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属性论文,批评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2)03-0041-05
“赋”本是《诗》的一种表现手段。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指出：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作为创作手段的“赋”，后来在《周礼》中成为了“六诗”①之一，其实还是注重它的手段作用。也就是说，所谓的“六诗”是在创作技法基础上进行的文体分类。到战国时期，赋逐渐独立成为一种文体②，创作技法的色彩逐渐消退，至西汉时期始蔚为大观。对这一发展变化过程，萧统《文选·序》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1]1
可以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它不仅承续了诗的社会关切意识，还秉承了诗的“美刺”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赋对诗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就是它是顺应国家意识形态的潮流而出现的，也在铺张扬厉中建构并维护着国家意识形态。
一、“赋”《诗》——有意味的形式
作为文体的“赋”的发生与《诗》关系密切，但其究竟是《诗》之“六义”中作为创作技法的“赋”独立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春秋时士人“赋《诗》”言“志”行为的衍生物？这一问题直接关涉“赋”作为文体的本体属性，实有予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较早探索“赋源”的，有西汉刘向③。刘向不但注重赋的“讽谏”功能，并将这种讽谏属性的成因上溯到《诗经》“主文而谲谏”的审美特征上。本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说：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2]④
这段文字强调了赋与《诗》的必然联系，认为赋这一文体就是在赋诗、学诗传统中生成的。春秋之前，游说于诸侯国之间的士人必须具备的才能之一，就是“登高能赋”，惟此方能“为大夫”，以博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士大夫“能赋”的具体表现形态就是“不歌而诵”。从这个意义上讲，“登高能赋”的赋只是一种“颂”的行为，而所赋的对象自然就是“称《诗》以谕其志”中的《诗》了。在这样一种“借他人酒杯”的赋诗行为中，“赋《诗》”便直接服务于“别贤不肖而观盛衰”这一鲜明的功利目的了。从源于刘向的这段关于赋的起源问题的描述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从源头上讲，赋在作为一种创作手段的时候，已经先天地拥有了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属性。在周游列国的士大夫眼里，赋已经从《诗》创作技法的层面，上升为一种宣扬意识形态的行为象征了。
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记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子西、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3]
赵孟就明确指出“赋”是“以卒君贶……观七子之志”这样一种关乎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性行为。《论语·季氏》也记载孔子的话：“不学《诗》，无以言。”[4]230孔子所强调的《诗》和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赋”，其侧重点实际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对象的现实功用而非创作技巧，只不过孔子强调的是《诗》作为文体的功用和价值，比较“赋《诗》言志”这一行为来说，作为文体的《诗》之内涵更为丰富，除了直接的政治功利性之外，还有关于社会生活认知的效用，即《论语·阳货》中孔子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270。相比较于孔子所说的“《诗》用”来说，士大夫的赋《诗》之“赋”，就更侧重于直接的政治功利性或国家意识形态性，认识功能并不被予以强调。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士人在“赋《诗》”过程中往往只是“断章取义”，所赋之《诗》并非其亲自创作，其目的仅限于借《诗》言“志”而已。更需注意的是，即使是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其所言之“志”也常常不是士人自己的志趣，而是他们按照个人职务、地位或身份，向天子或诸侯等表达宗族或封国的社会情形或政治思想，以供天子、诸侯等参考。从这样的目的上说，作为“创作”行为的“赋”，在“赋《诗》言志”的过程中，宣扬的不是《诗》的内涵，而是借《诗》这一文体及其内容，来表达自己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思考和参与其中的欲望。当然，“这种陈献中也可能有献诗者个人的情绪与情感纠缠其中，然而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其职务行为却是肯定的”[5]。因此，士人赋《诗》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借助所赋之《诗》意义的阐释空间，表达自身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态度和自身的政治诉求。由于“赋诗”这种行为主要发生在诸侯国之间的外交行为中，所以总带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性。
二、“赋”作——言“志”的文体化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从逻辑上讲，刘向所说的“失志之赋作”的“赋”，应该是指一种独立的文体，而不再是一种行为了。不过这些“赋”的内容是否有别于诗，刘向并没有明说，但这并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最需弄清的是：从赋《诗》之“赋”到“失志之赋作”的“赋”，其功能上是否一致？是否都在展现着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从刘向“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句话来看，无论是新作的赋，还是先前的“赋”《诗》行为，都是“古诗之义”的延伸。而古诗之义何谓也？按照刘向的说法，那便是“赋《诗》言志”这一“赋”之行为中所蕴含的“义”。前面说过，士人“赋《诗》言志”不在意于《诗》本身的意义，而是在意于“赋”这一行为过程中所衍生的意义，即“赋”只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这个“意味”就是士人出于对国家利益或其他政治文化内容的考虑而传递出的强烈的政治情怀。既然“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那么超越了行为(或者说是技法手段)而成为文体的“赋”，自然在其产生伊始就具有了这种社会政治情怀，亦即我们所说的具有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失志贤人多学《诗》，他们对“《诗》用”的强调多是政治讽谕这一功能，他们并不太在意于《诗》的创作技巧。因此，当这种创作主体因“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进行赋作时，无论作“赋”这一行为，还是所作的作为文体存在的“赋”，也必然承续“赋《诗》言志”这一“有意味的形式”的讽喻意味。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因士人“失志”而产生的新文体——“赋”的出现，其实就是士人社会意识和社会关切从“赋《诗》”这一行为中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赋的创作就是士人因“志”不能付诸“赋”诗的行为，转而诉求于文本表达的一种创造，表现了士人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更系统的关切情怀。
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赋”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更好或更充分地介入国家意识形态，它根本性地改变了“赋《诗》言志”的介入方式。但从内容上讲，失志贤人所展现的依然是“赋《诗》”主体——公卿大夫们称《诗》以谕的“志”；从“赋”体的创作技法上讲，士人们所承袭的是“赋《诗》”时的各种表达技巧，而不是《诗》文本的创作经验。因此，从“赋《诗》”行为中发展而来的赋体，就承续了士大夫交接邻国时，通过辞令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展现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行为”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大赋“劝百讽一”的创作旨趣正是这种意图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的积极展现。
赋对国家政治的介入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到了班固时体现出了新的特点。班固不再如刘向那样仅仅注目于“赋《诗》”行为及“赋”作形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注，他还重点强调“赋”作技法的问题，强调“赋”作的技法也在张扬着国家意识形态。这一点在班固对屈原赋的批评上充分显现：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6]
班固对屈原赋作内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对屈原“数责怀王”深为不满，这和班固生活的时代士人与政权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有关。出身于太学生的光武帝非常注重协调与士人的关系，其“未及下车，先访儒士”的行为，足以让刚从战争混乱中挣脱出来的士人欣喜不已。明帝、章帝同样如此，“及肃宗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7]。统治者与士人之间的亲和关系，使班固对王朝统治者充满了无限的好感，因此，班固对屈原的批评，便折射着自身对帝王优厚士人的感激之情，对帝王知遇之恩的报效诉求。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士人与帝王之间的这种感情，使得士人所代表的“道”甘愿臣服于“势”的统治，而失去自身与“势”平等对话的精神操守，这和先秦士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屈原虽然忠于怀王，但其忠贞无私、直言极谏的个性，使其能够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志”，也即士人所坚守的“道”，这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距离是远了许多的。因此，从班固对屈原辞赋内容的批评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当“赋”作盛行于两汉之时，赋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甚至超越了士人曾经坚守的形而上的正“道”。赋家对国家政治的依赖，于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班固在对屈原赋作内容批评的同时，又对其辞赋的文辞表现了积极的欣赏，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其实充分展现了班固“润色鸿业”的赋学观。班固对屈原文辞的肯定，来自于屈原之后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实践。虽然这些赋家们的赋作行为还含有“劝百讽一”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在班固那里却被有意地忽视了，班固所理解的辞赋的作用已经完全没有了讽谕之意，有的只应该是“体国经野”、“润色鸿业”的“义尚光大”之语：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1]21-22
班固认同“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就是否认刘向赋本于“赋《诗》”行为的论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赋作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在班固看来，赋是古《诗》之流，那么赋的功能便自然从属于《诗》颂盛世的功能。基于这样的理解，班固认为武宣之世崇礼官的行为是盛世王朝王泽流衍的表现。在这个前提下，班固将西汉时期司马相如、董仲舒等人的赋作行为，都纳入到这种对王泽流衍的歌颂范畴中，而全然无视这些赋作中的讽谏特性。按照班固的这个逻辑，赋之作是对“王泽竭而诗不作”的回应，是接续《诗》而对汉王朝王泽流衍的歌颂。也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才有了班固“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并以此来批驳“陋洛室之议”的政治目的[1]22。另外，从《两都赋·序》的内部逻辑来看，班固通过描述这样一个赋“颂”传统，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对于东汉王朝盛世景象进行歌颂的必要性、合理性。出于歌颂刘氏王朝的需要，班固弱化了《诗》的讽谏传统对赋的影响，但这种公然忽视的背后，还隐藏着他被帝王欣赏的无尽感恩之情。
东汉时期，统治者的儒者身份拉近了与士人间的关系，士人在对这个王朝感恩戴德之际，也对这个中兴王朝充满了无尽的期待。就班固个人情况来说，他备受章帝器重，为报答这种士人所憧憬的“知遇之恩”，他便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遗余力地对王朝和国家意识形态进行积极的歌颂。从这一点来看，似乎班固所认为的赋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密性更多地源自他自身原因，但放到整个汉赋的发展历程来看，恰恰是这种源自于个人的赋学观成为了汉赋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属性。司马相如在上《大人赋》之前，也不受器重，但是，当他遇到武帝时，一切便都如班固一般。应当说，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士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有着割不断的情缘。儒家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士人受到知遇之恩的时候，他们会忘却所有的不幸，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去报答这种恩情，这是中国士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班固所谓的“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一观点明确地继承了《诗》颂王泽的功能，这也就是班固“赋者，古《诗》之流”这一认识的目的所在。
总之，汉赋在汉大一统的时间段里出现并成为一代主流文学创作样式，是一种必然，它表达了士人对于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与此同时，在传递这种渴望的过程中，他们也极力地维护业已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应当说，作为一种文体，赋的出现就是士人介入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文体必然。
三、余论——刘勰之于赋源的论争
刘向与班固代表了“赋”体《诗》源学说的两种不同观点，但由于这一差异性的元典地位，使得赋源学说陷入了一种混沌状态。以刘向为代表的西汉文人认为“赋”源于“赋”《诗》言“志”的行为之中，是士人之“志”的文本化；而班固则认为“赋”是《诗》“六义”之“赋”的延伸，承续“赋”作为创作技法的因素发展而来。刘勰看到了这个差异并试图加以调和，他说：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8]134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赋源”理论上是持调和态度的。他既承认“赋”与《诗》“六义”之“赋”的关系，也认同“赋”与“赋《诗》”言“志”的密切关系。他接着又说：“《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范文澜注解这句话时说：“《诗序》同义，谓赋与比兴并列于六义；传说异体，谓《周语》以赋与诗箴谏，《毛传》以赋与誓、说、诔别称，有似乎自成一体也。然要其归，皆赋诗陈事，非有大殊异，故曰实相枝干。”[8]137从刘勰中和的语气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意识到了刘、班两种相似的“赋源”说的内在矛盾。面对这种矛盾，刘勰是希望加以调和的，不过他也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8]134
刘向将“赋”作的出现直接从士人“赋《诗》”言“志”过渡到“贤人失志而赋作”，这中间从“有意味的形式”到“文体化”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赋作”的意思是以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技法的“赋”笔去展示“《诗》言志”的文字行为，还是放弃对《诗》的依赖以新的文体样式组织语言来表达士人内心的情志？这些问题刘向并未交代清楚，刘勰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添加了郑庄、士蒍之赋，这个添加对厘清“赋源”问题，意义重大。
《左》隐元年《传》：“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正义》：“赋诗谓自作诗也。中融外泄，各自为韵，盖所赋之诗有此辞，《传》略而言之。”又僖五年《传》：“士蒍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杜注：“士蒍自作诗也。”[8]138
从上面这段文字来看，“贤人失志”之后，“赋《诗》言志”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士人所赋的内容已经摆脱了对《诗》的依赖。刘勰的“词自己作”的论断把握住了从“赋《诗》言志”的行为到赋“文体化”转变的关键，较为明确地表达了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而不是《诗》“六义”的“赋”的延伸。
从这个表达来看，刘勰基本认同了刘向的赋源学说，但是由于他无法超越汉魏之际流行的赋“文体化”源于《诗》“六义”之“赋”的观点，使得“赋源”问题陷入到更深的争论之中。
注释：
①《周礼·春宫·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②以赋命篇最早见于荀子与宋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③今传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涉及赋对《诗》之“讽谏”功能的继承问题：“《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但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一就质疑《司马相如列传·赞》非司马迁作，而是班固所作：“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然《汉书》季布、萧何、张耳、袁盎及张骞、李广、卫、霍等赞，大略多与《史记》同。原注：《汉书·张骞赞》即《史记·大宛传》后。或全取本文，或改易数字，此无他，马作于前，班述于后，观史固无可疑。然窃怪《司马相如传赞》乃固所作，而《史记》乃谓‘太史公曰’，全与《汉书》同，夫迁之所作，在固容或承袭之，如固之所作，迁安得预同之哉？且迁在武帝时，扬雄生于汉末，今《相如传》后且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此班固作赞，晓然矣，何为《史记》乃以为太史公之语而杂于其间耶？”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七《史记辨惑》进一步论证：“按《迁传》虽不著其死之岁月，然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则其死不过在昭、宣之间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师，年七十一，卒于王莽天凤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迁著书时，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坚所续，而后人误附于《史记》耳。”他如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三《诸史门·史记》引前人语，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一《考史》，周密《齐东野语》卷十，陆深《俨山外集》卷七，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邹炳泰《午风堂丛谈》卷五等，都有程度不等的质疑，可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确为附益《汉书》文字。故本文不予采纳。
④这段文字常被认为是班固赋学观念的体现，但《艺文志·序》中说刘向父子总群书而奏《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案：刘勰云“刘向云明不歌而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34页)，表明这段文字并不完全代表班固的赋学观。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中说得更具体：“《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耶？抑流传之脱简耶？”马积高也说：“《汉志》所云实本于刘向，非班氏一人之见，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代表汉人的看法。”(《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4页)综上，可以认为《诗赋略》中的赋学批评应当体现的是刘向父子的观点，也可以宽泛地说这一观点是西汉士人赋学的普遍观点，并不能完全看成是班固的赋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