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理性——论日本社会派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良知论文,理性论文,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社会派代表作家石川达三和山崎丰子，均以根据他们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金环蚀》、《华丽的家族》，而在中国博得好评，因而名声鹊起。他们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凸现经济高速度发展下日本社会的瑕疵，成为日本战后文学领域中强有力的一翼。本文试图通过该派作品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与日本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将艺术的完美性和反映现实的深刻性统一，进行了客观而恰当的审美剖析。
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社会现实中，国民经济获得持续稳健的发展，无疑造成了丰厚殷实的物质基础，但负面价值观和诸多现实问题也同时纷至沓来。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尽可能同步和谐发展而严重失衡，在特定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给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带来混乱和畸态。“恶”、“贪欲”这块变幻的“金色魔方”激荡起社会对金钱的病态追求，搅起灵魂的迷乱和道德失重。现实生活中不仅潜藏着以石川达三（1905—1985）为代表的社会派有待发掘的内涵，成为该派取之不尽心的创作源泉，使他们以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力图揭露日本社会奇异现象，展示了在流行之外，仍有着纯粹的严肃文学。使他们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把社会政治问题抽象化为一般人性，而是在题材的客观意义上充分展开，对社会问题做宏观的把握和色彩的层次梳理，以巨大的整体艺术概括力和一种冷峻而严肃的现实主义手法，把对纷纭万状的现实生活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真正写出了深度。
一部真正的艺术品，从来都是立体的和多层面的，带有极大的未知魅力。无论题材开拓、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思想深度的挖掘，社会派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艺术品貌与形式特征愈加显豁，繁复而严整，给人以大器不凡，深治高贵之感。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坛上大放异彩，是当代文学的良知和理性。所谓理性指的是作家感性后的思考，它是社会派的内核。一般意义的批判，不过是该派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外在表现。弘扬理性理所当然地是日本作家的历史使命，是当代日本文学的主题。新的理性是战后文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实际上是文学触须，向深层诸多方面的探测，是文学潮头向文化深层的突进，为一度曾经倾斜的文坛，开始寻求新的平衡，写实精神在新的起点上复苏。这一新起点为其后的现实主义，显示出深厚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写实精神在较高层次上大步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在于始终以清醒、冷静而又理性的目光看待社会现实。同前一时期中短篇较繁荣的情况相比，一些作家经过长期的稳定性的观察和思索，已超过了生活的磨练和积累时期，意志和阅历也进入了成熟期，出现了一种质量较高水平的突破。这是时代的选择。大型工程的长篇创作在反映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方面，正发挥着自己特有的职能。
石川达三的《金环蚀》（1966）、《破碎的山河》（1962）和女作家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1965）、多卷本《华丽的家族》（1973）、《不毛地带》（1976）等，可看成是体现深层人性关怀的高峰之作。这几部长篇小说以一种对纷纭世界、复杂生活采取俯视或旁观视角的清醒观察，近距离多侧面地表现经济高速度发展以来，围绕权力与金钱而展开的复杂微妙社会斗争，展示出来的典型环境和着力刻画的一系列典型人物，以及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提高了人们鉴赏和领悟这几部长篇小说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他们用小说展现人生和人性的高度或它的无限驳杂，相对简单的是非悲观或自以为是的圈点或解释而言，更可靠也更成熟，是现实主义在新的生存条件下发挥其内在的生命力。在作品的思想旨意的追求与实现上，卷入生活的艺术的可能性，还不止于一般地传达所谓的现实主义，或满足于近距离的社会效应，而在于把视线集中于生活的中心课题进行更深层的开掘与发现，神经末梢触及所有人类活动的角落。
社会派挑选了“权力”这一普遍而又难以捉摸的政治现象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对日本社会机制紊乱的怪圈和死结，或探寻源流，或梳理支脉，提要勾玄，揭橥金钱与权力沆瀣一气的“劣化组合”，从不同角度探索这个主题。英国哲学家洛克有句名言：“权力使人堕落，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人不受制约地堕落。”一些政界显要握有实权或具有职务便利，在具备了满足自己物质欲望的条件下，把这种条件与非份特权思想和物欲冲动相结合，便产生了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导致“权钱”的联姻。高度商品化的发达社会，势必产生政治的商业化污染和种种时弊。这种社会学意义命题背后，都暗含着哲学意义上的人格失落。社会派善于从历史发展观点进行探索，与迅速发展的新生活取同一步伐，具有作为作家需要艺术思维所特别需要的感觉敏锐性。石川达三和山崎丰子以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最新变化为主题进行作品的构思，力图追踪、反映经济高速度发展中的新课题，因而在创作中勇于向生活深层开掘，表现社会深层的精神畸变和病灶，点染这种巨大变化带来的冷峻社会现实。他们始终把外部世界的本来面目放在第一位，同时充分揭示蕴藏其中的社会意义，是战后日本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收获。长期以来，部分作家习惯于将生活中许多生气勃勃的东西摒弃于视野之外，生活积累由于缺乏主体的心态和智慧烛照，造成残缺不全和大量流失，难以被充分利用起来。不去描写矛盾，也就无从刻画人物的性格命运、遭遇，作者提炼的主题思想应该是别人未涉及而迟早会涉及的问题，别人想表达尚未表达出来的思想。正因为社会派相当清晰地勾勒出了人性与文学的独特的视角，对材料的爬罗剔抉，主题思想的提炼，文章的排比勾玄都有与众不同的构思，既体现了思维的艺术，也体现了艺术的思维，是思维与艺术的结合。正面的歌颂与反面的揭露，同样是表现理想所必需的，都饱含着热爱真善美事物的炽热而深沉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反面的揭露，有着更加深刻和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思想见解，显示出社会派对人类生存价值和生存困境的真实描写，富有历史深度的“理想主义倾向”，标志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持久的生命力。丑是一种否定不了的事实，作家不可能完全回避，社会派总是把人的思维不断推向难堪之处。
一个人的文学风格，大约总要受年龄、思想和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色。石川达三经过20年社会生活激昂与冷静的历练而日臻成熟，他的长篇小说《金环蚀》的文学风格也升华到更新的境界和更高的层次，是一部大跨度构结了心理因素极为复杂，充满了政治色彩的社会问题小说，在思想内函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界权威煊赫人物的塑造也有所突破，情节奇谲多变，结构宏伟、具有较强的概括力和包容性。
《金环蚀》以F水库工程招标的前后经过为主线， 描写执政党政最高首脑寺田通过通商产业相和官房长官，对主管这项工程的电力建设公司总裁财部施加压力，设法使向他提供竞选资金的竹田建筑工程公司在承包中夺冠，用来填补竞选执政党总裁时的亏空。然而，财部为了使同自己关系密切的青山组中标，拒不从命，后来几名高层领导亲自出马斡旋。由于他们谙熟内政，果然棋高一着，迫使财部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竹田建筑工程公司与青山组围绕招标所展开的白热角逐，远远超过经济冲突的范围，其间错综地交织着传统利益集团之间出现裂痕而导致的拉帮结派和争权夺利，权、利、欲纵模交错，实际上是“利害”冲突和“实力”的较量。在日本那样一个政治结构的社会里，政治与金钱是难划分开的，尤其是搞政治如魔方，魔方变幻莫测，唯有筹钱的本事，多方收聚派阀的奖金，才能玩魔方于股掌之上。另一方面，从经济界来说，用金钱买通权力后，都要把它发挥到极致，直到变味。这种金钱与权势的形成，由供方向求方索贿的逆向行为，外化为行为习惯，这种腐化形式是政治行为与财富的交换，表现为官场与市场双重化，日本叫作“金权政治”。作家对政治的调侃和讽刺相当尖锐，反映了病态社会中政客与官僚的病态行为与政治龙争虎斗的剧烈挑战，权力的腐蚀与异化。
《华丽的家族》对题材的开掘及其所选择的叙事视角，则以家庭、社会和人物本身意识上的矛盾，构成人物意识和思想的复杂，描写了真实的社会图景和主人公阪神银行总经理万俵大介这个复杂而又独特的人物的性格基调。他只讲功利，不问道义。只要在自己行进的道路上遇到障碍，他就会凶得像个魔鬼。他为了兼并比他实力远为雄厚的大同银行，依仗儿女与政界联姻的权势，勾搭成奸，明争暗斗，诱使大同银行对万俵亲生儿子经营的钢厂贷以巨款，然后不惜搞垮儿子的钢厂，甚至逼得儿子自杀，使大同银行濒临破产，以这种灭绝人性的同室操戈来实现其“小吃大”的强食和鲸吞的离奇阴谋，说明像万俵大介这类人很富有，有名誉地位，在事业上可以呼风唤雨，但在感情生活里，如同干涸的河流一样贫乏。
作者对现代复杂生活做立体的理解和把握，预示了超越过去的流动性和发展性。这种社会价值座标本末倒置、价值观念的错位，重利轻义的盛行，不限于政界和财界，它以各种不同方式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渗入教育这块圣洁的净土。山崎丰子的长篇小说《白色巨塔》以悲剧性冲突为着力点和归宿，依托主要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把对欲望的不同追求及其包含的人生意味，揭示得淋漓尽致，并在强烈对比中，探视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及其变动。
18世纪法国小说家司汤达说：“上流社会的爱情，要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爱，要么是一本万利的爱。”《华丽的家族》中，因政府收买土地而得到7500万元巨款的农户，成为几家银行觊觎者的垂涎。大同银行为争取这家农户把钱存入自家银行，竟然唆使该行职员同这家农户误了婚期的大龄女儿结婚，引出复杂而惨痛的交易关系。万俵父子间的龈龉和亲情冷淡，以及万俵大介葬送儿女的青春与爱情，展示了经济高速度增长历史潮涌中组合着新的伦理定位，描绘了以父父子子观念为核心的血缘文明，在伦理道德关系中非我化非人化的一面。然而，更为深刻的一面在于，万俵大介通过子女的终身大事，攀附权贵政要结成战略性裙带关系，罗致起各种权力交织的关系网，把婚姻这种纯属个人的事，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这种植爱于物的婚姻绝对地抛弃了感情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互相利用和对权势的焦灼企望，是对爱情的亵渎。人性的自由与尊严是爱情赖以生长的基础，它的虚伪性和动机的功利性，阻隔、破坏着人间的至性。
万俵大介次子银平与爱好美术的小森章子已恋爱三年有余，竟被身兼大介秘书和情妇双重身份的高须相子，安排与阪神银行首位股东的女儿结婚。银平总是在不幸的家庭和爱情上表现出无休止的软弱，以致从此变得心灰气馁，玩世不恭，实际上也是耻辱与悲哀，在心中混合成的一种报复欲望的发泄。银平是知识分子弱者的典型，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妥协性、自我作践的悲戏性。他不仅毁灭了信念，也毁灭了爱情，并把整个生命毁灭了。
而高须这种作法，在拥有完整自我和鲜明个性的人面前，不能不遇到挑战与冲击。大介的二女儿二子作为战后新时期的知识女性，追求独立于物质的精神完美，客观的排斥因素，不但不能阻止恋爱步调的进行，反而经由刺激或压力，更易拉近男女双方的距离。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招胜有招，使一向逆来顺受的二子看清了藏在所谓父命后面的，原来是对女儿精神进行终生控制的企图，不顾高须的阻挠，向心仪已久的铁平钢厂厂长的儿子敞开了心扉，以从容和独立的人格找到了自己感情上的归宿，给以“利”为核心的价值观一把情感的戒尺。在女作家的笔下，二子是一个富于艺术光彩的不可多得的精灵式人物。在书中，二子的形象就是生气与活力的化身。从表层看，表现的是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但从深层上看，作家主要是创造了二子这个人物形象，揭示了两代人之间在伦理道德畸变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及在情感变异中的人性的扭曲，并将这一切指向豪门的堕落，其在题材开掘与美学主旨上表现出两种价值观、金钱观的矛盾和碰撞，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家庭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缩影和人的思想情感最忠实的展现之地。在万俵这个家庭中，亲情、温暖已荡然无存，换之而来的是敌视和冷酷。巴特勤曾说：“一个非常喜爱钱财的人，是很难在任何时候也非常喜爱他的儿女的”。婚姻同金钱结合后带给子女的生活和心理的伤害，与其给儿女一个破碎的家，不如给一份稳定的爱。敛富聚财撕破了人际关系温情面纱，留下的是人性的泯灭，腐蚀的亲情。在这一幅幅多少带着传奇色彩的当代都市风景的背后，始终游荡着金钱这个人人熟悉的幽灵，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比阳光和生命更可爱。山崎丰子笔下的政治经济视角包孕着人的文化心理视角，女作家重视对现实人生情感的开掘，透过实际生存的心理空间来感知实际生存的物质空间，展示的是贴近现实生活、发生在文明时代而又与文明社会相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女作家集中笔墨把冲突集中在万俵大介妻子文子和他的情妇之间，这就使矛盾更加尖锐化，并使一个家庭矛盾有了普遍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社会派讽刺、嘲弄、抨击时政和道德沦丧，并施以批判的强力。爱情也好，命运也好，缺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愈富愈俗不可耐。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作家以犀利的笔触剖开达官富绅的浮华表象，切入他们聚敛财富历程的渊源，通过他们以金钱游戏和两性关系等道德层面糟粕的艺术渲染，展露了豪门权贵在灯红酒绿、温文尔雅的生活幄幔背后，掩盖着上流社会道德伦理的萎缩和骄奢淫逸，以及人生价值在金钱炼狱中的翻流重铸。《金环蚀》中，东亚殖业公司经理为了逃避对偷税漏税行为的追究，把小老婆连同别墅一并拱手让给官房长官；《破碎的山河》中，生意场不仅使有用马胜平练就了通汇练达、审时度势的本事，也深谙情场得意的奥妙。他虽已妻妾成群，还是摆不脱拈花惹草的惯常诟病，经过周密的策划和精心的准备，不惜一掷千金把手下女职员福村光子的家庭拆散，霸占光子为外室。有马有名望和财力，以致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只要有了钱就能心想事成，易如探囊取物。此番得手，只是一个拜金的鱼儿上钩的继续。金钱可以载舟也能覆舟。他没有足够地估计到接受光子的短暂惬意，掩藏着久远的祸害和痛苦，更没有料到他挖空心思据为已有的光子居然倒戈。光子住在豪华公寓不愁吃穿，但毕竟妍丽明媚如带露朝花的年龄，虽置身于日夜喧嚣的都会中心，却感到被迫就范的这种没有爱情的结合，时刻给她的压抑和寂寞孤独。在极其偶然的机会，神差鬼使竟在高尔夫球场同有马幼子秋彦相识，使这位温柔含蓄而又机灵开朗的女人危险地选择了秋彦，并在他那里第一次真正找到了被金钱和权力遗忘了的真实的自己。当她的爱情归宿凭着几枚钱币摆布，当她的爱远离了心仪已久的画家，却由原欲充沛、风华正茂的秋彦所主宰时，以致有马难以招架，说明播种罪恶者收获的终归是蒺藜和苦果。光子和秋彦爱得很深，但亦被爱烧灼。有马这种用金钱买来的变形的“爱”，必然最后失去了儿子和爱妾，将光子丈夫把她推向深渊的两个人的悲剧扩大为几个人的悲剧。这一颇具匠心的一笔虽然刻薄，应当说作者还是十分注意人物思想发展的合理性，揭示了生活中的偶然性和机遇的必然性，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为了使有马与光子的关系更富戏剧性，冲突更为激烈，用喜剧来反衬这种不正常的错位。其喜剧性首先来自一个比较复杂的情节结构，而这个结构又和一个喜剧事件以及作者的叙事方式有关。石川达三从叙事中挖掘人物关系的喜剧性冲突，而有马父子与光子之间的三角关系，具有相当丰厚的可供开发的喜剧性素材和喜剧性悬念。
由于有马习惯从一个凝固不变的角度，用一种凝固不变的目光看待生活，必然受到生活的嘲弄。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强迫接受常常适得其反。有马的所作所为像一柄两头锋利的刀刃，一头刺伤了自己的亲人，另一头刺伤了弱小者，最后也临到他自己头上。世间沧桑就是这样奇妙，当初谁也没有料到各自的今天。
光子在小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也不仅仅是拜金浪潮下的牺牲品，她还是一个人格的代表补充。她在一条坎坷的道路上蹒跚而行，她毕竟是处在社会底层、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而引诱欺瞒迫使她上当就范的，不但有她无力抗拒的强暴势力，有阴谋诡计布下的陷阱，还有从精神上瓦解她、使她防不胜防的市侩哲学的腐蚀。然而，在作家的笔下，光子自身性格的弱点，在情节走向与悲剧起因的表层虽然显得活跃，但在整个悲剧所凸现的社会压力网络里，却显得微不足道。作品以一个青年女子的荣辱浮沉和一个黑色家族的历史兴衰嫁接起来，用前者铺垫、烘托后者，后者统摄、升华前者，使全书的艺术造型达到了风格上的均衡。这里描写的虽然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但笔墨形象特别鲜明，没有简单地处理成一场单纯的爱情纠纷，而致力于人物心灵奥秘的探索，比较准确地把握与塑造出爱与恨、生与死错综复杂的人物形象，并把每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作品既有深度又增加了厚重感。
家庭伦理道德是一定社会用以调整家庭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确定正确的家庭伦理道德取向，是实现家庭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然而，《华丽的家族》与《破碎的山河》中，万俵与有马两个家庭的各式各样人际关系，则是不可救药的社会生存状态，而人们可能等待到的结局，不是沉沦便是覆灭。《华丽的家族》中，万俵大介妻妾同床这种畸形的“三角共存”，万俵同以家庭教师面貌而雀占鸠巢的高须的相互依存又恨爱交加，与其说是爱情或肉欲，还不如说是在金钱欲上的合谋关系。高须存在的麻烦超过了她存在的价值。而她同万俵长婿通奸，以及其他有关财界大亨的生活多侧面开发，都程度不同地触及他们生活的隐秘实质，无情地揭露了金钱统治的世界中，爱情的虚伪性和功利性，阻隔、破坏着审美感受，展示了爱情的泯灭和灵魂的堕落。
歌德说过：“艺术的真实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从艺术规律上看，文学主要靠作家把握总体感觉，局部是构成总体的一部分，不一定非拘泥于某一细节的逼真，但客观事物使作家感动的，又往往是局部和细节。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情节、人物是作家和评论家关注的重点。故事和情节是支撑长篇小说这种宏大体裁的主要材料，成功塑造的典型人物则是情节最有活力的推动者。生动丰富的人物，扎实推进的情节，又是长篇小说被广大读者接受的可靠保证。《金环蚀》中受官房长官之命，拿着首相名片去见电力总裁的小秘书，根本不知道是压总裁俯首就范。在日本，政党巨头的内阁高官受贿，均经秘书之手疏浚渠道，一旦被揭发，便耍弄移祸嫁罪手法，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向秘书头上。专门搜集要人丑恶行径和名人艳史的一家小报，揭露了寺田首相受贿的真相刚露端倪，首相夫人矢口否认，于是，那位立下汗马功劳的秘书，在这一特定的尖锐的戏剧情境中被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是坦白还是抗拒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被迫舍车保帅，带着满腹冤屈，跳楼气绝身亡，使这场人间闹剧最终以血腥的结尾落下了沉重的帷幕。
《破碎的山河》中，福村光子的丈夫，绘画艺术已不再是画家职业的必备条件，丧失了其应有的神圣而充满铜臭气，一步一步掉入有马胜平以金钱相诱惑的陷阱，他选择来选择去，最终选择的是依附于人的弱者。金钱固然能使人异化，贫困同样能使人扭曲。资助留学是个极易诱惑人的美丽圈套，是一个渴望到法国深造的画家所难以抗拒的。他可以出卖自己，也可以出卖包括妻子在内的一切人。他将光子暂时“让”给有马，直到他学成归国。光子竟成了这笔肮脏交易的抵押品，价值规律无情地撕掉了画家的矜持外表，他没有绕过精神的“废都”和金钱的沼泽，渲染烘托出一个被金钱撩拨得近似疯狂的卑琐灵魂。
既然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热烈关注，那么，它的观照对象自然包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华丽的家族》中，阪神银行的地方分行经理尽忠职守，为争夺存款默默劳作终生奉献。因劳累过度酿成暴疾，于匆匆人生旅程中所得甚少，猝死于办公室。农村搬迁户手中的征地折价和拆迁费，在阪神银行经理的心目中，仿佛是阿里巴巴的山洞，正要打开它储满财富的大门。为了争取把侧目垂涎的这笔钱存入自家银行，命令原本娇嫩柔弱、根本没干过农活的男女职员，笨手笨脚汗流浃背义务为该农户插秧，还不时受到农户叱责，忍气吞声。这些让人长久不忘的细节，细致入微地探讨人类心灵深层的奥秘，勾勒出日本社会中，弱小人物如想在一个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必须忍辱负重，牺牲自我才可以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是在一种依附关系中挣扎的典型，在他们内心深处则是最残酷的竞争法则的缩影。《白色巨塔》中，由于新当选的第一外科主任财前五郎误诊，病人死去，家属诉诸法律。财前不择手段笼络有关医务人员做有利于自己的证词。而另一名副教授里见，这位维护学术道德、呼唤学术良知、致力于学术批评的学者，对这桩恶性医疗事故，尽管院长软硬兼施，却有其信守和人格的操守，在法庭上富于激情而又极为理性地“根据医学的严正事实作证”，把自己推到了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法院判决财前胜诉，里见被明升暗降为地方小医学院的教授，展现了个性与环境冲突的深化。《白色巨塔》是一部从总体到局部乃至各个环节和因素，都经过精心巧妙的构思而形成的完整作品，其框架和结构极具戏剧性。从选举内科主任和医疗事故这一特殊的角度切入社会生活。家庭中的真情与纷争，师生间的友谊与矛盾，校园中的勾心斗角，社会上的世态炎凉，交织成一幅丰富生动的社会图卷，它蕴涵了更深厚、更发人深思的社会内容。由于选举和法律诉讼所产生的形形色色极具时代特色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完成了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人的尊严在物欲横流社会中所受到的亵渎。
主题主要是通过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发展中，透视出人物精神世界的心灵演进历程来实现，而事件、矛盾冲突所构成的情节以及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是连贯、递进地展开。贯串《破碎的山河》的主线是，围绕铺设泷山铁路，有马和香月两名工商巨子展开的白热血拼，犹如一场没有枪炮的战争，把进犯和反击引导到社会习以为常的机制中来，阴谋与罪恶共存，利益的获得与丧失此起彼伏。他们间的角逐是在彼此洞悉底里的情况下开掘得更加深入，使一个复杂的历史悖论借着现代心理分析呈现得让人浩叹。保守党国会议员牧田是个典型的沽名钓誉的弄权者，他知道对付有马这类阴谋狡诈之辈，只能智取，不能强夺，否则必弄巧成拙。他为了取得有马财团的支持，隐藏在幕后鼓动当地缙绅和右翼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掀起一个又一个反对铺设铁路的抗议请愿闹剧，布下诱使有马堕入他所设计的阴谋圈套，待价而沽。强龙难斗地头蛇，有马纡尊降贵，从往日反目为仇而尽捐前嫌。牧田唱了红脸又唱白脸，不遗余力为有马效劳，成为他的心腹爪牙。特别是保守党在大选中，为了争取有马提供竞选资金，不惜破例为有马邀功请赏，由政府对他授勋。作家以嬉笑怒骂、大开大合的喜剧笔法，凭借精妙绝伦丑角的塑造，把牧田推入出神入化的境地，对这个通权达变的政治类型人物灵魂的剖析达到令人胆寒的程度。
社会派文学同某些直奔主题，因而显得浅露的小说不同，而是按照艺术规律着意刻画各具思想特色的人物，构成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和矛盾纠葛，造成故事的深层结构，远远超过了表面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作品所传达的那种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犀利剖露，不仅展现了六、七十年代浮躁成了社会的普遍风气，重要的是揭露了人类竞争的背后潜藏着诡诈的趋向，从中透视出日本社会结构中一些隐蔽很深的又是显著的痼疾。石川达三在《破碎的山河》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开阔，对当代商场的诸多奥秘也进行了形象的刻画和深入的揭示，尤其对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商贾富翁，从贪婪的猎取和罪恶的阴谋两个方面去开掘人物个性，在反差中达到了极致。有马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意向，洞烛幽微，密切注视新开辟郊区的发展趋势，对开辟铁路补缺罅漏个中得失优劣作慎重的权衡，运筹颇见机杼。他为了最后的攫取的疯狂与贪婪，逼沿线店铺低价出售地皮，明明是巧取豪夺，却侈谈是为当地居民造福。而香山则诡异多诈而又机关算尽，25年来没有一天不处在被告地位，为此不惜重金常年聘请四、五名法律顾问，在法律边缘从事不法勾当，是一个熟谙于同人打官司的行家里手，而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避其锋芒，以防守反击与之周旋的后发制人策略，蓄势待发，使对方因付不起巨额诉讼费用，最后只得请他缓颊，被迫求和。香月便使出他的杀手锏，用金钱收买对方律师，借箸代谋，挥戈一击，游刃有余地玩弄对方于股掌之上，不得不乖乖束手就擒。他们两人势均力敌，都企图选择最佳效应，并富于审时度势、腾挪巧妙的本事，虽没有硝烟，其悄然无声不亚于战场的血淋厮杀，可以说竞技场上无净土。社会派许多作家所刻画的社会竞技场上的角逐，除了机敏，也靠速度、力量，更主要的是靠鬼域伎俩和不择手段，显示出人类本性中魔鬼的一面。这个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定物质文明的形成、发展，往往伴随着一定精神价值的丧失和贫困。
无论作家从怎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真切的现实性和厚重的历史感，始终是优秀长篇小说应具备的品质。石川达三从他涉足文坛那天起，就以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作为他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他比某些作家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其建设性的文化心态。他的小说在艺术形象和信息总量上，涵盖了日本半个世纪社会各个阶层的众生相，内容几乎涉及所有重大社会思潮和社会事件，带着深深的时代印痕。他的小说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其中也震荡着时代的潮声。他获第一届芥川奖的《苍氓》（1935），是他毅然离开养育他的故土，移民巴西前后创作的。他在神户移民招待所亲眼目睹穷苦农民，在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浪潮袭击下，变卖世代相传的土地，成批迁移到异国他乡另谋生路的悲惨际遇，心如刀绞，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苍氓》把笼罩在神户招待所的哀愁和酸楚，同那些大地的劳作者们受尽凌辱和欺压的黑暗现实交织起来，表达了岁月剥蚀的沧桑和历史依稀可辩的留言，使这部具有巨大悲剧力量的作品表现出石川达三人物和语言描绘的功力。
二战期间，即使在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石川达三仍然保持现实主义风格，以历史责任感和艺术良心，处理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题材。他于1937年底以《中央公论》杂志社特派记者身份随日军进入南京，根据亲自目睹写了《活着的士兵》。这部中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记录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同时还描写了日本士兵的厌战情绪，因而遭禁，石川本人被判有期徒刑4个月，缓期3年。他的遭遇充满了对大众感情的冲击。尽管这篇小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和不足，这是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有它确切的历史针对性，也是处于高压政策下，日本作家所能贡献出的最好精神产品了。
日本军国主义倒台后，文艺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可喜局面。石川达三怀着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并没有在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停步不前，而是继续探寻体现战后时代较高审美理想，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独特风格，冲破纷争竞斗的迷雾去把握时势的本质。长篇小说《风中芦苇》（1949）写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颁布日本新宪法为止发生的事，虽只短短6年， 但正是日本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作家采取有独立风格的纵线条，精心编织了主人公在政治波澜中起伏坎坷的往事，再现了战前军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悲剧，它对家庭社会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他的双卷本长篇小说《人墙》（1957），热情讴歌了教师在艰难竭蹶中，苦心经营教育并为此奉献出青春、爱情的崇高精神，记述了他们为维护民主、和平、民族独立的高尚情操，寄托着作家对光明的向往，对未来的追求。
总的来说，以石川达三和山崎丰子为代表的社会派，从企业家的家庭辐射到政界、商界、文化和知识界等多维空间，对于发生在经济界和社会、日本和国际间的变迁和动荡进行着理智的探寻，深邃的思考，描绘出风云变幻的当代生活风貌，具有浓重的沧桑感。他们创作态度严肃，对生活有深刻的思索和独特的艺术追求，冷峻与雄浑似乎是他们共同的艺术风格，昭显出该派作家不仅具有表现生活的艺术才华，而且还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当时，有些作家正忙煞于淡化现实生活，以写远山野景为高雅；有些作品则彼此接近，不断相互重复或自我重复，题材和形式语言雷同。然而，社会派的开阔的空间，使那些醉于小花小草的私小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以多彩的笔墨写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的大趋势，对物欲横流的深层揭示，笔底风采渗透着作家的褒贬和道德评价，是战后日本文学领域中强有力的一翼，为日本留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作家通过全力所要描写的是，通过财阀的生活历程，解剖一个时代的侧面。在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瞩目的特大变化阶段，企业界的事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成为关注的对象。
文学作品单靠题材重大，而忽视表现手法的探索，从意境到手法墨守成规，很难给人以美感。石川达三和山崎丰子的小说，创作手法上成功地采用了散点透视和白描技巧，重质尚俗。他们在小说中，为主题的表达作了形象的而不是图解式的铺垫，所代表的意义涵盖面广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因而作品对日本社会丑恶势力的展示与挞伐也就更具普遍意义。由于对恶念的挖掘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从而使主题得到了有力的揭示。他们对人生的现实复杂、重叠、丰富的感受，非人工雕琢的结构更符合生活的原型，其艺术思维上的网结也就极为严密而斑斓。他们能够从已经发展了的世界中，发现比前人所发现的更多的东西，并一扫那些过于简单、浅显的发泄快感的需要，把自己的悲愤和控诉，最大限度地予以节制。读者难以在从头到尾的沉静的叙述中，感应到作家那既深明于社会病患而又难以疗救的深切痛苦。同时，他们还擅长多主题多层次对比的框架结构，他们的作品标志着日本文学创作的发展和艺术水平的提高。他们的作品所以能传达出那么深沉的感人力量，同他们在形式上的突破与创新也是分不开的。情节的取舍与提炼，筛选与组合，结构的安排与布局，语言的形象化在流畅自然中又厚重深邃，特别是通过大量细节，真实生动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社会背景下的人生际遇，精当入微的叙述方法与流畅清晰的语言表达，技巧熟练而周到。作家在这些形式因素上也倾注了心血，冷峻的批判与深刻的剖析同样表现得相当出色，不仅直面了矛盾的尖锐和复杂，而且也揭示了何以会沉沦的根源以及灵魂变质的过程，传达出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犀利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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