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人类学视角的非遗特色小镇建构路径探析
张霞儿
（宁波财经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浙江·宁波 315175）
摘 要： 文章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阐述了非遗特色小镇创建是以文化景观资源为依托，对文化空间进行建构的过程。文化景观是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产物，与非遗特色小镇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非遗是对文化空间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非遗特色小镇则为非遗文化景观的构建提供了平台，创新了非遗传承路径；文化景观作为非遗传承载体，表征了时间-空间-人的网络关系，构成了非遗文化场域，并通过非遗特色小镇实现文化空间的重构。
关键词： 非遗特色小镇；景观人类学；文化景观
一、特色小镇与非遗保护模式创新
特色小镇发源于浙江的创新型区块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全国引发了不同的创建策略与创新路径。特色小镇既要着眼于产业，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要从文化与产业融合角度，“着力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先进制造、民俗文化传承、科技教育等魅力小镇，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1]。宁波市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把特色小镇与非遗结合起来，创新非遗传承与传承的模式与路径，为特色小镇注入了新的活力。浙江省是我国非遗大省，把非遗资源与特色小镇建设结合起来，开启了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新思路。目前，浙江省仅登记在案的不可移动文物就有7.3万多处；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17项，非遗传承人122人；省级非遗项目1076项，非遗传承人936人；浙江省拥有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达1293项，居全国首位。丰富的非遗资源，为创建非遗特色小镇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特色小镇创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2016年，住建部等三部委联合制定了培育特色小镇的政策，特色小镇模式得以在全国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探索，特色小镇最初聚焦于产业发展。随着特色小镇的实践与理论的深入，江苏省提出了以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融合为目标，“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模式，把特色小镇创建推向了新高度。在这一背景下，宁波市根据自身非遗积淀深厚的优势和宁波商帮文化传统，率先在全国提出非遗特色小镇概念，即以非遗为内容，以产业为平台，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非遗特色小镇创建路径，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为发展特色小镇增添了新的元素与活力。
非遗传承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是新的理念和趋势。非遗特色小镇创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传承的创新，寻找到了一条非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路径。近年来，全球对创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探索，如何把非遗保护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多方关注的重要课题。特别指出的是《世界遗产公约》第20 届缔约国大会所倡导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特别是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全新的理念为非遗特色小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非遗特色小镇创建作为非遗传承的新模式，既是非遗在空间上的展示，又是在时间上的延续，并通过与人的对话，使非遗传承获得了新的载体。
非遗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融合，构成了非遗文化景观。这是非遗特色小镇的重要着力点。特色小镇创建一方面关注非遗传承，把非遗作为社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营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非遗景观文化空间；一方面关注把非遗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构建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实现非遗与旅游业、服务业、制造业的跨界整合，打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壁垒，构建新型产业平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2017年5月，宁波公布了七个非遗特色小镇名单：以元宵行会为特色的宁海前童镇；以渔民开洋、谢洋节为特色的象山石浦镇；以梁祝传说为特色的海曙高桥镇；以梁弄大糕制作技艺为特色的余姚梁弄镇；以朱金漆木雕为特色的鄞州横溪镇；以梅山舞狮为特色的北仑梅山街道；以传统家具制作技艺为特色的慈溪龙山镇。这些非遗是宁波文化的重要元素，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但非遗特色小镇不是非遗与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非遗资源与现实的人群、空间、时间和产业的整合与重构，通过把非遗融入到当下生产与生活方式中，形成活化传承的文化空间。从景观人类学来看，非遗特色小镇是非遗在传承过程中，通过与产业结合，创建新的生产生活场景、空间环境。因此，基于“产、城、人、文”的非遗特色小镇模式，蕴含了景观人类学理念，注重了人与景观及其产业的良性互动，对于准确地把握非遗特色小镇的创建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景观资源与非遗特色小镇创建
文化景观遗产是非遗传承的重要内容。我国历史悠久，具有多样性地理风貌，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景观遗产资源，是中国非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乡村聚落，大多地处偏远，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较小，保持着原生态的景观形态，是我国景观文化遗产弥足珍贵的传承基因。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第16届大会上（1992年），把文化景观遗产列入传统文化资源，被《世界遗产公约》确认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而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成为非遗保护的独特类型而受到重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人类的建筑遗产文化景观、有机进化后的自然景观以及相关性景观归纳为文化景观遗产形态。这一界定为景观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政策依据。
基于景观人类学观点：景观往往是通过文化的载体呈现，景观又影响了文化的形成与演变[4]。居伊-波德在《景观社会》中提出，景观是以影像为媒介的人们社会关系。这一论断对非遗特色小镇创建提供了理论支撑。非遗特色小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传承载体。任何非遗产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二者构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事实上，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往往通过文化的媒介得以实施。因为任何文化景观遗产都反映了特定区域的文化理念、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文化景观遗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非遗特色小镇为非遗与地域文化的生态关联创造了原始性空间。其次，非遗特色小镇提供了原生居民、地域、文化景观遗产三位一体的保护方式。非遗本质上是文化代际传承的活态精神财富，活化传承既是非遗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重要内容。非遗的活化利用是社区或个人，将非遗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空间不可或缺的内容。非遗特色小镇是原生性非遗社区，与其居民及其社会实践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或者说非遗本身就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历史地形成了非遗活化传承的纽带。非遗特色小镇为强化这种活化传承关联提供了文化空间，把非遗活化传承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景观最初是艺术学意义上的概念。19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洪堡首次从地理学界定了景观涵义，即自然地表所呈现的地貌形态。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索尔提出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它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2]，包括田野、自然风光、城市、乡村聚落、建筑等，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结果。索尔对文化景观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把景观的研究中心从自然风貌向人类文化活动的转向”[3]，开启了文化景观遗产研究与保护探索的新时代。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开始从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美学角度，对文化景观遗产进行整合性研究，丰富和完善了景观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为联合国关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文化景观遗产既是创建特色小镇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构建特色小镇产业平台的基础。1988-199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启动了“文化十年”行动计划，确立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把非遗资源转化为社会与经济发展资源，是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非遗特色小镇切合了当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发展趋势。如何把景观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非遗特色小镇的建设有机地融合起来，通过特色小镇这一特殊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形态，达成景观文化传承与非遗保护的有机统一，在依据非遗保护的“动态本真”原则下，需要把文化景观遗产与非遗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形态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在非遗特色小镇中，文化景观承担了传统文化角色扮演的功能，西方学者关于“环境的组构、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来进行的。”[5]此观点值得借鉴。浙江南浔古镇提供了创建非遗特色小镇的成功范例。南浔古镇有“梦里水乡”的美称，以“白墙黛瓦绿树，小桥流水人家”名闻天下，其文化景观独树一帜。习近平在2003年和2015年，两次就对南浔古镇保护与发展作出批示，提出“保护好南浔古镇”。为非遗特色小镇创建创造了重要契机，湖州市对南浔古镇的34条历史街区、237处传统民居、古桥园林进行了整修与保护，在此基础上，将非遗资源深度融入全域旅游，仅2018年就投资20亿，2017年GDP达82.25亿元，创造了以文化景观资源带动非遗特色小镇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奇迹。
文化景观是创建非遗特色小镇的核心资源和要素，也是非遗特色小镇文化传承载体。而文化景观是通过空间形态来展示的。列斐伏尔把空间视为人类的生产关系，认为空间生产是人类文化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历史-空间的三位一体的维度与文化空间表征方式（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空间再现），并以文化景观形态外显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景观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每种景观形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6]任何非遗特色小镇建设如果离开了文化景观，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人们都意识到文化景观对于非遗特色小镇的重要性，但有些建设是为景观而景观，采取“拿来主义”方式，把毫不相干的文化景观“嵌入”到非遗特色小镇中，甚至用“新建古建筑”包装非遗特色小镇，不仅破坏了非遗特色小镇的“本真性”，而且误导了非遗文化传承的方向。日本景观人类学者河合洋尚在考察广东梅州客家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梅州市政府新建了一批原来损毁的孔庙、三山国王庙等客家文化景观，客家宗亲认为这些是“假景观”，不能获得文化认同感。可见，非遗传承中的文化景观并非仅仅是“型”的建构，更需要注入“神”的文化内涵，达成形神兼备效果，尤其是新建与重建的文化景观如何用非遗加以文化赋能，使之获得文化认同感，需要从景观人类学视角，通过对非遗核心要素的梳理，达成文化景观的形式与内容协同。非遗特色小镇建设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即如何达成文化景观与非遗特色小镇的有机统一，需要充分利用文化景观资源去实现非遗特色小镇空间的重构。
三、文化景观与非遗特色小镇的空间重构
大数据风险控制是基于大数据的风险提示和风险控制，其核心方法是通过对相似群体的数据分析，利用成熟的数据模型进行用户违约率计算，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风险控制具有数据维度大、时效性强、结果精准的优点。风险控制主要从数据源头出发，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操作，提取数据特征，运用多种算法比较得出最优的风险控制模型，得出普适性、稳定性、准确性较高的信用评级体系，并将其应用在互联网金融产品中[5]。大数据风险控制的数据源主要包括1)互联网数据，如访问者的IP地址、网络行为数据、信用数据等；2)用户授权信息，如信用卡数据等；3)第三方数据，如合作机构数据等。
景观人类学强调构成景观的人文因素及其历史生成动因。非遗本身就是典型的文化景观，又是具有时间与空间交织因素的文化现象。非遗对于特色小镇来说，构成了独特的空间情境关系或情境定义，“这种依靠‘情境定义’生成的意义，就是一种解释的‘框架’”[6]“空间”（Space）是景观人类学中的核心概念。传统的空间概念，主要指人占据的场所或位置的物理现实，“提到空间人们头脑中唤起的仅仅是一个空的区域。”[7]它不仅是一个地域或物理的涵义，还包含了精神活动和特定的文化特质。这种空间、文化和地域三位一体的要素，通过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融合，构成了景观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因此，景观人类学强调必须从空间、文化、地域与人的互动关联中，去发现文化景观的特质，并根据这一特质开展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因为空间是文化景观的外显形态，承载了历史的文化记忆，使之在时间的维度上与现实形成了融合，这也正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人们分享文化记忆、开展文化对话、构建文化语境的场域，这种空间也是人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的拓展与延伸，并由此构成了文化景观，或者说文化景观是人用文化将自然空间注入了文化内涵进行了重构。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在阐述场域（field）概念时，说明文化空间是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这种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但同时又是人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非遗特色小镇建设核心的关键在于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但绝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文化重新恢复，而是在原生非遗空间——特色小镇的维度上，把非遗传承及其活化利用、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在新的机制和体制中加以创新。
4)人文古迹受损。部分森林古道沿途存在一些具有景观效果的古桥、古石碑、古路廊、古村落等人文古迹，但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有些古迹上的文字由于年限较长无法辨认。更有部分古村落正在进行拆迁工作。森林古道周边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修复，使得森林古道的历史人文价值正逐渐消失。
非遗特色小镇创建，本质上是文化景观空间的重构。因为特色小镇包含着独特的文化景观基因，如传统建筑、风俗、自然风景等，这些文化景观基因具有独特的文化识别的功能，“聚落景观的识别主要是从宏观上和整体上的识别,主要识别那些特征性强、具有可识别性、特别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景观。聚落景观识别中最具标志性的要素就是民居建筑。而民居建筑及其环境的识别又不能离开其独特的景观基因（或因子）”[8]。同时，非遗传承并非是完全将传统文化的“复古”，或是将已经灭失的古迹的重建，而是要在坚持非遗“本真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不断吸纳和融合当下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构建具有现时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网络要素的文化景观，为非遗的创新和传统文化传承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因此，非遗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一个文化景观重构的过程。然而，非遗特色小镇在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摒弃原有的传统文化元素，完全着眼于经济利益，把非遗仅仅当做是一种文化包装的资源，热衷于“新建古建筑”修建，或者在非遗保护区域内大量建设商业设施，不仅破坏了非遗的“本真性”，而且使非遗传承出现了断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对我国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故宫、天坛、颐和园、云南三江并流、布达拉宫、丽江古城等进行了警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毁坏性开发文化景观遗产资源，过度商业化利用，甚至在自然景观中嵌入电梯等机械装置，改变或损毁了文化景观遗产原生态样貌，形成了重申遗、轻保护，重商业开发，轻文化传承，重物质景观、轻非物质景观，重单一性保护、轻综合性保护等现象，给文化景观遗产造成了严重伤害。”[9]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乡村聚落遗传因子，是乡村民众的精神寄托，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家园感和归属感。”[10]另一种倾向是对非遗保护的墨守成规，把非遗文化景观视为亘古不变的“古董”，把非遗保护简单地理解为送进博物馆，完全排斥吸纳和融合现代文化元素，导致一些非遗的式微乃至濒于消亡。宁波的著名非遗金银彩绣、泥金彩漆等传承保护，都存在着这一问题，非遗进入博物馆后，失去了与当下公众对话的空间。非遗传承实际上是不断建立与当今公众对话的过程，在对话中寻找不同时间和空间语境下的话语形态，以此建构非遗的文化景观。非遗特色小镇创造了非遗与现代公众对话的空间与平台，这种对话方式创新了非遗传承机制。因此，非遗特色小镇建设是基于文化景观的整合，并对文化空间进行重构的过程。
儿童在来生信念的生物学、精神生物学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情绪、愿望、知觉维度，有宗教信仰家庭中的儿童倾向认为个体死亡后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会继续存在。父母来生信念可以预测儿童的死亡认知及来生信念，死亡话题亲子谈话在父母来生信念与儿童来生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越相信存在死后生活，跟孩子讨论死亡相关话题时，更偏向于使用描述死后生活以及描述逝者心理状态的词汇，父母的来生信念会通过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进而影响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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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nthropology
ZHANG Xia-er
（College of Art Design，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ingbo，Zhejiang 315175，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nthropology,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wns based on cul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a cultural space.The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product,which is a mutual It is a relationship in the t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uniqu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space,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wns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innov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ths; cultural landscapes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rriers.It characterizes the time-space-human network relationship,constitut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field,and reali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through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wn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wns；Landscape anthropology；cultural landscape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19）03-0080-05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3.017
收稿日期： 2019-01-16
基金项目： 宁波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宁波‘非遗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研究”（项目编号：G18-ZXLL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霞儿（1980-），女，浙江宁波奉化人，宁波财经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非遗保护。
（责任编辑：辛丽平）
（责任校对：李永皇）
标签：非遗特色小镇论文; 景观人类学论文; 文化景观论文; 宁波财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