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目录学实践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9-03-08
分类号G257
CLASS NUMBER G257
现代目录学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目录学的基础上，历经一个多世纪之后，其理论体系与实践内容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成效显著，目录学已由一门以面向学术整理与研究为核心的学科演变为科学揭示与有效报导文献信息，进而以促进信息公共获取为中心的学科。而作为学科发展的根基与源泉——目录学实践，在过去的30年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从宏观层面，我国一些学术团体机构(如中国索引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通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指导目录学的教育、研究工作和社会应用等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索引学会筹划出版大型工具书，积极开拓索引服务，拓展目录学实践领域。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先后成功举办了五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从会议主题来看，每届目录学研讨会的召开，均指明了目录学研究与实践的方向与重点，促进了目录学创新。各届会议概况见表1。
本文则侧重于微观层面，以专题形式，从书目产品、书目编撰技术与标准、书目利用与服务三大方面，梳理了近30年来现代目录学实践的沿革，通过总结实践成就，探索发展特征，以期为未来目录学实践提供参考。
1 书目产品
书目产品的编撰与应用作为目录学实践的直接成果，体现了目录学实践的价值。本文中，书目产品包括书目索引文摘著作、书目索引文摘数据库，以及各种网络指南、特色库、学科导航库等网络书目类型。
1.1 书目索引文摘著作
根据1978-2005年的《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2006-2008年《全国新书目》(期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CALIS的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PAC)，笔者合并去重，得出近30年来我国出版发行的各类书目产品约为2578种。将这2578种书目著作按出版时间段(以每10年为时段)与类型进行细分，结果见表2。
据表2，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里，我国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目为294种(前9项之和)、索引301种、文摘199种，共计794种(不包括期刊)。三者分别占同时期书目著作总量的37.03％、37.901％和25.06％。各种专科专题目录、报纸期刊目录、联合目录、索引、文摘的数量增长迅速，著作出版繁荣，书目编撰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这十年里，体现我国书目工作最高成就的是三种国家书目的编撰与出版。一是由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编制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它是一部回溯性的中国国家书目，收录了1911年至1949年9月间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124000余种，基本反映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全貌[1]，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6-1997年间陆续出版。二是1987年出版的《中国国家书目(1985)》，作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正式国家书目，标志着书目编撰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它不仅收录较全，著录标准、检索途径完备，而且与当时的《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一起构成我国的国家书目，为国内外文献资源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为“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著录了781个单位的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2]，也是20世纪古籍目录实践的巨大成果之一。
在1989年到1998年间，我国出版的书目索引文摘著作共计951种，总体呈上升趋势。与前十年相比，索引著作数量下降了37.87％，文摘增加了27.64％，而书目著作510种，增加了将近1倍。按书目类型统计，数量最多的依次是：专题目录142种；推荐书目82种；报纸期刊目录71种；专科目录68种。专科专题目录占同时期书目著作总量的43.92％。专科专题书目选题针对性强，报导文献信息专深及时，便于科研工作者准确有效地获取某一特定的文献信息。此外，这类书目还顺应了学科发展的要求，满足了读者自学的需要[3]。因而，其在整个书目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段时期，书目编撰另一重要特点是著录领域的延伸。借助目录学思想与书目编制技术，其他领域编制了各类实用性目录。如《新中国邮票图鉴与交易行情总录》(雨林，米上主编，1993年)、《中国当代技术商品大全》(罗斯静主编，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目录：1949年10月-1991年12月》(国务院法制局法规编纂室编，1992年)、《中国高校招生专业大全》(关则良主编，1991年)等，这些目录为人们查找学术以外的资源提供了导航，是目录学实践融入社会领域的表征。
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的十年中，索引文摘著作数量继续减少，尽管书目著作数量上升，但三者总量下降，仅为833种。在近十年，书目编撰呈现出两个新特征：
其一，书目著作以多载体形式发行，方便读者浏览与检索。《中国国家书目》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提供纸本、光盘、磁盘等多载体书目工具。2004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2002)》除采用计算机编排外，首次配有书目检索光盘，在该书文字版的基础上，光盘增加了主题词及6万余条内容提要。该光盘对书目信息采取多字段检索，查询更为方便快捷。《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岳麓书社，2007年版)是在尊重古典目录学传统的前提下，根据现代学术精神，重新设置类目实行分类编次。该书亦配有电子书光盘，读者可从中检索到书中任何一项信息，也可避免分类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其二，引入科学方法与软件工具，提高了书目产品的科学性。《百年学术精品提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即是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对回收问卷进行分析整理出的中外百年学术精品书目。《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导的五种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编者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120多名博士生导师的问卷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书中不仅列出了推荐书目，而且还详细地阐明了推荐的理由。《全国新书目》杂志社自2006年10月启动“农家书屋”书目推荐工作，从各出版社推荐书目10600种，经过三轮评选，最终确定入选书目4000余种。杂志社根据专家意见，对入选书目进行了增删，并于2007年出版专刊向全社会发布第一批推荐书目结果[4]。这样就避免了书目由一人所列的主观性，提高了书目的权威性与科学性。
1.2 书目文摘索引数据库
我国书目文摘索引数据库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联机检索、光盘检索、网络检索三个阶段。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公共图书馆建立了各种书目数据库66个，书目数据总量达650万条[5]。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书目文献从印刷型向机读型的过渡，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取得了一定进步。到1988年底，中国自建的中西文数据库达260个，其中文献型数据库98个[6]。国家图书馆于1991年1月正式发行机读目录，逐渐取代了卡片式目录。截至1995年底，书目数据累计27万条，中文书目数据库已初具规模[7]。此外，许多索引文摘编制单位将书本型记录转换成机读形式，如《中国机械工程文摘数据库》、《图书馆学文摘数据库》、《中国药学文摘数据库》等，并逐步形成刊库合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高密度存储存贮介质的推广，数据库发展迅速，实现了光盘检索。在《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的基础上，由维普资讯公司于1990年开发、创建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光盘版)是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个光盘数据库。《中国国家书目光盘数据库》自1995年开始出版。随后，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诸家图书馆完成《中国国家书目回溯数据库(1949-1987)》，并发行光盘版。还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等一系列文献型数据库先后都推出了光盘版。
发展至今，已有数量众多、类型齐全的文献型数据库可在网络环境下检索使用。如联合目录有“CALIS联合书目数据库”、“全国期刊联合目录”；引文索引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I)、“中文科技期刊引文数据库”等；期刊论文索引有“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光盘”；学位论文索引与文摘有“高等学校论文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会议论文索引与文摘有“会议论文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现刊目录有“中文现刊目次库”[8]。这些提供在线使用的、大规模集成化数据库更新及时，利于知识共享与创新，成为各类研究人员的首选学术工具。
1.3 其他类型书目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目录学实践活动进入了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实践对象由文本文献、非书资料扩展到网络信息资源，包括文本内容和其他声音、图像等多媒体信息。网络信息资源的揭示与报导成为了当代目录学实践的重要内容，全文数据库、搜索引擎、各种网络指南、特色库建设、学科信息门户、数字资源整合和资源导航等成为现代书目产品的新形式。
搜索引擎秉承了人工书目情报服务原理、方法和程序，是一种网络文献书目数据库，也是网上智能化的书目情报服务系统[9]。由于提供简单易用的免费服务，在瞬间可得到相关搜索结果，因而搜索引擎被一般用户作为查询资讯的首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08年中国搜索引擎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有38.1％的用户属于搜索重度用户(每天多次使用搜索引擎)，43.5％属于搜索中度用户(每星期至少使用2次)，18.4％属于搜索轻度用户(每星期使用不到2次)[10]。但搜索引擎一般提供的是浅层知识和大众信息。
与搜索引擎不同的是，学科信息门户是由图书馆员和学科专家利用目录学知识，搜集和整理特定学科或专题的网络学术资源构建的，包括学科最新动态、各类型学科资源集合、相关链接等，目的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因特网资源。“十五”期间，CALIS的“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库”已建立除军事学(大类)、民族学(无重点学科)之外的所有一级学科，共79个[11]；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已建立化学学科、生命科学、数理学科、图书情报、资源环境五大信息门户；还有各高校图书馆自行建立的学科资源导航库：这些都为用户利用免费的网络学术资源提供向导。
近30年来，书目产品的编撰情况可以概括为：编制理念的转变，从面向学术研究到促进信息公共获取；编制内容的扩展，由文本文献到非书资料再到网络资源；编制载体的扩充，从纸本、缩微、磁盘、光盘等物理载体再到网络虚拟载体；编制主体的扩张，从限于图书情报学术机构到商业网站、信息公司、图书情报界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等多机构共同处理；编制手段的转变，从手工制作到计算机辅助，再到自动化、网络化手段；编制工作方式的变革，从单一、个体、部分工作到统一、整体、合作的方式。
2 书目编撰技术与标准
2.1 书目编撰技术
一切书目工作领域几乎都会受到书目编撰技术的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彭斐章和谢灼华就曾指出：“当前面临世界范围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形势，新的技术成果不断涌现，新技术被广泛利用，必然给书目工作的发展和目录学研究带来新的变革。”近30年来目录学实践的发展更多的是受到了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与通信技术的影响。
计算机作为现代化信息处理工具，在书目编撰过程的应用，大大地提高了编撰效率，产生了新的书目索引文摘的形态以及数字化书目产品，并且赋予这些新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准确的检索功能，提高其可获得性。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为实现大规模、全方位甚至全球化的编目源控制提供了技术保障；在遵循一定的通讯协议下，使得各类书目情报信息资源共享成为现实。成立于1997年10月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建立了以国家图书馆为中心、降低成员馆及用户的编目成本、提高编目工作质量、避免书目数据资源的重复建设、实现书目数据资源的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使用其书目数据的单位现已超过1000家[12]。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数字化、网络化资源急剧增长，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各类信息处理技术为目录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有效地满足了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元数据、可扩展置标语言、数据库技术以及超链接技术在数字化文献信息处理中的运用，不仅使书目的描述性控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为书目的检索性控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3]。各类书目数据库、网络导航目录等新型目录不仅使用简单，而且检索更为便捷，有些书目数据库甚至可链接全文，减少了信息获取的中间环节，让用户“所见即所得”地获取所需资源。元数据、搜索引擎、知识智能组织等技术正在为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提供便利，也为书目情报服务的社会化发展提供新的保障。
当前，以Web2.0为代表的一系列软件技术、系统架构、信息组织方法和网络标准，形成了以用户自组织的网络社区、基于用户贡献的资源共享、用户协作的集体智慧、“开放”思想的网络效应为特征的核心模式[14]。国内已相继有图书馆尝试Web2.0环境下的书目实践，如上海大学图书馆利用信息聚合技术进行新书通告；厦门大学图书馆的书目检索系统中引入“热门标签排行”；清华大学图书馆基于Web2.0理念的OPAC创新等。博客、维基、信息聚合等Web2.0技术和软件将继续促进目录工作实践，增强了书目工作的互动性、社会性、开放性，使之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2.2 书目工作标准发展
书目工作标准直接影响着书目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从传统手工编目中的著录条例、分类、主题标引等发展到书目工作自动化、数字化环境下的标准，我国书目信息标准化工作经历了起步、发展与规范三个发展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通过翻译国外书目研究成果、编印书目著录规程，探讨我国书目技术方法的改进，制定符合我国书目工作发展的一系列标准，成为我国书目工作标准化的起步阶段。1979年我国成立了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颁布了GB2901-82《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3792.1-83《文献著录总则》、GB3792.2-85《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等一系列国家标准。在借鉴国外分类法编制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我国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与《汉语主题词表》，推动了书目方法技术的科学化、应用化与规范化，提高了我国书目质量与水平[15]。1987年，我国颁布了《中国标准书号》，标志着我国从此加入了国际标准书号(ISBN)系统，取得了我们自己的语区号，象征着我国书目信息标准化基点的成立[16]。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书目工作由传统工作方式向自动化、网络化过渡，其书目标准亦发生相应更新。在遵循国际标准《文献书目信息交换磁带格式》框架的基础上，我国也相应制定了机读目录标准。1991年，北京图书馆编制出《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CNMARC)，1995年通过评审鉴定并被确定为文化部行业标准——WH/T0503-96，成为我国编目机构普遍使用的格式，预示着我国书目工作向计算机自动化行列迈进。《书目信息交换用希腊字母编码字符集》(GB13141-91)、《书目信息交换用拉丁字母扩展字符集》(GB13142-91)等信息处理与交换标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6年版)、1999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原称《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文献叙词标引规则》(GB3860—1995)等主题标引文献，在书目工作标准的系列化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997年，国家图书馆编写的《中国机读格式使用手册》、《中文图书主题规范著录规则》、《中文图书名称规范数据款目著录规则》，使各图书馆在编制规范数据时有了依据[17]。此外，1990年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颁布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12451-90)和《图书书名页》(GB12450-90)两项国家标准，促进了CIP(在版编目)在我国逐步推行，从1994年的CIP工作正式启动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出版社实施CIP[18]。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近十年中，为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我国先后修订或制定了相关书目工作标准，书目信息标准化工作日趋完善，步入规范阶段。《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2005年版)就是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的编目实践。中文元数据标准、中国互联网数据标准、领域元数据标准等数字化信息组织标准正在制定之中。在制定数字化目录工作标准时需要把握两大原则：一是采用国际通用书目语言和规则，将图书馆现在的书目标准，如Z39.X、MARC及书目数据库标准结合到万维网的环境中，所生产的书目产品能被万维网所标识。二是使我们的技术和标准面向未来，认识到万维网既是我们的技术平台，也是我们标准的传递平台。认识到我们以书目控制的名义生产出的数据的使用者不仅有人，还有以各种方式与这些数据交互作用的应用软件[19]。
3 书目利用与服务
书目利用与服务是目录学实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78年《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草案颁发以后，大部分省市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都先后恢复或建立了书目部或书目参考部，为书目服务提供了机构保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编纂的一系列国家书目、联合目录、专题目录、推荐书目及各种索引、文摘书刊为书目利用与服务提供了丰富的书目信息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书目情报理论的引入强化了书目利用价值，拓宽了书目服务范围，对现代目录学实践的影响意义深远。首先，书目情报活动的实质、核心及形成关键都是知识组织，它有别于以往单纯的文献整理。书目作用已从简单的文献揭示发展为知识组织的智能化向导。其次，重视目录工作对象——“读者”的实践研究，超越了传统目录学仅对文献本身的整理操作形式。当时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面向国内几百家单位的不同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广泛地了解读者需求，形成了以《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为改善书目情报编制与服务利用提供依据。再次，书目情报产品为用户提供多种专业性服务，扩充了目录的功能，确保用户所得的效用信息并非仅限于线索。最后，书目情报服务拓展了现代目录学实践的领域范围，包括书目情报源建设、参考咨询服务、书目导读服务、读者书目情报教育、提高书目情报服务人员素质等主要内容，结束了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发展，网络信息资源迅速增长，书目情报源的主体从传统馆藏向网络信息资源延伸和拓展，为书目情报利用与服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一，书目利用便捷，书目服务方式灵活多样。借助OPAC系统查询各图书馆的书目信息并提供馆际互借；利用E-mail与用户建立广泛联系与交流，随时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20]；利用网络论坛，进行书目推荐与阅读交流，鼓励用户积极参与。其二，书目服务功能多样化。网络目录、搜索引擎、网络导航等新型目录，借鉴传统书目文献的编制思想，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在组织和展现信息方面使用不同的方式，为用户获取信息提供便利。这些目录产品不但有助于读书治学、科学研究，而且还服务于用户日常信息需求，解决用户实际问题，促使书目情报服务向信息资源公共获取转移。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建设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了多层次、跨行业、联合协作的书目情报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书目利用与服务的质量。伴随服务对象的扩大，服务方式的多样化，书目情报服务从封闭走向开放，书目情报利用与服务的社会化特征明显。
4 思考与展望
目录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21]。纵观30年来的目录学实践活动，其实践内容、工作方式、书目技术方法等各个方面，无不刻上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创新的时代印记，目录学实践的时代性、社会性、致用性特征明显。
4.1 时代性
目录工作是一种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与社会状况紧密相连，其发展与时代步伐相一致。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类文摘索引印刷型书目产品大量出版，帮助人们快捷获取所需图书资料。进入信息社会后，由于数据库与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文摘索引著作大幅减少，出现了各类文献型数据库，并历经联机检索、光盘检索、网络检索。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依次产生机读书目、光盘书目数据库、OPAC系统取代先前的卡片目录。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以快速检索网络信息资源为目的的新一代书目——搜索引擎、网络目录诞生。这些无不体现了目录学实践的时代性。
4.2 社会性
时代呼唤目录学走向社会，要求目录学以整个社会文化为背景，紧跟时代演进的节拍前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自动化、数字化时期，图书目录的普及作用大为加强，目录学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独占专利，它被融入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公共应用的标准和更广泛的“受众”基础[22]，其社会性特征凸显。从书目文献到商品目录、企事业名录、电话号码簿、火车时刻表等，再到包罗万象的网络目录工作——搜索引擎的发展，书目情报服务从面向学术服务向面向社会公众服务转移，从传递文献内容到为社会发展提供信息和知识，目录工作的服务对象日益扩大，其受众范围扩大到每一个普通信息用户。
4.3 致用性
任何类型的书目产品不仅是其所处时代文献的反映，更是为时代的社会需求服务。目录学实践通过各种书目产品来满足人们对信息的特定需求，致用性特征显著。20世纪90年代后，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目录学的致用性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在数字环境下，各种书目文摘索引数据库、搜索引擎、主题指南、学科信息门户在读书治学、科学研究、日常信息选择获取等方面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凸显了目录学的致用价值。
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及其获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已经进入泛在信息环境。未来目录学实践应更关注信息环境、信息技术、信息用户需求的改变，注重目录学实践的实用性、大众化，增强信息的可获取性。
实用性要求目录学关注现实问题，书目实践应更多地关注公众的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技术与标准应适应公众的习惯，处理好为公共服务与辨章学术的关系。数字时代的目录学家与书目工作者应起到网络导航员、知识挖掘者、信息顾问与读书治学导师的作用。目录学实践利用先进的技术，提供可移动、开放的书目信息系统，为获取书目信息提供最大的便利，使书目信息服务“无处不在”，真正实现数字环境下目录学实践的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