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外向／宜人性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宜人论文,人格论文,青少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7）02—0042—48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因过度沉浸于互联网而造成的“网络成瘾”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考虑到学术上“成瘾”主要用于描述个体对刺激物（主要是指物质）的生理上的依赖，DSM—Ⅳ（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也没有用“成瘾”来描述对某一物质或刺激物的病理性使用或滥用[1]，因此本文采用了“病理性使用互联网”（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一词，主要强调对互联网的非理性或不当使用。
在对PIU成因的探讨上，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用户角度探究哪些心理行为变量可能使其容易沉溺于互联网，比如抑郁、孤独感、自尊、社交焦虑、人格[2—4] 等；二是从互联网角度分析可能造成PIU的原因，比如互联网服务类型、互联网的匿名性、便利性、逃避现实性、易控制性等[5]。但以往研究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局限，即将个体因素作用和互联网特点的作用分开来讨论与PIU的关系。事实上，PIU作为人与互联网接触的一种消极结果更可能是由个体与互联网的交互作用造成的，因此在对PIU的探讨上，将个体因素与互联网特点两者的作用结合起来可能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其本质特点和规律。
人格作为稳定地影响个体怎样行为、怎样感觉的情绪过程、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被很多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导致“成瘾”的更为基础性的个体变量[4]。另一方面，互联网带给用户的体验是建立在用户对具体互联网服务项目的使用的基础上的，也是与具体服务项目的特点相对应的，服务类型也被认为是互联网的基本特征。因此，将人格与互联网服务的作用结合起来讨论对于澄清PIU的形成机制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发现具有某种人格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某类互联网服务[6]，但是具有特定人格特质的用户使用相应互联网服务究竟会对用户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应该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基于这种思路，雷雳等人[7] 探讨了“大五”人格的神经质人格维度（体现个体因素作用）和互联网服务偏好（反映不同互联网服务对用户的吸引，体现互联网服务特点对用户的吸引作用）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结果发现神经质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对于进一步揭示PIU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PIU的预防和干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大五”人格其他四个维度的情况怎样，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加以澄清。
2 研究假设
在对人格结构的探讨上，“大五”人格结构，即外向性（Extro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和开放性（Openness），已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研究仅关注其中的外向性和宜人性维度。因此，本研究所提的“外向性人格”和“宜人性人格”主要是指个体在“大五”人格结构中外向性和宜人性维度上的表现。虽然还很少有研究直接探讨过“大五”人格与PIU的关系，但相关研究曾发现PIU个体具有内向、不善社交、缺乏社会支持的特点[3,4]，这与外向性和宜人性人格特质相冲突。在互联网服务偏好与PIU的关系方面，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服务偏好对PIU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信息服务偏好对PIU没有显著的影响[7]。
据此，我们假设外向性和宜人性人格对PIU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此外，我们还假设外向性和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但由于还没有研究涉及此领域，考虑到本研究的探索性性质，我们对交互作用不做具体的假设。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被试为北京市某所中学初一、初二、初三、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因高三为毕业班学生即将面临高考，故未能将其列入本次研究），发放问卷512份，删除没上过网的被试和无效问卷，最后回收有效问卷共481份。被试情况见表1。
3.2 测量工具
3.2.1 人口学变量和互联网使用状况问卷
自编问卷，主要包括被试的性别、年级、接触互联网的时间以及互联网使用时间状况。
3.2.2 外向性、宜人性人格问卷
项目选自周晖、钮丽丽、邹泓[8] 根据“大五”人格结构编制的更适应我国中学生的“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中的外向性和宜人性维度，采用自陈量表的形式，从“1—完全不像我”到“5—非常像我”分5个等级记分。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为0.83和0.80。
3.2.3 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
参照雷雳和柳铭心[9] 编制的“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该问卷项目选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4年7月发布的《第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用户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功能”的内容，删除了其中不适合中学生的选项（如，网上炒股等）后，由17个项目组成，5点记分。通过因素分析提出了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信息”“交易”“娱乐”和“社交”。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CNNIC2006年1月发布的新的互联网服务项目，最终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由22个项目组成，分5个等级记分。采用主成分分析，经斜交旋转后提出了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互联网社交类服务”，包括网络聊天、论坛／BBS／讨论组等；“互联网娱乐类服务”，包括网络游戏、浏览网页（非新闻类）、在线音乐（含下载）等；“互联网信息类服务”，包括电子邮箱、浏览新闻、搜索引擎等；“互联网交易类服务”，包括网上购物、网络电话、短信息服务／彩信等。本研究中，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6、0.76、0.72、0.85，总问卷的α系数为0.9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x[2]／df＝2.34，NFI＝0.92、NNFI＝0.94、CFI＝0.95，RMSEA＝0.07）。
3.2.4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
采用雷雳和杨洋[10] 编制的更适合我国情况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APIUS）。量表由38个项目组成，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5分，相加得到PIU量表总分，分数越高代表PIU卷入程度越深。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APIUS由6个维度构成：1、突显性（互联网使用占据了用户的思维与行为活动的中心）；2、耐受性（互联网用户为了获得满足感而不断地增加上网时间与投入程度）；3、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指希望减少上网时间但无法做到，对互联网有近似于强迫性的迷恋并且停止互联网使用会产生不良的生理反应与负性情绪）；4、心境改变（使用互联网来改变消极的心境）；5、社交抚慰（认为在网上交流要更舒适、安全，依赖互联网作为其社交的途径）；6、消极后果（互联网使用对正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APIUS显示了良好的信、效度指标，可以作为我国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测量工具。本研究中，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6、0.77、0.81、0.87、0.92和0.88，总问卷的α系数为0.94。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x[2]df＝1.21，NFI＝0.90，NNFI＝0.97，CFI＝0.97，RMSEA＝0.03）。
3.3 分析方法
采用Marsh,Wen和Hau[11] 提出的无约束结构方程分析方法检验交互作用，除PIU外其他潜变量的外测指标都进行了中心化（centering），这样可以让结果在解释上更有意义[12]。图1显示了人格特征、互联网服务偏好及其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其中，路径1、2分别代表了人格特征、互联网服务偏好对PIU的平均影响（average effect）（本研究对人格变量与互联网服务偏好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这里所指的平均影响可以理解为某一自变量在其他自变量为平均水平时，对应变量的影响[12]），路径3则代表了相互作用水平。
图1 人格特征、互联网服务偏好及其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3.4 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有经验的教师。数据处理使用SPSS10.0与LISREL8.54。
4 结果与分析
4.1 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关系
表2显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及相关关系。就四种互联网服务类型受青少年欢迎程度来看，娱乐服务最受欢迎，其次是信息和社交服务，而青少年对交易服务的兴趣较低（由于各类互联网服务包含的项目数不一样，为了使数据能有可比性，我们首先计算个体在每一类服务的各个项目上的平均得分再计算总体的平均数）。
4.1 外向性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PIU
外向性人格特征、互联网服务偏好及其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的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表明外向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娱乐、信息和交易服务偏好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没有支持我们的假设。各模型的拟合指数均达到了理想水平（x[2]／df均小于3，NFI、NNFI、CFI均大于0.90，RMSEA均小于0.08）。
从平均影响（average effect）来看，外向性人格对PIU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β介于－0.15至－0.17之间，p＜0.01），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服务偏好对PIU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β[,1]＝0.28，β[,2]＝0.34，β[,3]＝0.19，p＜0.01），互联网信息服务偏好对PIU的预测效果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β＝0.10，p＞0.05），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
4.2 宜人性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PIU
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的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表明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见图2），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但宜人性人格特征与娱乐、信息和交易服务偏好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各模型的拟合指数均达到了理想水平（x[2]／df均小于3，NFI、NNFI、CFI均大于0.90，RMSEA均小于0.08）。
图2 宜人性人格特征、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及其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从平均影响来看，宜人性人格能够反向预测PIU（β介于－0.15至－0.18之间，p＜0.01），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服务偏好可以正向预测PIU（β[,1]＝0.22，β[,2]＝0.29，β[,3]＝0.19，p＜0.01），互联网信息服务偏好对PIU的预测效果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β＝0.08，p＞0.05），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宜人性人格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我们进行了曲线图分析，见图3。
注：宜人性人格和社交服务偏好高、低组分别为宜人性、社交服务偏好得分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
图3 社交服务偏好与宜人性人格的交互作用
从图中可以看到，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在宜人性高分组中要强于宜人性低分组。根据Jaccard等人[13] 提出的方法，我们进行了斜率检验，结果表明：（1）宜人性低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回归斜率不显著（β＝0.084，p＞0.05）；（2）宜人性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的回归斜率显著（β＝0.676，p＜0.01）。
5 讨论
本探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探讨青少年外向性、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澄清变量间的关系。
5.1 互联网服务偏好与PIU
互联网服务偏好反映了不同类型的互联网服务特点对用户的吸引，因此它对PIU的影响实际上体现了互联网服务特点对PIU的作用。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7]，从平均影响上看，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服务偏好能够正向预测PIU，互联网信息服务偏好对PIU的没有显著的预测效果。
5.2 外向性、宜人性人格与互联网
本研究发现从平均影响上看，青少年外向性、宜人性人格对PIU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
高外向性的青少年具有健谈、友善、好社交、武断、活跃、有雄心、富有表现力、精力充沛、热情、对人友好的特点。此类型的青少年一般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也更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相反，内向型青少年具有安静、保守、害羞、不爱交际、沉默寡言、羞怯的特点，他们不喜欢也不善于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交往，相应地也很难在现实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对这些青少年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环境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交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他们可以摆脱令他们紧张和焦虑的现实情景式的交往方式，从容地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擅长的交流方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虚拟社交圈，从而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进而促使其对互联网更多的投入。并且，研究也发现内向型个体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具有更低的主观幸福感[14]，而当出现现实生活问题，在现实中又得到不到足够的支持时，互联网上的虚拟社交圈可能成为其支持的主要来源，从而促使其将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作为逃避现实的途径，进而沉溺于此。
高宜人性的青少年具有有礼貌、灵活、合作、宽容、关心、信任、支持、利他、同情、和蔼、谦让等特点。具有此类人格特点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更受欢迎，因而一般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高宜人性的个体更能够创造快乐的环境和生活事件[15]，即便出现现实生活的问题，高宜人性的个体也更倾向于采用主动的应对方式，而不会被动将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作为逃避现实的途径，进而沉溺于此。这些都决定了高宜人性个体不易卷入PIU。
5.3 宜人性人格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了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也说明在对PIU的探讨上，应该将个体因素与互联网特点两者的作用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从平均水平上看，宜人性与PIU是一个反向的关系，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是正向关系。但是考虑到两者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在宜人性高分组中反而要强于宜人性低分组。这说明宜人性人格能够调节互联网社交服务与PIU的关系，高宜人性人格对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有加强的作用，而低宜人性人格则可能对互联网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有抑制作用。
进一步的斜率检验也发现：宜人性低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回归斜率不显著；宜人性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的回归斜率显著。这意味着对于低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不易导致其成瘾，相反，对高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而言，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容易导致其成瘾。
高宜人性的青少年具有有礼貌、灵活、合作、宽容、关心、信任、支持、利他、同情、和蔼、谦让等特点。具有此类人格特点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更受欢迎，因而一般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较多的社会支持。但从另一方面看，高宜人性的青少年在网上交往中也可能更受欢迎，更容易在网上建立起社交网[16]。由于互联网社交服务其终端是现实人，这会模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区别（这可能也是宜人性人格没有与互联网娱乐、交易和信息服务偏好产生交互作用的原因），青少年一旦在网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很可能会把这一社交网作为一种现实来对待，而高宜人性青少年礼貌、合作、宽容、关心、信任、支持、利他、同情等特征会促使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情感，因此会更容易卷入PIU。
此外，虽然高宜人性个体产生人际冲突的可能性小，但他们心肠软、脾气好，为了维持和谐的关系，很可能会压抑自己的情感[15]。而网上社交匿名性的特点，可能给了他们一个可以不用顾忌后果而任意宣泄的途径，从而带给他们足够的满足感和愉悦感，促使他们更多的使用互联网社交服务，进而沉溺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本研究关于青少年外向性、宜人性人格特征和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的研究结果，似乎与互联网领域中经典的“富者更富”模型有差异。
“富者更富”模型[17] 认为，高度社会化（highly sociable，也就是外倾）与拥有更多现存社会支持的个体能够从互联网使用中得到更多的益处。高度社会化的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结识他人，并且特别愿意通过互联网进行人际交流。已经拥有大量社会支持的个体可以运用互联网来加强他们与其支持网络中的他人的联系。相对于内倾者与拥有有限社会支持的个体，他们更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扩大现有社会网络规模和加强现有人际关系，从而能够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更高的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水平。因此，互联网对此类个体应该不会产生消极影响，即不容易卷入PIU。
高外向性和宜人性特点的青少年一般更喜欢也善于与人交往，一般也具有更多的社会支持，本研究证明高外向性和宜人性人格特征的确对PIU有显著的反向作用，即不容易卷入PIU，但如果考虑到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即网络人际交流）偏好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特征与互联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说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的显著正向作用对内向或是外向的青少年都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虽然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但与“富者更富”模型不同，对于低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不易导致其成瘾，而对高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而言，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反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容易导致其成瘾。
也就是说，对于高内向和高宜人性的青少年，如果偏好互联网社交服务都容易卷入PIU，并且相对于低宜人性个体，高宜人性的青少年甚至更容易卷入PIU。这与“富者更富”模型中所提出的外向型与拥有更多现存社会支持的个体更有可能通过互联网社交扩大现有社会网络规模和加强现有人际关系从而能够从互联网使用中得到更多益处的观点有差异。
我们认为“富者更富”模型只能是当外向型与拥有更多现存社会支持的个体对网上社交的使用主要是一种工具性使用（即主要为现实目的服务，网上社交只是对现实社交的补充和支持）时才成立。而事实上已有研究发现虽然外向的、善于交际的个体比内向的个体更可能使用互联网来保持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但是他们也更频繁地使用网上聊天室结识新朋友[18]，并且随着互联网社交服务项目的发展，用户更容易找到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和想法的群体（比如现在出现的一些专门的网站或论坛等），再加上此类个体自身爱交际、善交际的特点使得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在网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而各种娱乐元素（比各种声效技术）的加入更使得网上社交更具吸引力，这些都可能使他们更多地投入互联网上的社交圈而导致现实社交的逐步减少。因此，本研究结果可能对“富者更富”模型的深化和细分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但遗憾的是本研究并没有涉及不同外向性和宜人性人格特点的用户的具体网上社交行为和目的，因此，对此解释还不能提供实证上的支持，后续的研究可以加以关注。
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中人格和互联网服务偏好对PIU的预测分析是分别进行的，如果能够在同一模型中讨论各变量对PIU的预测，的确能够在考虑到变量间的相关以及其他变量对PIU的影响的前提下，更好地揭示某一变量对PIU的预测作用。但是，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人格维度与互联网服务偏好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阐明这种交互作用以及统计方法上的局限性，我们采取了分开分析的方法。由于预测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高相关，分开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有可能会人为夸大预测作用，因此，本研究中对简单效应的预测存在一定的局限。
本研究为有效防止青少年“网络成瘾”，引导青少年健康使用互联网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第一，规范青少年对各类互联网服务的使用，尽量引导青少年使用互联网信息服务，将互联网作为服务现实生活的工具；第二，关注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培养。在信息时代，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能有效地抵制青少年卷入PIU。但是还必须特别注意人格与互联网服务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一般来说，高宜人性的青少年不易沉溺于网络，但是必须特别关注这类青少年对互联网社交服务的偏好情况，因为对高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而言，对互联网社交服务的偏好更容易使其卷入PIU。
6 结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但与互联网娱乐、信息和交易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外向性人格特征与互联服务偏好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1）从平均影响来看，青少年外向性、宜人性人格对PIU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
（2）在宜人性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要强于宜人性低分组。斜率检验表明对于低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不易导致其成瘾，而对高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而言，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反而容易导致其成瘾。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20050028002）、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SZ200610028006）、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AFA06097）、海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资助项目（HSQN062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