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准确论文,党的基本路线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所作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中，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在1997年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又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20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前进最可靠的保证。”我们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就要在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一
要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首先不能各取所需、片面理解，而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路线，既警惕右，又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来理解、把握。我今天的发言，主要想从历史的角度，从继承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来谈谈对基本路线的认识。邓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时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又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这些论述教导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同党的八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正确的，也不利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我认为，在恢复和继承方面，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但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很乱，真所谓形而上学猖獗，教条主义盛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又搞“两个凡是”，鼓吹本本主义，实行思想禁锢，继续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和思想僵化。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枷锁，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并推动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使全国上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我当时所在的黑龙江省委，通过辩论认定“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是红的；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通过调查划定了农作物种植线，减轻和避免了霜害，就都是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结果。
（二）恢复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形势，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1958年又按照八大路线，明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提出的工作中心的转变，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的任务终于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完成。一个时期里，由于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大的改善，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拉大了。这是应该永远引为教训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党内的健康力量的引导，广大人民的奋勇拼搏，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还是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以至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成就和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是错误的。这种割断历史的方法是不足取的。
（三）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在政治上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的坚持和运用。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一些人以解放思想为借口，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针对这股从右面来的怀疑或反对的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从此，四项基本原则成为立国之本，成为防止西化、分化的锐利武器，载入了党章和宪法。
（四）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用和平“赎买”方法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成功，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创造。我们的偏差，不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向、路线和最终目的上，而是在三大改造中和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把那些十分分散、生产力水平很低、不宜采取集体生产经营的单位，也一律集中公有公营了；没有允许公有经济中的多种实现形式存在；更没有允许在国民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没有在巩固新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是继续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以至不能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反而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造成实际工作中的巨大损失。三中全会后，党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摒弃越大越公越纯就越好的片面认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
在肯定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毛泽东思想和历史经验的继承关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发展和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入了新时期，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新经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新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认为，发展和创新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许多重大规律，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基本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认定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要持续很长时间；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
（二）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认为，建国以来所犯错误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三中全会以来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三个转变中，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关键。从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看，苏联东欧国家易帜，共产党下台，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抓住和解决好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没有站住脚。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20年的历史来看，我们之所以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并在这些考验中不断发展前进，根本的一点是抓住了、抓好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当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认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因素，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要以正确的政策和很好的工作，防止这种激化，解决好这类矛盾。
（三）实行对外开放，是三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决策。我们搞社会主义，要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面，但是决不能走闭关锁国的道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对外经济和技术交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也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这项工作做得好，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就会更加雄厚，同时，也可以对世界各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建国以后，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随着外交局面的打开，特别是中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具备了对外开放的主客观条件。三中全会作出的对外开放决策及当时和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措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四）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需要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与策略，又依据新的形势，进行了大胆的发展创新。对整个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邓小平作出了新的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注：《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据此，对新时期的对外方针、政策做了调整，坚持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既同西方发达国家搞经济合作，又同苏联东欧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还十分注重同周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1989年和1991年间，苏东剧变，我们也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制定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苦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等策略，顶住国际压力，坚定不移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开展灵活的多边外交，最终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间，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跌宕起伏，中国所以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巍然屹立，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是我们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结果，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对外政策的胜利，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到今年10月，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由1978年底的116个增加到162个，我们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政治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五）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后，片面追求大而纯的公有制，事实证明是不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客观实际的。三中全会后，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国情，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它对社会主义仍有积极的一面，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只要对它加以正确的领导，它可以活跃经济，增加税收，扩大就业，方便生活。因此在所有制上，我们党确定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并扶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的方针。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五大又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坚持和运用。对这个问题，江泽民1998年7月17日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十分中肯的论述，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必须是公有制，这要坚定不移。同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也要坚定不移。如果不把这两个坚定不移统一起来，只讲一面，就会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就建不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也是一个新发展。”
（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事物。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三中全会后，我们逐步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作法，先是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1979年3月，陈云发表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强调搞建设既要有计划按比例，又要注意市场调节。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3页。）后来又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主张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在具体做法上，我们仍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继续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也不能认为现在的做法已经完美无缺。在分配体制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制度，一改过去那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一大二公”的分配制度。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坚持按劳分配；同时它也承认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让一部分依靠诚实劳动的人先富裕起来，并不是剥削别人的结果，而是建立在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基础上。这个原则，只能逐步实现，不能一蹴而就。这个原则在执行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平均主义只能走向普遍贫穷。
三
2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遵循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积极探索和艰苦奋斗，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最可靠保证。
经过20年来的奋斗，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据统计，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1997年达到74772.4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8%；财政收入1978年为1132.26亿元，1997年达8651.14亿元，年均增长率1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建立，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封闭半封闭状况已经根本改变。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尽管全国还有七千万人口没有脱贫，但全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正向小康目标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繁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总之，这20年是建国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这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的又一伟大的历史创造，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也是不平凡的20年，是几经风波的20年。由于我们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三中全会前后，一些人以“两个凡是”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从“左”的方面来阻挠落实政策和拨乱反正的进程。党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实现了拨乱反正，及时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貌，为我们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上出现了丑化党和毛泽东、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80年代后期发展得比较严重，直至发生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面对旨在推翻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的进攻，邓小平率先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我们党在建国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从而使全党思想得到了统一，为继续前进创造了条件。在动乱、暴乱面前，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剧烈冲击波面前，在西方大国的无理“制裁”下，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没有变，改革开放的方针没有变。我们顶住了国内外的压力，捍卫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成功地经受了来势凶猛的政治考验。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近几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全党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坚定地指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我们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要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在邓小平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报告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完善，并使之成为了科学的体系。
1997年7月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因此遭受巨大冲击。特别是今年5月以来，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发展和加剧，印尼政局动荡，日元大幅贬值，俄罗斯金融危机，8月美国股市因此狂跌，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一些国家还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我国虽也因此受到相当的影响，经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仍然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1998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7%，1-8月工业增加值增长7.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4%，1-10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0.4%，外贸顺差比去年同期增长7.8%。与周边国家经济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仅成功地经受住了这场经济风险的重大考验，而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1998年夏季，我们又抗御了长江和松花江、嫩江的特大洪水，继续保持全国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风浪和危机面前，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了它巨大的优越性。改革开放20年来的事实教育了人们：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20年来，我们依靠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经受住了各种各样风浪的考验，顶住压力，站稳脚跟。今后也只有坚决贯彻这条基本路线，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四
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包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今天着重谈的是党的政治路线，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重视：
其一，如前所述，确定这条路线，是总结三中全会以前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坚持这条路线又为三中全会以后2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所证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今后的实践还将对它做进一步的检验和证明。
其二，是因为国际和国内总是有人有意或无意地试图改变这条路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有过因党的八大路线被逐渐偏离和中断、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造成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社会不稳定、人际关系紧张、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和经济体制僵化落后的沉痛教训。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实践中一定要敢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的教条式理解，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左”的思想和政策的束缚。但是，当前给我感受最深的，或者说使我触目惊心的是那些片面理解、甚至是肆意歪曲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他们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并简单地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同初级阶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把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多种分配制度并存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这些形而上学的言行已经造成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严重危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江泽民1998年7月17日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党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处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中，能不能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对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的确，邓小平关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指示和江泽民的这段讲话是有所感而发的，是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自觉地抵制并坚决地同一切“左”的和右的试图偏离或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行为做斗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理论。我想这是我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应该得出的最重要的共识。
其三，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形成的这条基本路线，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制定的，反过来又指导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邓小平生前为我们制定了三步走的宏伟战略目标，即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的50年代起，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正是一百年左右的时间。现在，我们遵循这条基本路线，实现了国民经济翻两番，达到了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我们要牢记邓小平最后的嘱托：“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邓小平理论也在不断的实践发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并逐渐完善起来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集中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基本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长期的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它并没有穷极真理，而是为我们开辟了进一步认识这一阶段的建设规律、揭示社会主义从初级到高级、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正确道路。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事物和新问题。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原理原则分析新情况，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我们有了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还必须因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还必须在实践中总结我们的经验，提高我们的认识，完善我们的各种制度，更多地研究和验证我们的理论。江泽民最近在谈学风问题时，再次重申：“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发展。”我想，这不仅应该成为我们的学风，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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