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立场，伟大的转折——重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导言论文,坚定论文,立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1）07－0024－10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正是由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标志着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一、《导言》的写作背景
《导言》是马克思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在法国巴黎撰写的，1844年2月发表在马克思和阿·卢格在法国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19世纪30—40年代，德国还是一个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愚昧而专横的封建官僚统治，被利益对立的封建邦国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地阻碍着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经济政治落后的面貌，使德国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是德国人民面临的任务。而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出来；特别是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先进国家的历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马克思在大学读书期间，就积极参加当时德国领导着“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大军”[1](P727)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1841年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到《莱茵报》工作，直接投身于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实际斗争。从1842年底开始，马克思领导的《莱茵报》等进步报刊先后被当局查封。在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势进攻面前，青年黑格尔派分化了，有的意志消沉，有的走上了歧途；即使对继续坚持革命的人们来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2](P7)。马克思依然主张革命，在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中，不仅动员他到法国巴黎去编辑出版《德法年鉴》，“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而且提出了解决德国革命派“往何处去”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批判的“出发点”，“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P7、9)
1843年10月，马克思到了法国巴黎。巴黎是当时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3](P227)。在巴黎，马克思经常深入工人运动，不仅亲眼目睹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而且了解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取得的光辉成果，亲身感受到劳累不堪的工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深刻认识到“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2](P14)。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转变到了无产阶级一边。
《导言》是马克思为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撰写的。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退出《莱茵报》之后，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4](P591)就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而言，这一新观点意味着马克思开始由“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唯心主义路线转向“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唯物主义路线。
《导言》就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研究德国现状和德国革命，为解决德国革命派“往何处去”这个问题而撰写的，是马克思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进程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二、《导言》的理论成果
就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而言，《导言》中提出的对马克思未来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想、新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是“当代问题的中心”。
在大学读书和《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虽然肯定“共产主义”是当时欧洲的“一个重要问题”，却不认为共产主义具有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现实性”。[5](P292、293、295)直至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还不仅对当时的“共产主义”持否定态度，而且强调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主要关注的对象“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任何现成的制度”，“来同它们相对立”。[2](P8)这是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
到达巴黎之后，在这个“新世界的新首府”，亲眼目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使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新认识。如果说在德国，马克思已经看到“工商业的制度”是“占有人和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但他更多的是把责任归罪于德国的“旧制度”，认为这是“旧制度根本就不医治”的结果[6](P62)，并且在动身去巴黎之前不久还认为法国革命是“重新使人恢复为人的”革命[6](P57)。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巴黎，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人为”地制造“贫民”的制度；“政治解放”虽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也只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即资产阶级，“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7](P32、14)；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国家”，虽然否定了专制制度，也只是在马克思称之为“天国的生活”的政治领域实行变革，废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权，“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而在人的“最直接的现实”——“市民社会”领域却“没有变革”，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人们在私有财产、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实际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对立、对抗、不平等，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7](P31、30、46)。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7](P14)。在这种“革命”中，资本主义宪法标榜的“人权”，归根结底不过是私有财产权；资本主义宪法标榜的“自由”，归根到底不过是构成人的“尘世生活”内容的“物质要素”——私有财产“不可阻挡的运动”[7](P45)的自由。总之，“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7](P38)。
《导言》中，在论述德国革命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德国人民不仅要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反映德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时，马克思说：“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7](P7)这里所谓“当代问题的中心”，从否定方面说，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先进国家”，就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就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从肯定方面说，就是“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就是“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7](P11、14)。
认定“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是“当代问题的中心”，立足于这个“当代问题的中心”阐明德国革命派“往何处去”的问题，是贯穿《导言》的中心思想。尽管马克思在这里还是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语言表达自己关于“当代问题的中心”的思想的，但他把“人的解放”同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的“要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起来，就使“人的解放”具有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根本不具有的“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的新内涵。
正确把握和回答时代发展提出的问题，是理论之成为科学理论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首先就在于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正确把握和回答了“当代问题的中心”。《导言》表明，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而转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由致力于革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解放转变为致力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解放。
第二，哲学的任务是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在当时的德国，基督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是德国革命关注的首要对象。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对宗教进行了激烈批判。在《导言》中，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立足于“当代问题的中心”，阐述了对宗教和宗教批判的新观点。
费尔巴哈在反宗教斗争中阐明了，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但他把人归结为“抽象的个人”，把宗教看作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7](P3)，只是揭示了宗教产生的心理学根源。马克思从“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7](P3)这一关于“人”的新观点出发，把宗教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的存在形式——国家、社会。国家、社会本应是“人的世界”，即人与人作为“类存在物”相互平等的世界，但在现实中却成了“轻视人，使人非人化”的世界，即：人与人之间相互分裂、对立、对抗的世界，充满压迫和反抗、斗争的世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世界。正是这个“颠倒的世界”产生了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7](P3)。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颠倒的世界”的“总理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7](P4)统治阶级把这种“叹息”、“情感”理论化、系统化并巩固起来、传播开来。对统治阶级而言，宗教是为“颠倒的世界”辩护的“总根据”；对劳苦大众而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7](P3、4)。
从对宗教的根源、本质和社会作用的这种新认识出发，马克思阐明了对反宗教斗争的新认识，即：反宗教的斗争是“间接地”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芽”[7](P4)。它撕碎装饰在锁链上的“虚构的花朵”，使人清楚地看到奴役人的锁链。但批判宗教，撕碎装饰在锁链上的“虚构的花朵”，并不等于砸碎锁链；抛弃作为“虚幻幸福的宗教”，并不等于得到现实的幸福。“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7](P27)这一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批判宗教，“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笃诚”，[7](P32)它批判宗教，不是要给人民带来现实的幸福，也不会给人们带来现实的幸福。马克思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7](P4)。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7](P4)这是在批判宗教问题上，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当时认为，费尔巴哈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揭露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宗教的批判[7](P3)。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把对宗教的批判转变为“对苦难尘世的批判”[7](P4)。这也是马克思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批判宗教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费尔巴哈不仅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批判宗教，而且把批判宗教，即用关于“人”的宗教取代关于“上帝”的宗教，看作“新人类和新时代的唯一条件”[8](P719)。就此而言，事实上，费尔巴哈与鲍威尔一样，认定宗教批判具有某种超验的力量，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就是现实的人的解放。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必须把对宗教的批判转变为“对苦难尘世的批判”。这里说的“对苦难尘世的批判”，既不是纯粹的“哲学批判”，也不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而是根本变革人的“最直接的现实”——“市民社会”的“彻底的革命”。
第三，“彻底的革命”需要“物质基础”，需要扮演“解放者”角色的革命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现状——当它同封建统治阶级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即已同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相对峙，因而，它既反对国王又害怕群众——决定了反映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德国古典哲学，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敢在现实中实现革命，因而从一开始就带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把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实现，抽象为人类历史活动之外的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康德）、“宇宙蓝图”（费希特）、“天意”（谢林）、“理性的狡计”（黑格尔），等等，把资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抽象为纯粹精神的活动、哲学的“批判”；二是认定广大群众是“无定形的”“群氓”，仅仅是“精神”实现自身的“材料”，蔑视甚至敌视群众。
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们也是如此。例如，布鲁诺·鲍威尔不仅“把‘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2](P15)，“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7](P288)而且“自认为是历史上唯一积极的因素”[2](P15)，宣称“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7](P289)，是历史上“消极的”、“物质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他们这种“积极”因素“产生的”[7](P293)，因而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他们的“大脑的活动”[7](P293)。马克思在大学读书和《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实践的看法大体上也是如此，即：相信“理性”、“自由”是人的内在“本性”、“本质”[5](P163、167、171)，人类历史就是“自由”原则逐步实现的进步过程，而社会进步、自由实现的关键环节就是体现“自由的理论精神”的哲学由理论转化为“实践”[5](P220)。这里所谓“实践”，就是哲学“批判”，就是根据事物“内在观念的本质”[5](P75、166)批判现实的事物。马克思当时宣布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一边[5](P248)，也只是对群众“贫苦”的一般人道主义同情，而不是看到了贫苦“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
在《导言》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解决德国面临的“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践”，就是“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即：“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P11)根本变革人的“最直接的现实”——“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尽管德国的经济落后、德国的现存制度“低于历史水平”，也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消灭这个敌人”。极力维护君主专制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为德国的现存制度辩护，是反动的；“具有德意志狂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到“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中去寻找德国的“自由历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马克思说，只有通过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揭露和批判，“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进而“激起人民的勇气”，“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7](P6、7)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变革社会的“实践”、“革命”是群众的事业，是要实现“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7](P7)；“革命”不仅需要理论，而且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需要“物质的力量”，“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理论”要到群众中去，要“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P11、12)。当然，这些思想还不能说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还只是把“群众”看作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力量”，“被动因素”，因而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还有待于、依赖于哲学家“思想的闪电”的刺激、激动；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理论”要到群众中去，要“掌握群众”，但并未阐明“理论”应从群众中来、从现实的历史运动中来。这表明，马克思还没有彻底克服德国旧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对于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来说，马克思的这些思想都是崭新的、深刻的。
对于新世界观的创立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导言》中以“阶级”作为概念工具，分析“市民社会”，阐明了革命必须有一个能够扮演“解放者”角色的革命阶级。[7](P14)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阶级都是“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活动的。革命阶级之所以能够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就在于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前进的方向，即马克思所说的，它“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它的权利和要求“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是旧制度的否定方面，如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时所指出的，它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7](P17)，因而革命阶级反对旧制度的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革命阶级作为扮演“解放者”角色的阶级、作为“社会的总代表”，不在于革命阶级本身是一个没有特殊性的阶级（这样的阶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而在于革命阶级虽然也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但革命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的行动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它的“权利和要求”代表着“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换言之，“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社会前进的方向，是通过“特殊的阶级”的权利和要求体现出来，并且只有通过特殊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的行动才能实现的。这就是“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阐明革命阶级的历史地位，诉诸革命阶级的革命行动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向创立唯物史观迈进的一大步。这些新思想、新观点表明，马克思不仅抛弃了黑格尔诉诸“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且抛弃了费尔巴哈诉诸“‘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7](P530)，解决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第四，“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普遍的人的解放”。
关于德国革命，马克思指出：“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4](P4)“德国的现状本身”是，它“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7](P5)，不管德国的统治者如何“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7](P7)，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因此，如果仅仅局限于“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即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也既不会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站在时代的前列，更不会像现在的法国那样“处在当代的焦点”。[7](P4—5)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德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而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法等“现代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是提高到“人的高度”的“革命”。[4](P4、8、11)这就是说，当德国资产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时，“社会形势的发展”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本身“陈旧过时”了，[7](P16)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不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时代的错乱”，其结果自然也不能不是“时代的错乱”。
其次，根据法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指出，对于德国来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已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因为，如前所述，革命必须有一个能够扮演“解放者”角色的革命阶级。在法国，资产阶级扮演了“解放者”的角色；但是，在德国，由于资产阶级开始同封建统治阶级对峙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7](P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明朗化，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特别是一旦“从人转到物质”[7](P8)，为了自身的利益，德国资产阶级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人民、站在专制制度一边。德国资产阶级“心胸狭隘”[7](P16)、“卑躬屈膝”、“软弱无能”[9](P376)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承担起“解放者”的历史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德国人民而言，“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本身并不是“人的解放”。德国在现实中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德国哲学却“经历”了革命，产生了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为代表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7](P11)。根据这一现实，马克思指出，德国人民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不仅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首先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他说，德国人民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直接实现”[7](P9、11)。因为，无论是局限于对前者的“直接否定”，还是局限于对后者的“直接实现”，其结果都是在德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德国人民只要“观察邻近各国的生活”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现实。因此，马克思强调：“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7](P18)就是说，德国革命不能再走“政治解放”的老路，德国必须“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普遍的人的解放”。[7](P11、14)这是马克思立足“当代问题的中心”，结合德国现实，考察德国革命问题得出的结论。
第五，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
“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马克思回答说：“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7](P16～17)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在《导言》中，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工业运动”的产物，是“占有人和剥削人”的工商业制度引起的中间等级“急剧解体”而产生的群众。[7](P17)无产阶级是“人为造成的贫民”，是“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7](P17)；无产阶级不是一般的“贫民”，而是一个“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7](P14)特别的阶级，工人的贫困不是“局部的”贫困，而是“普遍的”贫困，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资本主义工业运动“必然”不断产生的“赤贫”[9](P379、382)。根据法国1793年宪法，“自由”是人“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7](P40、41)资本主义制度“制造”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级，也就剥夺了无产者作为“人”的“自由”和“人权”。因此，无产阶级所受到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无产阶级“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7](P17)
无产阶级的产生和生活状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自己造成的自身的否定方面，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无产阶级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轻视人、使人非人化”处于“全面的对立”[7](P17)。因此，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承担者，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全人类，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这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阐述和论证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马克思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7](P18)这是整个《导言》的结论。马克思在这里以“头脑”和“心脏”作比喻，生动地阐明了哲学和阶级、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关系。哲学不是思想家的“独白”，哲学自身什么也不能实现，哲学只有自觉地同无产阶级“联盟”，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实际斗争相结合，“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都卷入“斗争的漩涡”，[2](P7)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精神武器”，才能“成为真理”，才能“变成现实”。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也离不开哲学，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才能“消灭自身”，获得解放。[7](P17～18)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他当时所理解的“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学说。这种“哲学”，是自觉地同无产阶级“联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它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是“革命”、“实践”。[7](P4、11)就此而言，这种“哲学”是与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内的全部德国古典哲学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这种“哲学”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又是以“人的本质的异化—复归”这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逻辑为基础的，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的“哲学信仰”[4](P593)。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还在创立的过程中。尽管马克思在《导言》中阐述的新观点、新思想还不成熟、不完备，甚至还渗透着旧世界观的影响，但这些新观点、新思想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已经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的崭新风貌走向未来。这位革命家、思想家所怀抱的信念就是：把理论批判同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在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发现新世界。
三、重读《导言》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只一次指出，他们的早期著作“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10](P208、209)。但这并不是说，学习和研究《导言》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实践没有意义。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为什么以及如何由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以马克思为榜样，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导言》的现实意义。
第一，积极参加改造世界的实际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认识世界，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把“实践”引进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历史功绩，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使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把“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P527)的革命实践抽象为纯粹的精神活动，把思维的抽象夸大为历史的创造者，以为解决现实问题一切谜底都在自己的书桌里。脱离实际斗争、脱离群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般特点。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传统。这就是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布鲁诺·鲍威尔时指出的，他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创造者”，“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进而把自己同无限的自我意识、同精神等同起来”，“把整个其余世界都当作顽固不化的群众和物质加以摒弃”。[7](P343、345)
马克思彻底抛弃了这种脱离实际斗争、脱离群众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在马克思看来，“新世界”的“新原理”并不在哲学家的“书桌里”，不能“教条地预期”，不能在头脑中“构想”，只能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才能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批判”不仅指思想的批判、理论的批判，而且包括政治的批判，自觉地、积极地“卷入”实际斗争的“漩涡”。[2](P7)这里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P7)。正是这种革命品格，特别是“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勇于无情地批判自己的革命品格，使马克思在实际斗争的“漩涡”中，不断地抛弃旧观点、旧思想，接收和提出新观点、新思想。
在法国巴黎，马克思认识了无产阶级，找到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因而对参加实际斗争有了更新、更明确的认识，那就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既无情地批判“旧世界”、批判一切阻碍无产阶级觉醒、敌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和理论，又无情地批判自己，马克思彻底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创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绝不是马克思蛰居书斋苦思冥想的产物，首先是马克思自觉地深入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际斗争，并在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结果。
毛泽东在反对我们党内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时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11](P344)今天我们学习《导言》的精神，首先就是要积极参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第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彻底抛弃旧的哲学观，获得关于哲学的新认识，最根本的就在于他认识了无产阶级，找到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转到了无产阶级一边，不仅始终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7](P262)，而且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作为自己终生的理想和信念。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马克思这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和阶级立场。
与马克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费尔巴哈。1844年8月，马克思把《导言》寄给费尔巴哈，并在信中委婉地劝告这位哲学家到工人中去，把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不要仅仅局限于批判宗教，像布鲁诺·鲍威尔那样“把‘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马克思说：“您要是能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就好了，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劳累不堪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7](P14、15)但费尔巴哈对此并没有响应。长期脱离德国真正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实践，使费尔巴哈不仅不能把哲学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而且“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7](P530)。
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产生的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在阶级社会里，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个人的活动本身就是一定阶级的活动，不管他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要求，就存在于他们的活动、他们的阶级关系之中，并通过他们的活动、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表现出来，反映在他们的意识中，积累在他们的思想中。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他们活动的社会性质，决定着他们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只有无产阶级，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和要求；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际斗争，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要求。如果以为“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就限制了自己、失去了“自我”，因而总想以“真正的自我”、“真正的人”身份超然于现实存在的阶级之上，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12](P313)，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理论表现”[7](P672)。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13](P284)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对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立足于“当代问题的中心”，思考和解决本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P35)马克思恩格斯称这一现象为人们的“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7](P541)，我们今天称这一现象为“全球化”。这是近代以来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造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特点。这一新特点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独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之外，都必须认清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立足于时代的新特点，思考和解决本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导言》就是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时代的新特点，结合德国的现实，思考和研究德国革命问题取得的成果。这个时代的新特点就是，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矛盾明显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先进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因而“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成为“当代问题的中心”。所以，在《导言》中，马克思反复地强调不能仅仅“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局限于”德国“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7](P4、9)，思考和解决德国的革命问题。
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时代的新特点，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本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时代的新特点所表现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所作的《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就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14](P267)正因此他强调：“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15](P14)从孙中山先生提出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继而又提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近代以来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步一步地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特点，一步一步地认清我国的具体国情，并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找到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就是中华民族近百年前赴后继、抗争奋斗、历尽艰辛得出的历史结论。
今天的世界已经和马克思撰写《导言》时的世界大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和孙中山先生生活的时代相比，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认清世界进步的潮流，正确把握时代特点，结合我国实际，坚持改革、创新，依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取得的伟大成果，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因而也是我们今后思考和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的前提。
第四，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近代以来哲学和科学在反对宗教禁锢、推动人类认识进步的进程中铸就的科学精神。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虽然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都力图克服旧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以新的哲学形式总结和反映这种科学精神。比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反复强调“纯存在”是“逻辑的开端”[16](P54)，也就是强调思维要从“纯存在”出发。黑格尔所强调的“纯存在”，就是对象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的“本质”、“普遍的东西”[17](P63、64、65)。所以，就思维的逻辑和认识论而言，必须把“纯存在”作为“开端”，从“纯存在”出发；就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言，从“纯存在”出发，就是从对象“呈现”给我们的“直接的东西”出发，并且“必须只象它所呈现给我们那样，不加改变”[17](P63)，实事求是。
马克思彻底抛弃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继承并发展了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在批评崇尚空谈的“自由人”的信中，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6](P42)。这些“要求”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精神。在《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提出和论证的新思想、新观点，完全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人为”地制造“贫民”[7](P17)等客观事实，以及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对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工人运动的实际观察为根据的。正是这些客观事实和实际观察，推动着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上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18](P165)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结论。也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P5)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今天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邓小平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9](P118)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必须牢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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