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爱情传奇与文人意识的觉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文人论文,意识论文,传奇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Ⅰ207.41
唐传奇的创作，在中唐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它的作者多为文人士大夫，他们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或耳闻目睹之事为素材，描绘出唐代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丹纳曾经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丹纳《艺术哲学》第6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唐传奇中生命的流动、 才情的迸发和欲望的激荡，正载寓着唐代文人对爱情、生命、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独特感悟与思考，它不仅展示了唐人热情、浪漫、豁达、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出唐代文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转变、生活理想以及独特追求。本文试图通过对唐代爱情传奇小说的初步探讨，来管窥中晚唐时期文人思想意识的萌动与觉醒。
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唐代文人有意识地创作小说，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妇女形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以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了新的时代风采。
与前后其他时代相比，唐代女性的地位是高的。唐代有命妇朝谒制度，女子能在正殿接受天子的召见，甚至在大唐宫廷祭祀天神地祇的场合，她们也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出现在唐朝，这更强化了唐人的女性独立意识。为此，唐传奇的作者们将更多的笔墨集中于那些个性独立、具有执著追求精神的女性身上，其中特别歌颂了她们在爱情追求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塑造出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她们当中有《任氏传》里大胆坦率、勇敢追求爱情的狐女任氏；有《离魂记》中因“精诚所感”，魂离肉体，追随意中人而去的痴情女子张倩娘；有《霍小玉传》中为爱情勇敢抗争，至死不渝的娼门女子霍小玉；有《飞烟传》中敢于向封建婚姻制度挑战，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官僚侍妾步飞烟。这些感人的女性形象，是唐传奇作家逐步摆脱魏晋名教束缚，对妇女个体价值和地位的肯定，是对妇女人格的尊重与认可，它代表了唐代文人较为进步的妇女观。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儒礼极力倡导“妇德尚柔”（《女史箴》）、“男子以强为贵，女子以弱为美”（班昭《女诫》），要求女子即便是在经寸之地的家庭范围内活动，也要言轻步缓，谦卑柔顺。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处于支配地位，妻子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唐以前许多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家庭关系都是如此。但唐传奇作者却一反传统格局，在不少作品中展现的不再是女性受制于男性，恰恰相反，是男性依赖于女性，甚至连男子的命运也是由妻子决定的，女性一变而为家庭的主宰。
《李娃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我们从作者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李娃的身上，便充分感受到作者观念的转变。李娃系长安名娼，荥阳公子与之结识后，流连忘返，荡尽资财。迫于外界的压力，李娃离他而去。几经坎坷，荥阳公子沦为乞丐，在他即将冻馁至死的危急关头，是李娃毅然决然地拯救了他，并倾其钱财，供他读书，使他一举成名，飞黄腾达。李娃以超凡的胆识、独立的人格、令人赞叹的节行，使我们领略到唐代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传奇中还有不少以人间男性与神界女性相恋并结合为题材的作品，在这种人神婚姻关系中，男子对女性的依赖更加明显。《柳毅传》中的柳毅在与洞庭龙女成婚后，不仅得到“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而且还成为长寿仙人，“春秋积序，容状不衰”，甚至连他的亲属也跟着沾濡恩泽。《异闻录》中，韦安道与后土夫人的夫妻关系虽然短暂，但它却改变了韦安道一生的命运。后土夫人令当时的女皇武则天赐给韦安道钱五百万、官五品，并传呼来冥界的古代帝王、著名功臣，让韦安道给他们一一写生，使韦安道的画成为稀世之宝。韦安道的财富、官位、声望都是依靠后土夫人获得的。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些人神相恋的婚姻中，作者突出地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依赖，强调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独立的人格、非凡的才能，她们帮助男子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地位、财富、功名、事业，这与传统观念中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思想截然不同，表明了唐传奇作者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及女性观念的发展和演变。
二、爱情追求意识的觉醒
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前所未有的。郭箴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史》中指出：“在唐以前，中国向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传奇。就是唐人所作传奇，也要算这一类最为优秀。”的确，唐传奇作家对爱情题材的偏嗜，成为唐人小说乃至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一大特点。唐传奇“记闺阁事，绰有情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仅就恋爱对象而言，有人狐恋、人猿恋、人鬼恋、人神恋，有书生与娼妓之恋，有皇帝与贵妃之恋；就其内容而言，有叙说男女私奔、私通的，有男子始乱终弃的，有历经艰难、终成眷属的，有失而复得、破镜重圆的，有单思成疾、终结连理的……形形色色，洋洋洒洒，令人叹为观止，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堪称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透过内容繁富、异彩纷呈的唐传奇作品，我们不仅欣赏到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注意到作者对恋爱过程、恋爱心理的描写与剖析，注意到作者在爱情故事中对“情”的理性思索。唐代社会风气较开放，男女有自由交往的机会，但自由的爱情仍然受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的礼法道德的限制，男女之间自然、合理的相爱仍然被视作“淫”。唐传奇作者正是清醒地认识到“情”与“礼”相抵牾的社会现实，才在作品中大胆讴歌青年男女冲破封建道德的樊篱，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可贵精神。
《莺莺传》中的大家闺秀崔莺莺从小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她初见张生时“双脸销红”，“羞于应对”，但矜持的外表，并不能掩盖她对爱的渴望，所以见到“性温若，美风容”的张生送来的表达爱慕之心的《春词》后，情不能已，约张生赴会，可当张生真的出现在她的面前时，莺莺在恪守礼法与接纳张生这一问题上，内心却出现了矛盾，当头脑中的礼教观念占了上风时，她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端服严容”地斥责张生的“非礼之动”，要张生“以礼自持，无及于乱”，看似义正辞严，实则不堪一击，爱情的闸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闭，事隔不久，她终于经受不住爱情激流的冲击，做出了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投入张生的怀抱。小说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崔莺莺在恋爱过程中复杂多变的矛盾心理，同时也揭示出张生在追求莺莺时所经历的痴迷、痛苦、茫然的心态。作者以感人的艺术形象号召青年男女勇敢地追求与生俱来的“情爱”，以抗击封建道德的“礼法”。
唐传奇作者笔下的爱情追求是狂热的，一见钟情、自由恋爱是他们最理想的爱情境界。为得到理想的爱情，他们以克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苦苦追寻，毫不退缩。《裴航》中被称为“狂人”的裴航，为寻求定情物，竟不惜抛弃仕途，冷落朋友，以高于时流、超出世俗的行为，去赢得爱情；《离魂记》中的张倩娘敢于“弃大义”，“徒行跣足而至”，灵魂与意中人形影不离；《崔护》中的痴情女子，先为爱情绝食身亡，后又为爱情感动，死而复生。这些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虽然还未完全脱离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简单描写，但作者已将一见钟情作为两情相悦的契机，随着爱情的发展，作者更侧重于揭示男女双方在精神上的沟通、心灵上的合拍。《虬髯客传》中李靖与红拂女的爱情就具有深层次的内涵。红拂女之所以私奔李靖，是因为李靖的远见卓识和不畏权贵的刚直，而李靖爱红拂女，则主要是因为红拂女不同凡俗的谈吐与胸怀。在他们郎才女貌的爱情中，“才”已不仅仅是吟花咏柳之才，“貌”也不是唯一或主要的因素了，他们的爱情更多的是建筑在相同的见解、一致的理想上的，是心灵的契合与相通。唐代文人笔下的爱情故事，虽然还未完全脱离家世利益、世俗荣辱的范围，但它已将男女双方的情感和个人的意愿放在了首位。尽管这样的爱情追求在现实中很难如愿，但唐传奇作者的爱情颂歌，却为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起了昭示的作用，它也寄寓着唐代文人浪漫的爱情理想。
三、婚姻自主意识的觉醒
“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页）唐代的婚姻特别讲究门第的相配， 讲究士庶不婚，社会上形成了“婚必与高门”的风气，一般文人不仅把娶豪门之女作为婚姻追求的目标，而且将其作为仕途畅通的保证，当时同崔、卢、李、郑、王五大士族联姻，成为婚姻的最高理想。“富贵过人”的唐朝宰相薛元超，自称平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不娶五姓女”。这种婚姻关系，当然谈不上什么爱情，只不过是权势的结合，是唐代统治阶级维护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随着唐代文人爱情、婚姻意识的逐渐觉醒，他们开始自觉地揭露、抨击唐代婚姻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罪恶。
蒋防的《霍小玉传》就是一篇揭露门阀婚姻制度罪恶的力作。霍小玉本为王府的千金小姐，但由于其母出自贱庶，终被“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沦入娼门。在与书生李益相爱后，她担心自己出身低下，会遭到“女萝无托，秋扇见捐”的命运，曾心酸地提出在不耽误李益另娶高门女子的前提下，与李益爱恋八年。可李益在做官后，很快就抛弃了小玉，结亲于甲族卢氏，致使小玉相思成疾，含恨身亡。李益的负心，固然有其个人品质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受了当时婚姻制度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以李益的个性，他不可能抗拒母命，更何况卢氏是甲族，完全符合“婚必与高门”的婚姻标准，所以李益抛弃霍小玉不只是由于礼法上要服从母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门第与利益的考虑，是社会将李益肢解了，使他魂不守舍，负心背盟，另攀高门。霍小玉的悲剧真实地反映了自主婚姻与门阀婚姻的矛盾对立，它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真相，揭示出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
《李娃传》也是一篇向封建门阀婚姻制度提出挑战的作品。李娃虽为娼妓，但她有头脑有个性，对社会以及自己所处的地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荥阳公子得官后，她主动请求离去，以成全公子“结媛鼎族”的婚姻。在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李娃与公子之间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我们设想如果李娃回到假母处倚门卖笑、重操旧业倒是非常合乎生活的逻辑，可小说的作者却偏让沦落风尘的妓女堂而皇之地成为贵官的正妻，还被皇帝封为“汧国夫人”。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娼妓入主中馈在门阀观念极其严重的唐代极不可能，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但传奇作者不仅让这一不可能的结局变成现实，而且还让她的后代官位显达，与高门联姻。究其原因，正如张长弓所言：“这是讥骂那些姓郑的虽然爵高官大，姻媾皆属甲门，但他们都是婊子生的，有什么可贵。”（《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很显然，这是唐代文人婚姻自主意识觉醒后，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反抗，它代表了唐人对自主婚姻的肯定与追求。
四、世俗享乐意识的觉醒
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们在积极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狂热地追求着尘世的种种快乐，功名利禄、娇妻美妾、声色歌舞、长生富贵都成为唐人生活的追求目标。道教由于提倡“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能”、“生以长寿，声色滋味久乐之”而恰好投合了唐人企盼随心所欲享用天地间一切快乐的心理，所以在唐代得到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欢迎。唐代诗人中也有不少热衷道教的，如陈子昂、孟浩然、李白等都曾求仙访道，用诗歌表达对神仙生活的追慕与向往。唐传奇受此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出现了不少遇仙富贵、人神相恋的作品。特别是到了中晚唐时期，由于朋党纷争、国势衰微、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更需要在拜道求仙中安顿自己空虚、失落的灵魂，文人才子也更自觉地借助道教中有关仙人仙境的意象，编织现实中难圆的好梦，试图通过梦境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发泄一下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与不满。
唐代文人一般都憧憬四件事：进士及第、结媛鼎族、荣华富贵、得道成仙。但时代的潮流跌荡起伏，人间的世事倏忽变幻，有几人能遂心如愿呢？所以失意文人借助小说创作中的神仙意象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生活愿望，在虚幻的白日梦中使自己失衡的心理得到一些满足便成了必然。正如胡应麟所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二酉缀遗》）所以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唐传奇中人神相恋的作品更富有人情味，《任氏传》、《柳毅传》、《裴航》、《崔书生》、《后土夫人》等，都是文人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借助神灵意象、迷人幻境编织而成的作品。小说中落魄书生的形象，是文人用来表现自己不合时宜的妄想与情思的依托，是文人为改变自己不济命运而虚设的化身。在他们构想改变文人多蹇命运的契机中，最浪漫、最实惠的莫过于与神仙的艳遇。唐传奇中的神女，个个美艳绝伦，风流多情，弹琴赋诗，行动自由，只知奉献，不图索取，虽然地位很高，但绝不嫌贫爱富，对穷书生更是一往情深，穷书生一旦遇上她们，往往会受到逾分的尊重与赏识，不仅财色兼得，地位大大提高，而且还会得道成仙，永享富贵。那些形形色色、曲折复杂的艳遇故事，实际上是文人内心种种欲望，特别是婚恋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又不愿安之若命时所产生的自慰式的幻想，其中的龙女仙姑不过是高门女子的化身。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文人由于不满浊恶的世道，不满已有的物质享受，他们时而沉溺在尘世的欲海，时而飞升到理想的天国，不断地创造出富丽堂皇、奇瑰迷人的异境仙域，神往着不用劳动就可以拥有丰衣足食、娇妻美妾、富贵长寿、无忧无烦的生活，这种不劳而获皆可遂愿的思想，实质上是唐代文人穷书生式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是想扯着豪门闺秀的裙带往上爬升思想的变相反映。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在古代文学中，神仙仙境并不完全象征令人心迷神醉的地方，它向凡人显示着欲望的满足与诱惑，并启悟他认识欢乐的短暂性和‘风月繁华’的‘虚幻’。”（康正果《风骚与艳情》第2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唐代文人正是悟到了人间欢乐的短暂、 荣华富贵的难得，才一味沉醉在自己构造的幻境中，以求得一时的满足与快慰。插上作者幻想的翅膀，唐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多是神仙下凡，即便是现世的女子，也都貌如天人，尊贵富有，妙于诗才，风流贞顺，甚至连娼妓也如此，她们都与文人有着命定的宿缘，能给文人带来所神往的一切，让他们享尽天上人间的快乐，轻而易举地拥有财富、地位、美女、长生。这种神异奇妙的组合，完美地存在于唐人小说的时空中，极大地满足了唐代文人追求世俗享乐而不得的心理，反映出唐代文人对世俗享乐的狂热追求。
以上是我们对唐代爱情传奇中文人意识觉醒与生活理想的大致梳理和粗浅论述，尽管还失之片面，但从中却不难发现唐代文人受时代风气、社会思潮的影响，于自觉、不自觉中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其执著的人生追求，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尽情张扬的人性，代表了历史进程中唐人思想意识的觉醒、精神风貌的转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收稿日期：1998—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