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党、党禁与君主集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禁论文,先秦论文,君主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问题是春秋战国社会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大事，它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影响，在政治争斗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对“党”的观念有一个新的定位，这一定位影响到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学界论述秦汉以后朋党的文章很多，但没有一篇论述先秦时期的，而先秦时期是问题之原，有必要引起关注，本文作为抛砖引玉吧。
一、关干党的普遍性
“党”的问题最早在《尚书，洪范》篇已经提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但《洪范》的创作时代分歧很大，或曰周初，或曰战国等等，如果是周初，党的问题在当时已是一个政治性的大问题。由于是孤证，一时还难于论定。比较稳妥地说，《洪范》不会晚于春秋时期。从《左传》、《国语》等文献看，春秋时期“党”的问题十分突出，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其普遍性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地缘性的党。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人群可以称之谓党。《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五党为州”，注：“二千五百家为州。”一党为五百家，党设“党正”。《地官·叙官》载：“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地官·党正》载：“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论语》中有“阙党”、“达巷党”的记载，说明党有名称。《左传》哀公元年载，陈怀公征询国人的意见，是与楚国还是与吴国结盟？他让国人“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杜注：“都邑之人无田者随党而立。”这个党应该说指的是行政区划。党是否是一级普遍的行政区划，先秦可证的史料寥寥，难于确定。但泛称“乡党”的记载却很多，“乡党”又可简称为“党”，《论语·子路》载孔子与叶公的对话有“吾党”云云，这里的“吾党”就是“乡党”。一般说，“乡党”指的是家乡。农业社会人们依恋乡土，乡党成员有地域归属感，生于斯，葬于斯，有天然的互助关系，“五党为州，使之相周”（注：《周礼·大司徒》。）。照顾孤寡之人似是乡党成员的一种责任和义务（注：《管子·入国》。）。如果有人在外有丰厚的收入也应为乡党做点好事，孔子的弟子原思为人家宰，“与之粟九百”，他嫌多，不受，孔子说，为何不要？“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注：《论语·雍也》。）乡党内部是“有序”的，其序主要是年龄，即所谓的“乡党以齿”。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注：《孟子·公孙丑下》。）“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注：《庄子·天道》。）乡党有相应的礼俗，《周礼·秋官司寇》载治民有“五戒”，即“誓”、“诰”、“禁”、“纠”、“宪”，其中“宪”就是“用诸都鄙，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孔子于乡党很有礼貌，“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注：《论语·乡党》。）“乡党有相应的礼俗，“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注：《礼记·仲尼燕居》。）乡党特别重信，“乡党之闲观其信惮也。”（注：《大戴札记·文王官人》。）乡党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礼俗，“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论语·乡党》。）
2、血缘性的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群可称之谓党，“党”可训为“亲族”。血缘有亲有疏，血缘性的党有大有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及华夏夷狄之分是最广义、最宽泛的血缘性的党。汉代司马相如说“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就是华夏夷狄之“党”（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陈武说南越、朝鲜拥兵独立也称之谓“逆党”（注：《史记·律书》。）。血缘性的党一般说来指聚居的血缘群体，称之谓“族党”、“氏党”、“宗党”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这种族党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之家，规模是比较大的。《荀子·礼论》说的“庶人者丧合族党”的族党应该说指近亲，比贵族的族党无疑要小得多。在血缘关系中，还可细分为以“角色”，如父、如母、如夫、如妻为中心的血缘关系，于是有“父党”、“母党”、“夫党”、“妻党”、“兄党”、“婿党”，而同辈则称“伦党”等等。从血缘性关系看，人人都有“党”，而且是多重性的“党”。
3、有一定隶属关系的即是党。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都有“徒属”、“私徒”、“徒隶”等，他们同主人有隶属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也就是一种“党”。《国语·晋语二》载：“（晋）献公卒。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韦昭注：“徒，党也。”
4、政治性的党。由某种政治利益组合在一起的人群可以称之谓政治性的党。这类党多以某一个政治人物为中心结合而成，于是有君主之党，母后之党，太子之党，某某臣之党等等。
5、利合志同相结为党。《鬼谷子·内揵》说：“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其实不管什么内容和原因，只要相“结”，都可称之谓党。
墨子说孔子：“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注：《墨子·非命上》。）孙贻让诂：“徒属犹言党友。”孔子及其弟子就是一个党，其实孔子本人也径称自己与弟子为“吾党”。少正卯是一位足智多谋，善于言谈，招纳了一批追随者，于是被称为“撮徒成党”（注：《孔子家语·始诛》。）。墨子师徒更是一个有主张、有首领、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派。不仅墨子在世时如此，墨子死后“墨者”之党还长期延续与活动。“党”何止孔、墨师徒，其实凡是招纳生徒的都是聚徒成党。许行“为神农之言”，“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屐、织席以为食。”（注：《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荀子等等概莫能外。你看，荀子的弟子们竟要推举荀子为王，这能不是党吗？李斯在谏议焚书时说的十分明白，凡是那些“私学”都是“率群以造谤”、“党与成乎下”。春秋战国是私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而私学“师徒成群”就是一种“党”。
春秋战国的贵族、官宦常常招纳门客，形成所谓的养士之风。养士就是结党。《六韬·武韬》对此说的十分明快，指出“收其豪杰”、“阴内智士”、“纳勇士”就是组织“党徒”。以利交结成党，“为人臣者破家残賥，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向固也，虚向与爵禄以相劝电。”（注：《韩非子·说疑》。）“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注：《管子·禁藏》。）
盗也有党，《墨子·大取》：“虽其一人之盗，苟不管其所在，尽恶其弱也。”孙贻让诂：“‘弱’，疑为‘朋’，形近而误。言盗虽止一人，然不能审知其谁某，则尽恶其朋党也。”著名的盗趾“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注：《史记·伯夷列传》。）
对“义”有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党”，墨子说：“义不同者有党”（注：《墨子·尚贤下，尚同上》。）。张仪批评主张合纵者是朋党，他说：“夫从（纵）人朋党比周”（注：《战国策·卷八》。）
6、结盟为党。人们社会结盟的原因各式各样，但只要结交，大至国与国、族与族，小至人与人，都可以称之谓党。
由上可知，党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以致可以说无人不党；同时又是一个普遍性的观念。虽然“党”从一开始就有偏私之义，有排他性，如郤芮说的：“有党必有雠。”（注：《左传·僖公九年》。）但党也不是处处都是恶名。且不说乡党、族党等共同体的含义，党还是一个自我归属的概念。在《左传》中有多处记载，说明“党”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表明自己和族人的归属，如某某为某某人之党等。当时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结党是普遍现象，谁与谁是结党都是公开的事实，无需隐瞒，如晋国的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
、纍虎、特宫、山祁，皆丕、平之党也”（注：《左传·僖公十年》。）。诸侯以及公子们也同样结党，称之谓“君党”、“王子党”、“太子党”、“公子党”、“夫人之党”以及“国党”等，如春秋时期宋国的孔叔、公孙钟离、公子卯“皆昭公之党也”（注：《左传·文公八年》。）。“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祁盈之党也。”（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互相争斗中明确提出要壮大朋党，如王孙雒说的：“请王励士，以奋其朋势。”韦昭注：“朋，群也。勉励士卒，以奋激其群党之势，使有斗心。”（注：《国语·卷十九》。）孔子说的“吾党之小子”，“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等表明人们的党派意识是十分明确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鲁国费这个地方的民谣有一句：“已乎已乎，非无党之士乎！”这与孔子说的“吾党”同义。乡党之人可以简称为“党人”。互相结盟则径称“党于”或“为党于”某某。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党”既有偏私之义，但也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意义。不过从发展上看，前者在突出，后者在萎缩，特别在政治上，与君主专制观念的膨胀相对，臣下的“党”与罪名几乎无别。
二、党与政治斗争史
这里说的政治斗争主要指权力之争。在权力争斗中，无疑有主脑人物，但这种争斗决不是武士之间的个人角斗，而是以“党”，即群体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权力斗争中“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把君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宫廷权力之争和改朝换代之争等等，都视为党派行为。
在古老的传说里，禹把最高权位禅让给益，其后果有两说：一说，当时的人民不认同益，而主动归顺禹的儿子启；另一说，启用武力杀掉益夺取了权位，建立了家天下的夏朝。启是如何夺取权位呢？这就是靠“党”的力量，“启与支（鲍本‘支’作‘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注：《战国策·燕策一》。）《韩非子》引用了这一句，“支党”作“友党”。《史记·燕世家》作“交党”。启取代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是靠“党”来实现的。
春秋时期的周王、诸侯、卿大夫之间以及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些斗争可以说都是通过“党”来进行的。在《左传》以及有关记述这一时期的文字中，“党”字出现的频率提高。
周景王立爱子子朝，“子丐之党与争立”，在晋国的支持下，子丐胜利，是为周敬王。晋国的献公除公族，原因是公族之党势大逼主。晋惠公杀里克、丕郑及七舆大夫，这些人势力极大，“此其党半国矣。”（注：《国语·卷九》。）流亡到秦国的晋公子重耳要夺惠公之位，“秦穆公乃发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杀惠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为文公。”（注：《史记·晋世家》。）晋厉公时“大臣贵重，敌主争事，外市树党，下乱国法，上以劫主”（注：《韩非子·内储说下》。），厉公欲去群大夫，杀三郤，（即郤奇、郤雠、郤至）。郤至是忠顺之臣，甘受诛灭，在被杀之前说：“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注：《左传·成公十七年》。）郤至自称有党。其后，“栾书、中行以其党袭捕厉公”（注：《史记·晋世家》。），大夫之党的势力是很大的。晋国的党争跌宕起伏，卿大夫之党势大权重，先形成六卿专权，最后演出三家分晋。
齐国与晋国的局面无异，党争也是此起彼伏。早在西周时期，“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注：《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时期大夫崔杼以其党杀齐庄公。田氏的壮大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党羽，“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注：《韩非子·奸劫弑臣》。）“田乞欲为乱，树党于逆臣”（注：《史记·齐太公世家》。）。最后田氏取代姜氏而有齐国。
郑国的党争也是层出不穷，如郑繻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注：《史记·郑世家》。）
战国时期的党争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明确点明“党”的事例如：齐国的孟尝君是战国著名的“四公子”之一，曾专齐国之政，荀子说他是“篡臣”，“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燕王哙禅比子之引起的导致数万人死亡的争斗，被视为一次复杂的党争。所谓“子之之人”与“太子之人”又称为“党”。《战国策》与《史记》都说“太子因要（结）党聚众”。赵惠文王时“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权臣奉阳君李兑等“灭其党贼而定王室”（注：《史记·郑世家》。）。李兑又连带困死赵主父（赵武灵王）。而李兑也是“朋党比周”的典型。
以上我仅仅把明确使用“党”的事例罗列出来，由此可以推论，凡是与上述现象类似的都可称之谓党争。因此一部政治史就是党争史。
春秋时期的党与分封制有密切的关系，以分封单位而形成党，其特点是“族党”、“宗党”，即以血缘关系为主。战国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的建立，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分封制度依然盛行，即封君制度，这无疑是形成党的温床；另一方面是官僚使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资源缔结成党派。最为典型的是养士与养舍人而形成的党派。养士与舍人大同而小异。养士中各色人物都有，文、武、技艺以及鸡鸣狗盗之徒。舍人大抵是从养士中挑选出来的从事秘书一类的人，地位要高些。养士、舍人与主人形成一定的从属关系，也就是同党。当时士人很多投入私门，韩非感慨地说：“今诸侯之士徒皆私门之党也。”“今岩穴之士徒皆私门之舍人也”（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党争首先表现在用人上，大臣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都要设法“以党举官”和“朋党相举”。这是瓜分与支配政治资源的起点，也是权臣弄权的依靠。
在各种党争中，君臣之间的争斗特别引起关注，也是论述最多的话题。君臣之间的关系是道德关系还是利害关系，诸子在理论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儒家倡导君臣之间以道德相合，法家则揭破道德的纱衣，认为是利益关系，甚至说君臣之间是“一日百战”。儒家之说是一种愿望而不实，法家的说法虽绝对化而近于实际。君臣之间的角斗是复杂、曲折、或明或暗的智力与实力的较量。在这一过程中，一般都要依靠“党”来支撑，于是形成“君之党”和“臣之党“。到战国时期讲君之党的越来越少，君主应是公的化身，超越党之上。但在实际上君主依然有党，如《管子·形势解》所说：“外内皆失，孤特无党，故国弱而主辱。”韩非说：“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注：《韩非子·主道》。）不过理论的矛头主要是对准臣下之党。这类的论述极多，下面罗列若干条，以示其概。
《管子》：“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注：《管子·明法解》。）“〈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注：《管子·明法解》。）“群臣朋党，则内宜有乱。”（注：《管子·参患》。）
《荀子》：“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也。”（注：《荀子·臣道》。）“妒功毁宪，下敛党与上蔽匿。”（注：《荀子·成相》。）
《韩非子》：“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官爵贵重，朋党又重，而一国为之讼”（注：《韩非子·孤愤》。）。“奸臣”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注：《韩非子·说疑》。）“多力者树其党”、“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注：《韩非子·说林上》。）。引晋国厉公时胥僮、长鱼矫的话：“大臣贵重，敌主正事，外市树党，下乱国法，上以劫主，而国不危者，未尝有也。”（注：《韩非子·内储说下》。）
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样要依赖于“党”，正像韩非说的：“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注：《韩非子·备内》。）君党与后妃、夫人、太子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同样充满了历史。
把历史上的重大争斗归结为“党”争，这是高屋建瓴式的归纳与概括，让复杂纷呈的历史争斗现象各就“党”位，提纲契领，一目了然。这是先秦思想界，特别是法家的一大贡献。历史是个人的活动，更是一群又一群人的活动。“党”问题的提出，把人群的问题突出出来了。
三、无党论的提出
党虽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意识，但在春秋，特别是到战国时期，党又是一个逐渐被批评和被排斥的观念，特别在政治上，人们把党视为大敌而加以摒弃。
最早提出无党的是《尚书·洪范》篇。经典的话语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左传》中提到无党是对祁奚推荐人的评价，说他“称其仇，不为陷；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佐助），不为党。”“党”在政治上大抵同“私”、“偏”同义，因此凡说“无私”、“无偏”的也就有“无党”的含义。
从人格上说，圣人是无党的，墨子说：“古者圣王甚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注：《墨子·尚贤上》。）。“古之圣王”“不阿党，不私色”（注：《墨子·佚文》。）。文献中说的更多的是圣人无私，无私也就是无党。君子是无党的，晋国的郤至说：“仁人无党”（注：《国语·卷十二》。）。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注：《论语·卫灵公》。）这是孔子理想中的“中庸”状态，其实只要“群”就必然有党，泛而言之，群就是党。孔子口头说君子不党，在实际上他老人家也未做到，他杀过不同的党人少正卯。他还为君主作假证，让巫马期揭穿，说他搞党派，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违犯了君子不党的许诺（注：《论语·述而》。）。在理论上君子还是超越党派的，“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注：《荀子·致士》。）儒家理想的士大夫也是无党的，“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大也。（注：《荀子·强国》。）法家说的法术之士、正言直行之士也是不党的，韩非说他们“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注：《国语·晋语五》。）真正的士人也是无党的，“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注：《吕氏春秋·士容》。）“正士处势临众不阿私”（注：《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党”与“公”、“私”紧密相关，“公”是“无党”的依据，“私”是“党”的依据。关于公私问题我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公私观念与社会整合》（注：《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第5期。）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这里从略。
《庄子·天下》说慎到的学说特点之一是“公而无当”。“当”与“党”通，崔本作“党”。意思是公正而不阿党。这一观念不限于慎到，所有的派别都承认公而无党。《庄子·马蹄》篇说：“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一”的内容多多，要之，“一”就是“道”。公的基本意思是公共理性，是共同性，是一视同仁，是等距离性。
对君主之忠是以无党为前提的，晋国赵宣子说：“吾闻事君者比（韦注，比，比义也）而不党。”（注：《国语·晋语五》。）“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注：《管子·五辅》。）当时政治格言说：“忠不必当（党），当（党）必不忠。”（注：《战国策·卷二十三》。）一心顺从也无党，“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之义。”（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臣之忠强调的是，君臣之间只能是垂直性和单线性的服从，横向不能有党。
正直者也是不党的，“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注：《韩非子·解老》。）公私分明，立公灭私则无党，“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注：《韩非子·难三》。）忠于法令者无党，“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注：《管子·重令》。）党派性源于私、偏。赵宣子说：“举以其私，党也。”（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这是文献中最早给“党”下的定义，党本身就是人与人和一群人的结合，而在政治上最主要的是官职的分配与组合，赵宣子的定义切中要害。反过来说就是“以党举官”(68)。私与党是连体物，有私必有党，因此常常说私党。党与公、公道相对，“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注：《荀子·臣道》。）“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注：《韩非子·饰邪》。）“阿党不公”。党与偏可以组成“偏党”一词，“偏党而不经，听之辟也。”（注：《荀子·王制》。）
臣下结党源于自身的利益，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形成臣下朋党比周的还有君主的原因。前面讲到，君主本身也有党，特别在分封制下，君主有自己的党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君主专制体系的形成，国家、公共理性、公共事物与君主合而为一，君主成为公的体现与化身，因此在理论上要求君主无党、无私。但在实际上，君主不可能没有党或私，然而这又是引起臣下结党的契机和原因，“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朋党比周，以立其私。”（注：《管子·任法》。）“近衰世君人者，辟邪阿党，故谗馅群徒之卒繁。”(73)
君主无道引起臣下结党，“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注：《管子·法禁》。）君主治国无法，或有法不行，或乱赏罚更是造成臣下结党的原因。“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注：《管子·君臣上》。）“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以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君主“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廷。”（注：《管子·明法解》。）“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臣作矣。”（注：《管子·法法》。）“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注：《管子·明法解》。）
君主统治无术，臣下党起：“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注：《管子·明法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向非，非誉交争，则主惑矣。”（注：《韩非子·南面》。）
君令两可，必起党争，“令出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注：《管子·重令》。）
一职两用则必起党，韩宣王欲两用公仲和公叔，樛留说：“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树其党，寡力者借外权。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则王之国危矣。”（注：《韩非子·说林上》。）
人主孤弱，人臣多党。“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注：《管子·明法解》。）
总之，君主的政治路线、德性、统治术、性格等等都可能导致臣下结党。君主如何杜绝臣下可利用之机，对他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有君主达到了圣王的境地，才有可能做到。
无党论同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同步的，提出无党论的人全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推进者和支持者，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无党论必然导出禁党论。
四、党禁与君主专制的发展
无党论侧重于理论，禁党则是无党论在政治上的实践。臣下的朋党是君主专制体制的大敌和最危险的杀手。不禁臣下之党，君主就不能实现专制和权力的集中。君主的集权与臣下的朋党是势不两立的。臣下结党会导致政治混乱、君权旁落、国家衰败，乃至国破家亡。
朋党颠倒是非，使主无所适从。“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注：《韩非子·说疑》。）“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注：《管子·明法解》。）臣下朋党颠倒黑白，倒言反事，制造信息混乱，使主无所适从。
朋党颠倒善恶、贤不肖。“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注：《管子·立政九败解》。）“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注：《六韬·文韬》。）“曷为‘罢’？国多私，比周还主党与施。远贤近谗，忠臣蔽塞主势移。”（注：《荀子·成相》。）颠倒善恶、贤不肖，败坏了用人之道。
朋党破坏绳墨法制。“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注：《管子·立政九败解》。）“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注：《韩非子·孤愤》。）法制败则国家危。
朋党勾结，败坏政风。“其朋党足以相宁于利害。”（注：《鶡冠子·备知》。）“入则乘等，出则党骈。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注：《管子·四称》。）
朋党重，上下其手，架空君主。“能易贤不肖而可威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注：《管子·君臣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也。”（注：《荀子·臣道》。）“朋党相合，臣下得欲，则人主孤。”（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注：《六韬·文韬》朋党成势，遮蔽君主。“人主犹山也，左右多党比周以壅其主，则主不可见。”（注：《管子·明法解》。）结群成党堵塞进贤之路。“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注：《管子·明法解》。）“妒功毁贤，下敛党与上蔽匿。”（注：《荀子·成相》。）屈原感慨地说：“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注：《史记·屈原列传》。）“今则不然，其当途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注：《韩非子·人主》。）“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注：《韩非子·有度》。）
朋党搅混大义。“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事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所知之。”（注：《管子·明法解》。）
群党败国。“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曲私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注：《韩非子·饰邪》。）韩非认为山东六国衰败的重要原因是群臣朋党比周。“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注：《管子·参患》。）
偏党太重，足以亡国。“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可亡也。”（注：《韩非子·亡徵》。）“宫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党偏……党偏、妒纷，生变。”（注：《管子·君臣下》。）“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必然国破家亡，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就是臣下成党的结果。
臣下之党对君主既然有如此大害，因此禁绝臣下之党便成为君主专制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中国的历史选择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当时整个历史运动的结果，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和追求。在这一大势下，尽管臣下之党也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事实，但在理论上人们没有为它寻找合理性的依据，相反，人们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不约而同地提出禁党主张。
儒家的禁党主要是通过高扬政治道德来达到，圣人不党，君子不党，真正的士也不党。人臣要讲忠、公之道，有了公忠就会远离党派。在儒家看来，那些闹党派的人，违背了公忠之道，是贼臣逆子，对这些人可以采取强制的办法，直至消灭其肉体，如杀少正卯之举等。
法家的禁党主张最为明快、坚决。他们认为禁党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法治，一切任法而不任人，一切依照法令办事，所有的臣下只能出入于公，而不作任何横向往来和政治交结，上上下下依法行事，“公私分则朋党散”。对臣下结党现象，要用铁腕予以根除。且看下面一些有关论述：
《商君书》：“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注：《商君书·慎法》。）对朋党要“坚者破，锐者挫。”（注：《商君书·赏刑》。《管子·君臣下》。）《管子》：“以朋党为友……圣王之禁也。”（注：《管子·法禁》。）“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注：《管子·君臣下》。）“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注：《管子·君臣下》。）。《韩非子》：“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注：《韩非子·扬权》。）“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注：《韩非子·主道》。）“作斗以散朋党”（注：《韩非子·八经》。）。所谓“作斗”就是挑拨离间，挑起内部争斗，达到散朋党的目的。
儒法之外其他流派也都主张禁绝臣下结党。道家主张“公而无党”。墨家自己结党，但在理论上也主张圣王“不党”。《鶡冠子·天则》说：“圣王者……杜绝朋党之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甚至连苏秦这样的舌簧政客也提出“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注：《战国策·卷十九·苏秦从燕》。）。
臣下的朋党可谓多多，要之有三大类。一类是分封制下各种名号的被封者，如春秋时期被分封的卿大大，战国时期的各种封君等。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种权力单位、地缘单位和利益群体，同君主有着利益的纠葛，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时期是抗衡和瓦解君主的力量。另一类是随着官僚制而兴起的权臣，这些人占据了一定的权力部门和相应的资源，他们拥有一定的门客和私人势力，对君主集权也会形成某种程度的离心力量。三是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利益群体和权威，如孔、墨、少正卯等。《韩非子·说疑》列举了一串闹朋党的名单：“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如意、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人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孔子家语·相鲁》罗列了七名闹党派被杀的人，即“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上述这些人有此可考，有些无稽，这不是本文关注的，我要说的是，这十六位人物包括了上述三类朋党。
党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是党的温床，或者就是党。社会上存在着众多的党，党与党之间不可避免要发生矛盾和冲突。随着春秋时期公私观念的兴起，君主与“公”在理论上趋向一体化，臣下同“私”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而党的含义则向“私”倾斜，与“私”结为一体，于是在总体上形成如下趋势：君主是“公”的化身，臣下更多体现着“私”，私也就是私党。因此当说到“禁党”、“散党”时，就是君主对臣下朋党势力的控制与惩处。
“散党”、“禁党”的历史内容同“立公灭私”一样，都极大地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发展。禁党适应了君主一统专制的需要，因为任何党派的存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对君主一统专制体制的分解，进而成为一种威胁。取消“党”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横向联合的可能性，把人的社会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特别在政治上，要把人尽量孤立成为一个个单个的人，把人单个化、孤立化，是君主一统专制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在多篇文章说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都在营造君主专制主义，其根据之一就是他们都反对“党”。在庞大的君主权力面前，人们越是孤立，就越没有力量，就越便于君主专制。这可以说是历史的一条铁则。
中国的历史过程选择了君主集权而摒弃臣下之党。其道理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我想主要原因是君主代表着更大范围的“秩序”。臣下结党无疑也是一种“秩序”，但其范围相对要小。大秩序与小秩序之间按说应该有一种协调关系，但我们的祖先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思索，他们走了一条大而化之的路，即大秩序摧毁小秩序，即君主除掉臣下之党。一旦走上这条路，便成为一种范式，人们只顾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失去了跳出来进行反思的能力和机会。所谓失去反思的能力是指人们不再为“党”寻求合法性的道理，“党”尽管是一个无法去掉的存在的事实，但在观念上却视之是一种无法抑制的肿瘤，而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生命现象。我们的先人，除欧阳修等极少数略有疑问外，一概不为“党”的存在现象寻求道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所谓没有机会，是说集权化的君主专制不容许为党的存在寻求合理性。朋党在君主面前是不容分辩的坏蛋和敌对物。君主只要说臣子结党，臣子立即陷入不可饶恕的罪过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几乎没有人敢出来为党的存在进行合理性的辩说。
从君主集权与专制方面说，臣下结党是一种破坏和分解力量，难容忍其存在；从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方面说，臣下以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结党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既不可避免，就有其合理性，我们的先人用“无党”、“禁党”、“散党”来压抑社会党派，无疑对维护君主专制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办法也摧毁了社会的自主和自生因素，因为社会性的党派是社会自主和自生力量得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
要之，“无党”、“禁党”、“散党”是君主专制的命题，而其形成时期在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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