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展开的当代文学可能性——以《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为例论文,晚霞论文,情书论文,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的历程，我们不仅是要评价既有的成就，也需要关注其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契机，讨论其一个个节点和可能性，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下关照其成败教益并且烛照后来。这里所说的可能性，借助了米兰·昆德拉在阐述欧洲小说历史时拈出的一个概念。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从塞万提斯到普鲁斯特，欧洲小说敞开了它的多种可能性，向后来者发出了阵阵召唤(即当下常用的“询唤结构”)，“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时间的召唤”；可惜的是，这些可能性，这些召唤，并没有被后来人充分地珍视和汲取，导致当代欧洲小说逐渐走向其衰亡。“但是，小说通过自己内在的专有的逻辑达到自己的尽头了吗？它还没有开发出它所有的可能性、认识和形式吗？我曾听人把它与久已被采尽的煤矿相比较。但是，它与失落的机会和无人听到的召唤的墓地难道不是更加相像吗？”①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也可以发现那些或醒目或幽隐的诸多有待展开和深化的可能性，值得作家和研究者予以积极关注和继承的“召唤”。例如，20世纪50年代，孙犁对乡村中特定的一类女性——识风情、会生活、有魅力、又带几分出格和“邪气”的青年妇女的兴趣和塑造，在《光荣》中的秀梅、《村歌》中的双眉、《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和《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身上，下了很大的力气，取得了独到的成就。新时期以来的铁凝，正是承传了孙犁的这个人物形象系列，才有助于走出早期的清纯，写出《棉花垛》中的小臭子、《永远有多远》中的“西单小六”、《大浴女》中的唐菲等人物，拓展和强化了孙犁所开创的这一可能性，也使得自己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就此而言，相得益彰的孙犁和铁凝，都是幸运的。更多的时候，前人的创造和“召唤”，未能得到后来者的接踵，留下了许多遗憾。我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否给文坛一点启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三部中篇小说，我几乎都是在作品问世的第一时间就读过的，而且都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其后许多年间，总会不时地重新涉及这几部作品。近年来，一些学人在“重返八中年代”的研究中将《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②，在梳理当代文学的正典结构时，也以上述作品为例证③……比起当年名重一时的《伤痕》、《枫》、《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苦恋》等，这三部作品从来没有大红大紫，在岁月的延伸中，它们却日渐显示出经得起时光筛洗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
一 多重的对话性及文体的契合
《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是作品的开放而多重的对话性。三部作品不约而同地采用的，都是人物的自我倾诉和彼此对话，而且，这种对话性，还不止是在两个人的语境中进行，许多时候，先后参加彼此对话的，多达四人乃至更多；参与对话的人员，有的是互为犄角，如《公开的情书》，有的是立场更为多元，角度更为丰富，如《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
《公开的情书》中，四位主要人物老久、老嘎、老邪门和真真，在“文革”中期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以非常频密的书信往来，袒露情怀，直抒己见，谈人生，谈理想，谈艺术，谈爱情，寻找通向真理和献身祖国的路径，本身就是充满了强烈的挑战性叛逆性的。作品中的“三老”，思想立场基本一致，他们的差异在于对真真的喜爱程度和情感投入的力度。《波动》采用了心灵独白的方式，其中的萧凌、杨讯、白华、媛媛四个青年男女形成了格雷马斯的矩阵形格局：杨讯和白华都在追求或者暗恋萧凌，倾倒于她的冷峻脱俗；单纯幼稚的媛媛对杨讯示爱无果，又发现了父亲林东平的隐秘往事，得知杨讯是林东平感情出轨的私生子，愤而离家出走；林媛媛阴差阳错和白华走到一起，本来指望能够跟着白华远走天涯，白华却在对她戏弄一番之后冷酷地将她从身边赶走。还有老干部林东平对现实的思索和对历史的回忆，他的存在，在年轻一代的感情纠葛之外，拓宽了现实的与历史的空间，也呈现出两代人的精神碰撞和交流。《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由男主人公“我”——李淮平讲述出来，其中心是李淮平与南珊的跨度长达十余年的四次邂逅以及由此产生的四次长谈。但是，在情节的展开中，参与这场漫长的精神对话的，不但有作为长辈的楚轩吾和李聚兴，还有泰山极顶上的“对话四人组”，“我”、南珊、泰山长老和那位讲西班牙语的异国军人波西宁上尉。如同李淮平所感叹的：“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这水乳交融般的谈话。这是三个多么不同的人啊！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经历。而且他们的信仰也是多么的不同。然而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热烈地聚合在一起，彼此襟怀相见，谈得这样投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我凭我的直觉意识到，那力量是简单而有力的。这就是，对于真理的共同追求，对于正义的共同热爱，对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景慕，以及对于世界未来的共同责任感，使他们在心底深处感到彼此是同样的人。”④同时，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但是冲决“文革”时期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激流，也对正在建构中的80年代主流的思想体系和文学生态形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这三部作品分别引起或大或小的争议，遭受到错误批判的深刻原因之所在。
这些作品公开发表之际，对话理论对于我们来讲还很陌生，我们对于这些作品的评价，也还是拘泥于80年代的精神空间，未能充分地解读之；时至今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已经在中国大陆大面积传播，也逐渐融入今天的批评话语中。巴赫金指出，“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这种对话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⑤。是的，能够在精神上进行平等对话的人，首先要求他们都是精神上平等的人。《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春”、“夏”、“冬”、“秋”四个季节中的“夏”，当李淮平以血气方刚、鲁莽无知的红卫兵领袖身份斥责“狗崽子”南珊时，尽管他心中对这场遭际感到很多遗憾，但他的倨傲和教训口吻，却是无法遮掩的；面对他的语言暴力，猝不及防的南珊只能是无言以对。相反地，在历经沧桑的楚轩吾面前，这样的装腔作势就全无用处，甚至，在特殊的情境中，楚轩吾不卑不亢的娓娓讲述，暗暗地扭转了这充斥着语言暴力的场面，将其改换为认真而坦诚的对话并掌握了对话的主导权，展现出精神的魅力。
对话，是相对于独白而言的。巴赫金指出，有独白型的小说，有对话体的小说。在独白型作品中，存在的是作者单一的声音，作者主宰一切，决定一切，他可以全知全能地安排每一个人物，他可以窥见人物内心的秘密，并且一厢情愿地安排着情节和人物的走向。在对话体的小说中，作品主人公在作品中具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由性，不是被动的默不作声的哑巴，任凭作者的摆布。作者与主人公都是对话的主体，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对话关系。“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⑥进一步而言，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立自足性，彼此之间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关系。在巴赫金所处的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时代，以及产生这三部作品的“文革”时期⑦，这也是一种对抗以强权为依托的独白式话语霸权的解毒剂，一种现实中亟待创建的民主平等的对话精神。
对这种对话关系的论述，已经有论者论及⑧。我这里想强调的，一是深化其命题，揭示这种对话性中的多重性，二是阐述这三部作品的文体特征和它们的多重对话的内在契合。书信体、多人称叙事也罢，第一人称的自述也罢，在当代小说中，也许并不算少见，但是，这样的文体，在许多时候，只不过是一种花花绿绿的外在包装，写作技巧的一种炫耀，并不贴合作品的意蕴；在这三部作品中，它们却与其精神内涵，思想嘈杂，众语喧哗，形成了水乳交融的态势。这些作品中的精神对话，不是为了经过争论定于一尊，而是为了充分地拓展话语的和精神的空间，为了确立每个人的精神的独立自足性。泰山顶上的重逢时刻，李淮平无法说服南珊与其重新开始情感的历程；这样的决断，并非人人都能做出，在作品中却是增添了精神的张力。那个粗野蛮横的白华，如果换一个角度加以外在观照，他不过是一个混迹于底层社会的流氓加窃贼；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却有一种深深的隐痛，对于那个遭到后母遗弃的患病的小妹妹未能实现其承诺的歉疚之情。他也有一种对于人间美好事物的企盼，对于萧凌带给他的美好情致的珍重；他对杨讯的情感的质疑，一语成谶，也表现出他的敏锐和见识。何况，在他的自信和坚定后面，还有着一种“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江湖侠气吧。
二 启蒙话语的三种方式及其修正
启蒙，是百年中国的关键词之一，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关于启蒙的争论更是喧嚣一时。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启蒙意图如何实现的质疑。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狂飙突进中，启蒙曾经是具有极大号召力的精神旗帜，在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命题中，隐含着的就是认定80年代是启蒙重张、启蒙至上的年代⑨。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时代造成的世俗生活欲望的膨胀，理性的迷失，精神价值的沦丧，加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清算，对启蒙的怀疑和反省成为一时之盛。何谓启蒙，谁有资格启蒙，民众是否能够和愿意“被启蒙”，在近年来的思想论争中屡屡被提出⑩。
钱理群在《我的精神自传》之“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一章中，对身为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者的自己的思路，层层推进，剥茧抽丝，进行了冷峻而深刻的反省，也带给我们许多启迪。钱理群指出，启蒙主义者的思考，落实到话语上，形成了三种话语方式：布道宣讲式的，亲切谈话风的，内心独语式的。“不同的说话者、不同的说话目的、不同的说话姿态，都会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言说方式。如果你把自己设想为是真理的宣示者、捍卫者，你就会以布道式的言说方式说话；如果你是真理的探索者，要与别人讨论问题，就要选择闲话式的言说方式；你如果要自我审视，专门讨论自己的问题，要拒绝别人，那么你就要用独语。重要的是你如何认定自己的角色。”(11)从本文讨论的三部作品来说，它们似乎正好对应了上述的三种话语方式。
《波动》是内审式的、独语式的。萧凌、杨讯、白华和老一代的林东平，他们在各自的内心反省中，重现出生命的记忆、现实的处境以及与别人的交谈。作品中所特有的沉重、压抑和扭曲，都通过一个个激起心灵的波动的节点，复现在独语者的心海里，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投射到他们的对话者心上。在萧凌和杨讯的交往中，他们两个人的相互向对方的立场转化，是显而易见的。被视为“土流氓”的白华，在与萧凌的几次邂逅中，不单单是在几件事情上帮助了萧凌，教训了想要染指萧凌的工厂师傅，及时地让她在街道上摆脱了穷追不舍的杨讯，用最低价格给她买到心仪的白色连衣裙，同时，萧凌身上那种凄美的诗意，也悄悄地在改变着白华。《波动》中有一个细节，是萧凌向白华描述心目中的星空美景的：
“白华，你见过星星吗？”我问。
“那还用说。”
“你想到过没有？它既是旧的又是新的，在我们这里只看到昨天的光辉，而在它那里正在发出新的光辉……”
“那咋啦？”
“我们只是在接受一种既成事实，却不去想想这些和我们的生活溶为一体的东西是否还有些价值？”(12)
萧凌在这里，抒发自己对星星的咏赞，也是在引导白华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接下来的对话中，白华不以为然地回答以“价值”就是“钱”，是一种粗鄙的金钱崇拜，这也是身在底层、深味贫穷的白华的刻骨体验。被白华的所问非所答引发出更多的感慨，萧凌感叹人的可悲；尽管俩人是处在不同的社会和思想的层面上，这“可悲”二字却得到了白华的认同。下文中，当作品的叙述者转为白华的自白，他的倾诉只有一句话，“我做了个梦，梦见星星”。萧凌对于星星的描述，从表层上可能没有引起白华的共鸣，在他的梦里，却将他引入一个幻美的意境。甚至，他还想把萧凌所言鹦鹉学舌地转述给他的同伙蛮子。独语，不仅是内向的，它同样可以作用于外界和他人。
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作品在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于公园幽静的清晨邂逅中开始，又在泰山极顶的南天门上的对话中结束，这两个段落，“春”和“秋”，显然是很有“闲话风”的。“夏”和“冬”，则是充满了焦虑和紧张，却也是在有条不紊的对话中展开。李淮平面对着楚轩吾老人的娓娓而谈，处于焦灼状态的是这位居高临下却又色厉内荏的“审问者”；在送别的列车上，祖孙三人的对话中表达出来的，则是长辈对后代的关切和挂牵，推心置腹中包含着拳拳之情。更进一步而言，李淮平在许多时候，都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受教育者，但是，在作品中，在南珊心目中，他们之间却是存在着强烈的互动，是在思想的撞击中互动启蒙的。在公园里的初识中，李淮平是以诡辩的姿态，提出了文明与野蛮的悖论，以维持自己的颜面，不至于在博学的南珊面前，无言以对，一无是处，因此几乎是说过就忘，倏忽而逝。孰料“无心插柳柳成荫”，李淮平的直觉反应，传导到在现实中几经浮沉、在形而上的领域沉潜追寻的南珊那里，却成为一个思索多年的思想命题，成为一粒生命力久远的种子，穿越了他们从少年到中年的艰难岁月。“要知道，那都是一些发人深省的话啊。几千年来，人类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文明而艰难奋斗，然而野蛮的事业却与文明齐头并进。人们在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冲突中，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宗教，为了阶级，为了部族，为了党派，甚至仅仅为了村社和个人的爱欲而互相残杀。他们毫不痛惜地摧毁古老的大厦，似乎只是为了给新建的屋宇开辟一块地基。这一切，是好，还是坏？是是，还是非？这样反反复复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意义又究竟何在？”(13)“你的那些话，就是这样深地启发了我。使我想了整整十五年。十五年来，你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遗忘了，但你说的那些话在我心中却始终没有淡漠，没有泯灭，为了找到它的答案，我思索了这样久。可是今天当我再一回见到你，希望你能告诉我的时候，你却说你完全忘了，甚至说你根本就没有很好地想过。难道，它不值得一切人都去好好思索一下吗？”(14)是的，在经历过十年浩劫，文明的大毁灭大灾难之后，不是简单地倾诉心灵的创伤，不是一味地控诉时代的愚昧和野蛮，也没有肤浅而乐观地宣称灾难和破坏必然会得到历史补偿，而是以一种超越的姿态，追问历史的进步观念及其意义何在。在南珊的思索中，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不过，从李淮平的“少年强说愁滋味”，到南珊的“天凉好个秋”，在思想的传导和岁月的淘洗中，这一命题已经可以说是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升华了。
在三种启蒙话语方式中，独白式和闲话风，我们的分析和钱理群的评价是基本重合的，在所谓充满布道的热情和专制态度的启蒙话语方式的评价上，需要注意的是问题的错综复杂性。也许是对于鲁迅提出的启蒙自省的命题的认同，钱理群对布道式的启蒙话语充满警觉，甚至带有一种预设的贬义：“假设每一个听众都是一个筐子，滔滔不绝地把各式各样的语言货色，也包括语言垃圾，都扔进筐子里，把它塞满塞实。这就是我们所要警惕和反对的带有专制色彩的‘布道’式的‘启蒙’。”(15)启蒙主义者变成了话语的专制主义者和语言垃圾的制造者，这当然是值得警惕和可悲的。但是，需要质疑的是，布道式的启蒙话语是否就和专制、和语言垃圾有必然关联？在独自式和闲话风之外，呐喊和呼唤，宣教和布道，还有没有其正面的意义，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呢？
在《公开的情书》中，非常醒目地涌荡着一种布道的热情，老嘎、老久和老邪门，用高强度的密集的话语轰炸，对沉浸于个人的内心困惑中的真真，施行了确有成效的精神征服和爱情拯救。在老久、老邪门看来，他们在精神上的不平等，居高临下者的强势地位，非常醒目，毫不掩饰。
她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是因为追求真理而来的，她是为了追求精神的解放而来的。她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她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工作的价值。她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在现在的条件下，只有和我们这种人在一起时才能得到。……她经历过追求真理的痛苦。可惜，她至今仍不可能找到答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和我们的相遇对她的一生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将是灵魂的生与死的选择。(16)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老邪门的表达就更具有居高临下的精神导师的意味：“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和我们匹敌的爱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有的，我们需要的是奔放的激情。而真真，则可从我们工作中得到生气勃勃的精神生活。”(17)从反思启蒙的独断专行的角度，《公开的情书》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就像今天不乏这样的指责，力倡民主的陈独秀，却强横地宣布，文学革命的命题，只能躬行其是，断然不容他人有讨论之余地。这样的姿态，从纯粹的学理上来说，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不过，作为并不是当事人的我们，也不可以过分书呆子气。就像鲁迅所言，在积重难返的中国，哪怕是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就像鲁迅在《聪明人与奴才与傻子》中所描写的那样，需要傻子拿出拆毁这屋顶的气魄来，才得以在墙上开一扇通风透光的窗户。那种“费厄泼赖”的公正游戏精神，不但在陈独秀和鲁迅的时代里是无法实现的，即便是到今天，恐怕也还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流布存在很大级差的环境中，在全球化浪潮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侵略日甚一日的紧迫感下，那些自信真理在握的少数人，如果不调动起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向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决然的呐喊，何以使自己的声音穿越那旷远而喧嚣的世界，将其送到接受者的耳朵和心灵里？在实践中，在文字作品中，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先知觉后知，智者训愚者，却是屡见不鲜的。与其向启蒙者提出一种平等对话、尊重启蒙对象的要求，不如说，启蒙者要首先能够确定自己的启蒙对象的精神层面，是否具有足够的接受启蒙的能力。就像鲁迅的笔下，夏瑜和华老栓，“我”和闰土、祥林嫂，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是无法进行对话和启蒙的；唤起阿Q的革命向往的，不是康梁孙黄们的思想召唤，而是他直觉地渴望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屈辱卑贱的生存现状的内心冲动。《公开的情书》中，强悍姿态的老久、老邪门，他们正是发现了和自己具有被流放到民间的大学毕业生的共同身份，足以与之进行富有深度的精神对话的真真，就抓住她不放，最终将真真提升为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真理探求者。
三 优雅教养、风尘沦落与浪漫情怀
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将一种特定类型的女性作为被青年男性追求的理想爱人。这就是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又经受过“文革”灾难、兼有优雅和风尘沦落感的女性。这也是当代文学中的一类新的人物形象。
南珊的第一次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她朗读英文版的《哈姆雷特》的读书声；接下来，在厌恶和拒绝俄语学习的李淮平面前，她用俄语背诵起了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还娴熟地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例子，证明他们对莎士比亚的由衷喜爱和对文艺复兴的巨人的高度评价。凡此种种，令李淮平深为折服，认定这位美丽的少女有着比外表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车站送别，李淮平偷听到了祖孙三人间的对话，南珊谈论的上帝和基督教的话题，在那个禁锢思想的年代，这确乎匪夷所思，却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精神视野。直到泰山顶上的重逢，南珊的学识和才华，更是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从诗意盎然，到哲思如潮，南珊的精神魅力，不但征服了李淮平，也倾倒了众多的读者。真真呢，有着十七年期间享有至尊的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加上身为历史学家的姨父的知识分子气质的熏陶，身为美术专业的学生所具有的浪漫张扬的艺术品格和激情，和即兴而作的许多诗歌，使得真真成为近乎完美的女神。萧凌同样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能弹典雅的钢琴曲，能背诵珞尔迦的诗歌，对于艺术和大自然，有着发自天性的欣赏。
许多论者评价萧凌，都受到一种理论的挟持，简单地称其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奉行者，其实，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中，在萧凌这里，就凭几本萨特和加缪的著作，是很难彻底改变其精神的根基的。也有人从那一段备受指责的疑问句中——“责任？”她冷冷地打断我。“你说的是什么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呢，还是什么？”“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认定萧凌是个虚无论者，或者是拒绝对祖国对现实承担责任的个人至上论者。在30年以后，我们对于萧凌将热爱祖国称为“过了时的小调”的特定前提，以及愤激情绪，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对于所谓信奉存在主义，也应该修正此前的简单化的认知态度。对萧凌来说，尽管她人生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她并没有一味地感叹人生的荒谬，存在的虚无，而是仍然保持着一种唯美的情怀。能够拯救她的心灵的，恐怕不是那些“存在即荒诞”或者“存在即选择”的哲学命题，而是她对大自然、对美、对爱情的本真的向往。面对狂妄未褪的杨讯，她用一连串的质疑，粉碎他的浅薄和盲目，面对沦落得比自己更深的白华，她却用美丽的星光唤醒他的美感。黑格尔说过，女性天然地与大自然相亲。在现实中屡遭磨难，在求索中出路难觅的时候，真真和南珊，也都有过从壮丽河山获得激情和灵感、获得启迪的经历。南珊的最终皈依，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更高层面的自然崇拜吧。
同时，她们无法超凡脱俗、遁离人世，时代的腥风血雨，将其裹挟其中，命运多舛，染上仆仆风尘，但她们仍不同于张贤亮、古华等中年作家笔下所写的马缨花、黄香久、胡玉音式的底层妇女。与后者相比，虽然每个人的命运不同，但是，对于杨讯、李淮平、老久和老嘎们来说，他们从曾经的红卫兵一代流落到工厂、军营和乡村，却基本上都保留了合法的身份、正当的职业，他们接触最多的，是具有同样的社会身份的女性；那些落难右派章永璘和秦书田们，经历更为坎坷，处境更为险恶，很难出现气味相投而又可以追求的知识女性。此外就是作家的主观臆断，他们将男性知识分子与底层妇女的结合，理解和描述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高形式。这里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却仍然保持了较多的个人可选择性吧。
这三部作品所描写的爱情结局，也是饶有趣味的。如同老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完满的爱情都是相似的，只能是以锁定情感、组建家庭为结尾，不幸的爱情却可以有千百种不完满的结局。南珊和李淮平的跨越了15个年头的一段情感，在一次次的意外邂逅中展开，最终无疾而终；萧凌与杨讯的苦恋，给萧凌带来短暂的解脱，让她得以在严峻的生活中喘息片刻，林东平的干预，却截断了他们热烈的情感之流，并且间接造成萧凌的死亡；真真与老久终于走到了一起，则是表现出真真终于摆脱了心灵和情感的困惑，终于选择了追求真理的艰难之旅。这些作品，一方面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一方面又暗合中国人传统的对爱情婚姻模式的理解，就是男强女弱才能够组建合理的融洽的家庭。相对弱势的真真，才能够和充当其精神导师的老久共筑爱情的巢穴，在思想的深度上比李淮平和杨讯都要更为深邃的南珊和萧凌，则命里注定不可能收获成熟的爱情。尽管说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口号，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都已经实行多年，甚至说，在当年的“样板戏”中，女强男弱成为流行的模式，但在社会心理方面，历史的惰性，确实具有强烈的渗透力，就连这些年轻的具有叛逆性的作家，在处理相关题材时也难免落入窠臼。
四 超前性、可能性和未完成性
强调这三部作品的价值，不单在于其所取得的超拔的成绩，还在于其蕴含的丰富的超前性、可能性和未完成性。
这或许是得时代之赐。每当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时代所具有的全部的矛盾冲突，就会凝聚在一些最优秀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那里，得到近乎全息的反映。这也许是对那些敢于挺身而出向现实进行勇敢挑战的人们的一种褒奖；反过来，这种挑战和颠覆，不仅需要胆量，更需要见识，需要高屋建瓴的思想制高点。因此，当势单力薄的作家向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现实进行挑战时，他们必须从多个角度对现实进行最初的又是全面的清算，必须为自己的挑战寻找足够充分的乃至百分之二百、三百的理由，必须冷峻思考批判对象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中，但丁才成为如恩格斯所言的，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曹雪芹则被誉为写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全息影像。我们这里讨论的三部作品，还不能和但丁、曹雪芹相提并论，但是，时代和文学对他们的馈赠，也是非常丰厚的。
首先要强调的是那种多重的对话性。在一个思想极端封闭和禁锢的年代，能够以上下求索的气概，广泛搜求，多元并举，在这三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我们的思想文化资源比文革时期有了云泥之别，但是，在后来的作品中，作家们的思想价值取向却变得非常单一和狭隘，文本的对话性，和思想的开放性，却成为空谷足音，难以寻觅。譬如说，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正处于一个空前活跃、空前嘈杂的状态，新左派与自由派，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及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经济学上的各种派别，都异常活跃地加入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对话与论争之中，这也是千载难逢的奇观；更不要说，今天的青年人，他们的个人选择比起当年的真真、萧凌、杨讯、南珊和李淮平们，具有更为丰富也更加令人困扰的选择的空间；许多新的思想萌芽，也许正在其中孕生。这对有抱负的作家而言，本来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但是，作家对世俗生活的过度关注，对精神和思想的忽略，却使这种大好良机失之交臂。
比如说，前面讲到了对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优雅心灵的女性的高度赞赏。这在一个以愚昧和无知为荣的大时代中，其积极的作用自不待言。仔细考察，这些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列举了大量的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学著作，对于诗歌、音乐、美术作品，更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正好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也为80年代的读书求知热潮做了预设。但是，在以升学考试为主导的学习模式引导下，中国的学子们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或者高智能犯罪、对亲情和友情冷漠无视等令人痛心的扭曲现象，彰显了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正因为如此，在《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和老邪门，才会格外地看重真真身上蕴含的那种浪漫的诗情，将其看作是对冷峻理性的拗救，是对精神空间和人间关爱的弥合。还有《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楚轩吾对南珊的一段警示，关于读书的目的与不失赤子之心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睿智：“你是个没娘的孩子。真担心你会因为自己缺少幸福就对他人心地冷漠，你把整个心都埋到书中去了，难道你真的已经将人间看得萧条惨淡了吗？告诉我，孩子，你究竟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你对千千万万不同于你的人还怀着眷恋之情，爷爷就放心了。但是如果你由于书看得太深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这种人往往会把自己的理念看得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人人都不过是他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演算的筹码而已。这样的人，爷爷是不赞成的。珊珊，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不尽失赤子之心，所以我虽愿你心中有理，却不愿你心中无情。无情之心，对己尚可，若对人，就是有罪。”(18)赤子之心，乃是明人李贽提出的重要命题，至今已为人们所淡忘。楚轩吾(他的背后是作者礼平)将这一命题与现代人的读书求知、读书避世的目的相调和，对读书的负面效应和工具理性的泛滥早有觉察。时至今日，我们都很少发现这样的警示在别的作家笔下出现过，尽管说，读书的负面效应，今天是最为显著的。
《晚霞消失的时候》拓展的另一个空间，是对于中外文化和人类起源观的深刻比较。作品问世之际，当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投注到对“文革”往事的追问和对改革现实的推动，南珊和泰山长老的形而上的思索，从对西方的宗教的依助到对东方文化之根的探寻，不单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它与数年后兴起的文化寻根，也有着鲜明的差异。在泰山顶上，南珊等人关于人类的太阳崇拜与江河崇拜的优劣的比较，是一种凌虚高蹈，是一种没有现实的功利目标的思想游戏，有着柏拉图式的纯粹的智慧之美。寻根文学呢，它的两个目标都是非常切近而明确的：在文学本身的追求上，是急于走向世界，如《棋王》作者阿城所言，要与世界文学对话；在思想层面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愤激批判，是和急于改变不如人意的社会现实相表里的。两者各有其意义和价值，是文化思考的两翼，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从知识分子到民间都弥漫着浓郁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或者急于批判，或者急于肯定，迫切之情溢于言表，那种超功利超现实的玄思冥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是惊鸿一瞥，然后就是广陵散绝，不能不令人遗憾。
《公开的情书》的超越性，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对爱情的精神内涵的开掘，对现代科学哲学和研究方法的推重。《公开的情书》不单是描写那些顽强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而且以其坦率彻底的心灵倾诉，以及好朋友之间对爱情的公平竞争，令人瞠目。这种姿态，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是，回想起来，70年代末，继《班主任》一鸣惊人之后，刘心武又写出了《爱情的位置》，作品所讨论的命题是，在一个青年人为祖国为革命忘我奉献的同时，他还有没有争取个人爱情的权利。这样的命题，今天看来简直是太“小儿科”了，但是，在作品问世之后，却再次引起轰动，全国各省市都有为数众多的男女青年读者给作家写信，感谢刘心武为他们解惑消困，指点迷津。这表明了当年的青年人的幼稚程度，也对比出《公开的情书》的超前性所在。
《公开的情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老久、老嘎、老邪门们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极为推重和疯狂学习。“文革”中后期，一大批得风气之先的青年人，开始了自主的思索和顽强的自学历程，但是，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是50—70年代所印行的一批西方和苏联的思想文化著作，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灰皮书”和“黄皮书”。老久、老嘎、老邪门们却是独辟蹊径，从量子力学、仿生学、控制论等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中汲取思想的养分，构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既拉近了思想文化与现实需要的距离，表现出可贵的人文关怀，同时又对自然科学领域缺少足够的关注，除了墨子、葛洪等少数思想家，中国的哲学家艺术家大都是与自然科学绝缘的。五四前后，那些本来是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夏衍等，都纷纷放弃了专业的学习，转向思想文化和文学建设。比之于西方的哲学家，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罗素、福柯，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和创见，与他们对人文科学的贡献是互为因果的。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人文科学的启示，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在国人这里，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者为数寥寥。《公开的情书》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结合上，推动思想文化的创新，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具有开创意义、功不可没。联想到它的作者靳凡，即刘青峰，不但是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揭示了新的思想路径，在80年代，还和金观涛一道，把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引进到对中外历史的考察中，从方法和成果两个方面丰富了人文科学的建设，《公开的情书》中的种种论断，就得到了现实的印证，更彰显其意义所在。
《波动》也许是这三部作品中被讨论最多的，个中原因，也许与它的作者北岛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密切相关。在这里需要再度强调的是，它对社会生活的广阔性的表现，对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超越了同时代的表现“思考的一代”的作品，也未卜先知地塑造了林东平这样性格丰富而深刻的官场人物。他带杨讯和女儿来到烈士陵园追怀先烈，发自内心地表露出对革命的忠诚；他在对往事的追寻中重温与杨讯母亲的“不合法”的爱情，对这母子二人都充满了愧疚和关爱，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人性化的一面；但是，在现实中，他却经受不住新的诱惑，居然跟着那位小卖部的女售货员去幽会，显现出他的轻薄和权色合一的一面。他对人民生活的艰辛、物质供应的乏匮，感触颇深，“这是一座多么破旧的城市，夜色也遮掩不住它的寒伧。难道居住在这土房里的人，在垃圾里翻来翻去的人，就是人民吗？这个形象一旦从宣传画上走下来，显得多么苍白可怕”(19)。他曾经要在险恶的环境中肃清贪腐分子，与他的同僚王德发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在后者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既是拉人下水、同犯相护又是公开威胁、擅权有术的言论面前，他却不能不败下阵来。最为可笑和反讽的是，这两位官场上的同事和对手，他们拜倒在同一个女性、小卖部女售货员的石榴裙下，以此证明了他们的沆瀣一气，也表明个人的道德底线是如何脆弱，如何不可信赖。新旧世纪之交兴起的“反腐倡廉文学”和“官场文学”，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但是，遍阅这些作品，它们所塑造的官场人物，不要说超越二字无从谈起，就连能够接近林东平这样的丰富内涵的人物，也很难寻觅。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
②程光炜：《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80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
③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张学昕、何言宏：《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
④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第1册)，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⑤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⑥同上，第114页。
⑦《公开的情书》和《波动》在70年代中期即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晚霞消失的时候》创作于1976年春，成稿后，作者也曾经自行印刷传播。
⑧参见李遇春《50至70年代文学中启蒙话语的心理透视》，《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⑨钱理群说：中国启蒙主义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启蒙主义，一个是80年代的启蒙主义。80年代启蒙主义的核心口号就是“回到‘五四’那里去”。《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⑩鲁迅在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在遵从“将令”奋勇呐喊之际，就隐含着内在的焦虑：铁屋子里面的清醒者能否有效地拯救昏睡者？这样的质疑不仅是表现在夏瑜与华老栓、“我”和闰土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上，也表现在涓生与子君这样的知识者之间，表现在魏连殳这样的先知先觉者的孤独无助和最终崩溃上。这样的追问，深化了人们关于启蒙话语的思考。
(11)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12)北岛：《波动》，见北岛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13)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第1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14)同上，第337—338页。
(15)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16)靳凡：《公开的情书》，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第1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17)同上，第96—97页。
(18)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第1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19)北岛：《波动》，见北岛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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