提升了文学意识，形成由诗、骚“言志”（重讽谏）向宫廷赋“尚美”的转移
二
明代学者陈第评宋玉赋云：“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屈宋古音考》）清代赋论家程廷祚称宋玉为“赋家之圣”，并谓“赋何始乎？曰：宋玉”：“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由是词人之赋兴焉”。（《青溪集》卷三《骚赋论》）二说皆排斥荀赋的文学性，确立宋赋的历史首创地位，是颇具匠心的。而探究宋赋变诗骚，立赋格之纯文学化倾向，似可通过宋玉的创作审美实践与艺术内涵，以觇测其赋学观念。
1、自抒情怀，淡化讽谏。
由于宋玉为楚宫廷文学侍臣，故其主要赋作皆与楚王相关，而后世评价也因此发生歧异：一谓宋赋背离屈辞，莫敢“直谏”，朱熹即称其为“礼法之罪人”；（《楚辞集注序》）一谓“宋玉之作，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陈第《屈宋古音义自序》）在此讽谏与非讽谏的矛盾评述中，实质上恰恰内涵了宋玉效屈而变屈的新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于宋赋创作，表现的正是那种生于末造之宫廷文人陷于拯世与悲世之矛盾的惆怅情绪。关于这一点，可从宋玉效法屈辞最肖的《九辩》的描写中窥其相异于屈辞情绪的特征。试观《九辩》首两节：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
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
潦而水清。
憯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
悢兮去故而就新，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晰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对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这种由景逗情、由物及人的描绘，显然与屈原《离骚》风格不同。在这里，没有屈辞那种一以贯之的爱国激情和抗争精神，仅以“惆怅兮而私自怜”的自我不幸点破无可奈何的心境，渲染出一种黯伤凄清的情氛，隐喻末世人生之内在悲哀。从《九辩》的艺术构思看，宋玉显出重“情”而轻“讽”的企向。而在情绪表现方面，又有两大创造：一是在缤纷万物之中，特选“摇落”变衰之“草木”，啁晰“悲鸣”之“鹍鸡”，以及“哀蝉”“归雁”，将各种形象组合成一系列凄凉的意象，以突出“悲秋”的情感主题。晋人潘岳作《秋兴赋》首明“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也”之旨，继而抒发感慨：“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蹙之疚心兮，遭一涂而难忍”。此处不仅列举“送归”“远行”“临川”“登山”四种情态表现肇自宋玉“悲秋”旨趣，而且内涵了宋赋对赋史上“士不遇”主题的影响。二是将主观感情外射于客观景物，而在具体描写上，又以细腻的情感和对时令物候的敏感浑融一体，其对汉、晋宫殿、山水赋有关景候、情绪的刻画，亦影响甚巨。
宋玉的《风赋》是篇言志之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时（楚）襄王骄奢，故宋玉作此赋以讽之”。然观全赋分别形容“大王之雄风”与“庶民之雌风”，极尽描写，更多自抒色彩。如赋中称述清凉雄风“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后，转写庶人“雌风”云：
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
，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混浊，扬腐余，邪薄入翁
牖，至于室庐。“雌风”所及，“驱温致湿”、“生病造热”，与“雄风”相比，别若霄壤。但从宋玉创作动意与楚王接受状况来看，并未起到明显的讽谏效果，固与屈辞比较，虽不乏辅词效志之迹，然因情造文、滑稽调侃尤为明晰。只是在文字游戏的深层，内涵着作者对战国末世动荡、君王奢侈、百姓困苦、国势衰危的隐忧和愤怨。元人郭翼《雪履斋笔记》云：“古来绘风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论。荀卿《云赋》，造语奇矣，寄托未为深妙”。换言之，以“深妙”寓示《风赋》之“寄托”，恰是宋赋淡化“直谏”而自抒情怀的艺术隐蕴。
2、文思尚美，汪秽藻采。
如果说屈原《离骚》广资博物，用“善鸟香草”“恶禽臭物”诸外在现象“引类譬谕”，要在抒写情志，以通讽喻，则宋玉赋作之构思、藻饰，显然出于一种自觉的“尚美”意识，并成为汉赋审美思潮的先声。如其《神女赋》中描写“神女”之形神意态云：
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
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
实兮， 志解泰而体闲。既姽
于幽静兮， 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毂以徐步兮，
拂墀声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
，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
兮，性沈详而不烦。时容
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又如《风赋》描述“风”之物态：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
于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飏熛
怒。肱眩雷声，回穴错迕。蹷石伐木，梢杀林莽。
状物写人，整丽蔚茂，显出宋赋多元构思和全方位描写的审美功能。在宋赋汪秽藻采中，时或夹杂一些诸如“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高唐赋》）、“怀贞亮之絜清兮，卒与我兮相难”（《神女赋》）的“谏语”，然比较全篇之铺张扬厉与诡谲怪奇。仅成丐词，已失去实际意义。也正是这种异于先秦《诗》“尚用”传统之“尚美”观念在宋玉赋中的自觉表现，使“诗”“骚”强烈的政治意识转化为“从容辞令”式的“讽谕”，进为汉赋“曲终奏雅”式的虚假表白；而后代赋论家诋斥宋赋“淫浮”、“淫丽”，〔5〕实皆由此“尚美”观导致宋赋创作“夸饰始盛”〔6〕现象着眼形成的批判意识。
3、寓庄于谐，以文为戏。
在先秦文学史上，诗、骚词正意庄，唯谐隐时多嘲戏，假如说荀赋是将嘲戏之隐引入正庄儒道，则宋赋反以诗骚情词，导入谐隐嘲戏之途，使赋学宫廷化、游戏化。而他对赋娱乐作用的提升，本身就是对文学审美的一种强化。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论“谐”之悦笑的特征时即引宋赋云：“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刘勰意本宗经，故谓“微讽”“足观”，若审其赋文，诚多悦笑游戏之趣。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由“登徒子”进言，“楚王”询问，“章华大夫”说项，“宋玉”自辩组成，夸饰递进，语涉谐谑，多戏剧色彩。如宋玉答辩回击登徒子“好色”之论一段云：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
，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
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
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
唇历齿，旁行踽偻，又
疥且痔。登徒之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这是该赋的核心部分，尽管后面宋玉再次回答章华大夫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的说教，也难掩其讥诮取乐，炫文耀采的本质。宋人王楙《野客丛谈》卷十六云：“自宋玉《好色赋》，相如拟之为《美人赋》，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转转规仿，以至于今”。而合观宋赋与仿作，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便是缺乏“庄意”的宫廷文学弄臣的娱戏表演。
与《好色赋》相类的是旧籍传载为宋玉所作的《讽赋》。赋写唐勒短宋玉于楚襄王，而宋玉答词中写“主人之女”如何以“美色相诱”，“动作相挑”，“琴心相感”，内容琐屑，而形容冶荡。皇甫谧《三都赋序》批评“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正以此类赋为鹄的。然而，又正是这种“淫放”“夸竞”的特征，恰为宋赋风流自赏之处，故后人亦有“庄周旷达，多濠
之寓言；宋玉风流，游江湘而托讽”（纳兰性德《渌水亭讌集诗序》）的评价。宋玉《高唐》《神女》二赋所描绘的人神交欢之故事，其对神话中生殖崇拜和旧俗中男女野合的文学渲染、提升，寄托了无穷的神幻迷离的遐思：亦与《好色》诸作夸竞形容一样，既是对现实中未存在的“现象”经幻构得以娱悦、满足，也是作者解脱沉重的政教负荷之精神自由的显现。
三
宋玉赋审美内涵的变化，与其艺术形式的变化相辅相成，因为文学形式既“外在于内容”，而内容又“具有形式于自身内”，“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宋玉作为楚宫廷文人的代表，其文学创作也就不仅在内容方面游离于诗、骚，而且其艺术形式已成为由骚辞向汉赋转折的中介。黄庭坚曾云：“凡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格，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引自王直方《王直方诗话》）此论古赋格调，实已内含宋赋对汉赋艺术完形的先驱意义。
由于宋玉创作自抒情怀与尚美藻采，所以其作品逐渐形成了适应赋体夸竞铺陈的模式，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打破诗语结构，用词造句骈散结合，尤以散文化倾向最为明显。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中骈偶处，语取蔚茂；单行处，语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如果说骈语偶句为我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决定，并在先秦文学中普遍存在，则辞赋散文化倾向，无疑具有改变诗语拘束，以便于自由发挥的意味。刘向《新序·杂言第一》载宋玉《对楚王问》，即是最早的一篇典型散文赋。赋中回答“士民众庶”的非难，针对来自各方面的谤言据理力争，并以有客所歌“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三层为线索，铺词骋藻，散体行文，开汉赋先河。他的《登徒子好色赋》则骈散相间，以抒发情怀。赋中所云“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一段，纯属散文体格。至于宋玉的《神女赋序》，尤为一韵散兼行的精美小赋。如其描写“神女”形象：
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兮若明月舒
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
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绘盛文章，极
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
不短，纤不长，
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
这种造语形式不仅在汉赋中常见，而且宋代新文赋创作亦颇有对此效法之处。
二是主客问对之构篇方式的定型。主客问对，初兴于先秦诗文，尤以散文如《孟》《庄》论辩，多采用此法。而推衍于赋，则始于荀、宋。在宋玉赋篇中，《高唐》《神女》《风》《对楚王问》诸作之两人（楚王与宋玉）问对，《好色赋》《讽赋》诸作之三人问对，以及《大言》《小言》诸作之多人论辩，无不采取这种方法构篇，以达到层层递进的艺术效果。至汉代散体大赋创作，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之“子虚”“乌有”“亡是公”，杨雄《长杨》之“子墨客卿”“翰林主人”，班固《两都》之“西都宾”“东都主人”，张衡《二京》之“凭虚公子”“安处先生”等人物的问对论辩，无不取法宋赋。特别是宋玉《高唐》《神女》“本一赋分为上下”，（章炳麟《菿汉闲话》）这种姊妹篇形式亦为汉人效法（如相如《子虚》《上林》），以便扩大容量，铺采摛文，而俨为汉赋范式。
三是铺采从文的描绘形态。出于尚美的赋学观，宋玉淡化讽谏，著力描绘，已初具汉赋铺采摛文的审美特色。宋玉诸赋汪秽藻饰，以《高唐》《神女》尤甚。如《高唐》之赋，先写巫山高峻，其下江水汹涌，鸟兽骇奔，鱼虫纵横；次写山腰，则玄木榛林，花果繁茂，险峰峻势，谲诡奇伟；后写当年遨游、祭祀、纵猎等，每事铺陈，极力夸饰。而观其具象，如写微风吹拂，撩人情愁则云：“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形容处高临危，惊心动魄则云：“倾岸洋洋，立而熊经。久而不去，足尽汗出”；写波涛孤起则云：“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之望碣石”；写风吹林木则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簌”；写山石奇诡则云：“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状似走兽，或象飞禽”。其物态描写，巧构其形；其意态描写，出神入化。陈第认为：“《子虚》《上林》实踵此而发挥畅大之耳”。（《屈宋古音考》）程廷祚亦谓：“《子虚》《上林》，总众类而不厌其繁，会群采而不流于靡，高文绝丽，其宋玉之流亚乎”？（《骚赋论》）这些见解确实道出宋玉的赋学开创精神和赋史地位。
如果说荀卿是汲取俗文学（民歌）的精神首造赋篇，却缺乏文学性的描写；那么，到以宋玉为代表的战国楚宫廷赋形制的出现，则标明赋体文学经历了从民间到宫廷、由俗体变雅体的转化，而其“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刘熙载《艺概·赋概》）文学创作，既为汉代宫廷大赋艺术奠定了初基，又对文学自身脱离先秦学术、走向汉、晋时代的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唐勒、景差赋已失传。 王逸《楚辞章句》以《大招》为景差作。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口墓出土竹简，有唐勒《驭赋》残篇，与《汉书》所载相符。其风格亦与宋玉赋相类。
〔2〕《楚辞·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抽思》：“道思作颂（诵），聊以自救兮”。皆自明诵诗之义。
〔3〕《汉书·艺文志》著录“荀赋十篇”， 今《荀子·赋篇》中有六篇，即《礼》《智》《云》《蚕》《箴》外，又合《佹诗》与《小歌》为一。另有《成相辞》四篇（《汉书》著录作杂赋）。按：荀卿除《礼》等五篇为咏物明理赋，佹诗为骚体诗，成相辞为类似鼓儿词的歌谣。
〔4〕关于宋玉作品，《汉志》著录“十六篇”。考诸文献， 所载如次：王逸《楚辞章句》：《九辩》《招魂》二篇；萧统《文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高唐对》一篇。按：据学界考证，以《九辩》与《文选》所录五赋较为可信。
〔5〕杨雄《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 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挚虞《文章流别论》：“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
〔6〕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 相如凭风，诡滥愈甚”。
〔7〕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篇《本质论》，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贺麟译本。
〔8〕宋代新文赋代表作家欧阳修曾谓“宋玉比屈原， 时有出蓝之色”，（《宋诗话辑逸·陈辅之诗话》引）可见推崇效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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