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学报综合效益的状况与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报论文,高等学校论文,效益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842(2001)05-0082-09
我国高等学校学报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其潜在和显在的效益均呈现出特殊的综合性。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及社会对教育投资效益的关注，以及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对总体效益的追求，作为高校办学投资一部分的学报事业的效益状况，亦须有较为全面、客观的审观与评价，其意义在于促进高等教育事业与社会的协调和持续发展。
1 历史传承与现实状况——我国高校学报的特殊性分析
1.1 高校学报的产生及其社会功用
我国高校学报的产生正如近代科学教育的引进一样，最初是一种异质文化适应本土的传媒形式。其客观的社会功用主要在于面向传统的农耕社会传播早期工业文明的知识成果，而主观动机则如东吴大学1906年创办《东吴月报》：“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这种文化手段也正是自鸦片战争之后直至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以“启民智”的基本救国方式之一。蔡元培在创新北京大学之后，于1919年主持创办《北京大学月刊》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各种具体的分析性学术内容对人的思想观念进行综合性启迪和提升，也就是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在传统综合思维方式作用下的功能性实践。“鉴于当时在一些师生研究学问中，守一家之言，排斥其他；或者学文学者蔑视科学；治一国文学者，不肯兼涉他国；治自然科学者，而不肯稍涉哲学等，这种局守一门，互不联系，对于学术研究实为不利。而创办月刊，则可以网罗各家之学说，破除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克服在研究工作中的褊狭之见”[1]，进而达到其以科学学术成果“流布于人间”，“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2]的目的。《北京大学月刊》这一典型中国式高校学报的综合性办刊方式，此后即成为我国高校学报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历久不衰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综合特质与现实社会经济和管理制度的多重关联。
1.2 作为高校社会职能表现方式的学报
以传播知识、创造文明而存在的高等学校的现代职能集中体现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个方面[3]，而依附于高等学校的学报尤其体现出这种综合职能的特性。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与经济基础空前统一的条件下，高校学报的综合性与学校性进一步增强。各种专门的科技行业高校学报因有其实用的专业内容，自成相关的综合性样式，普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确立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1951年创刊的山东大学学报性质的《文史哲》的社论性发刊词的标题即为：《〈实践论〉——思想方法的最高准则》。其中写道：“《实践论》是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是马列主义及中国哲学思想的巨大发展，是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最好指南；是我们开辟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和最高准则。”“一切革命工作者，一切科学工作者，一切文学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从这里得到重大启示，改进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4]这是在学术领域郑重评介毛泽东著作的有代表性文章。以《文史哲》为代表的大批高校学报在当时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思想文化基础性建设的主要成就。正是由于学报的学术魅力，即就是在“文革”非常时期的1973年，毛泽东还曾敦促高校学报恢复出版。“四人帮”也曾利用过高校学报以增强其信度和欺骗性。而改革开放早期的1978年，更是由于诸如《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论文的启发，才推进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后，高校学报的社会文化建设作用又得到了广泛的发挥，学报的综合性更因其完全吻合高校的育人、科研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从而得到了快速发展。
1.3 高校学报的宗旨与定位
在特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规划作用是主导性的。1978年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这是新时期以来高校学报发展的基本依据和生长点。其后，作为高等学校主要传媒形式的高校学报即成为一种期刊模式，发挥着特殊的综合性社会功用。1998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重申了既有的办刊定位：“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高等学校学报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为教学科研服务，传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弘扬民族优秀科技文化，促进国际科技文化交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和文风。”
高校学报作为高校社会职能表现方式之一的学术文化传播媒体，在以上宗旨与定位的规划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责。
1.4 学报的层次功能与综合效益
在上述既定条件的基础上，高校学报的功能已十分明确。尽管从功能论方面可有多种表述和概括，然而最基本的即“第一层次的功能”则是“反映本校科研成果”，其他各种功能都是“派生于”这一基本功能之上的，属于“第二层次的功能”[5]。
任何效益的产生都源于某种主动力量的目的性追求，而功能作为这种追求的动因和目标的集中体现，决定着效益的价值构成。价值的社会化要旨亦即财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6]而作为精神产品性质的学术期刊的高校学报的本质，在一般意义上正体现了这一价值亦即财富的生成特性。不过这种财富又主要表现为精神与观念形态的，其特殊性更表现为借助学报这种物质性载体而体现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发挥其综合效益。事实上，具有社会效益的产品、发明创造、信息、技术工艺等都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都能转化为财富。科学研究等精神文化生产者在较少的社会资源配置及消耗下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是历史事实，诚如鲁迅的形象比喻，“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精神产品价值的丰富性与持久性就是其财富特质的证明。
总之，高校学报的效益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约定下，尤其是在其基本功能的规定中，主要呈现出一种符合办刊主体即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的综合性。而高校学报的综合效益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利益群体方面及其关系与评价的具体反映。
2 综合效益与两个效益——高校学报效益观辨正
2.1 学报综合效益的客观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各种社会经济单元对直接经济效益的追求，高校学报因其作为公开出版和流通的期刊的一般社会属性，以及作为一种投入明显而直接收益甚少的传媒实体，面临有关效益的现实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界对效益隐性的多维动用；二是经济杠杆对效益的单向衡量；三是行业管理对特定效益的关注。这是高校学报综合效益存在的客观环境。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高校学报类学术期刊的效益即刊物产生的符合主体特定功能及其宗旨的效用和利益。而通常情况下，人们又习惯于使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对应方式进行具体的评价。经济效益主要指刊物在流通领域获取的直接经济利益，虽然也有人认为刊物内容运用于社会生产领域而获取收益亦可视为刊物的经济效益，其实不是同域问题。至于对社会效益的认识，情况亦较为复杂。常见的模糊认识是，往往不以各个具体的发生方即刊物为主体，而是以接受方即社会为主体，也就是以刊物内容对受众影响的导向与社会效果来评价具体的刊物。显然，这一类型的“两个效益”观，只是一种表面语言形式的习惯性对举，而并非理性认识的符合逻辑的并列。刊物的社会效益主要应指其获得的非经济收益方面的符合宗旨的综合效果，这和刊物带给社会的利益一类习惯性“社会效益”说法是有区别的。
学报的效益作为一种价值评价，随不同主体的价值追求和认识程度而呈现不同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受精神产品本质的社会性所左右，而精神产品的直接经济收益往往并不反映其全部价值。“体现价值形态的价值观念和作为传播媒介的载体”，同是“精神产品发生社会作用的关键”[7]，而经济效益如果只是对作为精神产品传媒与载体的单一商品属性的认识，则无疑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客观存在及其规定的。
2.2 学报综合效益的特性
效益是符合功能与目的的价值评价。通常认为，学术期刊的价值有两种形态，其一为物质形态的，即根据精神产品的物质载体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费和劳动时间计算出成本，并作为商品而实现的价值；其二为知识意识形态的，这部分价值的实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潜隐性，一般属于测不准范畴，然而人人都可感知到知识创新的存在及其能量的巨大。作为物质形态的学术期刊的价值构成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区别于一般商品之处被认为在于其特殊的价值决定方面。“它的价值决定不能套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一般公式”，“只能由劳动时间决定，而不能由其使用价值决定”。“它的价值构成＝个别劳动时间＋社会效益＋经济效益”[8]。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又导致其实际价值与作为商品而实现的价值往往难以吻合。加之使用者数量的有限与使用途径的共享等因素，使学术期刊显性的直接经济效益基本呈负值，这亦是一个普遍的国际性现象。
学报的特性是学报功能的内在特点，同时也是学报综合效益的生成与制约因素。既往的研究对学报特性的认识主要有“二性”、“三性”、“四性”说，其概括的要点大体为：学术性、内向性（以我为主性、本校性）、综合性、高校性（全校性、内向性、全面性）以及读者对象的有限性等[9]。其后针对内向性的则有不同观点，认为“外向性亦即社会性”才是首要特性；也有的对读者有限性提出质疑，理由是所有学术刊物的读者都是有限的；对综合性的不同观点是学报还应包括单学科性质的刊物[10]。总之，学报的以上诸特性都影响和决定着学报综合效益的发挥，学报效益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学报特性的反映。
2.3 关于高校学报效益现状的分析
我国高校学报特殊性的首要方面在于其学校性，亦即既有认识中的“内向性”等相近的提法。特性是对功能的进一步概括表述。依据前述对学报功能的层次认识，这里应该明确的是，学校性是高校学报诸特性中的第一层次的特性，而学术性与综合性等则是在学校性基本特性规定下的第二层次的特性。其显著的现实证明是，我国的学术类期刊大多数具有学术性与综合性的特性，这两者并非高校学报所特有的，只有学校性亦或本校性才是高校学报独具的，因而是首要的特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效益作为一种价值评价，从来都是具体的。这是因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1]。这是认识效益问题的关键。而如果要在“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12]。通常人们包括业内人士，在对高校学报这一具体的特殊事物的认识中，之所以常陷入困境，正是由于犯了诸如此类的错误。也就是说，高校学报的效益历来都是具体的高等学校的学术与科研实力的综合反映，脱离这一具体性亦即特殊性，盲从和不自觉地把高校学报与一般普通的期刊作比较，必然导致逻辑混乱，产生消极结论。
应该看到，从一定意义上讲，历来所谓高校学报困境的思考，以及效益不佳的评价等，一般说在实质上都是普通高校学术与科研程度的困境的思考，因为“学报效益的大小，正显示着研究状况对社会总的历史进程的切入程度”[7]。学报从业者的思考，反映了其良好的职责意识和对高校综合实力发展的期盼与超越性追求。而实际上，这其实又是高校及高等教育本身的客观状况的反映，亦是社会对高校及高等教育的恒久的要求使然。如前所述，高校的现代社会职能主要表现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以高校为依托的学报的效益一般只能是以对这三种职能亦即高校学报的基本功能的满足程度来评价，忽视这一基本的客观规定性，无论出于何种良好愿望，都必然引起糊涂认识。
我国的高校学报历来是高校综合学术科研状况的晴雨表和客观记录，这正是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高等学校都一致保障并维护学报存在的客观现实基础，是事物的主流方面。至于在具体环境中的差异，从宏观上看也是正常的。即就是按照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统一的面向所有社会性期刊的质量评价标准来衡量，在政治质量、信息质量、文化质量、出版质量、广告质量、发行质量这六项指标中[13]，除了后两项指标由于学报特性的关系，不能强作比较而外，在前四项重要指标中，高校学报基本上大都处于较优的行列。至于高校自身因学报的窗口功能而获取的内含丰富的广告效益，以及高校教师因学报的工具性而带来的实际利益等，其实都是学报效益的重要方面，不过由于受益方的泛化与转移，学报本身呈现一种公益性的“蜡烛”境况而已。
对学报效益状况的片面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对我国高校学报功能与特性以及现代大学社会职能的无知和忽视；二是在具体效益形态的认识上，缺乏客观性、全面性、辩证性及深刻性；三是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缺乏独立适应性，或被动而盲从通俗观念，或受主观物欲潜意识驱使而忽视了对客观具体条件的清醒认识等等。
当然，对学报综合效益的全面认识，更在于为解决现实中确实存在的诸种效益不佳的状况提供有益的思路。一些只依赖于高校全额拨款而不计成本大手大脚的所谓“福利型”学报，就是效益不佳的特殊类型。有少数学报的效益主体既非社会也非主办单位，而只是作者方面，也就是说，学报仅停留在服务部分人晋职的“工具”层面。这类极端现象则正是需要杜绝的。
2.4 现有两类综合性学报与“两个效益”
在功能与特性截然不同而且宗旨与定位既设的情况下，由于出版行业管理的划一氛围，使不少学报从业人员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思维怪圈，即盲目套用如前所述非理性的社会流行话语以及出版行业“两个效益”并举的通俗提法，试图对学报这种特殊类型的学术期刊进行与普通期刊相同的盈利性“经济效益”的分析与导引。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十多年间，有关探讨不绝如缕。而事实的如故却说明，思想认识的提高，对学报工作者仍然是必要的。
高校学报的现有两大类综合出版形式，即人文社会科学版与自然科学版，由于功能与特性的规制，其在组稿、审改、鉴定、修饰、编校等完善化的过程中，其实就以学校职能机构与组织形式，促成、推进并发挥着高校三大社会职能中的前两项重要职能，即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的职能，而当学报出版后进入学术科研信息流通领域，则又发挥着其主办单位及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在这后一阶段，无论影响深度如何，高校本身即已获得了其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承者的“本体广告效益”。也就是说，以学报这种传媒与载体形式，对自身何以存在的可信性进行了符合身份的说明。正如企业的广告投入一样，任何自我证明的广告者试图以广告本身实现商品交换性的收益，无疑是滑稽的。
以传播科学为己任的高校学报，其效益观必须是符合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套用通俗话语中“两个效益”并举的提法，结果总是难堪的。应该看到，作为科学概念的社会效益，用于精神产品领域，同样是首要的和第一层次的价值性评价，而通常的所谓经济效益即直接经济收益，则是包含于社会效益中的诸多价值性因素和指标之一，并不具备并列关系。出版企业的习惯性“双效益”提法，自有其特殊成因和作用，但盲目地引入学术性精神生产领域，而又不加科学的辨析与诠释，显然是欠妥的。其实对所谓“双效益”的不同看法和理性分析早已存在[14]，但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所以尽管也早有人指出了“双效益”观对学术类期刊的不利影响[15]，但习惯观念依然，有待进一步澄清。
在通俗的“两个效益”观念下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报的“双效益”并举都是空想，即就是直接服务于功利性内容的自然科学类学报也难于“双赢”。因而，根据国际科学界的公识与惯例，自然科学类期刊的直接效益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系列检索指标和被引率等。而且普遍承认，科技学术期刊的“使用价值主要由其创造性、知识性、思想性等社会属性来决定，以精神产品的形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其一表现为重复使用价值”，“其二表现为长期利用价值”，“其三表现为真正价值要经过长期的、迂回曲折的形式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它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寓于社会效益中。”[16]可见，现有两类高校学报的效益其实仍是其综合效益的一般体现，通俗的“两个效益”观对学报类学术期刊是缺乏实际意义的。诚如邓小平所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17]学报的效益就尤其体现了这一准则。
3 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新世纪高校学报的效益趋向
3.1 科教兴国战略与高校学报效益
随着世界形势在动荡中向和平与发展的趋同，面临国际经济前景的变化及格局的调整，我国适时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这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大计。无数事实说明，科技和教育是影响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长期偏低，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国民素质的滞后。因而，高校作为科技与教育的传统结合体，在新世纪所担负的双重任务有增无减。而作为我国高校学术科研成果主要载体的学报，以其兼备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提高及传播功能，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方面，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根据我国高校学报的客观存在与特性，只有从科教兴国战略高度认识学报的效益状况，以科教兴国战略指导学报的效益取向，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发挥学报的效益，才是适宜的总体抉择。
高校学报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效益实现主要为社会效益形态。“社会效益的实现是通过其所蕴含的思想、知识、精神、情趣等来影响消费者的思想、观念，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作用于社会。”[18]然而其潜在能量并非不可预期。“社会效益的荣誉值及其市场效用”总是带来高额的“回报”[19]。高校学报作为高校学术实力与知识创新能力的自我证明的“窗口”，其实亦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高校自身的“供”和“销”。
高校学报在科教兴国战略下的效益取向主要应包含以下方面：一是以学术积累的方式及其规范的学术内容和形式为高校发现、锻炼、涵养和储备人才；二是在对信息联动与共享的把握中辅助和导引高校科研以及学科建设；三是以高品质的精神产品即知识创新成果服务于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而对于众多地方高校学报来说，以“区域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推进“区域社会文化进步”[20]，以先进科技知识引导区域产业开发，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3.2 多样性改革与学报效益的提高
出于学报从业者的职责与使命意识，伴随着学报事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学报的综合效益，亦即“一种立足本校而又面向社会的传播科研信息的载体对两个文明建设产生的效应”[21]，关于学报改革的研究与探索一直在继续。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人提出学报应逐步向专业化、系列化方向发展[22]，也有人提出以“问题导向”方式组织不同学科共同研究同一课题以发挥学报的综合功能和效益[23]。其后，类似的观点层出不穷，所针对的主要是“学报内向性和综合性的弊端”[24]以及对刊物使用和扩散的制约，参照对象为期刊流通领域的“双赢”者，改革的办法中有代表性的诸如：“一为联合办刊，可以是全国性联合办刊，可以是区域性联合办刊，也可以是校际联合办刊。二为有重点办刊，即一本刊物突出本校的重点学科、有特色的学科”[25]。总之，基本思路的主导观点就是“打破封闭格局，创办单科学报”[26]。可以说，这是以一般期刊的总体效益追求对改变学报现状的积极探讨。这一改革思路的内在和实际原因是，“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学科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新学科不断涌现，信息激增，简单的文理分版仍显得内容庞杂，远不能适应科学研究与科技传播的需要”[27]。具体地说，实质上就是综合性学报的直接使用价值已越来越低。这正是现有学报模式与一般期刊效益追求的深刻矛盾的反映。因而，更有人尖锐地否定目前高校学报的“小农式经营体制”，主张“集约化办刊模式”[28]，亦即既联合又分工地主办单科性学报。总之，大都认为“专业化”不但是学报整体效益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提高学报学术质量之道”[29]。与以上不同的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内向性是学报与一般社会学术期刊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它构成了学报的存在基础”，其作为一个“校内开放系统”[30]，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容；而改综合性为单科性或专辑式学报，则有诸如稿件积压时间长、质量无保障、不利于反映跨学科研究成果、既失原有特性而又不一定能扩大发行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学报的综合性“不能轻易否定”[31]。
诚如上述，在当前“学科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变革时期，如何定位学科尚待考虑，因为“学科的融合将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32]，未来形态尚难预测。而依附于学科研究的学报，其单科化的选择怎样确定，都是不易把握的。总之，亦如有论者所言，“高校学报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的立体结构中，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其中心点，作为主办单位的高校是贯穿中心点的纵坐标，而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和科委则是穿过中心点而又相互交叉的两条横坐标，由此构成了学报改革系统工程的立体图像。”[33]任何单方面的动作都改变不了目前的总体情况。但是，各种根据具体环境条件和需要的多样性改革尝试，则是不可或缺并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高校已有了各种不同的办刊试验，其特点是适应学科发展的具体需要和读者使用的方便，以机动组合实现扩散和传播的增效。由于受目前期刊管理和资源配置条块现实的制约，高校学报的总体格局仍是相对稳定的，学校性与综合性仍是学报类型的主流。因而，以科教兴国战略促进学报综合效益的发挥，是现今学报事业发展的可行、可期、可控趋向。
当前，提高学报综合效益的具体致力方式可称为“双优增效”：其一是“优质增效”。即以学术积累和知识创新为准则严格产出，防止因学报“工具性”功能的滥用而引起社会信誉滑坡局面，进而提高学报的“四率”，即转载复印率、过期使用率、市场占有率、评优夺标率；其二是“优员增效”。即以精干的高素质编辑班子高效率办刊，以投入有限化实现效益最大化。因为从国际范围看，学术期刊市场大都相对恒定，能以开发获取收益者永远只是极少数。按照经济学中商品效益二类区分法，教育出版等行业即所谓“负效益领域”，或称“外部效益领域”，其“自身的经济效益往往是负值的”[34]，而收益主体是全社会。在这一领域，试图直接盈利，必然陷入怪圈。因此，盲目攀比传统式机关“五脏俱全”的学报编辑机构，负值效益更其突出。只有借助数字化和网络时代的先进手段，以及灵活多样的编辑加工和审稿队伍组合方式，以内部控员实现外部增效，才是实际上简捷可行的改革途径。当然，这又要求高校内部不以僵化的人数比例利益分配法对待学报这种知识密集型的操作实体，保障和健全学报的内在激励机制，造就优良的编辑群体，从而增强学报质量的控制力和竞争力。
总之，新世纪我国高校学报综合效益理想状态的主控方向，在于以科教兴国战略为指导，把握信息联动与共享的时代特征，以学术积累促进知识创新，实现编辑工作对高校整体学术科研质量的提升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