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种子埋进土里，将知识传给后辈”
——记1960年全国劳模、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林耀华
建成全国第一个民族学系
林耀华1910年生于福建闽江流域的农民家庭，早年家乡接受新式教育，中学入福州一教会学校，1928年进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本科，1932年毕业后转入本专业硕士课程继续深造，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A.R.Redcliffe Brown）的助教。1937年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资助赴哈佛大学留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因太太生病住院需要照料，不得不滞留美国，任职于哈佛大学。期间，完成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人类学名著《金翼》（TheGoldenWing）。1941年毅然回国，当时他已过而立之年，先任云南大学教授，后转到成都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复原北平后继续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系主任，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1949年获邀请参加国庆庆典，登上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从此为新中国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倾尽全部心力。1956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首都高级知识分子的楷模。
即便在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林耀华“每日三省吾身”，将个人完全融入到祖国的需要中去，学工、学农、学军，下干校，赴农场，到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学习和改造。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守学术阵地，散播民族学的种子。正是他这种使命般的坚守和带动，在中央民族学院保留了“四代同堂”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种子，这也使得民族研究学科的快速恢复成为可能。“文革”后，林耀华致力于民族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为此呕心沥血。1983年终于在国家民委、学校支持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学系，其时林先生已经73岁。此后，林耀华的主要精力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直到2000年去世前，仍然指导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多人。
林耀华的主要著作有《金翼》 《凉山彝家》《从猿到人的研究》 《原始社会史》 《民族学研究》等，可以说，每一部都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金翼》是林耀华于20世纪40年代用英文写成的一部小说体裁的社会研究著作，最早于1944年在纽约印行，1947年在伦敦正式出版，以后多次再版，目前多见到的最新版本是1989年印行的，它已经畅销了半个世纪之久。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是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民族学研究》一书，对原始社会史分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学研究方向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林先生生前曾担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主编及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委会组长，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成员、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国际名誉顾问，并担任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会的领导职务。他的传记被美国《名人传》、英国《当代成功的国际名人传》和日本《文化人类学事典》等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
成“吴门四犬”之一
冰心先生生前在回忆吴文藻先生的文章《我的老伴——吴文藻》中说，吴先生门下有“四大弟子”，即林耀华、费孝通、黄迪、瞿同祖，他们都出生于1910年，均属狗，故被戏称“吴门四犬”。
在以往的引用以及介绍文章中，人们并没有细致分析冰心先生“吴门四犬”的深层含义。“吴门”的含义当然是指“吴文藻先生”，但是也有与明初“吴门画派”中的“吴门四才子”（也称江南四大才子）对比的意味。冰心生先生饱学诗书，于文学掌故可说是信手拈来。我们知道，江南四才子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四人都生活在苏州，苏州是古吴国都城，有“吴门”之称，所以用“吴门”代称苏州，称四人为“吴门四才子”。“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和贡献，举世公认。吴文藻先生祖籍江苏江阴，其家乡有一座古城佘城，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吴国早期的都城（苏州为后期都城），所以冰心先生比照明初“吴门四才子”之意，将吴先生门下的四大才子称为“吴门四犬”。此外，中国民间文化中“犬子”也是“自谦”的说法，冰心先生使用“四犬”，既是自谦其实也是一种自豪。
1950年代初期，林耀华参与领导了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8月初至10月中旬，林耀华和一同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的傅乐焕、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等人，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派遣，到黑龙江省龙江县、纳河县和内蒙古呼纳（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完成了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耀华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希望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国家和民族。
12月3日，水利部党组中心组举办（扩大）学习班，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传达刘云山、赵乐际、刘奇葆同志在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出席并作动员讲话。
用一技之长报效国家
林耀华1928年入学，无论从出生的月份还是入师门的先后，自然都可说是吴门的“老大”。加上师母冰心先生对林先生多少有些“老乡情结”般的关照，因此他在“吴门”也受到格外的礼遇。林耀华于1932年毕业之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随吴先生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又于1935年毕业后得以留学任教，并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跟随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做助教。1937年，林耀华在吴文藻的安排下得以赴美深造，1941年回国任云南大学教授，后又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期间，还经冰心做媒，在美国与饶毓苏成婚。凡此等等，莫不是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一手安排。
林耀华一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教学的日子长达近20年，度过了一个人一生最“豪华”的时光，其中担任系主任8年，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属于“燕京学派”的真正传人。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然对先生有深远的影响。
中年之林耀华先生全家福。
通过对影响可持续发展度的6层30个指标的权重分析，可以得出指标变量对可持续发展度的影响程度。对樱桃沟小流域可持续发展度产生影响的6个因素中，生态支持和蓄水保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度的最重要因素，权重均为0.3228。其次为环境保护（其权重为0.1618）、管理调控能力（权重为0.0858）和社会进步程度（权重为 0.0724），经济发展能力（权重为0.0343）对樱桃沟小流域生态涵养可持续发展度的影响程度最弱。
社会行为学，究其字面意思不难看出，它的本意是根据社会上出现的某一种 “社会行为”，去分析它发生的这种行为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从中找到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其实在高校校园里，校园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们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做出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行为都可以用社会行为学来研究，无非就是排除社会行为学之中社会群体的收入、家庭和阶层等因素，社会行为学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教学和解决问题。在高校校园内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而且它们的背后又隐藏了哪些形成要素，这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
当时，民族识别的任务异常艰巨，特别是1954年普选时，全国上报的“族称”有400多个，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族体上报族称。仅从表面分析，他们就能发现报上来的“族称”很复杂：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还有自报的竟是地方籍贯名称或特殊职业的名称。因此，民族识别要做的，一是分清自报的名称中哪些是少数民族，哪些实为汉族；二是在确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族称中，分清哪些是单一民族，哪些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组成一部分，最后确定其民族成分和族称并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保证他们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很明显，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与新中国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1954年5月至10月，林耀华带领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的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六个专区，对彝、壮、傣、哈尼等族的不同族群进行民族归并和识别调查。参加者有当时和他一起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的沈家驹、刘尧汉、周汝诚、王恩庆、施联珠、陈凤贤、王晓义、黄淑娉、王辅仁、王良志、吕光天、严汝娴等人。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等机构对调查给予了很好的合作。调查与民族识别前后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识别了29个民族单位，后一阶段识别了39个民族单位。云南民族识别不仅解决云南省内繁重复杂的识别任务，还给全国做出了示范。
林耀华70岁以后，还曾亲自带学生调查实习，其中最远的一次是到南疆。1997年，87岁高龄的他，专程回到云南，为教育部举办的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课，并考察民族园、民族博物馆等“新景观”。
所有这些“壮举”似乎都充分诠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真谛———“走在路上”。林先生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勤勉奋斗、成就辉煌的一生，他仅用朴素的两句话来概括：“把种子埋进土里，将知识传给后辈。”
目前，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缺乏完善的培养规划机制。一些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在制定培养方案时没有充分掌握教师的真正需求，从而导致教师成长成效不高，还有一些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在制定培养方案时没有按照一定的步骤和顺序来进行，从而导致培养规划机制不够完善，这对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来说十分不利。
人物小传： 林耀华 (1910-2000)生前是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国际知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从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以来，一生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教书育人将近70年，培养了众多的学界精英、各界领导和管理人才。1960年被评为全国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