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在农村区域经济中的成长机制初探——以江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江苏论文,为例论文,小城镇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农民的日渐富裕和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中华大地数万小城镇农村工业化的基石，铺筑着乡村城市化的道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生长点，使亿万农民世世代代向往城市文明生活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1 小城镇与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关系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这个过程通常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或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前者主要由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扩张吸纳了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村人口，由地域转移带动产业、职业转移；后者主要由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其初始阶段可能是兼业（亦工亦农）和就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进而由职业转移引发人口向城镇移居的地域转移，这是中国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道路，苏南地区则是这一渐进形式的典型代表。
在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若继续在小块土地均分、经营规模狭小的传统农业范围内务农或兼业，则既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务农的收入，又难以使农业发展成为有自强机制的产业；农村体制改革使农民取得了相对自由的就业选择权，为他们脱离土地进入非农产业创造了条件。因此只有结束这种跨产业、跨地域的兼业，才能扩大农村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才可望推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劳动者素质才有可能，也才有可能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萎缩的不良后果。更何况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大批剩余劳动力产生——这正是经典理论所描述的城市产生的两个前提条件。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相对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相对有限的城市吸纳能力已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中国，80年代以来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急速涌现，大大超出现有大中城市的吸纳能力，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正是小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新的天地。1995年江苏农村劳动力在本省范围转移的占82.2%，其中转向城镇的占43.2%。且这一比重呈上升趋势。据测算，以江苏现有建制镇的数量计，如果到本世纪末每镇若能平均再容纳5000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则可解决468 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即可基本上卸下江苏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沉重包袱。
从社会环境分析，这种以产业转移、职业转变为背景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是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就近建设的新型的城市家园的壮举。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首，既保留了农村的某些特点，又具有城市的某些功能，不仅圆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向往城市生活的梦，又避免了背井离乡、进城求职带来的那种客居他乡的矛盾心态。更不会出现一些国家早年城市化进程中的血腥暴力，有利于形成尊重人、理解人的气愤与人和气顺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彻底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和生活方式，才可能真正提高其生活质量，从而使个人的现代化、家庭的现代化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协调起来。
2 小城镇与乡镇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江苏， 特别是苏南地区是全国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早在1985年其产业结构就实现了由“一二三”型向“二三一”型的转变，乡镇工业的产值由当初占本地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发展到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二”。对于广大农村居民，非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致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从城乡差距看，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分割，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然而，在经济体制由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乡镇工业企业布局过于分散、企业规模过小的矛盾日渐突出。苏锡常三市1993年底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乡镇企业11.3个，内阁企业仅有19.2个从业人员、24.7万元固定资产。
企业规模过小，企业布局过于分散的弊端有三方面：①工业企业的生产特点决定了企业能够从规模经济中获得效益，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分散布局则造成了投资分散。过小规模的企业对外部不利因素的抵御能力弱，不易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②现代工业要求实现专业化生产和企业间密切分工协作，过分分散的布局所带来的低层次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现象难以形成有序的产业关联作用和地域分工，不利于商品、信息、人才的流通和基础设施的统一配套建设。③分散的产业布局、继续维系着农民在小块土地上兼业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的过程，造成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
凡是小城镇繁荣兴旺的地方，乡镇工业是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农村城镇化的主动力。如乡镇工业发达的吴江盛泽镇和江阴澄江镇，1993年工业产值分别达到32.40和44.87亿元；镇区建成区面积分别为19.50和18.40km[2]，占全乡镇土地面积的27.5%和87.6%。 镇常住人口分别为3.44和16.54万人，镇人口占全乡人口比为60.0%和172.1%。户藉人口向城镇集聚，乡镇工业向城镇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这样的小城镇实际已具备了小城市的规模和实力。然而，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乡镇企业的状况差别很大，表1所列吴江属于发达类型， 盐城郊区属于较发达类型，宿迁属于欠发达类型，沛县属于不发达类型。大体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乡镇企业职工规模、人均固定资产额、人均营业额、人均工资额呈正相关。发达地区乡镇工业在基数大的情况下高速增长；而欠发达、不发达地区乡镇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增长缓慢、甚至徘徊，结果是差距扩大。如1995年与1988年相比，吴江与沛县的乡镇工业职工平均工资额由相差0.55倍扩大到相差6.21倍。
表1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乡镇企业情况比较(1995年)
比较利益原则认为，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市场条件、劳动力因素等是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工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向具有较高利益的地区聚集。这一过程在发达地区农村表现得相当明显，已经成为推动小城镇加快发展的动力。而人口向城镇集中，又推动商业、服务业、文化事业等第三产业相应发展。长期以来江苏农村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第一、二产业唱主角。今天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向城镇集中，则能刺激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商业流通搞活，使工业企业在更大的经济空间中驰骋，使地方经济融入全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潮流、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科技、法律、金融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城镇现代化水平，通讯业、信息咨询业、运输业、仓储业等提高了小城镇经济运行质量，从而加速了小城镇乃至整个农村地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现代化进程。
3 小城镇与区域经济和城镇体系的关系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农村小城镇形成前提之一，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小城镇产生的动力。小城镇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脱离不了区域经济这个基础。具有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小城镇的规模和职能表现明显差异。
就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看，1995年江苏省粮食总产量、农村工业产值和农村社会总产值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37%、122倍和56倍， 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推动小城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 同期建制镇由110个增加到936个，增加了7.51倍，建制镇占乡镇数的比重由5.7 %增加到47.2%，增加了41.5个百分点， 建制镇的密度由每万平方公里10.7个发展到91.7个。小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也有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一个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市）城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乡村城镇体系正在形成。
在省域范围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交织在一起，由区域水平差异而导致的城镇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的规模比较大、水平比较高、发展速度比较快，反之则规模较小、水平较低、速度较慢（见表2）。在苏南经济发达地区，以县（市）为单位， 分工明晰的小城镇网络已初见端倪，区域经济正在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城乡间的差距缩小；“四沿”地区（沿江、沿河、沿铁路、沿公路）正建设新型小城镇带；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作为区域经济生长点正欲破土而出，然而数量仍偏少，实力仍较弱，且城乡差别比较大。1994年苏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4600多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100多元，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比为1.48∶1； 苏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3200多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200多元，城乡之间收入比达2.67∶1。南北相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苏南比苏北高39%， 农民人均收入苏南比苏北高146%，城乡居民收入离差苏南比苏北低119个百分点。可见，地区之间差距，乡村大于城市；城乡之间差距，苏北大于苏南；总体表现为地区差距出比城乡差距更为突出。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江苏小城镇的成长始终是植根于区域经济这片沃土中，自下而上的推动是其成长的动力。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将小城镇的发展视为孤立于区域之外的过程。
表2 不同经济类型地区城镇化水平比较
鉴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小城镇成长的基础，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使小城镇的发展不应该不分主次平均发展。任何试图人为地拔高一批（不具备条件的乡改镇、镇改市）、或压制一批（限制某些中心镇的发展）都是不明智的。如果说80年代乡镇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弊端今天已被人们所公认的话，那么90年代小城镇的遍地开花，个个追求小而全，同样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当防这种弊端于未然。今天，苏北小城镇的数量少、密度低、实力弱，一方面是区域大中城市发育不足、经济实力不足已以起有效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农村小城镇主要受工业化推动，城镇建设主要以地方和农民的投入为主，而苏北地区尚处于农村工业化初期，经济底子薄，因此应当加快广大乡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由产业结构转变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同时，壮大苏北大中城市的力量，培育区域经济的核心亦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苏南的绝大多数小城镇是在原有县乡级行政居民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1995年建制镇已占乡镇总数的77%，每个县少则20多个，多则30多个建制镇。随着经济发展、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潜力等因素必然导致这些小城镇职能发生分化。事实上，有些小城镇的作用已经超出早期那种“桥梁”、“纽带”范畴，而成为实实在在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特别象吴江盛泽镇、昆山玉山镇、江阴澄江镇、常熟虞山镇、张家港杨舍镇、锡山华士镇这样一地理位置适中、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本身已形成相当规模和实力，所在地区的城镇网络已初见端倪，应重点建设好一批中心镇，进而促使其向小城市、乃至中等城市发展。小城镇功能的分化、机能分工的形成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为此，应当提倡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跨镇域、跨地区流动，以便于逐步形成小城镇——中心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这样有序的城镇等级系列。
4 理论与现实的思考
二元结构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主要经济特征。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把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重心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结构的转化过程联系起来，揭示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消长机制，他成功地阐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然而，他所描述的情况却不十分符合中国国情，按其二元结构经济直接向一元结构经济转换模式，对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来说，是不甚适用的。其理论对中国实际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二元结构理论主要分析资本积累如何在现代工业部门产生，并推动工业的发展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农业除了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其本身对经济是不能作贡献的，从而忽略了传统农业的基本改造。所以在其理论中农业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在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农业为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而乡镇工业的起步更是靠农民的积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讲，农业的持续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农业本身的发展，离开农业发展对工业及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撑，那么在中国要消除二地结构，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国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远比刘易斯的理论所预想的要小得多，目前城市本身就存在着待业和下岗的职工，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主要局限在建筑业、服务业或较艰苦的工种，更何况大中城市的现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也难于承受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涌入。第三，由于中国土地资源稀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比较利益机制的牵动，加之长期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涌出的势头之强烈更超出刘易斯对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描述。第四，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和投资政策至今仍困扰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实际进程来说，刘易斯的模式（即二元经济结构直接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模式）似乎缺少了一个过渡环节，这个过渡环节的现实表现就是乡镇工业在传统农业和城市工业两大板块的夹缝中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地域和大城市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小城镇则在城乡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的进程中应运而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小城镇是经济、社会长期运动、作用，‘挤’出来的一个新的层次。”世界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普遍表现为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则加速工业的聚集和进一步发展。这一普遍规律构成我国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镇化发展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然而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农村城市化应当遵循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但又必须探求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城市化道路——自上而下的乡村城镇化道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工业向城镇集中发展，强化了小城镇的功能，并且在基本不增加国家负担的情况下依靠可自己的双手，建设了一批新型的小城镇，把封闭的、分散的农村市场引入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制中，改变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农村中蕴藏着的分散而旺盛的生产力通过小城镇的集聚，正在转化为巨大的经济能量。毫无疑问，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也应当看到小城镇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生产力尚不发达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过程的过渡产物，是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起点。随着小城镇繁荣发展时期的到来，小城镇成长的创新机制、小城镇在城镇体系中的自强机制、小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机制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小城镇本身也将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中、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走向成熟。
[1] 来稿日期：199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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