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欧洲中心论”：罗章龙的经济史思想探研
杨祖义，冯兵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 要］ “欧洲中心论”一直广受中外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少数学者立足中国国情，试图从本国历史出发，创建自身学科理论体系，积极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理论缺陷。其中，罗章龙对“欧洲中心论”有过系统的反思与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经济史原论》一书中。罗章龙以“全元”史观作为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哲学基础；提出独特的经济史分期理论，将世界经济史分为原始经济、封建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四个阶段；以世界经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为分析视角，提出全新的经济史型论，把世界经济史分为亚洲经济史型和欧洲经济史型两大主型，其他经济史型为辅型。罗章龙以走出“欧洲中心论”为旨归的经济史学主要包含了“全元论”、“史期论”、“史型论”三大理论创造，是第一代经济史家群体建立中国本土学术话语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 欧洲中心论；罗章龙；全元史观；史期论；史型论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二次西学东渐热潮的日渐兴起，中国译介西方学术理论成果的数量由少到多、范围由窄到广、程度由浅入深，极大地冲击并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中国传统学科在借鉴和接纳西方学术理论、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状况下，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经济史学科就是其中典型。20世纪前30年，西方各种经济史理论与方法先后传入中国，这些理论和方法无一例外，几乎都带着深厚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烙印。“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重要载体，片面地以欧洲为观察和研究相关问题的中心和本位，大肆宣扬欧洲比世界其他地区有着更为突出的历史地位，刻意抹煞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贡献。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著述立说，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往往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影响。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本土经济史理论的形成，对经济史学本土话语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回顾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家的理论贡献，罗章龙可谓是少数最早尝试走出“欧洲中心论”影响，开创中国本土经济史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罗章龙（1896—1995），原名敖阶，号文虎，字仲言，湖南浏阳人。罗章龙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先后组织领导了多次工人大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也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鉴于罗章龙在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往关于罗章龙的研究偏重于工人运动史和革命史① 代表性成果有：李自华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情况及初期工作的新考释》（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杨玉东的《罗章龙与中共建党初期的唐山工人运动》（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史飞的《罗章龙工人运动思想研究（1920-1931年）》（湘潭大学2016级硕士学位论文）、张永的《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 。事实上，自1934年起，罗章龙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潜心研究学术，先后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经济史原论》、《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哲学》等近百万字的论著。然而，学界极少关注他在经济史学领域作出的理论贡献② 仅有杨祖义在《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中对罗章龙的经济史学理论贡献作了初步研究。 。《经济史原论》（以下简称《原论》）是罗章龙经济史思想和方法的理论结晶，从其创立的“全元论”、“史期论”、“史型论”等独特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可以鲜明地看到他试图摆脱风靡经济史学界的“欧洲中心论”理论范式的勇敢尝试，《原论》可以视为他挑战“欧洲中心论”的宣战书[1]。
一、“全元论”——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基础
历史观是关于历史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亦是研究历史的起点，在本质上属于哲学思想的范畴[2]15。历史观不仅对史学研究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深度融合了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色的经济史学科而言，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史料的评价、对史实的价值判断无不需要历史观的指导。诚如罗章龙所强调哲学与史学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来哲学孕育于史学，而史学复受哲学之惠，二者如形神相依，交互为用”[3]序言。
20世纪早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受到传统史学研究的影响，把搜集、考证、运用史料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史料展开学术研究。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开始打破原有格局，专注于史料建设和微观研究的经济史学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史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1]，唯物史观派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为了顺应经济史学科多元化的演进趋势，罗章龙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历史观——“全元论”。他从哲学上对全元论的内涵作出了具体阐释，指出全元并非一般意义上群元的算术总和，而是群元的全体，涵盖了群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他还指出，全元是抽象出来的具有全体性质的元，或称为元的全体。全元的基本属性包括所有成元的中和性、统一性和集成性。一切成元及其对立面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最终都依照全元合而为一[3]7。《原论》一书中，罗章龙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立足于全元史观的基础之上，通过阐述全元论与分元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成功地摆脱了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等分元论的束缚，特别是在哲学思想上突破了“欧洲一元论”的狭隘观念。罗章龙对欧洲一元论的严肃批判，对于破除“欧洲中心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
罗章龙认为，全元论既不同于唯物论、唯心论、唯神论等一元论，也不同于二元论、多元论等分元论。具体说来，分元论同全元论相比有以下特征：分元论以孤立因素为根据，全元论则以全面的因素为根据；分元论的突出缺陷是残缺不全，全元论的显著特征是完整无缺；分元论在实践中偏重技术性，全元论则综合考察事物的方方面面[3]6～7。准确厘清全元论和分元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世界经济史分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世界经济史的分期客观上要求以世界整体为根本出发点，而不能片面地以欧洲或者少数国家和地区作为出发点。全元论为世界经济史分期提供了一个相对开阔的全球视野，大有裨益于在经济史分期上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窠臼，这是罗章龙创新世界经济史分期的理论基础。
经济史型是指从地理空间和民族特性两个维度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类别。长久以来，分元论在中外学界的世界经济史型研究中大行其道，有些坚持史型一元论的学者认为欧洲史即世界史。如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认为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所以他指出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世界历史是西方的历史”[11]669。另外还有主张史型一元论的学者则认为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如贡德·弗兰克称：“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12]5此外，更有学者主张世界历史文化多元论，如汤因比将文明社会而不是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具体单位，并将全世界迄今为止的文明划分为21个，且“假设它们在哲学上是共时与等值的”[13]45，这就意味着他认为世界上既没有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心国家或地区，也没有一个相对突出的国家或地区。
由此，说明“主动性”是人的本能之一，就像初生的孩子本能寻找母乳一样，其在认知领域也主动地认识自然寻求滋润。它不需要培养，它依靠的是醒悟、激励、推动来激发和促成。
早在20世纪40年代，罗章龙就较早地意识到史型一元论和史型多元论固有的理论缺陷。他认为，在世界经济这个整体之中，纵然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代表全世界，但由于各国各地区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贡献大小不尽相同，因此在局部存在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是不可否认的，该主导性的地区可能是某一个国家，也可能是包含多个国家共同组成的一个区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周边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或者能够对与其联系紧密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早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国民经济史》导论中，罗章龙就提出了“世界经济史二主型”说[10]1。在《原论》一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具体阐发。罗章龙从全元史观的视角出发，提出世界经济史型按其历史特性可以分为主型与辅型，世界经济史型的主型有两个：亚洲经济史型，以中国为代表；欧洲经济史型，欧洲诸国共之（美澳二洲附之）[3]54。“世界经济史二主型”的提出，对于破除“欧洲中心论”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在理论上论证了世界经济史并不完全由欧洲单独主宰，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大放异彩。
受惠于“全元论”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引，罗章龙进一步提出了全元因素史观，这一思想很难与其政治身份完全割裂。全元史观继承和吸收了恩格斯合力论的唯物史观立场，具有明显的唯物史观倾向，但又不同于正统的唯物史观。罗章龙所倡导的全元史观综合考察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族创化等诸多因素，能够从宏观上全面地俯瞰事物变化和发展的全景，从而提炼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以及其客观的发展规律。除此之外，得益于全元史观的指导，他将世界经济史划分为原始经济、封建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等四个阶段，并提出世界经济史型有欧洲经济史型和亚洲经济史型这两大主型，其他经济史型为辅型。脱胎于全元史观的“史期论”和“史型论”为罗章龙进一步破除“欧洲中心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就调质效果对于生产膨化沉性料的产品品质影响方面，进行了一些讨论和分析。总结了前期成熟的研究成果，同时总结了传统制粒沉性料和膨化沉性料的对比，以及影响沉性料水中稳定性的一些因素，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二、“史期论”——创新经济史分期理论
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到来。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关于中国经济史分期的理论也丰富多样。其中，以郭沫若、吕振羽、吴玉章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率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5]，产生了多种经济史分期理论。郭沫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首次提出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四个阶段[6]。吕振羽与郭沫若在中国历史分期上观点极其相近，他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四个阶段[7]32～35。与郭沫若和吕振羽大不相同，吴玉章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即上古、中古、近古、近代[8]76。到了20世纪40年代，罗章龙紧随其后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史分期理论，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划分为原始经济、封建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等四个阶段。这一分期理论既吸收了马克思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分期理论的合理内核，比如原始经济与封建经济的划分，又从全球视野出发，充分考虑了民族和地区的差异性，创造性地提出国民经济、世界经济阶段等概念。罗章龙经济史分期理论的个别具体结论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所蕴含的理论价值也未能被充分挖掘。
罗章龙在综合考察全世界各地区2000多年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史分期的全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创化三大因素，并将世界经济史划分为原始经济、封建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四个阶段[3]41。他对四种分期的具体内涵、实质特征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原始经济的“经济主体以本能劳动为主，经济客体以渔猎牧畜为主，经济器用以石器为基础（杂用木器骨器等），经济组织以血缘为基础，经济分工以性别为特征，经济之物以狭义自足为特征（但非完全封锁经济），是为原始经济之通质，其政治与民族创化之因素尚在萌芽”；封建经济的“经济主体以经验劳动为主，经济客体以农业为主，经济器用为金属工具，经济分工为职业分划（体力与精神之分，乃脱离原始经济之光明因素），经济之物为广义之自给自足。而交通商业货币制度亦肇其始基。自国民经济观点言：本期经济分列，政治分权，但其封君之经济权与政治权合一，故经济政治有客观性之初步通联，通观全期政治作用渐形显著创民族创化之效用亦日向发挥”；国民经济是指“在一定之民族国家范围内本其共同之历史文化联结各种经济形态（公经济与私经济）于统一集中之国民基础之上，依通功易事之自由精神与国权纪制之合理原则所组成的国家性之综合经济制度（即系统的与秩序的经济生活），此即国民经济之通质。分言之，在国民经济时代，自经济本质言，各经济单位之间，有无数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形成一种有机之经济组织，最后（高级国民经济时期）则完成中央经济组织。自政治关系言，国民经济之建立，以统一集权制之政治为先决条件，而受公法与私法之约束，因为经济政治互相胶合，凝固为一。自民族创化关系言，国民经济乃自共同之种族历史文化形式所发生，此即民族理性之共同或意志之共同。由上之论旨可知国民经济成立之条件必以民族之共同历史文化与统一国家之政治为基础方能组织一种共同之经济制度”；世界经济是指“国民经济扩大联合至一定程度时可能发生之经济时代……其构成条件应在民族国家界限消失之时”[3]41～45。
经济史分期需要科学的分期理论和分期方法，而分期标准又是分期理论和分期方法的核心。在欧洲经济史学界，关于世界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相同之处在于无一例外地建立在欧洲经济史和欧洲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在罗章龙创新经济史分期理论以前，欧洲学者基于分元论的经济史分期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1）基于一般生产条件的分期论，以李斯特的五分法为代表，即渔猎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2）基于一般交换关系的分期论，以希尔德布兰德的三分法为代表，即自然经济时期、货币经济时期、信用经济时期；（3）基于一般经济领域范围大小和交易路线长短的分期论，以伯奢为代表，即家庭经济时期、城市经济时期、国家经济时期；（4）基于生产因素的分期论，以罗雪尔为代表，即自然经济时期、劳动经济时期、资本经济时期；（5）基于工具的分期论，以汤姆生为代表，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6）基于人文关系的分期论，以桑巴特为代表，即孤立经济时期、中间经济时期、社会经济时期；（7）基于心理现象的分期论，以弗里德里希为代表，即反射经济时期、本能经济时期、传统经济时期、合理经济时期；（8）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期论，以马克思与恩格斯为代表，即马克思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恩格斯的原始共产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雇佣劳动制社会[3]35～36。
“欧洲中心论”既是一种陈腐的历史观，也是一种偏激、狭隘的欧洲一元论。欧洲一元论不仅包括广为人知的种族优越论、环境决定论，还包括技术优越论、社会结构论、文化决定论等诸多单一因素决定论。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科学论证”大都建立在种族、地理、技术、社会、文化等单个因素之上。其中不乏西方著名学者的鸿篇巨著，譬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等，其核心思想属于精神文化决定论，认为唯有西方的宗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才能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而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则不具备独自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气质”[4]163～164。少数信奉“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易于简单、片面地将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归结于某一单方面因素，但事实上历史进步与发展是众多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某一单个因素并不能决定整个历史的进程。
《白皮书》指出，90后、95后已成为了中国生育的主力军，两者占比超半数。新妈占比较2016年增长7%，孕妈增长12%，正式取代了80后在生育方面的主导地位。其中，95后辣妈开始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寿险公司资产结构配置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此类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增加寿险公司的财务风险。如非经营用途的固定资产比例增加，极有可能挤占寿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准备金，资产负债等方面匹配不够科学合理，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资金运转，降低寿险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将会造成公司资产结构不完善现象发生，严重者将引发资金风险。
以上欧洲学者的世界经济史分期理论皆没有对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史给予足够重视，不是人为拔高欧洲经济史的成就，就是刻意贬低非西方世界经济史的贡献。其实，世界经济史的分期应当具有整体、宏观的全球视野，要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平等地对待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不应对任何民族和国家抱有偏见，才能做到公正地评价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贡献度。中外学者对世界经济史的分期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以全球的视角而不仅仅是从西方的立场来评价世界史。以欧洲民族国家为衡量标准，以欧洲人的扩张为顶点的历史学，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了[9]234。欧洲以外广大地区属于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欧洲的历史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种族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欧洲绝不能代表整个世界。渊源于欧洲经济史以及欧洲经验之上的世界经济史分期理论往往属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以偏概全，并不能揭示世界经济史的真相。因而罗章龙一针见血地指出：“然纵观欧美经济学者之阶段论，自里斯特至桑巴特大概均以欧洲经济史为根据，原无所容心于欧洲以外国家之经济史，故其分段之理论，纵然部分适合于欧洲国家，但不尽适用于欧洲以外之国家，中国经济史与欧洲原有根本不同之点，……因此欧洲学者经济史分期之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与中国之经济史。”[3]34
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过程各有其自身的内生性、特殊性，因而中国的经济史分期和欧洲的经济史分期应当有所不同。在《原论》中，罗章龙依据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创化三个方面的不同特点，运用全元史观先后对中国经济史和欧洲经济史进行了合理分期。对于中国的经济史分期，他认为史前至夏朝为原始经济，殷商和西周为封建王国经济，春秋战国为封建王国经济到帝国经济的过渡经济，秦汉为帝国经济，三国、两晋、南北朝为经济逆潮，隋唐为帝国经济，五代宋元为经济均衡时期，明清为帝国经济，民国经济为帝国经济的延续[10]1～4。综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创化三因素，运用原始经济、封建王国经济、帝国经济三大经济史学术语将中国经济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与抽象。同时，罗章龙的国民经济为帝国经济延续的判断，则有一定的历史认识局限性。
至于欧洲的经济史分期，他将欧洲经济史以罗马帝国灭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自太古至古罗马作为欧洲经济史的前半期，其经济进程从原始经济到国民经济，是欧洲经济进程的第一个循环；从古罗马灭亡以及日耳曼民族侵入后直到近代，其经济进程从封建经济到国民经济，是欧洲经济进程的第二个循环[3]61。更加具体地说，欧洲经济史的前半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代东方国家（止于公元前500年）是前国民经济时期，即自原始经济到封建经济；古希腊属于国民经济初期；古罗马是国民经济的中期。欧洲经济史的后半期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中古时代（大约自公元400～1400年）是前国民经济时期的封建经济时期；近代（公元1400～1900年）则是国民经济时期[3]56～61。和学界其他流行的欧洲经济史分期理论比较，罗章龙对具体发展阶段的分期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他对如何从原始社会演进到国民经济阶段的趋势及具体影响因素则有详细的阐述。
罗章龙倡导的经济史分期理论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经济史分期理论综合考察了世界各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通过提炼世界经济史的共性，概括出具有一般性、普适性的经济史分期理论。该经济史分期理论不仅可以对世界数千年经济史作出科学的分期，同时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史分期提供一种有效的新方法。该理论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成功地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禁锢，能够平等地对待全球所有的国家或地区，并对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位给予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从而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因此，该分期理论完全不同于在此之前欧洲学者所提出的经济史分期理论，其原因在于欧洲学者的分期理论深深地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并且建立在欧洲经验、欧洲经济发展历程、欧洲特殊性的基础上，虽然某些理论部分适用于中国等非欧洲地区，但并不能全面、客观、完整地反映出最真实的历史状况。总而言之，20世纪上半期对于处在不断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原论》一书所提出的独到的世界经济史分期理论是不可多得的。而这背后贯穿的是罗章龙对中国经济史特性及其在世界经济史地位的学术关怀和理论思考。正如他在《中国国民经济史》一书中所言，“以上就中国经济进程的自然、人民、政治、民族诸因素综合证明其交互影响与深相凝结之所由然。……而且据此足以认识中国经济史之特性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之价值”[10]15。罗章龙对中国经济史学界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创新了世界经济史的分期理论本身，该世界经济史分期理论还有力地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论，为学界破除“欧洲中心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三、“史型论”——人类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
全元论和成元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划分世界经济史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罗章龙指出，在构成全元的所有成元中，由于各成元自身的性质、特征、功能各不相同，因此这些成元在价值上并非完全等同，而是根据各成元在全元中所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在全元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成元被称为主元，价值递减的成元则被称为辅元[3]11。有鉴于此，他首次主张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世界经济史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类型称为世界经济史的主型，对世界经济史的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类型称为世界经济史的辅型。罗章龙关于全元论和成元论二者相互关系的深入论证为世界经济史划分为亚洲经济史型和欧洲经济史型奠定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石。
无论是兰克、弗兰克，还是汤因比，他们关于世界经济史型的论述皆是立足于一元论或多元论等分元论的基础上。秉持史型一元论① 史型一元论：即把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等同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道路，认为全球其他地区或早或晚都将遵循该道路发展。 的学者，无论是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的学者，还是试图破除“欧洲中心论”并重新构建“中国中心论”的学者，他们共同之处都只关注到中国或欧洲的特殊性，并把这种特殊性当作全球范围内普适性的理论推广到理解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此种秉持史型一元论的学者，最突出的错误在于一厢情愿地认为产生于某个地区具有特殊性的经验和理论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而秉持史型多元论的学者，大多认为世界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是并行的、等价的，并认为所有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是均等的，并没有大小之分。坚持史型多元论② 史型多元论：认为人类社会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均不相同，一味强调每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特殊性，否认相互影响带来的深度融合和全球统一性。 的学者，往往从唯心主义哲学出发，主观上认为迄今为止全球所有的文化与文明都是完全等值的，从而忽视了全球范围甚至是各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与现实。秉持史型多元论的学者，他们所提倡的理论有悖于历史和现实。他们最突出的错误在于否认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别，抑或是拒绝承认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并未意识到全球多样性的文明最终都统一于人类文明这个整体之中。
为了保持信息型文本的简洁易读，有的时候翻译需要做减法；为了保持信息型文本中的关键细节，有的时候翻译需要做加法。没有一成不变的策略。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生活质量评分，除情感职能外，观察组的其他指标都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引入以JIF为主要指标的引文分析法并运用于期刊评价，后来不仅进入学术评价形成了人们诟病的“以刊代文”评价，而且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进行绩效考核时，常以JIF作为主要标准进行考核。2006年，发表于《自然》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的文章说，这一年中国科学院给出一篇发表于《自然》的文章的奖金就有25万元人民币，中国农业大学的奖金高达30万元人民币以上［12］。正如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执行董事Stefano Bertuzzi所说的，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学者竞相投稿于高JIF期刊。兰迪·谢克曼也指出，现行评价机制扭曲了学术界，使那些最热点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成果获得了最大回报。
罗章龙认为，决定经济史型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种。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国土面积的大小、地理位置的优劣、土壤肥沃程度的高低、矿产资源的贫富等，人文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多寡、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经济发达程度的高低、各项制度的优劣、思想文化先进与否等。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曾经在亚洲经济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缅甸以及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属于亚洲经济史的辅型。至于欧洲，欧洲西部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为欧洲经济史的主型，东欧的俄罗斯、波罗的海北岸国家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为欧洲经济史的辅型。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人在遭受欧洲殖民者持续侵略之后已所剩无几，其人口构成以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不仅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被欧洲国家左右，而且其政治、经济、文化均渊源于欧洲，因而可以说美洲和大洋洲的经济史依附于欧洲经济史型。此外，历史上还存在过大量介于欧亚非之间的国家，诸如亚洲西部的古巴比伦、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非洲北部的古埃及、腓尼基等，地处世界经济、文化、宗教交汇与融合的十字路口，因深陷旷日持久的领土争端、种族矛盾、宗教纷争而导致这些国家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繁荣，但相互之间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以至于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丧失了特性[3]64～65。对于这些国家，罗章龙作了一个生动描述：“自时间言，则为历史之流产，自空间言，则为历史之瓯脱地。”[3]65
罗章龙也认识到，由于世界各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族创化不尽相同，世界上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有其自身的民族、地域、历史等特色，但各地区发展的多样性并不影响各国和各地区都统一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欧洲经济史型和亚洲经济史型也不例外，各有其特殊性。在解读代表亚洲经济史型的中国经济史时，罗章龙总结出以下特色：（1）中国经济的演变历程与现存的其他大国相比，历史更为悠久，而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经济史型得以最终形成的时间基础；（2）在经济领域，中国国土极为辽阔，地形地势丰富多样，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气候条件差异显著，沃野千里，草场广袤，矿产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3）政治上，中国集权政治与统一帝国相互适应，历来崇尚统一，反对分裂，虽然历经多次王朝更替，但集中性的政治经济精神从未动摇；（4）民族创化上，中华民族是经历过数千年的民族战争与和平生活的磨炼而逐渐形成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强的凝聚力、向心力[3]66～68。
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时代虽然没有形成名义上统一的国家，但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却是朝着一个大致相同的方向演进。罗章龙根据欧洲经济历史发展的这一显著特征，将欧洲国家经济假定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欧洲经济史具有的特殊个性：（1）优越的地理条件是欧洲成为世界经济史二主型的一个重要前提，其地形地势丰富多样、河流众多、海岸线极其漫长、气候条件温和而湿润、矿产资源丰富等条件高度契合了欧洲近代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2）罗马帝国崩溃以前欧洲经济史并不局限于欧洲地区，而且还包括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和非洲北部地区，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历史主导者是欧洲西部国家；（3）欧洲古代经济史与近代经济史有重复现象，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日耳曼民族的经济发展阶段先后平行；（4）欧洲经济重心区域的演进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即自爱琴海到地中海、自地中海到波罗的海；（5）欧洲经济具有良好的商业传统，商业精神贯穿整个欧洲经济史，欧洲史上先后出现过许多富有经济活力和冒险精神的民族；（6）欧洲经济最初侧重于内海活动，之后才转向远洋活动；（7）欧洲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先后完成是其对世界经济史的特殊贡献[3]70～72。
罗章龙通过对比中国经济史型和欧洲经济史型，分析得出除原始经济阶段二者差异较少外，其余时期二者相去甚远。具体说来：（1）二者的渊源不同，地理上欧洲位于亚欧大陆的西部，而历史上亚洲东部的开发要早于西部，西南部的开发又大部源于东部，且欧洲民族渊源于东方；（2）二者的扩张起点与速度不同，就经济史的空间起点而言，中国经济史的起点在一个广大而又相互联系的空间上，其经济圆心区域大致不变；欧洲经济史在不同时代由不同经济循环圈所造成，这些经济循环圈东起埃及向西移动，由爱琴海、希腊、意大利半岛到欧洲西部国家。就经济史的时间起点而言，中国经济史的时间起点比欧洲早大约一千年。就经济史演进的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史大致匀速发展，而且前后相连；欧洲经济史则前后二期平行且进退无常；（3）二者的经济构成不同，中国经济主要成分为农业，对外以先进的农业文明同化落后的游牧文明；而欧洲经济依靠特殊的地理条件发展成海陆型的经济，且以政治多元化为基础，国民很大组成部分为水手、海盗和商人，其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外市场的刺激；（4）二者的政治分合不同，中国政治制度是向心的而欧洲则是离心的，且中国由分而合的演进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历史上中国统一时间较长而分裂时间较短；（5）二者的宗教影响不同，在中国宗教始终与政治经济联系不太紧密，反观欧洲，中古时代教会、封建君主与城国三足鼎立，教会权力壮大后肆意干涉各国政治经济生活；（6）二者的民族创化不同，中国的民族创化以华夏族为中心，并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融合能力；而欧洲民族创化的主体并非一个民族，而是分属于多个民族，在民族创化过程中往往借助于武力征服[3]74～88。
在《原论》一书中，罗章龙首先对代表亚洲经济史型的中国经济史以及欧洲经济史分别作了细致地分析，得出二者所具有的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然后将中国经济史与欧洲经济史进行详细地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史和欧洲经济史是人类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就充分地表明，历史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都沿着同一条直线前进，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路径就是一个极具有说服力的、鲜活的例证。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受过数千年的历史考验，最适合于中国国情。此外，从另一侧面也表明，中国与欧洲有着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开始于“大分流”所发生的18世纪晚期，而是肇始于人类原始社会末期。中国自古以来就与欧洲有着迥异的发展轨迹，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将与欧洲保持着不同的发展路径。
四、余论
罗章龙在《原论》中深刻揭示了“欧洲中心论”刻意地贬低和抹煞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中国历史地位和成就的一面，强有力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将欧洲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观点。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世界历史的贡献绝不能以某一时点或最近某一时段的成就来决定，应该注重各国和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长期积点和平均贡献[3]93。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中国的GDP在公元元年即已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在1000年略微下降至22.7%，在1500年小幅回升至25%，在1600年继续上升至29.2%，在1700年再次下降至22.3%，并在1820年达到32.9%[14]22。从安格斯·麦迪森的推算不难得出，中国在过去2000多年中持续地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1/5至1/4的力量，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除此之外，西方对其近500年在物质领域所取得的暂时性成功产生了错觉，自以为是地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文明一条河流”，“所有其他河流要么是它的支流”，“要么就是消失在沙漠中的内陆河”[13]39。此种观点不仅过于武断，更为重要的是歪曲了历史真相，有悖于历史事实。实际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史型与欧洲经济史型自古以来迥然相异，绝非欧洲文明的“支流”，更不是消失在沙漠中的“内陆河”，至少是和欧洲拥有同等历史地位的地区，并且同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流向同一片“海洋”。但长久以来，在“欧洲中心论”这一狭隘世界观的作祟下，不仅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没有得到客观、公正地评价，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也未得到足够重视，最为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史和欧洲经济史都统一于世界经济史之中。“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其产生、发展、扩张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中外学术界存在盘根错节的影响。破除“欧洲中心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既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经济史学的前辈学者罗章龙在《原论》一书中创建的独特理论体系为学界如何破除和清算“欧洲中心论”，坚持学术自信带来了积极启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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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2－0112－07
［收稿日期］ 2018-05-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BJL015
［作者简介］ 杨祖义（1970-），男，湖北长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史学史研究；冯兵兵（1991-），男，湖北随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