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清廉家风代代传
文/李宏塔（李大钊嫡孙）
我的祖父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祖父虽然早早地就走了，但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树立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近百年，传承了几代人。我的父辈都继承了祖父留下来的好家风。我父亲李葆华，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一生非常清廉，克己奉公，生活节俭。我们第三代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大款”，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
祖父的遗产仅1块大洋
1927年4月28日，祖父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对于他，我是从书中了解到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
大钊祖父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便去世了，大钊祖父由他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祖父的爷爷非常重视教育。祖父五六岁时便入私塾，到后来去日本留学，他前前后后一共上了18年学。在那个年代，能上18年学非常难得。严厉的家教，长期的求学，使祖父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
留学回国后，学养深厚的祖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那时他的月工资是120块大洋。再往后，他担任北大教授，月工资涨到200块大洋，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有250块至300块大洋。
按说，他的收入已经不低了，但因为他把自己工资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事业上，再加上经常慷慨助人，以至于自己的日子常常过得很紧张。
祖父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向公众募集安葬款项。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许多人，在为他举行公葬的募捐人员名单上，就有蒋梦麟、沈尹默、鲁迅等人的名字。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者，在北平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狱中，祖父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祖父等20位革命者绞杀。祖父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
1921年，中共北平支部成立后，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此外，他还仗义疏财，多次资助家境贫困的学生。每到发工资时，祖父就会从会计科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家里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祖父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单独交给我的祖母。
我父亲李葆华于1909年在河北出生。十几岁时，他就在我祖父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从此颠沛流离。我父亲李葆华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愤然中断学业，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父亲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我：“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中国新生代儿童摄影师的杰出代表，担任国内多家儿童摄影店艺术总监，擅长复古风格的肖像摄影与戏剧性的表现手法
父亲拒绝调新房
其实，从我们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中，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过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父亲经常深入到各个水库视察指导工作，有一次还陪同兼任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安徽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工地做实地调查，当时附近没有招待所，两个人干脆睡在一个潮湿的工棚里。大别山区雨特别多，工棚没有防雨措施，整夜漏雨，两人也整夜无法入睡。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父亲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3斤红薯干。”两人争执起来……后来问题查清楚了，李葆华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现在的旅游市场也在变化，旅游者不再只是简单的游玩，而是要求更有新意、更有含金量的旅游，这就要求职业导游学生的能力培养要向着实效性、适应性和科学性的方向发展。而且有一些特种旅游，对导游的要求更高，更专业。对于一名职业导游来说，潜水、登山、摄影等技能也会成为必备的技能，重要性非常明显。所以，可以在职业导游培养的过程中，分出一些特长班或者兴趣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职业方向，来选择自己的专项技能培养。
1978年，父亲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对父亲来说，69岁的高龄和生疏的工作领域显然都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推动了金融体制革新的全面展开，也为我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出了杰出贡献。
Oncken等[20]对绝经后妇女的研究证实，戒烟可以改善骨转化标志物水平。戒烟对老年女性骨密度的正面效应在戒烟10年内即可体现[21]。一项对10万余名女性的大规模队列研究[22-23]发现，髋部骨折风险在戒烟10年后才有所降低。Olofsson等[24]发现，男性的骨折风险在戒烟后逐渐降低，但在戒烟30年后仍高于非吸烟者。本研究中，各戒烟亚组的椎体骨折阳性率均高于非吸烟组，但仅戒烟小于5年组与非吸烟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提示戒烟5年内椎体骨折风险仍高于非吸烟者；戒烟5～10年、>10年组与非吸烟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样本量较少有关。
后来，父亲还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一坐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父亲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一件事是，1994年，父亲到杭州开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李青也在场。李泽民告诉父亲李青工作表现很好，父亲马上对李泽民说：“你们对他要严格要求！”另一件事是，1995年，李青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回家看望父亲一般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当时李青已经50多岁了，骑车一个多小时也挺累，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李青，父亲从不让自己的司机接送李青。
我的哥哥李青是父亲的长子。哥哥说，父亲有两件事他一直铭记在心。
从这些小事和细节，都可以看出父亲是怎样严格要求我们这些子女的。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父亲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格的爱。
我踏着先辈的脚印往前走
死亡只是在被意识到，处于思维之中，在趋近它的过程中才是恐怖的。但是不经过进行时态的死亡就是生之苦难的慈悲终结者，是芸芸众生的理想归宿，是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灵魂得以平静安息的永恒栖居之地。因此，史铁生说：“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面对死亡，思考生命，史铁生最终抛弃了早期对于死亡的恐惧，参悟出生命的意义重在过程，并努力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史铁生的这种“知死而后言生”的哲思，从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告诉我们生命的脆弱和可贵，也更加显出生命的张力来。
急救科普工作，因为是急诊科医护人员自发组织的，医院管理层并不了解。罗杰2008年升任院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了解到科普小分队的存在，鼓励医院上下多多支持。
我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对我们没有设定条条框框，更多的是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并且，我父母从小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通过捕获的“肉鸡”进行设备类型分析，以Windows、Linux和IoT设备作为分类范围，其中IoT设备类型的肉鸡最多，占比61.37%；其次是Linux设备类型的肉鸡，占比20.85%，Windows设备类型肉鸡仅占比17.78%。
调研主要采用了专家访谈、邮件征询与网络交流等方法。（1）专家访谈。2017年10—11月，图书馆相关人员通过与8个院系的学术领军人物及科研骨干等的面对面深入交流，围绕学科资源建设与服务等调研主题进行充分沟通。（2）网络交流。在日常与读者的电话或网络交流时，随时收集用户对电子资源的需求、反馈及建议等。
1987年，我调到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虽然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我可以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间，3次分房我都有机会，但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每次我都让给了其他同志。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分房，那时我已经担任厅长，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我又一次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分房的机会。
别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厅级干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方米，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好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方米的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家里最时髦的家具就是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制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后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我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我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我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更多地在于精神层面，而物质方面并不太重要。
我一生与自行车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是感情深厚。上中学期间，我一直骑自行车上学放学。后来当兵了，有3年时间不怎么骑自行车。1969年我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这期间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在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期间，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我步行上班，便问：“你怎么不骑车呀？”我告诉他：“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曾经有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前些年，在安徽合肥，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
对住，我不讲究，对吃、穿，我同样也不讲究，我不抽烟不好酒，更不上歌厅、洗脚房。虽然我家挺节俭的，但我们并没有多少存款。有人会问，钱都到哪去了？对于这一点，安徽省民政厅机关里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我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不是以职务高低，而是以捐赠的数额多少排名的。
还有，如果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我就会想到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的事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固守清贫，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装潢门面的想法。“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我经常用这副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决心把祖父李大钊树立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摘自《党建》杂志）
标签：李大钊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乐亭县论文; 河北省论文; 创始人论文; 李大钊嫡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