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历史看未来——近三百年楚辞研究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三百年论文,启示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5月， 深圳大学承办的“深圳国际楚辞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七届年会”，集中讨论“跨世纪楚辞学研究走向”，这对推动楚辞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探讨“跨世纪楚辞学研究走向”，可有多种方法，就大体而言，不外乎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两种。大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分析对楚辞学的影响，以及楚辞学可能作出的反映，均属外部研究；而从学科自身运动进行探讨的，均属内部研究。前者属于“预测之预测”，不确定因素较多，难度很大，故非个人能力所及；而后者则不论从哪一方面切入，都必须根据历史。因此，要预见学术的发展，就必须了解学术的历史。
回眸两千年的楚辞学研究史便会发现，近三百年是楚辞学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时期。从1640年至1949年的三百余年间，中国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短短几百年就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中国无时无刻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正是在此时期，楚辞研究却得到空前的发展。总结这一时期的楚辞学研究，对新世纪楚辞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预示作用。
一、时代造就的特殊研究者及辉煌成果
“时势造英雄”。特殊而艰难的时代为我们民族造就了一批特殊而卓越的楚辞研究者。这批卓有成就的楚辞学者，依其思想性格和身世经历，大致可分为3类。
第一类为明末清初的民族志士。他们均经历民族的危亡，并进入明末封建统治的最高决策层，又都刚直不阿，敢于抗言直谏，明亡后或隐于深山，或藏于民间，拒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的心与屈原贴得最近，对楚辞常有常人难有的深刻理解。
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便是这样的楚辞学者。王氏为明崇祯年间举人，清兵入关南下，他奋起组织义军抗清，失败后辗转赴桂林，于桂王政府中任职，桂林失守后隐居深山，闭门著书30余年，清王朝多次馈赠与礼聘，均被拒绝。由于他所处时代及思想经历与屈原相似，对屈赋的理解在关键处常能比前代学者深入一层。如当时南明桂王政府一帮小人，置国家危难于不顾，结党营私，构陷忠良。王氏深遭其祸，几陷大狱，为此曾“愤激咯血，因求解职”。他在《楚辞通释·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至“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段后注道：“此言小人艰险，朝问己与同谋议，夕即谤毁。虽清操孤尚，在浊世而不能伸。……君子不幸与奸佞同朝，必逢其害，固势所必然。素料其然，而自信无悔，则虽死故不足为己伤也。”在国、君、臣、民的关系方面，王氏对屈原的理解也在前代学者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在屈骚里爱国与忠君、忠君与怨君、爱国与忧民，都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国，君主之优劣亦应以国之利益衡量之。（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不能详述，请读者参阅《楚辞通释》之《哀郢序》与《惜往日》序。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1月铅字断句排印本。 ）王氏身处封建末世，明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使他敢于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帝王制度，从而萌发出在当时难能可贵的民主思想，以上观点正是这种思想在屈骚研究中的反映。
再如钱澄之，这位年少时即敢于当街独身挡住阉党要员御史巡按之大驾，抗声揭其秽行而名震四方的著名学者，与复社名流雅相引重，清兵入关后，曾于福王、唐王、桂王政府中历任要职，因屡屡上书指陈时弊而得罪权贵，后乞假间道归乡里，结庐先人墓旁，发愤著书，终身不仕。钱氏类似屈原的种种遭际使其对屈原、庄周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庄子屈子之所为，一处潜，一处元，皆时为之也。”他认为“庄屈无二道”，（注：见《庄屈合诂·屈子诂·自序》，清康熙刊本。）特将《庄子诂》与《屈子诂》合并为一书，名之《庄屈合诂》，此见解远超前人，今天的“庄屈形异实同论”，实滥觞于此。他认为屈原政治理想的核心是“美政”，《离骚》中“称芳不一”则其象征意义有别，女媭并非真心詈原，而是担心其弟因嫉恶如仇而殀死等等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且确有见地之论，其中时时透射出钱氏自己的影子。
又如李陈玉，这位曾任明侍御史的志士，明亡后“慷慨弃家人山，往来楚粤间，行吟泽畔，憔悴踯躅，犹屈子之志也”。（注：李陈玉：《楚辞笺注·魏学渠序》，清康熙十一年仲春武塘魏子渠刊本。）他一生以屈原为榜样，心理与屈子相类，故研屈不拘泥于字词训诂，而重心灵感会。注《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曰：“尔以予为鲧，请即质之于舜。”（注：李陈玉：《楚辞笺注·离骚》注。清康熙十一年仲春武塘魏子渠刊本。）意思为屈原以自己为鲧，南征特向舜陈辞。因女媭以“鲧婞直以亡身”的史例教责屈原，而治杀鲧的恰恰就是舜。此见解与诸家不同，却言之成理；全在领悟妙解，非仅从纸面字句钻研能得。
第二类为虽入仕清王朝或封建统治的最高决策层，但重视人品气节，钦敬仰慕屈原，注屈研屈实为心理的寄托和抒泄，因而见解亦常有独到之处，给人以很大启发。这类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方苞和梁启超。
方苞，清初著名文学家，桐城古文学派创始人。康熙进士，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方氏历仕三朝清皇，又教读皇子，扈跸行宫，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集万权于一身、猜忌专断、乍喜乍怒等种种特殊性格心理深有体会，而朝臣间党同伐异，卖友求荣等种种丑行，亦眼见身历，深尝文字狱之恐怖，对屈原其人其诗之体会自有常人难到之处。所著《离骚正义》不重音韵、训诂，亦不拘泥于字字落实，而以阐述义理为主旨，又特别善于体会《离骚》话外之音，味外之旨，如“求女”之义，王逸解为求贤臣，朱熹解为求贤君，方氏则于“相下女之可诒”句后注曰：
以众女比谗邪，则下女乃喻亲臣重臣能为己解于君者。原之屡摧于谗妬，已无意于人世矣，及反顾高邱，而不能忘情于宗国，则精神志趣，勃然兴起，而有与物皆春之思，故以游春宫为喻也。众女虽多嫉妬，然下女中独无好贤乐善而可诒以琼枝之佩者乎？
方氏解“求女”为“亲臣重臣能为己解于君者”，实乃一大创见，其后胡文英所言“求女”即“求通君侧之人”，（注：见胡文英：《屈骚指掌·离骚》注，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影印本。）即据于此。方氏以此解为基础，将《离骚》之“求女”分为4层， 而对“求宓妃”、“求二姚”均有相应之解释，由此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确为对楚辞研究的一大贡献。
梁启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回国后参与高层政治决策，曾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以后亦学亦政，为高层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梁氏的不凡经历对研究屈原屈骚大有裨益，他对屈原矛盾心态、自沉意义和屈骚艺术想象的研究，对《天问》以神话学方式的研究，都推向了新的高度。
第三类为一批经历过民族的危亡、目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而又德行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学者。特定的社会条件使他们与屈原心心相印，楚辞研究成为他们毕生钟爱的事业，而几十年潜心研究所达到的深度自然非前人所能及。
他们中有的遁迹深山，枕石漱流，虽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而矢志不移，以毕生心血研究的楚辞著作也多由后人或友人整理出版，如贺宜荪等；有的隐居民间，声名远扬却终生不仕，研屈之著均为其得意之作，如蒋骥、姚培谦、陈本礼、王邦采等。他们或是于一物一事之训独有所得，如陈本礼《屈辞精义》之释“东皇太一”；或是于一段之义理析之甚精，如贺宜荪《骚筏》之析《离骚》首四句；或是另辟研究新径，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之地理研究；或是以他山之石以攻玉，如姚培谦《楚辞节注》以《老子·德经》释《远游》之“得一”……总之，均有其成功之处。（注：以上4人的具体见解，可参阅他们的著作， 此处无法一一介绍。）
他们中有学养深厚、学识精湛的朴学大师，虽接受文职微官，却思想独立，气节尚存。如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尚未受职，闭户成《屈原赋注》。戴氏不仅为一代朴学大师，而且还是具有先进民主思想的思想家，二者结合以攻楚辞，《屈原赋注》自然成为楚辞学中的“扛鼎”之作。
他们中还有“五四”以后的杰出学者，如闻一多、游国恩等。开始，他们由于年轻历世不深，又受当时怀疑、否定传统文化遗产思潮的影响，研究屈原和屈赋的态度不甚严肃，研究结论也有些轻率。（注：闻一多先生的，可参阅《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中的《神话与诗·屈原问题》；游国恩先生的，可参阅《楚辞概论》1928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中对《九歌》、《渔父》、《卜居》的有关论断。）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颠沛流离，在血与火的民族危机中体验到什么是民族感情。这时，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理解屈原，读懂屈赋，随之研究的感情、态度甚至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研究楚辞的主要成就都是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取得的。只要将他们抗战前后所发表的屈学论文作一比较，便可得出此结论。
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历来注意对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性格的研究，孟子“知人论世”的观点始终是研究的原则之一。而在中国文学研究史的研究中，这点却容易被人忽视，似乎孟子的这一原则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其实研究者的个人情况对研究之研究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在楚辞研究史上是如此。因此，那些在与屈原相似时代、有着与屈原相近遭际又坚守与屈原相同品格气节的学者，他们以毕生心血研究楚辞所得之结论，以苦痛的心灵透过屈骚的字里行间去感触屈原心理状况所悟之真谛，便特别值得珍视。而21世纪的学者，不可能再有以上学者的那些经历，因此他们的著作客观上已成为宝贵的学术珍品。这是在通过研究近三百年楚辞研究史来展望其未来走向时，须首先注意的。
二、前两百年研究为后来研究奠定基础
学术界一般认为，楚辞研究在“五四”后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方法手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着质的飞跃。以前笔者亦持此看法。但是，笔者在研读近三百年一些研屈著作后却惊异地发现，这个巨变实际上是从清初开始的，今天所说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思路，与其说肇端于“五四”后，不如说滥觞于清初时。甚至今天研究的某些角度和方向，在那时就已经确立了。略举数例，以证不诬。
例1.从心理角度研究楚辞。
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并不是说此前人们就没有对人类心理进行过探讨。提倡以心理学研究楚辞，是1986年的事（注：笔者1986年在中国屈原学会浙江富阳会议上主张“应当开展和重视对楚辞学的心理研究”，并提出一研究提纲。后以《应当重视楚辞学中的心理研究》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3期上。），但学者们都公认，从这个角度观察、分析屈原作品，“五四”以后就开始了。现在看来，这个开始时间还要大大提前。朱冀在《离骚辩·自序》中说：
适岁在丙戌，秋冬之交，忽疽发于腰膂间，足不能窥户者两阅月。每借读骚以自遣……下元之夕，梦中恍惚，手执是编，与一老人互相辩证，久之欣欣若有所得……顿觉心目之前，迥乎其不同于前此之所知所见……于是兴会所至，忘其固陋，随得随书，并不计辞句之拙。
这里谈的是研究中的潜意识问题。对于这种研究者（研究主体）的潜意识作用，朱冀反复思索：“虽然，余究不知梦寐之中若或启之者，为果有其人耶？将昼有所思，即夜有所梦耶？又不知余一时之兴到笔随，果有合于当年之属辞此事否耶？ ”《离骚辩》出版于康熙丙戌（公元1706年），无独有偶，出版于乾隆三十一年的鲁笔之《楚辞达》，其梁氏序言中也谈及此问题：
先生自序其时艺曰：间尝独往深山空谷中，四顾无人，划然一啸，忽心关震动，如乐出虚然。则此书之成，要亦当其划然一啸时欤？
足见，康乾时之学者，已十分重视研究中之潜意识作用，而对于研究对象之种种心理现象，也已进行较为实在的分析。如方苞在《离骚正义》中已注意研究屈原的创作心理。他将《离骚》中所有表现屈原对君王态度的句子加以对照，发现只有一处有所怨怼——“怨灵修之浩荡兮”，其余则是称美人、称灵修、称哲王，由此看出屈原对楚怀王感情深挚。他又仔细对比诗中指斥“兰”、“椒”、“榝”的措词的程度差异，发现屈原对“兰”、“椒”、“榝”所代表的小人态度有细微之差别。再如贺宜荪在《骚筏》中对屈原作为伟人而有常人心理的分析，龚景瀚在《离骚笺》中通过分段对屈原表现心理的揣摸等等，均足以说明这点。
例2.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楚辞。
同心理学一样，社会、文化、政治等学科独立虽晚，但二千多年前就有了关于它们的研究。而从这些角度研究楚辞，确确实实在清初就开始了。钱澄之在《屈诂·离骚》中写道：“美政，原所造之宪令，其生平学术尽在于此，原疏而宪令废矣，所最痛心者，此也。”
钱氏以丰富的社会政治知识，准确抓住屈原政治思想的核心，断定“美政”为其一生“学术”之精华，从而开了从政治思想入手研究屈原之端绪。再如从社会文化入手研究楚辞，王夫之《楚辞通释》可说是一个代表。王氏生长于楚地，终老于沅湘，对楚文化十分熟悉，因而他研究《九歌》既同意王逸对沅湘之间宗教文化的描述，又根据自己对楚地祭祀形式、内容的透彻了解，断定它纯粹是娱神的乐章，屈子的情感为一种不自觉的流露，从而反对王逸的寄托说。两者比较，王氏解释显然合理一些。胡濬源对《九歌》的研究，亦注意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其所引《晋书·夏统传》一段，介绍晋代楚地女巫的表演，完全可作为《九哥》的注脚。（注：见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之《九歌》部分。）注意从社会文化方面研究的，还有陈本礼《屈辞精义》、刘梦鹏《屈子章句》等。
例3.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楚辞。
清初学者，大多注意楚辞的地名考释，有的已注意各地点之间的位置关系，其中成就最高者当推蒋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绘有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途，涉江路图和渔父、怀沙路图等5幅地图。这些地图只是蒋氏研究楚辞地理的一部分， 只是将散见于各章注释中的结论集中于此以作形象的显现。从中可看出，他对先秦古地理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即使以今天眼光苛求，也不失其参考价值。另外，比蒋氏稍晚的胡文英，为了考察屈子所涉历的地区，曾“两涉楚南，三留楚北，询之耆宿，按之众图，绎之屈子之书，仿佛之所涉”。（注：见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如此具体扎实的调查，十分类似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
例4.以新的思路研究楚辞。
所谓新思路，是指在观照、训释、分析、鉴赏楚辞时总的思考方法的变换。这种变换，大多不是确立于“五四”，而是产生于清初。如对楚辞作纯文学对象研究，许多学者认为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注：参阅《楚辞要籍解题·屈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论完全不合事实。方苞、朱冀、胡濬源均从纯文学角度对屈骚作了研究。尤其是鲁笔，他的《见南斋读骚指略》从文学艺术的19个方面，对《离骚》作了详细的研究。又如，有的学者评价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概论》时说：它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它的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没有的”。（注：陆侃如：《楚辞概论·序》，见游国恩《楚辞概论》。）此话也说得太绝对了，戴震、夏大霖、胡濬源、贺宜荪等都把楚辞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分析。
以上事例使笔者认识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术分支或曰“专学”，也是一种事物。它的发展，主要由该分支研究的内部运动所决定，推动它前进的是“内驱力”，外因仍然只能是一种条件。楚辞学多角度、全方位研究格局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楚辞研究发展的需要，清初民族矛盾的尖锐与社会的变化为其创造了外部条件。“五四”以来，乃至新时期以来的楚辞研究，客观上都是清代楚辞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所谓“新途径”、“新角度”，大多是“老途径”、“老角度”，只不过在这个途径上我们采用了新的成果、新的知识而已。比如心理研究方面，清初一批学者就已注意到了，只不过他们不知“心理学”这个名词，也不可能具有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知识。
三、三百年研究的波浪式发展及其前瞻
三百多年楚辞研究的运动轨迹，大致经历了两次起伏：清初的一百多年为一次高潮，清末至“五四”为又一次高潮。可以说，近三百年的楚辞研究的波动形状为整个楚辞研究史的缩影。
两个波谷，一个产生于清中后期，一个产生于“五四”以后至抗战前夕，其主要表现在于对屈原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同以往一样，每当民族矛盾缓解，社会表面上——只是表面上——安定平静一些，对屈原的不理解或误解便会出现。比如清后期的俞樾，以朴学方法研究楚辞确有一定成就，但在《宾萌集》中论及屈原思想人格时却说：“屈原，贤者也，然若未若柳下惠焉。”并言：“今读其调，乃如妇人女子失意于人所为者，君子不怨天不忧人”。这充分表现出对屈原的不理解。而“五四”以后，一方面是研究相对沉寂，另一面是各种误解、怪论丛生。俞氏还不敢在专研楚辞的著作《读楚辞》中说这番话，而“五四”以后则有“文学弄臣”说、“嬖人”说公开发表，直至发展到“屈原根本无其人，楚辞为后人所作”的观点出现。甚至有著名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注：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可见廖平（字季平）《六译馆丛书·楚辞讲义》、胡适《读楚辞》、《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神话与诗·屈原问题》等。）当然，抗日战争一爆发，上述论调便不攻自破了。
了解了近三百年楚辞研究史的内容、特点及运动轨迹，新时期楚辞研究走向就自然凸现出来：
第一，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楚辞的格局和走向将不会改变。而在各个研究途径上仍将大力引进新的知识、新的理论，这些新的知识、新的理论不会全是西方的，也将包括许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用文学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楚辞将重新盛行，甚至朴学研究楚辞的方法也将重新崛起。但它们不会是简单的历史的重复，将引起新的语言学成果和新的历史科学理论。
第二，将更加注意从艺术、文学、诗歌本身来研究楚辞，注意其艺术特色、审美特质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流变及影响。
第三，楚辞研究史、研究的研究将受到重视，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楚辞将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全世界不断扩大影响，楚辞的研究将对此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未来的楚辞学研究中，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
在研究主体方面，新一代的年轻楚辞学者，不可能具有清初楚辞学者那样的经历，也不可能具有今天中、老年楚辞学者坎坷的人生经历，因而很难从社会和人生方面理解屈原和感受他的作品，单纯的书本经历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屈原的误解。因而，了解楚辞研究史应为21世纪楚辞学者的基本功。
新世纪中的楚辞研究条件，肯定比20世纪要优越得多，但这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即忽视对文本的独立的、直接的把握。因此，文字、音韵、训诂也仍应是研究者的基本功。
在外部环境方面，在下世纪的上半叶，楚辞研究将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经济和金钱的压力，二是西方文化的压力。而整个21世纪都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交融的世纪。
因此，在内外条件的双重作用下，下世纪初楚辞研究可能走入波谷。当然，每一位楚辞研究者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而这也是可以防止的。到下世纪中叶，相信楚辞学甚或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将重现辉煌。
本文于1998年9月收到。