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马恩的“跨越”设想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也谈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以及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马恩的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他们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形成了许多成果，但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分歧：（1 ）在马恩“跨越”设想的内涵与外延问题的认识上，有的认为马恩的“跨越”设想是仅对俄国而言，并且是马克思晚年思想困惑的产物；有的认为马恩的“跨越”设想是泛指东方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这一设想本身是对其世界历史理论辩证认识的生动体现。（2）在俄国、 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与马恩“跨越”设想的关系问题上，有的认为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实践验证了马恩的“跨越”设想；有的认为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并未验证马恩“跨越”设想的科学性，并且苏联演变表明“跨越”是历史的误会。（3 ）在关于中国是否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有的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邓小平“特色理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式；有的认为，中国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正处于卡夫丁峡谷之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恰当形式（速度会更快，代价会更小）。
所有这些表明，对马恩“跨越”设想的本质内涵及其意义的认识、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和历史方位的界定、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意义的评价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以期作出科学的诠释。鉴于此，本文拟就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马恩“跨越”设想的本质内涵在于它揭示了东方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特点和趋向，但并不表明形成了一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
笔者认为，马恩“跨越”设想的具体内容是针对19世纪70年代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而言的，其理论基础和归宿是他们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其重要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趋向，为人们探讨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和思路，而不是僵硬的教条。
众所周知，马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曾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其依据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尖锐，暴发革命不可避免。当时，他们认为东方国家处于封闭、保守的落后状态，要走向共产主义必须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使东方国家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同上书第87页）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整体高度，认为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开创的，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有为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开创世界历史和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而与之相对而言东方落后国家的农村公社，不仅不是宁静和谐令人向往的“桃花源”，反而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深渊。因此，马克思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入侵，在对加速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创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方面具有“建设性”作用。但同时马克思也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入侵所起的“建设性”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为人民所有。“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 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同上书第773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 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只是落后国家获取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基础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像资产阶级学者那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
马克思从这种“世界历史”观出发，进一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研究，一方面发现了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私有制社会长期并存、独立发展的特殊性，认识到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社会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1 页）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当西方的原始公社瓦解后，大体上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的时候，在东方社会却保留着原始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并与西方社会同时并存。另一方面，他们也深刻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对东方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多大的进步，甚至使它陷于深重的苦难。19世纪70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 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同上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应俄国劳动解放社查苏利奇的请求（请马克思对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谈谈自己的意见。当时俄国的自由派、民粹派以及民主主义者对俄国是走资本主义还是保留农村公社搞农民社会主义等问题争论不休），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性质、特点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俄国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国家。”（同上书第436页）在俄国， 古老的土地公有制形式与落后的生产力形成了奇妙的结合：一方面土地是公有的，另一方面农民又小快耕种且产品私有。这种二重性，既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 “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同上书第 435页）。就当时的情况看，尽管公社生产力水平低下， 但它已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而是“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444页）。 基于这种分析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才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同上书第451 页）使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同上书第431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1月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中又进一步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综观马恩“跨越”设想的形成及其内容，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马恩时刻以人类的解放为已任，“跨越”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
其二，从世界整体联系出发，坚持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辩证统一，是马恩提出“跨越”设想的思想方法。在马恩看来，俄国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一方面将取决于俄国公社的土地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另一方面还必须由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既强调“历史环境”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又注重从俄国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认为“如果俄国继续它在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的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反对机械地套用他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 认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上书第130页）
其三，一定生产力的发展是马恩“跨越”设想形成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之所以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同上书第437页）显然， 这种物质条件无疑是指发达的生产力或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后来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进一步指出：“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的必需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页）在马恩看来， 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未来新社会的物质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在马恩的“跨越”设想中，这种物质前提至少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是指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度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二是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即靠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来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三是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其四，马恩“跨越”设想仍未超出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思想，只不过是由早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胜利发展为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补充。恩格斯指出，要想使俄国“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上书第510页）由此看来， 马恩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东方社会主义什么样？），“跨越”设想只表明他们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两种设想。
因此，我们认为，马恩“跨越”设想的内涵虽是针对当时俄国公社的发展前景而言的，但它形成这一设想的考察方法却是严谨的、科学的，是适合于分析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也就是说，马恩“跨越”设想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粗略设想是什么，而且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探索这一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即坚持从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相统一的角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方法去考察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当他们从逻辑上来阐述世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时，并没有由此排除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并且把它们置于统一性和普遍性之中来考察；而当他们具体考察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道路时，也没有由此排除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具有的制约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革命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如果按照马克思强调的《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的态度来分析马恩“跨越”设想的内容，如果认为“跨越”设想的具体内容也仅是限于当时俄国的事实，“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20页）的话， 那么他们“跨越”设想所反映的那种求实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所揭示的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和规律的意义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探索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二）俄国、中国较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验证的是马恩“跨越”设想所揭示的规律，而不是“设想”内容本身
如前所述，马恩“跨越”设想的价值意义在于它为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开创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这些理论原则的具体运用，则要从各国所处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出发，而绝不能把这种理论设想变成僵硬的教条以束缚实践的发展。严格按照马恩“跨越”设想的本质内涵去考察20世纪以来俄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些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并不完全等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具体验证，而是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
之所以说不完全等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具体验证，是因为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和终点不同于“跨越”设想的前提条件和内容规定。一方面，革命前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存在马恩“跨越”设想所说的那种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十月革命前，俄国已“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3页），成为小农土地私有制的汪洋大海。 中国则是一个以封建地主私有制和极其分散的个体农民为主的社会。这就缺乏“跨越”设想所说的“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的内在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并未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互相补充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所提供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仅难以得到广泛利用，反而遭到资本主义的遏制、封锁和围攻。所有这些表明，俄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并不像马恩“跨越”设想所说的那样可以实现“直接过渡”（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只能采取迂回过渡的形式。
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为，按照马恩“跨越”设想所揭示的思想，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前提问题，要从世界的范围加以考察。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成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帝国主义大战的的特殊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了一种客观必然。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因为战争异常地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国际资本主义就不容许，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事实表明， 否定俄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认为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误会”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非历史的。而无视俄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与马恩“跨越”设想的差别，简单地断定这些国家完全实现了马恩的“跨越”设想，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依据，而且在实践上也会陷入误区。误区之一就是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直接过渡，出现贫穷的社会主义。因为按马恩“跨越”设想所要求的必备条件来判断，实现“跨越”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该与他们早年关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当然这还有待于未来西方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等，以此来构筑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自然就会导入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的泥潭。误区之二就是以实现了马恩“跨越”设想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具有的水平和特征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以现实社会主义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现象而否定其社会主义性质，陷入“姓资还是姓社”的困惑之中。
历史的进程表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政权的巩固已经突破了马恩“跨越”设想具体内容的局限，开创了一国或几国首先获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新局面。这一局面的开创无疑是马恩“跨越”设想所揭示的东方不同于西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统一规律的验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同时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由理论变为现实的事实，也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论及其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描述进行发展创新，根据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去探索适合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规律，而不是简单地以马恩的“跨越”设想去测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还是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沉湎于无休的争论之中。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恰恰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去探索适合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很长一段时间内，或对马恩的“跨越”理论一知半解，或教条式地套用马恩关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直接过渡”，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频频失误。在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列宁就曾存在直接过渡的思想，尽管后来及时变直接过渡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但从现在发现的许多材料分析，列宁提倡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从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去考虑的，而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没有超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而是要更加谨慎地推行党和国家对经济的总体控制。”（参见什拉克拉德：《历史与现实》载《圣彼得堡大学学报》1994年5期第87页）加之列宁的过早去世， 许多思想还未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发展，斯大林就很快结束了这一政策，采取了更加过急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快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并于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后来苏联的几届领导人虽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有所新的认识，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的矛盾，都严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强行完成高级阶段的任务，致使社会畸形发展。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作了科学定位，进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实事表明，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教训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对成功，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能否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关键在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能否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实际出发，能否按照马克思“跨越”设想所揭示的方法原则去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
（三）邓小平“特色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于它突破了马恩“跨越”设想的时代局限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
20世纪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主义是活生生的现实运动，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时代发展的特点和本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照抄书本、照搬别国模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扎根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和新科技革命的时代特点出发，认真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创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创造性地解答了马恩“跨越”设想没有预料到的“一球两制”条件下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问题。
关于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内容和意义理论界已作了深入研究，对此不作全面论述，只想对邓小平“特色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与马恩“跨越”设想的关系问题作一探讨。目前国内在关于邓小平的“特色理论”与马恩“跨越”设想的关系问题上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特色理论”突破了马恩东方道路从属于西方道路的局限，是马恩东方社会主义学说在当代的新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速度会更快，代价会更小。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虽各有道理，但仍不科学。
我们认为马恩没有形成一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因为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等方面的内容。他们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特别是其“跨越”设想，应该说是他们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实现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种思考，仅表明他们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在哪里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两种设想。但不管哪种设想，都是以把社会化大生产的充分发展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的（即社会主义的标准只有一个），认为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他们在谈到“跨越”问题时，才把“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作为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外部条件。这说明他们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仍然坚持的是“同时胜利论”（即由早期的西欧发达国家的同时胜利发展为东西方的同时胜利）。对此进行突破的第一人是列宁，具体表现为列宁创立的一国胜利论以及他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话。应该是以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为开端，包括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解决和回答的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现实根基是本国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特点，其灵魂是马恩“跨越”设想所揭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特色理论”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阐述，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概括由马恩的静态性描述发展为动态性的阐述，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种概括紧紧围绕着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个基本点，五个基本方面彼此联结、互相依存，形成一个动态统一的有机整体，揭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概括既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也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阐述无疑是摒弃了以往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简单地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化理解，继承了列宁“一切都在于实践”的思想，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特色理论”既不是马恩“跨越”设想的简单复现，也不是关于中国走出卡夫丁峡谷的方法策略，而是一种新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因为：（1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回答和解决的重点问题不是“跨越”设想阐述的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在当代条件下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问题。（2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恩“跨越”设想以农村公社公有制为发展基础，也不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起点的，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为前提基础的。不能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利用和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当作是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中。（3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阐述的是不完全等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中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其理论原理与策略原理的内容大大超出了马恩的设想。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大胆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以“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等思想，无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坚持了马恩关于东方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求实探索精神，继承了列宁、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探索成果，从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出发，对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对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造性探索。其许多思想，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为主体理论以及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和改革开放、大胆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思想的价值意义将会在实践中进一步得以验证，从而为东方较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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