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大屠杀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暴行中最具代表性的本事件。但从20世纪80年代“教科书事件”开始，日本国内右派就不断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运动，到了今年1 月23日更发展为在大阪国际和平会议中心召开“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会”。这一系列违背历史事实的具有军国主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翻案活动，引起了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本文拟对近几年来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状况作一回顾与展望。
一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已取得相当成果，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史料的发掘与研究成绩巨大。近几年来，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一大批珍贵档案文献资料被发掘和出版，其中影响最大者，首推收藏于美国和德国的有关档案文献资料。
美国方面的有关档案资料：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从1991年开始就在耶鲁大学查阅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方面的资料。据此，于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章先生分别在湖北和香港出版了以南京大屠杀档案文献为主的著作，一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为《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1999年， 章先生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天理难容》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收集了10位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书信和报告等珍贵原始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德国方面的有关档案资料：一是收藏于德国档案馆的《罗森报告》，一是在1997年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拉贝日记》。《拉贝日记》的发现与翻译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
另外，作为加害者的原日本士兵东史郎，其战时日记也被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另一重要见证人魏特琳女士的日记，亦将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翻译出版。
档案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近几年来，出版相关主题的专著和学术论文总数近200篇（部）。 在专著方面，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是一部目前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最为权威的学术专著，总字数超过50万字。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刘惠恕先生的《南京大屠杀新考》。另外，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99年开始陆续推出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的《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在论文方面，除《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由陈安吉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出版由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和1999年南方出版社出版的由经盛鸿主编的《屠杀与抗争：抗战史事与人物研究》等3本论文集最为集中。
其二，专门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的成立。1980年代，为筹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有关方面曾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方面的资料，并编辑和撰写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档案和史稿，这些成果均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当时未能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的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南京学术界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研究中心相继成立之后，一方面，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活动，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魏特琳与金女大”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课题的研究。
其三，海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由于日本右翼势力试图以否定南京大屠杀为突破口，进而否定整个侵略战争，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学术研讨活动，如1997年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等单位在南京主办的“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有10余位日本、美国的学者与会；1999年9月， 以日本著名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为团长的“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访中国团在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由日本铭心会组织的代表团几乎每年8月都要来南京进行学术交流。另外，在日本、 美国等地也曾多次召开中日关系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99年11月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召开的主题为“纪念南京：为了全球的认同”的亚洲论坛年会；1999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补偿国际市民研讨会”；2000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南京大屠杀均为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
二
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笔者以为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问题的研究
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死亡人数问题是南京大屠杀课题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孙宅巍在这方面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先后发表的相关论文有：《30万同胞被屠杀的史实岂容否定》（《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 期）、《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关于南京大屠杀尸体处理的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孙宅巍考证认为，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共有22.7万余具尸体分别为慈善团体、私人和伪政权收埋；在15万具被日军焚烧、投江的尸体中，扣除其与收埋数字重复交叉的部分，应有数万具尸体被焚尸灭迹；另有相当数量的尸体，由于种种原因，未被列入统计；还应在已统计的尸体数字中，酌量扣除数千具在战斗中阵亡的中国军人数字，这样，完全可以确认被害人数当在30万以上。（注：孙宅巍：《关于南京大屠杀尸体处理的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针对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孙宅巍认为， 遇难同胞人数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在这个前提下，遇难人数的讨论才具有学术性，否则，就不存在讨论的基础。（注：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称谓、规模和地域的争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除了从宏观上研讨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外，近几年来，学术界还发表了一些通过具体个案来探讨屠杀真相的文章，如高兴祖通过对日军第十六师团在中山门外屠杀俘虏的考察，确认第十六师团在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天中，大规模的扫荡有二次：一次是12月14日，地点在仙鹤门、尧化门附近，扫荡了7200人；一次是12月16日、17日，地点在马群、麒麟门与销石之间，扫荡了7000人。（注：高兴祖：《日本第十六师团南京中山门外屠杀真相》，《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刘萍、 章伯锋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第十三、十六等师团杀俘问题的事实考证》中，根据现已发现的中日文材料，特别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官兵的日记，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中国俘虏的事实及被害中国俘虏的下限人数做了进一步考证。作者认为“日军各师团屠杀俘虏人数为58000 名左右”（注：《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此外，朱成山、 段月萍等人的《初论日军在南京江东门一带的屠杀与遇难者尸骨的掩埋及其发掘》，对日军在江东门的屠杀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二）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及其暴行心理的研究。
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学术界早有相当研究，一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长期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决定给中国以沉重打击的“膺征”方针，三是屠杀俘虏的既定方针。（注：陈安吉：《“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和今后的任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开始从日军官兵心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又作了进一步探讨。
王卫星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官兵的变态行为所造成的。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官兵心态探讨》中认为，南京大屠杀虽然是日军高层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但这一行动毕竟是通过成千上万名官兵去执行的，如此残暴的行为，只有变态的人才能做出。他根据原日军士兵的阵中阵记、日记和其他的一些史料，考察了当时日军官兵的心理。他认为日军的变态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变态行为是报复杀人；另一种变态行为是施暴取乐，如逼父奸女、子奸母等，甚至把人塞进邮袋扎紧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再系上手榴弹抛入池塘，手榴弹爆炸中国人也惨死了。同时在日军中崇尚武士道精神，以敢不敢杀人作为是不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标准，这样，杀人是合法的，更是光荣的，“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快感产生”。正是在这些心态的驱使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注：《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刘燕军从文化心理的角度也分析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注：刘燕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文化心理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
姜良芹则通过对南京大屠杀时期松井石根的心态的研究，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松井石根“速战速决”政策失败后的恐怖报复。文章说：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为了“速战速决”以早日“建功立业”，在擅自下达命令，在进军南京途中，纵容日军官兵的种种暴行；而当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因其“速战速决”计划遭到失败而气急败坏的松井石根，便采取了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恐怖政策，屠杀令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从而使全体官兵的兽行在南京大屠杀中达到空前暴戾的程度。（注：姜良芹：《“速战速决”失败后的疯狂报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原因新探》，《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性暴行的研究
近几年来，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过程中，日军性暴行的研究日益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00年4月初， 上海师大召开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将这一研究推向高潮。
1997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娟、杨斌分别发表了《日军在南京的强奸事件》、《侵华日军南京强奸暴行概述》，就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进行了专题研讨。陈娟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其特点表现为暴行持续时间长，涉及的地域广，使用手段毒辣，方式离奇狂虐，受害妇女众多等。杨斌则强调，日军南京强奸暴行是日本军方一次有组织的放纵行为。“日军进占南京后，由于得到军方的默许，军官们首先参与制造了强奸事件”，这种放纵行为的目的就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希望以恐怖手段，使中国民众畏惧屈服。
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不仅表现为灭绝人性的强奸，而且还将这种强奸暴行制度化、合理化，这就是二战期间实施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慰安妇制度。苏智良在《南京大屠杀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结果，使得日军高层认为有必要在军中推行慰安妇制度，“也就是说陆军已承认短期击败中国的战略失败了，……为了防止性病的蔓延，并解决军队的性问题，而给军队普遍配备慰安妇，从而形成了慰安妇制度”。关于南京最初的慰安妇征集，则是“在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命令下完成的”（注：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经盛鸿通过查阅有关档案与史料，特别是南京档案馆中一些未公布的史料，对南京的慰安妇与慰安所进行了考察，探讨了慰安所制度的由来、设立途径、地理位置和管理，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说明南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大城市，也是中国妇女受侮辱、遭残害最深的地区。（注：经盛鸿：《南京的慰安妇与慰安所》，《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今年4月初， 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侵华日军在南京性暴行的论文最为集中，代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除国外学者外，国内学者在会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孙宅巍的《论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性暴力问题》、经盛鸿的《侵华日军在南京地区实施慰安妇制度始末》、段月萍的《南京慰安所的调查》、陈娟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的实施》、马振犊的《日本侵略军在华性暴行及原因初探》、胡菊蓉的《日军清乡在江南的暴行》以及张连红、李广廉的《侵华日军南京下关区慰安所的调查》等。
（四）关于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
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由于史料的缺乏，长期以来有关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一直较薄弱，在1997年之前，仅见孙宅巍的《试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注：孙宅巍：《试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自1995 年章开沅先生的贝德士文献之一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1997年《拉贝日记》出版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加强。
徐立刚著文对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安全区的作用实际上并不止于救济保护难民这种基本职能”，“安全区还在揭露日军暴行、审判日本战犯、增进国际友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全区负责机构在履行安全区职能的过程中，对日军暴行作了同步记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公函69件，提交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同时， 委员会的成员也成了审判战犯的重要人证。（注：徐立刚：《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作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曹必宏在《外国人对南京难民的保护与救济》中对委员会成员增进国际友谊的行动也有所论述。杨夏鸣在《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中认为，“安全区”原先设定的功能在日军进城之后发生了错位。他认为“安全区”的主要功能是为平民提供一个躲避轰炸和炮击的场所（即安全功能），次要功能是为这些平民提供住所和食物（即安置和救济功能）。但实际上，功能发生了错位。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日军的野蛮和残暴，二是安全区建立是私人行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三是日军在“安全区”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搜捕行动。这些因素使得“安全区”不安全，以致“安全区”的功能发生了错位。（注：经盛鸿主编：《屠杀与抗争：抗战史事与人物研究》，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张连红则系统考察了日军对南京安全区态度的变化。他认为南京安全区从一开始就未能得到日军当局的承认，尽管日军在占领南京初期对其地位曾给予一定程度的默认，但其被迫解散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在日军当局眼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样一个纯粹的中立的国际救济组织，已“变异”为一个“反日”的带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机构。（注：张连红：《南京大屠杀时期日军当局眼中的南京安全区》，2000年3 月美国旧金山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近几年来，对南京国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如拉贝、贝德士和魏特琳的研究也有所突破，王晓华在《拉贝对南京人民的贡献》一文中，论述了拉贝在日军屠城时期，对南京人民所做出的不朽的贡献。黄慧英在《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及思想变化简析》一文中，论述了拉贝思想的变化。她认为拉贝在南京期间，耳闻目睹日军所犯的罪行，深受震惊，从而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注：《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经盛鸿、王卫星、杨夏鸣、 张连红等则分别著文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另一重要见证人魏特琳女士的活动。1999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则专门召开了纪念魏特琳女士的学术研讨会。
（五）关于“东史郎诉讼案”问题的研究。
东史郎是一名原日本士兵，1987年他出于对侵华战争的反省和忏悔，将自己的日记以《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为题公开出版。该日记从加害者的角度记录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历史，特别是描写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惨无人道的暴行。但该日记出版后，立即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大肆攻击，1993年东史郎本人也因此而被告到法庭，并被各级法庭相继判为败诉，此案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吴广义在《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述评》一文中，对东史郎一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介绍。文章指出：现在的日本社会，存在着民主政治的力量，同时也存在反民主政治的力量，两种力量斗争的实质是日本应否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和承担侵略战争罪责。日本法庭对东史郎诉讼案的判决，是检验日本正视和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测量仪。（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经盛鸿在《东史郎诉讼案的中国意义和日本意义》中认为，“东史郎诉讼案”对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上了一节生动的中国近代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与法律知识教育课。此案说明“一部分日本人民已有觉醒并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日本进步与反动两大势力的斗争还将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应该引起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密切关注”（注：经盛鸿主编：《屠杀与抗争：抗战史事与人物研究》，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1999年1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上， 学者们就东史郎案的背景、实质及原因等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东史郎诉讼案这一事件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特别是亚洲人民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它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注：张连红、萧永宏：《“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主题外，南京大屠杀时期日军对南京图书文化事业的掠夺与损害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赵建明对日军掠夺南京图书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在南京掠夺的公家图书就达844060册。（注：见赵建明《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南京大屠杀时期中国图书的劫掠与归还问题述略》等。）孟国祥的《侵华日军对南京文化的摧残》也考察了日军对南京文化事业的损害。
另外，章开沅教授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著文批驳了田中正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注：章开沅：《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高兴祖教授发表长文对战后日本国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活动作了全面的论述，（注：高兴祖：《五十八年的回顾：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3期。 ）张连红著文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的影响，刘燕军则考察了西方新闻媒介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
三
从近几年所出版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国内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从这一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看，其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
第一，在资料的占有与运用方面。近几年来，由于学术界的重视，国内出版了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方面的档案资料，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但是对于研究者而言，仅仅依靠目前国内现已公布的史料来从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19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出版了许多关于南京事件的资料集，有许多是档案，也有很多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的作战日记，还有一些是现存老兵的口述资料。在美国，除了我们现已发现和正在整理出版的外国传教士文献外，美国国家档案馆尚有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占领南京之后的档案。（注：邢宇皓：《搜寻南京大屠杀见证》，《光明日报》2000年2月3日。该文是对《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编者陆束屏先生的采访报道。陆束屏现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副教授。）另外，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方面的重要见证人、时任中国红十字会的负责人许传音博士的许多资料目前也存放在美国，至今仍未充分使用。（注：笔者在美国旧金山参加第六届中日关系史国际讨会时，得知胡华玲博士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在德国档案馆馆藏的关于罗森博士的报告，我们翻译发表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无疑将对研究南京大屠杀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后，我们亟须加强编译工作，广泛挖掘整理出版国外档案资料，以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
第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如上所述，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发表了许多研究论著，但从总体上来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嫌不够，许多论文选题单一重复，缺乏新意。在研究广度方面，研究偏重于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即偏重于对加害者的研究，缺少对南京国际安全区中的西方人士即保护者的研究，而特别是缺少对南京大屠杀时期南京难民即受害者的研究。实际上，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绝无仅有的悲剧，南京大屠杀已不仅仅是一个暴行问题，也不是一个只涉及历史学科的研究课题，它还涉及国际政治、中日关系、人权、伦理道德、法律、教育、心理、社会和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研究深度方面，其表现为事实层面的研究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历史事实考证是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但研究历史决不仅仅是为了考证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才是历史研究的真谛。但这并不是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已经研究得很好了，事实上，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尚不充分，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其研究甚至很不深入。
第三，在研究视角和方法方面。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同德国法西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一样，均为人类历史上的巨大悲剧，它给人类留下的创伤既深且巨，它不仅伤害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会影响几个世纪。战后犹太人对德国法西斯在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暴行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丹·巴旺的《恐惧与希望》（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在这方面均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今后，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我们不仅要求证暴行事实的本身，而且更要研究暴行产生的机制和暴行对人类的创伤。在研究方法上，要重视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特别是要强化社会调查在研究工作中的力度。另外，调查工作者还应具备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在进行社会调查的同时，还应对心灵遭受巨大创伤的大屠杀受害者进行“修通”治疗（注：“修通”是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一种关于治疗心灵遭受重大创伤者的理论。），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社会学、心理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
虽然国内学术界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随着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加强，我们相信这一课题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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