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史学论文,所见论文,区域论文,大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1—0027—11
从历史学的起源来看，文明之间的比较和研究是一重要契因。中国的司马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抱负，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也有包罗万象的特色。为此，他们都记录了中国或希腊以外的历史与文化。当然，由于知识的局限，他们所描述的“世界”，都还只是真实世界的一隅罢了。不过，他们的胸襟和眼光，仍然值得人们钦佩。① 可惜的是，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史家的眼光则显得愈益狭窄。譬如班固所作的《汉书》，在时间和空间的覆盖上都比司马迁的《史记》缩小了许多。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其著作为《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名称和内容上都显得局促了不少。不过，后人对班固和修昔底德还是表现出许多尊重，因为他们的“局促”似乎更方便所载史实的验证。② 因此，史学“求真”与“求全”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矛盾。至于两者之间的优劣如何，此处不想评论。不过，就中西史学的发展而言，显然“求真”的目的更为诱人。中国的“正史”，也即一朝一代的历史，而古代西方和中世纪的史著，也大都以一人一地为中心。
不过，到了17、18世纪，西方史学出现了一个“求全”的现象。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成功，西方人对世界的认知急剧扩大，史家的视野也随之扩大。17世纪的英国史家开始写作“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论风俗》一书，可谓文明比较的先驱著作。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也从文明发展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了文明之间的不同及其各自的特点。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同代的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有宽广的视角。可惜的是，这一文明史的兴旺只是昙花一现。由于民族-国家的逐渐强盛，民族史开始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德国的兰克学派便是其重要代表。因此，英国当代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一篇讨论兰克史学的论文中指出，兰克其实是一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reactionary)。当然，在英文中，这一称呼并不像在中文里那样有置人于死地的效应。伯克想批评的是，兰克史学推崇民族-国家的历史写作，使得史家的眼光变得十分狭隘，造成19世纪的西方史学与18世纪的启蒙史学相比，形成了一种“反动”的、逆向的发展。[1] (P36-44)当然，18世纪的史学也不是那样划一，因为那时“古学运动”的大踏步进展，也使得史家特别注重史料的考证，史料的开发，因而为兰克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③ 但伯克对兰克的指责还是有道理的。虽然兰克到了晚年曾著手写作一部世界史，但他的主要学术生涯还主要是以写作欧洲各大民族的历史为主。总之，民族史的兴盛是近代西方史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形成，使得史家对文明的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
当然，在19世纪，以文明和世界为对象而写作的史著自然还是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人对非西方地区的文明也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由此而出现了不少研究“东方文明”的著作。换言之，虽然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上面，但他们对非西方地区却又常常以“文明”为单位加以研究和描述。这里的一个原因是，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大致要到19世纪后期才形成气候，到20世纪初年以后才建立民族国家，如中国、土耳其、印度、埃及等等。相较而言，日本是一个例外。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民族主义的史学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承认“东方”的“落后”与“西方”的“先进”。但如果从其他角度来看，也许就会得出不同的见解。此是后话。
由于西方人最早接受民族主义，并从民族主义的观念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所以西方“先进”和东方“落后”的观念，也就最早流行于西方学者中间。西方学者对埃及、中东、中国、印度等古老文明的研究，因而充斥了偏见和不公，虽然这些研究对以后文明的比较研究作了知识上的准备。如同萨伊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西方人在走出西方之外以后，对神秘的“东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兴趣，但其主要动机是想以“东方”为衬托，了解和解释“东方”的落后与迟钝，来展示西方的先进发达和生机勃勃。有必要指出的是，那时的一些东方学者，也对东西方之间文明的差别抱持几乎相同的看法。从埃及、土耳其到印度、中国和日本，那些所谓“近代主义者”(modernists)都深感自身文明的落后，而呼吁大幅度改造、改革，以求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兹举一例。如上所述，如果说日本与其他东方地区比较而言，较早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历史观、世界观，其实也就是日本人最早承认东方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在1875年发表《文明论之概略》，将西方文明视为“发达的文明”，而把日本、中国等地的文明视为“半开的文明”，更把非洲、澳洲的土著文化视为“野蛮的文明”。在非西方地区的“近代主义者”中间，福泽谕吉是一位先驱，他的论点因此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福泽谕吉的观点，几乎完全照搬了西方人的说法。当时英国的亨利·巴克尔(Henry Buckle)和法国的佛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写作了英国文明史和欧洲文明史，而用“文明”、“半文明”和“野蛮”来将世界上的文化做等级划分，这在当时的西方也颇为常见。譬如清季外交家郭嵩焘在英国的时候，就发现《泰晤士报》经常引用这些说法。[2] (P439)不过郭嵩焘没有像福泽谕吉那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和东方的落后。饶有趣味的是，西方人开始觉得自己的文明先进于东方，也是在接触了东方之后。换言之，西方史家开始在民族史之外，又研究西方文明史，或欧洲文明史，也即把西方、或欧洲视为一个单位来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是在东、西方文明广泛接触之后的事情。但西方人的这种傲视全球的态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慢慢丧失了基础。一战其实也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所造成的，因此大战的结果也相应地对民族史的写作形成一种负面的影响。一战结束之际，德国的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以《西方的没落》一书成名，以后英国的汤因比(Arnold Toynbee)又踵事增华，在施本格勒的理论架构上，补充了不少史实，出版了十卷本的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他们的作为振兴了文明史的研究，他们本人也以提倡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而闻名于世。作为西方人，他们对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还是以探讨西方文明的出路为主要关怀，但他们将世界各个文明分十几个单位，在放大的时间框架上进行“平行”研究，则又显示他们有意突破以往那种将东、西方文明对立、反衬处理的传统做法。
一、史学的全球化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施本格勒死于1936年，汤因比死于1975年，在他们过世之后，西方史家对世界史、文明史研究的兴趣如何呢？也许我们从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议题中可以窥其一斑，有所了解。以下的论述，便以笔者参加该次会议的观感为基础，结合自己在美国研究教学的经验，对西方史学的一些新动向提出一些讨论和分析。在进入本文主题以前，有必要指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虽然每五年才召开一次，有历史学的“奥林匹克”大会之称，但其实它的规模比一些国家的历史学大会似乎还要小一些。笔者在1995年第一次参加该会，至今已是第三次。每次会议的参加人数，大致在两千人上下，比美国的历史学年会人数规模上要小一半左右。如果日本和中国的史学界召开相似的年会，想来参加人数也至少会与此相当。因此，所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实是以欧洲史家为主，加上其他各洲的参加者而已。其实，这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起源，也是由欧洲学者首先发起并组织的。该会使用的语言为英语和法语，亦可见西方学术文化的主导影响。大会的理事会，也主要由欧洲人或能熟练运用西方语言的人(如印度人)组成。④
其次，由于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大会的组织者和理事会在安排议题、日程的时候，比较注意一些大的、理论性的问题。如文明之间的交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课题便常常会得到青睐，而一些狭小的、专门的课题便不容易得到机会在会上讨论。这一现象，对我们研究史学理论，或西方史学中的文明史研究，或世界史研究自然颇有助益，但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是否就一定代表了西方史学、或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流，还有待进一步斟酌。因此，本文虽想窥一斑，但无意见(现)全豹，更不愿瞎子摸象、以偏概全，因为参加了几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便对西方史学的发展走向作所谓的整体概括。
像以前的几次会议一样，此次会议的论文发表安排分三大类：主题发言、专题发言和圆桌讨论。这三类形式，既反映了会议组织者的意图，又展现了讨论内容的不同，并在时间和场地安排上有些区别。毋庸赘言，主题发言最重要，时间最充裕，场地也最宽敞，以便容纳许多的听众。因此，从主题发言的内容也能看出与会史学家的兴趣、甚至国际史学的主流趋向。本文的写作，也就会着重主题发言和专题发言的内容，以求窥测历史研究的新潮。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席是德国史学家尤根·柯卡(Jürgen Kocka)教授。他是当今德国史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亦有很高的国际声望。他的任期虽在本次会议结束，但本次会议的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和研究兴趣。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柯卡以“史学的全球化及其局限”作为主题，做了题为“悉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普世史的空想”的发言，并计划由当今国际闻名的女史学家、加拿大的娜塔丽·戴维斯(Natalie Z.Davis)教授做“什么是历史的普世性？”的评论，然后再由来自非洲和澳洲的两位史家作回应。不过，戴维斯由于身体不适，不克赴会，所以她的评论由人代读，回应者因此也多了一位，除了非洲和澳洲的教授以外，还有一位韩国的史学家也加入其内。因此，整个开幕式本来可以聚合五大洲的史家，只是由于戴维斯的缺席才未能如愿。
从开幕式的安排来看，此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确想突出其“国际性”，或用当今更时髦的术语来说，即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特征，而后者正是此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宗旨，会议的主题和专题发言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见识这一特点。第一表现在发言内容的安排。无论是主题、专题或者是圆桌的讨论，都力图以小见大，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譬如专题发言(一)从比较观点来看非洲历史；(二)欧洲和全球背景下的中欧政治文化；(三)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这个发言由中国社科院的陶文钊先生组织)；(七)经济全球化：历史观点和研究动态；(十三)甘蔗的广泛种植对五大洲的影响；(十六)启蒙运动与文化传播：区域经验与全球影响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有些专题讨论乍看起来与全球化无关，但其实其内容则也必然涉及文明之间的比较。如专题发言(四)讲的是从古至今的“基督教化”，专题发言(五)讨论文化与认同之间的冲突，这些都必然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观点入手。⑤
第二，在发言人的安排上，也充分体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贯作风是，如果有可能，必然在每次讨论发言时邀请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参与。本次开幕式的安排就是一个显例。其实，会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讨论都有各国、各地的学者参加。这一发言人的“全球化”与论题内容的“全球化”桴鼓相应，相得益彰。
这样的安排，是否完全体现了柯卡的个人意图，自然无法得知。但至少作为会议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他和与会的许多史学家一样，已经认识到历史研究必须突破西方中心观的传统，扩大史家的视野，重视文明之间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举例来说，柯卡曾在2003年的柏林和2004年的北京，两次主持召开以亚洲近代化经验为中心来讨论全球近代化的讨论会(在北京的会议与中国史学会合办)，并在会上发表有关“多重近代化”的观点。此次会上，他又在前两次会议的基础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组织“近代性的历史考察：东亚的途径和模式”的讨论，分上、下午两次，邀请了欧美、亚洲学者(包括海峡两岸的人士)参加讨论、发表意见，并请韩国的社会学家Kim Kyong-dong做主要引言人和美国经济史家、《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做主要评论人。⑥ [3] (P10)
值得一提的是，柯卡对近代化的问题很早就十分关注。对于德国近代化路程的思考与研究，可以说是奠定了他史学生涯的基础。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他在德国新兴大学比勒菲尔德(Bielefeld)大学任教，与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一起，从比较近代化的角度研究德国近代化的道路，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德国发动两次大战的原因。他们的著作，开创了德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又称“比勒菲尔德学派”(Bielefeld School)，名重一时。⑦ 以后，柯卡转而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其思想观念和治史态度也相应有所改变。这一改变的主要特点就是，他已经试图摆脱民族-国家历史的模式，而将视野扩大到文明之间的比较。柯卡到中国访问，希望与中国史学家合作，探究文明发展的课题，可谓当代西方自由派史家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要想完全摆脱民族-国家史的藩篱并不容易，因为民族主义仍然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颇有市场。但从此次会议的情形来看，史学家用批判的眼光检查民族史的得失已经蔚然成风，我们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二、自然、历史、文明
如果要扩大视野，从民族-国家为单位转到以文明、区域为单位，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要关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此次会议的主题发言一共有三个，而第一个便以“历史中的人类与自然”为题，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向。第二个主题发言以“神话与历史”为题。这里的“神话”(myth)，不仅有耆老传说的意思，如“盘古开天地”等创世神话之类，也指示一种虚无的、想象或建构出来的东西。有人将之译为“迷思”，颇为可取。这个“迷思”的中心，便是民族-国家史学。换言之，参加者要检讨、批判民族史学这一“迷思”。第三个主题发言与当前的世界局势有关，题为“历史中的战争、和平、社会与国际秩序”，可见史家虽然以过去为研究对象，但又永远立足现实，无法忘怀天下。
“历史中的人类与自然”的主题发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以生态史(ecohistory)为讨论对象；第二个讨论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第三个讨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三个题目，都十分有意思，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着重于第一与第三个部分。参加这一“人类与自然”主题发言的学者，特别是召集人，都特别指出此次会议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视。上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2000年在挪威的奥斯陆召开。那时有关生态、环境的发言，被安排在专题或圆桌讨论这一级，尚没有像这次那样受到重视。
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视是文明史研究的一个特色。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希罗多德，在西方虽以“史学之父”名世，但也有人认为他还是“地理学之父”。而司马迁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也可称之为一个旅行家、或地理学家。总之，他们都不但注意人情，也注意风土。而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也大都建筑在考察人与自然的互动上面。以后的文明史、世界史的研究也继承了这一特色。如当代著名的世界史家、芝加哥大学的荣休历史教授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就不但注意文明之间的交流，也注意人类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各种联系。一般认为，麦克尼尔对世界史、文明史研究的贡献正在这两点上。因为施本格勒、汤因比虽然首倡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历史，但在他们眼里，各个文明之间似乎都是独往独来、自生自灭的。而麦克尼尔则开始注意到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后，他又指出历史研究必须注意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⑧ 在麦克尼尔眼里，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有得有失，而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多种多样。他曾研究过传染病与人口变迁，也考察过思想、物质、科技等的传播等等。
麦克尼尔不仅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担任过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主席。后者于1982年成立，并在1990年出版《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由夏威夷大学的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主编。从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和本特利等人的著作来看，近年的世界史研究，还是沿着麦克尼尔所提倡的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世界史、文明史的发展有助于史家扩大研究视角，将眼光从人的身上转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举例来说，最近已经有人建议，历史研究必须延长涵括的范围，也即从原来的数千年的文明史，扩大到一百万年至四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包括旧石器时代。还有人提出，历史应该包括星球历史的内容，因此时间跨度就变成了四亿六千万年。更有甚至者，最近澳大利亚史家克里逊(David Christian)指出一种“大历史”(big history)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始自宇宙起源，于是便有十三亿年的跨度。⑨ 至于这些观点是否有价值，我们无暇讨论。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史家扩大研究的时间跨度，那么历史就必然会注意到人与自然环境、甚至星球环境的关系。
如果讲到史家时间观的延长，那么许多人就会联想到年鉴学派著名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论点。的确，当今文明史研究中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现象，与法国年鉴学派在现代西方史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 à l' époque de Philippe Ⅱ)自然是闻名遐迩，但其实第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也即在二次大战以前的费佛尔(Lucien Febvre)，就有《人类演化与地理环境》(La Terre et l' évolution humaine,英译为《历史地理学导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一书，便强调注意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生态史、环境史在近年的发达，与年鉴学派曾经大力推动的理念有密切关联。
在本次会议的“人类与自然”第一部分“生态史”的讨论中，特别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其中涉及生态史与环境史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环境史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及其影响。第三个方面是环境史、生态史的研究现状，特别是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异同。就第一方面即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近年出版的著作已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克里逊的论著以外，再就有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 and Steel)。该书在1997年出版以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奖，一时洛阳纸贵，不但受到大众的欢迎，也为专业人士所称许。⑩ 该书的副题为“人类社会的命运”(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可见戴蒙德注重的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但他更有兴趣的是，人类活动的发展如何改变了生态环境，并因此对人类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譬如他研究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便是野生动物的家养化，如马、猪、猫、狗、鸡等等。这些家养的动物对人类社会的演化有不少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病菌，引起传染病的蔓延，直接损害人类社会的繁衍。
戴蒙德的书虽然畅销一时，大大促进了生态史的发达，但最近的研究趋势，又在其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对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特别是那些经过史学训练的人士，倾向于不再将两者严格地加以区别，而是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密切、复杂的联系。他们认为，与环境史相比，生态史比较狭隘，因为后者只注重自然环境，而环境史则更为宽广，因为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还有不少传统史学研究的东西，如人的环境观念、社会运动、政府政策、经济活动等等。这样一来，对于环境的重视，又可以与常态的历史研究接轨，不再独树一帜、孤芳自赏。的确，从生态史的开拓来看，许多研究者(如戴蒙德)都不是史学出身，而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想来会鼓动不少史学工作者参与，因而促使其研究课题进入历史学的主流。
其实，环境史进入历史研究的主流，自然也会对后者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生态史”主题发言的召集人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第一是环境史与文化史之间的互动。毋庸赘言，文化史是历史研究的新兴领域。由于文化史研究的影响，环境史的研究者对待环境的认识也开始有所不同，那就是不再把环境视为一成不变、客观独立的东西，而是把环境视为一种人为的创造，或者“人为环境”(built environment)。由此看来，近年环境史的研究，已经和布罗代尔的时代有了明显的不同。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中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而今天的环境史研究者，自然也注重这一影响，但他们同时更注意人类活动的能动性。
第二，“生态史”的发言讨论还指出，环境史、生态史研究的开展有利于史家突破民族史的藩篱，扩大史家的研究视野。这里的原因颇为明显，因为环境的变化常常不会为一个国家的边境所限。而环境破坏的后果，也无法让一个国家独立承担。因此，环境史的工作者鲜有不提倡跨民族研究的。可以想见，环境史、生态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与文明史、世界史的研究共同协力，改变史家的空间和时间观念，促使历史研究的重大变革。(11)
“人类与自然”主题发言的第二部分比较了各地政府对自然灾害的对策及其成败，因此参与者的发表的论文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史有所区别，可以说是结合了环境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仅举一例来说，德国学者彦谷(Andrea Janku)的论文，从中国清代的赈灾政策来解释清朝的兴亡。他指出，18世纪初年，山西地区出现旱灾，促使清朝制定了一系列颇为有效的赈灾政策，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助于乾嘉盛世的出现。但自19世纪中叶开始，清朝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到内外夹击，更由于艾尔尼诺(El Nino)的影响而造成气候变化，因而连续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先是在1876至1879年连续出现大旱，然后在1885至1898年连续出现大涝，又在1899至1900年再次出现大旱。这些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让清朝无力应付，更使国人觉得清朝气数已尽，导致人心背向，促使了清朝的最终灭亡。彦谷的结论因此是，如果一个政权没有行之有效的赈灾政策，便会直接影响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持久性。[3] (P51-59)
由于环境史的兴起，人们再度重提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与自然”主题发言的第三个部分。的确，环境史、生态史的研究，再度向史家提出了方法论的挑战。为了研究自然现象，必须采取跨学科，也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原来的史学方法已经不敷需要。但是，自1970年代以来，史学的趋向是重新与文学结盟，以至“叙述史的复兴”，使得史家十分缺乏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在近年的环境史研究中，学者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尝试结合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途径。他们指出，虽然史家运用史料(sources)，而科学家使用数据(data)，但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与数据相比，史料自然不够精确、齐全，但也有其优点，那就是能反映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状况，以补充数据的不足。譬如，如果人们要研究某海域鱼群的突然减少，单靠数据分析就显得不够，因为鱼群减少的原因事实上十分复杂，可以是过度捕捞，也可以是气候、生态变化所致。而如果是后者，就必须对该海域做长时期的考察，因此就必须像史家那样，尽量收集各种史料，以求合理的解释。
总之，环境史的研究，使得史学方法再度为人所重视。有人提出建立“历史生态学”或“历史生物学”，也有人受生物学家对基因研究的启发，提出在历史活动中，有一种相似的东西，或许可以译为“记因”(memes)。这些“记因”是一个人记忆活动的模式，这一模式又可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于是，研究这些“记因”的复制过程及其社会效应，就形成了一门新的“记因学”(memetics)研究。(12) 通过这一“记因学”研究，提倡者希望能科学地解释社会的演化发展。由于在生物学研究中，通过性别不同来加以考察是基本的手段，史学中的性别研究也因此而受人重视。研究者发现，即使在生物界，性别的差别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生物演化中，性别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因此，人们对人类性别的社会行为，也应该采取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对待。[3] (P59-75)由上可见，环境史研究的开展，正对历史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冲击。这些冲击和挑战，将会引起历史学的进一步变革。
三、民族史的式微
环境史、生态史的研究，仅仅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现象。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已经对原来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综观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民族史研究的地位正在走向式微，逐渐丧失其重要性。本次会议的第二个主题发言，如同上述，是有关“迷思(神话)与历史”，而其中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检讨民族-国家的迷思/神话。这一部分的讨论由德裔英国史家伯格(Stefan Berger)召集，由来自荷兰、加拿大、巴西、塞内加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参与(笔者滥竽其中，发表有关20世纪初年中国学者批判古史，重构中华民族历史的论文)，其目的是检讨民族史的写作在五大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亚洲和澳洲)的兴起及其影响。从时间发展上来讲，民族史的写作在欧洲最先开始，非洲和澳洲发展最晚。但是，虽然时间不同，但各地民族史的著述都有其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其发展与“科学史学”的兴起几乎同步进行。而如何分析、考察民族史写作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是这个部分讨论的核心。
19世纪的欧洲史家(以兰克史学为代表)，一方面强调史料批判和客观态度的重要，以此来批驳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实践，但在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政权一起，以历史写作为手段，为营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努力。因此他们的实践就造成一种悖论的现象：他们通过提倡科学治史戳穿了不少古代神话，但同时他们用科学方法写成的著作，其实又构造了民族-国家的神话或迷思。这一现象，在五大洲的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但具体情形又各各不同。拿美洲来说，民族史的写作常常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产生联系。如美国史家特纳(F.J.Turner)的“边疆学说”(frontier thesis)不仅用来解释美国历史的独特性，以此来区隔美国与欧洲的不同，而且还用来解释美洲各地区的差异，如美洲东北的文化之不同于美洲西南文化等等。这些对美洲历史的“科学”解释，虽然有详尽的史料基础，但其政治用心和企图也昭然若揭。更何况，这些解释究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还是缔造了新的民族文化迷思，已经为近年的历史研究所证明，无需赘言。同样，中国的现代史学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13)
如果地理环境在民族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另一个重要角色便是种族。在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民族建国中，种族主义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如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中国汉族人的反满情绪和欧洲移民对澳洲原住人的驱赶，都是显例。但是在巴西的民族建国中，情形则大为不同。由于欧洲移民和当地居民的人数相当，因此在民族建国中，巴西民族主义者大都提倡种族联合。迄今为止，种族矛盾在巴西相对不甚严重，也许与其建国初期的独特现象有关。其实，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种族主义扮演了一个双重的角色，既可用来抵御“他者”，又可用来团结“他者”。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便立即提倡“五族共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巴西的经验遥相呼应。
二战以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西方开始出现批评民族史的声音，非洲、亚洲等地区也有相似的现象发生。但是在其他地区，如澳洲，由于其特殊的文化环境，民族史的写作仍有市场。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民族史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其初期，澳大利亚史家从欧洲移民的角度出发，强调与欧洲文化的联系。但不久，为了突出澳大利亚的民族特色，他们又开始寻找澳洲移民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差异。二战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澳大利亚亦随之相应向亚洲靠拢，因此澳大利亚史家又着手重写民族史，以求重新寻找澳大利亚的文化位置。在这同时，他们又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开始突破白人移民的观念，力求用多民族、多种族的立场，重构澳大利亚的历史。因此，旧有的民族史框架被进一步突破。(14) [3] (P76-84)由此看来，澳大利亚民族史写作的变化，与欧美批评民族史的声音异曲同工，为当代史学如何寻求突破传统民族史的藩篱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经验。
以突破传统的历史思维而言，民族史的写作只是其中之一。对于当代著名的历史思想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来说，其实整个现代历史学的思维方式，都需要加以批判整理。由此看来，怀特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名不虚传。怀特在“神话/迷思与历史”的第三部分，由德国历史思想家吕森(j
rn Rüsen)召集的“乌托邦与历史”发言讨论中，发表“乌托邦在历史中的未来”一文，指出其实人的历史思维，并不一定要通过像近现代史学这样的固有形式来展现，因为这一形式无非是想证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如果我们一仍旧贯，固守这一传统，那么就不但扼杀了历史学的生命力，而且也阻遏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活力，使其变成一潭死水，甚至成为“恶托邦”(dystopia)。怀特用乌托邦作为出发点，提出历史想象的重要，认为乌托邦似的思维，实在是当今史学界的亟需。[3] (P87-88)怀特的发言，语不惊人死不休，虽然有点曲高和寡，但他指出近现代史学与资本主义的互补关系，却也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反省民族史在近代史学中的地位和得失，有不少途径。在此次会议的专题发言上，也有两个讨论值得一提。一是由日本史家西川正雄组织的有关教科书的讨论，二是由葡萄牙史家诺佛阿(António Nóvoa)组织的有关近代教育功能的讨论。这两个专题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检查历史教育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有关教科书的讨论中，参与者来自韩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乌克兰，他们一方面认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生造出来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民族-国家又有实际的意义，对近代的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至今尚有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科书的写作往往受制于民族-国家的需要，为建构民族的认同服务；二是这一民族认同的构造，又往往酿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造成与邻国的冲突。这个讨论由日本学者发起，亦反映了当代日本由于历史教科书引起的纷争，使得学者对国家权力与教科书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3] (P183-186)
有关近代教育的专题发言，涉及的方面更为宽广一些，不过其参与者则主要来自欧美，只有一位以色列学者。讨论主要探讨近代教育的双重功能，即融合和排斥的两面性。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直接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需要，为其培养公民意识和爱国情操，但在另一方面，近代教育又造成学校之间的贫富差距、种族、性别和宗教歧视。这一悖论现象为许多国家的经验所证实。有趣的是，近代教育的融合与排斥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即前者的成功往往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举例来说，为了培养爱国情操，政府常常将国内的某一种族或宗教团体视为“异己者”，由此来刺激其他种族，特别是多数种族成员之间的团结。而学校的贫富差别，又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由于学校的开支主要由当地的社区负担，因此贫穷社区的学校就往往每况愈下，造成恶性循环，公民之间的地位差别也便因此而无法克服。[3] (P231-252)
由上可见，近年的历史研究潮流，趋向于对民族史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那么，在民族史以外，什么样的研究受到史家的青睐呢？从此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来看，显然区域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这一现象在我们讨论大会的主题发言，也即环境史的兴起时已经有所涉及。在会议的专题发言中，有关区域研究的讨论数量颇多。现举几例略加讨论。譬如，“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解构：以巴尔干地区为例”的专题讨论，显然就是在反省国家与地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3] (P205)这个讨论以巴尔干地区为例，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该地区的历史经验和宗教纷争常常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带来严重的困难，至今仍然如此。
的确，虽然民族-国家的兴起是勾勒近代世界史的主线，但在欧洲以外，许多地区的国家建构曾面临不少障碍。比如一直以“天下”为世界观的中国人，就要比生活在“海上蓬莱”的日本人较难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也许是所有研究亚洲地区近代化的学者的共识。而非洲的情形更为复杂，因为现在非洲各国的边界划分，大致反映的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和语言的基础。非洲学者如何借鉴欧洲人建构民族-国家的经验，来为自己的国家撰写独特的民族历史，就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在1940年代以后，非洲许多国家的历史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因此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史著作。但近年的趋向是，结合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批判，非洲学者开始重新考虑民族史的适用性和合理性。这次会议的第一个专题发言就由一群非洲史家组织，他们希图从比较的角度，摆脱民族史的思考框架来考察非洲历史的特点。他们的“比较”方法，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将非洲这一地区与亚洲、欧洲等地区或其中的国家(如中国)进行比较，以此来揭橥非洲历史的独特性。二是将非洲内部，根据地理、人口、经济等的不同，划分成几个区域加以比较。在第一个层次上，他们主要比较近代以前，非洲地区出现的几个帝国与其他地区(主要是欧洲)的一些帝国的不同，从中来凸显非洲历史的特色。在第二个层次上，他们比较了非洲内部的国家和地区，从它们建国的经验中，来检讨西方中心论的余毒，以求发现新的观察历史、特别是非洲历史的角度。这些学者的共识是，如果袭用民族史的模式，那么非洲历史就自然会以“落后”著称，因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在非洲许多地区要到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但应该用什么新的思考框架来取代民族史，与会学者似乎还在思索、争论的过程中。[3] (P107-119)
区域研究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有极大的包容性。非洲自然可以算作一个区域，一个洲的某个地区也可以。这次会上的第二个专题发言，以中欧为研究对象，探讨它的政治文化及其变迁。参与者虽然意见不完全一致，但似乎都认为中欧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就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这一文化传统在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都有所表现。首先就是中欧地区的政治变动比其他地区更为剧烈，因此民族-国家的建设显得十分曲折。像现在的波兰、捷克等地，不仅边界多次变动，而且常受外族统治，因此如果用常规的民族史框架来考察中欧的历史，显然会得出像非洲史一样的“落后”结论。但与会学者通过比较的观点，细致考察中欧历史与西欧和东欧的多方面联系，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其次，就中欧政治文化的特点而言，他们特别注重观察中欧居民的种族意识，认为这一种族意识虽然时有消长，但却根深蒂固，影响了中欧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进程。而这一种族意识的集中表现，就是反犹太主义的心态和行为，后者常以“种族暴乱”(pogrom)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种族暴乱”的研究，不但可以让人注意到现代历史上中欧(如波兰)的反犹情绪，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中欧地区在一战以后的复杂的历史轨迹。[3] (P119-132)
四、市民社会与社会文化史
以上中欧历史的专家研究政治文化，却没有局限在几个政治人物的行为与思想，也没有专门针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而是重视群体种族意识的形成与作用，足以表明即使在政治文化或政治史这一领域，史家研究的兴趣与手段也已经大不同了。的确，自1960年代以来，史家开始采取“自下而上”的眼光治史，已经造成历史研究面貌的改变，而这一改变，便以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为标志。当然社会史的崛起较早一些，在1970年代又借助计量史学的方法，气势夺人，蔚然成风。这一倾向到了近年又有了一些调整。上面我们曾提到“叙述史的复兴”，其实这一“复兴”，并不是向原来政治、外交史的简单回归，而是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段，以日常生活、小人物为对象，写出栩栩如生的“微观史”和平易近人的“日常史”，也即广义上的新文化史。(15) 这些史学的变化，在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自然也有明显的表现。
也许是由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一般倾向以小见大，因此课题一般都比较专门，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主要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出现。不过，在专题发言这一层次，也有几个以此为对象的专门讨论。如“大众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变迁”，“宗教与公共领域”，“启蒙运动与文化传播”和“近代社会的另类关系：血亲、监护、朋友和社会网络”等。(16) 由于篇幅及资料所限，此处只对最后两个发言稍作介绍。从这些题目来看，论者主要研究的都是与国家机构相对立的东西，以社会活动为主，可见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是以民族史的对立面而定位的。即使像“启蒙运动与文化传播”这样的题目，其内容也并非像以往那样，集中研究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伏尔泰等人与“开明君主”的来往，又如何通过这些交往，将他们的思想见解通过这些君主的威权而扩大影响。这一发言讨论的核心，其实是从社会的层面，也即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研究启蒙思想的传播。首先，参与讨论的学者认为，研究启蒙运动必须突破原来以法国为中心的传统，而必须从整个欧洲文化、甚至全球的角度来探究启蒙运动的开展和影响。其次，他们提出启蒙运动并不仅仅是少数文化精英的活动，而是一场影响广泛的社会运动，因此启蒙运动与当时欧洲形成的公共领域的关系，就十分值得深入探讨。
如何探讨这一关系，与会的学者选择从书籍翻译这一角度来窥测启蒙思想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他们认为，一些开明君主接受启蒙思想，自然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但其实更重要的手段，还是在于当时(18世纪)书籍印刷业的发达和翻译文化的形成。许多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很快就会被译成各种语言，而以英语为主要，广泛流行。而在这个翻译过程中，也对促进本族文化和语言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助益。那时由于书籍印刷、杂志发行已经渐趋普遍，而为了推广销路，那时的翻译文字一般都比较浅显，用的是白话俗语。这些白话文的著作的广泛流行，又造成欧洲文字的平民化和规范化。这一观察、研究的角度，可以说反映了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也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如年鉴学派的新一代史家夏梯艾(Roger Chartier)就以研究书籍出版、印刷文化闻名。像参加这一讨论的学者一样，夏梯艾研究书籍印刷的目的，是为了自下而上地研究文化的传播与上、下层文化的交流、互动。(17) 这里有关启蒙运动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这个有关启蒙运动与文化传播专题发言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会者将研究的重点从西欧扩大、转移到了东欧、北欧和亚洲，也即从文化的“边缘”入手来反视文化的“中心”，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冰岛启蒙运动的文章就十分有意思。冰岛那时主要由丹麦管辖，但冰岛属意启蒙思想的人士，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用启蒙思想来寻求民族独立，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启蒙思想中强调人道主义和社会实用的方面。由此立场，他们利用杂志和通俗读物，介绍先进的农业与渔业知识。虽然冰岛那时尚没有建立学校制度，但启蒙人士还是主张加强成人教育，在传授农、渔业知识以外，又普及公共卫生、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他们这些做法，有助于冰岛人发现自身的文化传统，从事冰岛文学创作和提高文学修养。由上看出，冰岛的启蒙运动虽然姗姗来迟，但其成就却颇具特色，其影响也十分深远。
像冰岛一样，波希米亚的启蒙运动也姗姗来迟，但其成果却同样不能小觑。与西欧不同，那时的波希米亚还十分落后，主要是农业经济，甚至还有农奴制的痕迹。因此，波希米亚似乎不具备传播启蒙运动的条件，因为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都尚未形成。尽管如此，由于波希米亚、特别是布拉格处于中欧的交通枢纽地带，又为启蒙运动的传播提供了不少便利。于是，像冰岛一样，启蒙思想在波希米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上带来了不少变化。如在布拉格的大学里，实用的知识开始进入课堂，如矿业和医学等课程。教会当中也开始有一些世俗人士参与，改变了原来清一色的基督教士的状况。更重要的是，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波希米亚也开始发行知识杂志，并在18世纪后期出现了不少学会、沙龙等学术团体，包括波希米亚王家科学学会。有趣的是，在这些活动中，也有不少教会人士参与，因此与西欧不同，波希米亚的启蒙运动具有混杂的色彩，世俗主义的色彩则相对弱一些。因此，从文化边缘的角度看待启蒙运动的传播，可以发现其内在的矛盾性。
这一矛盾性，在英国的殖民地表现得更为明显。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时候，也正是欧洲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初期。于是，欧洲人就面临一个思想上的矛盾或悖论，即如何一方面提倡民主、人权，而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推行强权统治，对当地人士采取歧视、压制的政策？意大利学者阿巴梯士塔(Guido Abbattista)对此现象作了详细的分析。他研究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指出虽然启蒙思想对该公司的殖民政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如政教分立、贸易自由等等，但这并不影响该公司的殖民主义性质。这一研究，清楚地揭橥了启蒙运动的内在局限和矛盾，即一方面提倡普世的价值系统，另一方面又将欧洲社会与其他社会相区分，既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3] (P190-205)
以上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大都倾向于从社会的层面，考察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文化、社会运动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纯思想史的研究更能揭示启蒙运动的不同层面及其内在问题。在“近代社会的另类关系”的专题发言中，这一社会文化史的取向，表现亦十分明显，并有类似的新论点出现。参与这一专题发言的学者来自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瑞典和印度，可谓五湖四海。他们关注的课题也多种多样。但他们的发言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进行，一是有关血亲、监护、朋友等关系的形成特色与历史变化，二是有关这些关系之间的界限及其联系，也即探讨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有关日本“非人”团体的研究来举例说明。日本学者塚田孝指出，虽然日本的“非人”与西方的“无家可归者”有点相像，都以乞讨为生存的主要手段，但其实“非人”在日本已有很长的历史，如16世纪的大阪就有四个“非人”社团存在，因此与“无家可归者”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日本的“非人”有自己的组织和社会，这些组织等级森严，而每一家族又雇佣其他低层次的“非人”为其工作，但在家族内部，这些雇佣者又似乎能成为家庭的成员。到了17世纪，这些“非人”社团接受了不少新的成员，大部分来自贫穷的家庭。“非人”社团对于这些新的成员，起初采取欢迎的态度，但不久就限制新老成员之间的通婚，以保持世袭的内部等级制度。由此，在大阪的“非人”社团之外，又出现大量的所谓“野非人”，他们没有自己固定的社团，时聚时散，最后只能由政府出面加以管制。这一研究，不仅显示了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且还揭示主流和另类关系本身都也在不断融合、变化之中。
澳大利亚学者克劳福德(Patricia Crawford)则研究英国的家庭制度并考察这一制度移植到了澳大利亚以后的变化。她指出，近代英国的家庭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只适用于中产阶级以上的阶级，所以并不是牢不可破的。譬如贫穷家庭的孩子，就常会由政府出面，被富裕家庭所收养、监护，因此就有所谓“公义父亲”(civic father)的出现。由这些“公义父亲”出面来抚养贫穷的孩子，造成血亲关系，不再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要纽带。所以，如果血亲基础组织的家庭体现的是一种正常关系，那么这些“公义父亲”和领养孩子的关系，就是另类的家庭关系。但由于这些领养的孩子常常又进入了“公义父亲”的自己的血亲家庭，于是正常与另类关系之间的界限就不再固定，而是表现出一种相互渗透和跨越的性质。更有甚者，当英国人来到澳洲以后，他们也如法炮制，收养原住居民的孩子。这一做法，完全漠视了原住居民的血亲权力，而以所谓“推广文明”为口号，将他们的常规家庭拆散，把原住居民的孩子要么送入白人的家庭，要么送入领养院，让他们接受英国的教育与文化。在这样的情形下，另类的家庭关系就登堂入室，成为一种主流形态，而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血亲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反而被弃之一旁。这一奇怪的现象，正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恶果。[3] (P162-173)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可见，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已经从原来的“俯视”变成“仰视”，即从社会底层的角度来看待政府政策的效果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从日本的“非人”到澳大利亚的领养家庭，它们都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另类”，为以前的史家所轻视、忽视或无视。而社会文化史的发达让史家注意到这些现象，并从这些现象中发现有关日本封建社会和澳洲殖民社会的一些特质。总之，由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也日渐丰厚，变得更为有血有肉、多姿多彩。
的确，如果史家一改前态，从“俯视”改为“仰视”，那么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会有明显的不同。在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还有不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言，特别是圆桌讨论，从题目到内容都很有意思。以笔者所关心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而言，也有一些新的气象。如英国的本特利(Michael Bentley)教授(与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本特利教授并非同一人)组织了一场“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读者群”的圆桌讨论，从比较的角度探讨史学著作如何为社会所接受的过程和特点。(18) [3] (P262)这一做法，与原来史学史专注研究史家的生平和著作的传统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区别。当然，要从事这些研究并非易事。如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曾想将其“藏之名山”，但就《史记》能保存到今天而言，显然该书在汉代就有流传，因为班固(班彪？)就不但读过《史记》，而且还写了长篇评论。那么《史记》到底是如何流传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人喜欢《史记》并将它保存和流传下来？我们都不太清楚。但如果能弄清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了解司马迁在当时的地位、甚至历史写作在汉代中国的地位，都颇有意义。
如果研究古代人研读历史比较困难，那么观察当代社会应该比较容易做到。在另一场由国际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组织的圆桌讨论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陈启能教授向与会者分析介绍了中国史学界自1980年代以来的变化。他特别注意当代西方史家的论著在中国的翻译及接受程度，以此来观察整个中国史学界向外开放、力求改革的心态和取向。陈教授在观察中还谈到，由于这些西方史家著作的“刺激”和启发，当代的中国历史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北京师范大学的赵世瑜、杨念群等人，一方面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致力探讨中国史研究中的新途径、新方法，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做了颇有新意的工作，代表了中国历史学界可喜的新气象。陈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他们对中国史家如何在引进西方史学的同时而进行推陈出新、另辟蹊径的探索兴趣颇浓，并表示赞赏和支持。(19)
依笔者管见，这些主要来自欧美地区的听众之所以对中国新一代史家寻求中国“本土立场”的治史途径有如此热情的反应，是因为他们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史学工作者一样，都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残存影响。事实上，从此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整个议程来看，这一倾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是文明史和文明比较的兴趣，还是突破民族史框架的尝试，亦或是对社会文化史的提倡，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从不同的角度，向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但是必需指出的是，尽管这一趋向已成为世界各地史家的努力方向，但是否能真正摆脱西方的学术霸权，似乎还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由于西方史家对非西方文化有兴趣，并愿意尝试进行各种比较，于是便沾沾自喜，志得意满，不思进取。其实，正如本文开始所言，仅就语言来说，英语和法语在学术交流上尚具有绝对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20) 因此，也许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还需要首先认识世界，并借助西方语言这一桥梁，先让世界走进中国。本文的写作，正愿为此目的尽些微力。
注释：
①有趣的是，最近的一些西方史家，也经常将希罗多德与司马迁进行比较，并称赞他们宽广的视野。参见Patrick Mann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和Craig Benjamin," Beginnings and Endings,"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ed.Marnie Hughes-Warringt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第45、91-92页。其他专门比较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论文，可见凌锋《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学术研究》1995年第1期，第76-81页，及晓红《中西“史学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2卷第2期，1995年4月，第39-41页。
②此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学优劣的比较，可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0页。对于班固，后汉的范晔就指认他能“详而有体”，唐代的刘知几更认为他能“包举一代”，可见评价都不低。这些评价，也为现代史学史专家杜维运、瞿林东等接受。
③有关这一课题，可以参考Arnaldo Momigliano,J.G.A.Pocock,Donald Kelley,Anthony Grafton和Joseph M.Levine的著作。
④有关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见Karl Dietrich Erdmann,Diekumene der Historiker: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Historiker-kongresse und des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G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7) 。英文译本为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edited by Jürgen Kocka and Wolfgang J.Momms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Agnes Bl
nsdorf; translated by Alan Nothnagle( 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5) 。有关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可见www.cishsydney2005.org。
⑤散见2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rogramme(非正式出版品，2005)。
⑥笔者也躬逢其盛，参加了这一讨论。可惜的是，也许是由于参加人数较多，论文又没有准时交齐，所以讨论的内容摘要没有刊载在大会议程上。
⑦有关战后德国(西德)史学的变化，参见Georg G.Iggers,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re.ed.1984) ，第80-122页。有关比勒菲尔德学派，参见王晴佳《现代德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以比勒菲尔德学派为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1997年12月，第339-352页。
⑧参见David Christian," Scales,"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y,第73-77页。另见Paul Costello,World Historians and Their Goals:Twentieth-Century Answers to Modernism( DeKalb IL: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 ，第183-212页。
⑨参见David Christian," Scales,"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y,第79-82页。该文的作者正是克里逊教授。他在1991年提出“大历史”的观点，2004年著书出版，见David Christian," The Case for' Big History'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 2) ( 1999) ，第223-238页和氏著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
⑩《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海峡两岸均有中译本，似乎也颇为畅销。在美国，笔者任教的历史系就有一位同事与一位生物系的教授一道，用该书作教材，讲授人类历史，颇受学生欢迎。
(11)以上有关环境史、生态史的论述，除非另外注明的以外，主要参见2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rogramme,第34-51页。
(12)有关这一“记因学”，尚没有多少书面材料可寻，但可见http://pespmcl.vub.ac.be/MEMES.html。
(13)笔者在会上的发言，可参见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河北学刊》第24卷第4期，2004年，第128-133页与第5期，第172-178页；详见Q.Edward Wa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
(14)有关澳大利亚史学史，特别是有关民族史的争论，可见Australia' s History:Themes and Debates,eds.Martyn Lyons & Penny Russell( Sydney: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 Press,2005) 。
(15)有关这些史学变化的论著很多，但最简洁的分析还是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教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16)最后一个发言的题目的翻译，颇费周折。原文是" Inform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Society," 为了行文简洁，我没有将early modern译出。另外将informal relations译成“另类关系”，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法，特此向读者说明，并请方家指正。
(17)有关新文化史的研究，可见The New Cultural History,ed.Lynn A.Hu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和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eds.Victoria E.Bonnell & Lynn A.Hu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夏梯艾在其中有论文发表，他的许多著作自然也可参考。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史家周启荣最近也发表了有关中国印刷文化的研究，见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
(18)可惜的是，也许是准备不够，在这个圆桌上讨论的学者，大都来自欧美，而原来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发言，未能如愿出现。但参加讨论的听众，则十分踊跃。
(19)此处叙述，以笔者记忆和记录为主，错误之处还请与会学者和陈启能教授指正。这个圆桌讨论由德裔澳大利亚史家卫特-布劳兹(Iremline Veit-Brause)主持，在2005年7月8日下午举行。
(20)譬如《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虽是中国经济史专家，但他在会上的长篇评论还是用的英语。这显然并不是因为他无法用中文表达，而是在这样的国际学术交流场合，或许还是必须用英文才能与听众有效交流。同样，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教授，英语和法语都十分娴熟。他在会上的发言便获得精彩了的效果，令听众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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