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指涉：IRs理论的视角
徐媛媛，刘玉杰
(喀什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7)
摘 要： 本文从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论述了双语教育中的意识形态资源，旨在改变一直默认的理论假设——语言符号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同时提出，在双语教育中，应该以语言和行为作为媒介，从主体间共同关注的焦点、情绪、激情、共鸣和符号互动中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
关键词： 双语教育；意识形态；IRs理论；情境
20世纪哲学出现了四种思想主题，“概括地说这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是：后形而上学、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关系的颠覆”[1]。这四种主题标志着现代与传统决裂，即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换，“哲学的这次转向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哲学自产生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发展[2]”，并导致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以往仅仅被认为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的语言符号展现出了其特有的尊严。阿尔都塞曾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意识形态是物质的”[3]。这个看上去是悖论的命题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意思是说意识形态不是脱离人们生活的思想体系，不是某种政治观念体系，而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并转变为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既然意识形态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那么语言必然成为意识形态程式中的一部分。
IRs(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理论即“互动仪式链”，以下简称IRs理论，是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提出的。这个理论综合了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社会建构理论和情感社会的精髓。该理论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实践场域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学生、家长、教育管理者、双语教师等组成了微型社会环境；同时，由于双语学校大都处在祖国边疆地区，有着复杂的大社会背景(与多国毗邻或接壤)；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例如，在新疆喀什，“三股势力”渗透严重，双语学校的周边社区存在着趋于破坏而不是培养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这使双语教育和意识形态如何实现良性互动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借助IRs理论探讨二者的关系，希望对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行政部门和双语学校提供一种思考的视角。
一、情境：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的立足点
IRs理论首先关注的是情境，而不是个体，是以情境动力学为出发点的。“如果我们把个体具体化，虽然会有意识形态，会有关于永恒灵魂的基督教信徒的世俗版本，但是我们失去了解释为什么个体的独特性是在跨时间的际遇链中被塑造的可能性[4]。”双语教育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注重语言学的维度，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不够。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语言学家在分析语言的时候只是分析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别，或者分析语言的内在结构。这种分析的前提假设是以自我认定的语言为前提的，而双语教育中的语言选择与此道理如出一辙，这必然导致反复灌输式的双语教育教学之弊端。同时，也是一个“无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或许会给双语学习者一种“符号暴力”的感觉。
“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被不同领域的学者频繁地使用着，它的基本含义是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观念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记忆和重复这些观念。在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思维和意识形态具有相通性和互动性”。[5]归纳思维需要对具体资料的概括，演绎思维需要用具体的情境，逻辑思维需要假设、前提和结论。既然意识形态形成需要这些思维，那么在双语教育中，提供能激发这些思维的情境就显得尤其重要。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基础英语的主要教学任务是传授英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良好的学风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为进入高年级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基础英语十分重视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训练，基础语法和词汇的掌握和正确运用，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据了解，昊利酒店项目工程于2017年9月开工，位于柬埔寨西哈努克市区东南，总建筑面积约44万平方米，是目前柬埔寨最大的一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成为最具规模的旅游、酒店、商业综合体。昊利项目负责人说，该区域成片开发，配套按照中国先进的理念和建设标准，酒店和商业中心建成后，将极大地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二、互动仪式：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的中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影响下，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技术发展水平也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是电气工程控制技术在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各个行业领域以及社会发展对其的需求，电气工程控制领域需要新的突破。智能控制系统在电气工程中的应用就是电气工程控制领域新的突破点，智能控制系统特点可以进一步完善自动化控制功能，注重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消除了以往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运行存在的不足，推动了电气工程进一步的发展。本文就是对智能控制系统在电气工程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希望对相关人员有所启示。
从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家非常关注“仪式”的研究，特别欧文·戈夫曼从微观社会的角度研究了大量的日常生活中的仪式问题。“互动仪式”[7]一词最早是他提出的。IRs理论的假设是：整个社会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很长的互动仪式链，或者说一切社会生活是由人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人们的不断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仪式。那么我们可以预测一系列问题：不同情境下，人们的团结程度有多高；建立起来的象征符号是什么；以及这些符号如何运作和如何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
2.2.1 粘土沙障 在风沙危害比较严重地区(如青海共和盆地)，粘土沙障设置为方格沙障，方格要错落有致，方格顺沙面水平线设置，其方格的大小视沙面坡度设置为1m×1m、1m×1.5m或1m×2m，梗高为15～20cm，梗宽为10～30cm，设置时先将沙面用沙子做成方格状的梗，在梗上放入粘土，粘土覆盖的厚度在5-8cm左右。
以公益性质为主的音乐活动，常被称为“献爱心”，是作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而公益性质的音乐活动是通过音乐的方式进行对道德知识的传播、环境的保护、帮助他人、社会援助的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常被称为慈善音乐。公益性质的音乐活动主要目的是弘扬高尚的道德文化，带给社会正能量。
双语教育的核心也是一个过程，双语教育中“仪式”通过各种要素组合起来，产生团结、符号体系和个体情感。仪式最重要的特征是：形成集会——与外界有界限、空间的安排—设计行动—引导对共同目标的关注—集中注意到某一件事情上，避免分散。依据IRs理论原理，双语互动仪式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关注的焦点以及共享的情感状态。只有双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越来越关注他们共同的行动、更知道彼此的所作所感，才能加强理解彼此的“意识”。无论是宏观社会层面的双语教育还是微观课堂领域的双语教育无不如此。当双语教育的组成要素有效地综合，并积累到高度的关注及情感共享时，必然产生群体团结意识、个体的情感、个体离不开集体的认同感以及道德感。
那么，在双语教育中产生仪式的途径有哪些？这些仪式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我们的双语教育无非在以下途径进行着：第一，在课堂层面，双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第二，在学校层面，行政部门、系部之间以及看不见摸不着的校园文化当中；第三，在社会层面，各单位、各民族之间的生活交流中。无论这些教育途径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如果受教育者确实体验到共同的情感，而且能清楚理解对方的意识，从而加强双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活动的意识时，我们可以认定这种仪式是成功的。否则，即使仪式是正式的，甚至是隆重的，那只是流于形式，甚至是死板的仪式主义。在双语教育中，我们需要发现哪些仪式是成功的，哪些仪式是失败的，空洞的仪式我们有必要抛弃它。失败的仪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双语教育者没有明确的目标、受教育者被其他事情所分散、受教育者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当中而教育者只能敷衍了事地对话，这样永远建立不起来集体的兴奋。导致这样后果的原因既包括教育双方共同关注点的缺乏，也包括共同情感的缺失。这些仪式与成功的仪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民汉混合学校毕业典礼上，当领导讲话快结束时，聚集在一起的民汉学生彼此开始投射出激动的眼神，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确切地说是一种感情，产生了连带作用。当领导讲话结束时，民汉双方开始投掷学士帽，相互击掌祝贺，这些都可以消除学生的文化障碍，使一个陌生人融入到双语教育“仪式”里面。再有，这些仪式不应该是强迫的，强迫的仪式是仪式消耗而不是创造情感能量。多次强迫会让受教育者产生对这些仪式的厌烦，甚至形成不爱交际的个性。
三、情感、交流与传播：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动力机制
意识形态并非漂浮在理念王国中，而是紧密束缚在语言交流的感情及媒介上面。但我们的问题是，这种通过双语教育的仪式产生的“情感连带”“高度兴奋”究竟能持续多久？查阅相关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国外对多元文化的研究首先是关注各种族或者族群(西方不叫少数民族)的差异，然后才开始研究族群或种族的趋同问题 。我们认为，把两种研究结合起来才会理解产生关于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形成的机制。按照吉川的观点,不同的民族意识形态建构应该是“塑造文化中介人(man of inbetweennesss)、打造联合身份(identity-in-unity)”[8]。联合的身份使得双语者不仅能从文化相似性方面，而且能在文化差异性方面汲取养分，无拘无束穿梭于自我和他者之间，不受任何羁绊。当然，在理想状态下，当主流“意识形态”被民族、社区等局部意识形态接受时，文化偏见不复存在。然而，意识形态根植于历史传统，受制于具体的社会环境，所表达的仍然是每个集体共同的想象、意愿和选择。意识形态形成过程是自我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渐次发展的过程。文化内部的统一性和外部的差异性构成意识形态建构的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方面。持久良性的意识形态需具有一定的具体的形态和相对明确的界限。同时，意识形态建构实质上是一种“认同”建构。“意识形态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自觉自愿的认可、赞同、接受、遵从乃至尊崇，它不仅仅是主体对意识形态的一种简单的知识性的同意和接受，更是主体对意识形态在心灵深处的相通相融和在情感、意识上的归属感。”[9]认同，有三个功能：“其一是做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10]同时，认同是在“文化特质相关的整套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意义”[11]的。
语言政策的正式制定执行和语言规划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起步相对较晚，但作为一种非正式活动，其历史和语言一样悠久，而且对社会中的权利分配和资源分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国家语言政策标准是否能被接受、认可，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民族精英的渗透力及他们是否首先认可。“历史证据表明，多种族国家能否团结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是否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民族范畴……从一个更广地域、政治和政治形态来确定身份认同。”( Szporluk，1990)据此，在双语教育政策及规划产生之前，各民族文化政治精英必须交流与互动，共同协商，避免单向度的决策。
何为情境？如何产生情境？“情境，指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情况的相对的或结合的境况。包括戏剧情境、规定情境、教学情境、社会情境、学习情境等。”[6]柯林斯认为，把情境作为出发点理解个体比把个体作为出发点理解情境会有更多的收获。这并不是说在双语教育中我们应该忽视个体。正如前文所述，是以情境动力学研究情境的，个体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在双语教育的不同情境中的结果。意识形态研究的根本就是语言，语言关涉的是一种行动，一种内在于“实际社会关系”的行动。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于理论家的话语、政府的文件中，而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并通过语言进行的日常交往之中。同时，IRs理论提出了一个产生情境、情感的核心机制：从高度的相互关注(互为主体性)到语言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再到主体间情感能量的产生，最后形成彼此间的热情和信心，产生共同的意识形态。
四、给我们的启示
1.2.2.4 行政查房 医院感染管理小组每季度对重点感染防控科室实施1次行政查房，由各重点科室护士长向本科室护理人员介绍医院感染防控的重要性，以提高护士医院感染防控意识，同时提出护理工作中遇到疑难及困难问题时应积极利用团队力量进行解决。针对性科室存在的困难问题，提出持续质量改进措施，以提高科室护理质量。
要把双语教育和意识形态整合起来，需要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形成双语教育“互动链”的基本要素。研究和思考以下问题，有助于我们澄清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
(一)建构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语政策和双语规划
交流、传播、双语教育、意识形态难舍难分。卢施和贝特森(Ruesch
Bateson，1951)强调指出，传播不仅仅是语言的、有意的信息传输，还包括人们互相影响的一切过程。在双语教育中，我们既要看到其焦点清晰、有计划、有目的互动，同时也要看到其高度的自发性，常常是未计划的。若考虑不到二者的关系，双语教育的渠道会减少一半。双语教育既需要频繁的双向互动，同时也需要单向的文化传播。
再有，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语言使用上要体现出“形式”上的最小差异和“功能”上的最大差异。换而言之，无论是在学校的双语教育中还是社会上各民族的交往方面，需要在交际共同体内发生最少的误解，产生最高的效率。因此，“跨文化”相关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是必要的。只有相互交往互动才能建立起团体意识，而团体意识又给双语者提供重要的意识形态。
(二)消解双语教育情境中的文化不合
尼伯格的文化现实原理(Principle of culture reality)告诉我们，若要形成一定意义的社会变革，就必须要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新的价值观并形成主流，并将其他文化模式进行整合。实现文化变革有一个明显的条件：“个人和群体之间要有一个不招自来的互动和价值交流的过程”[12]。他也认为，文化发展的自然过程就是冲突，是主流群体的价值观与非主流群体的价值观的冲突。在双语教育中文化的“不相似性”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语言代码、非语言模式、态度、感知、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等文化构件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给双语教育带来困难。
语言是社会现象，其作用是促成“我们所谓的习得行为即文化的积累，也就是形成特色鲜明的调适方式”[13]，因此，语言接触的焦点是双语人或者多语人。与其说是语言在接触，不如说是本土文化与异文化在接触。双语教育不仅有认知功能，还有情感功能，同时也是双语者(既包括教育者也包括受教育者)在相互协商中寻求生活意义，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的过程。既然双语者是来自不同社会的群体，遵循不同的文化模式，那么，双语教育成功的必由之路就是双方的通融。相互通融的形式既有心理的也有语言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文化都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双语教育中应该包容亚文化群体和社会个体的特性，在多元的文化框架中寻找共识。“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根植性、社会建构性表明，意识形态也与特定的地域和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它可以被其它文化所借鉴、欣赏和移植，但不能完全脱离原有社会的土壤而生存”[14]。
(三)形成双语教育的良性文化互动
巴赫金认为(Bakhtin 1981认为)，随着语言社区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语言使用者不断推动语言沿着复杂化方向发展。由于个体致力于创造适合他们目的的各种术语及语言形式，一旦没有系统的规定或者制度来维系凝聚力，各民族内部的差异性会更加凸显。双语教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活动，需有意识地监控才能健康发展。“我们谈论语言时，不是将其看做一个抽象的语法范畴体系，而是认为语言具有意识形态的渗透性……统一的语言体现出一种使具体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统一和结合的力量，这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结合息息相关”[15]。
按语言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观点，在双语教育中，词语只有在语句或命题之后才有意义。他对语境的强调和后来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语言学习中“情境”的重要性。传统的双语教育很少把焦点放在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教育者眼里，他们的假设是：生活只是使用语言的场景，对语言本身没有影响。试问，各民族受教育者对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相互交流，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共同的生活。相似的生活形式，使得不同语言的交流与学习成为可能。双语教育离不开语境，换句话说，脱离语境，双语教育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再有，双语教育中不能只注重语言点、知识点的传授和讲解，这样极容易把受教育者和生活孤立开来，最终导致兴趣的丧失。学者李宇明认为：“对语言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儿向语言，儿向语言最显著的特征是：话语内容与交谈情景、并与学习者的需求匹配，因为交谈时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学习者手中。”[16]
IRs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双语教育“情境”创设的启发：首先，提供了判断双语教育情境无效果的标准——双语教育过程是否为他们提供了“情感能量”；其次，提供了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互动的微观社会学视角——从情境及其对个体的塑造再到产生共同意识形态的情感和符号的过程。
(四)提供基于意识形态形成的双语教育视角
意识形态与双语教育是两件紧密相关的事情，因为，意识形态研究惯用的“意义”或者“观念”等词本身是抽象和复杂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意识形态简化成几个字或者几个词。对意识形态过度简化的结果是：字面表述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令人振奋，但无法具体落实意识形态所期望的效果。意识形态向双语教育靠拢，也许可以使我们获得有力的认识工具。意识形态的“生成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只能以个人、群体、社团等部分的交流与互动来形成。在具体的双语教育教学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对各种不同因素组成的双语共同体来分析意识形态的有利不利因素，从而建构出更加有效的双语教育模式。
再有，在双语教育中建构意识形态不是空想。将双语教育引入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是在赋予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促使意识形态研究从认识论转向生存论，通过国家认同及其实践的阐释，而发掘出内蕴丰厚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正如福柯认为，任何事物都依赖于语言，一切关系都是话语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之类，都只不过是话语体系构成的要素而已。“语言不仅是交流和认识的工具，而且也是权利的工具。人们不仅追求被理解，而且追求被相信、被服从、被尊敬和被扬名[17]。”近年来，在西方，“话语分析”日益被关注，尽管话语分析和国家认同还没有利索地整合到一起，但与日俱增的社会学理论及其社会研究转向把二者联系起来，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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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Education and Ide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IRs Theory
XU Yuan-yuan,LIU Yu-jie
(Kashgar University ,Kashgar ,Xinjiang 844007,Chin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ideology, aiming to change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 that language symbols are the tools and accessories of spiritual ex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proposed that in bilingual education, language and behavior should be used as the medium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y" from the focus, emotion, passion, resonance,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of the subjects.
Key words :bicingual education;ideology;IRs-theory;situation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 2019) 05-0024-05
收稿日期： 2019- 06- 17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项目“文化认同取向的双语教育模式研究”(2017-GMB-042)
作者简介： 徐媛媛(1985-),女，汉族，河南杞县人,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理论。刘玉杰(1975-)，男，汉族，甘肃会宁人，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安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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